对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一点浅见

金门大学闽南文化研究所  李宗翰

　　梁庆寅教授用库恩（Thomas Samuel Kuhn）所提出的“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概念，来说明所谓的学术共同体，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库恩虽然是在谈科学知识的发展，但只要稍作调整，应用到人文学界也深具洞见。

　　库恩以“范式”（paradigm）来定义科学共同体。他所指的共同体，主要是一个具有一般性意义的、广泛层次的共同体，成员共享一个具有共同研究问题的范式，其共同接受的预设包括概念、观察经验与方法。也就是说，共同体与范式实是一体之两面。这当然与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学术共同体层次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在人文领域中，很难有科学领域意义的范式存在。用郑振满教授的话说，就是人文学者往往各有各的“套路”，因此不易出现一个能够统摄一切的范式。也因此，若要将库恩的共同体概念应用到人文领域，首先应注意的是，其指称的应该是范围相对有限的学术群体。

　　库恩也指出，在一个范式成熟之后，对于接受此一范式的个别研究者而言，主要工作几乎都不是去建构新的世界观，相反，他／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按照范式所规定的方法，解决范式中尚未厘清的谜题。也就是说，在一范式之中，其社群成员主要只被鼓励或允许从事研究此范式所认可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缩限了研究范围与视角，同时也抗拒了范式变迁，但另一方面，在此一范式所聚焦的领域中，透过研究社群的集体投入，范式也为知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细节与精确度，从而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库恩特别强调，这种知识的进步，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达成。

　　因此，就人文领域而言，华南学派可谓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论它的成员究竟是一百人、两百人，还是一千人，它终究形成了一个研究范式，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并不断吸引新血加入。在这次工作坊中，张小军教授指出人类学与历史学所问的问题是相同的，因此两个学科差别不大，而郑振满教授则认为两个学科是不同的。两位教授的看法似乎相互矛盾，我想他们其实是在谈人类知识两个非常重要但可能也是永远无解的面向。

　　人文学科之所以不易出现统摄一切的范式，主要根源在于人文世界的复杂性。人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更何况是由无数的人所构成的大千世界。人无法拥有上帝的全知视角，只能选择某个特定立场来观察世界，否则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可能存在。这也是学科划分的由来：每个人文学科都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效的视角来观察人文世界。

　　所有的人文学科，最终目的都是增进人类对此一人文世界的认识。就此一层次而言，正如张小军教授所说，所有人文学科的差别其实不大。然而人毕竟只能选择一个特定的视角，来试图理解永远不可能为人所完全掌握的人文世界，这就是郑振满教授所说的，不同学科各有不同的套路。今天人文领域的主要知识类别，如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都是西方科学知识架构下的产物。其中历史学虽然中国早已有之，但当代中国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差异，恐怕比与现代西方史学的差异更大。今天我们对这些学科分类早已习以为常，因为这些学科都已相对成熟，各自建立其范式，从而造成彼此间壁垒森严的状态。然而若回溯现代西方学科分类的源头，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学科都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定型，而其学术机构的正式建立则又更晚。以社会学为例，“sociology”一词于1838年由孔德（Auguste Comte）首次使用，然而第一个社会系的建立已到1892年。其他如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也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学科分类，作为人类知识主要架构的时间，还不到两百年。这些学科之间的疆界，没有任何理由不能打掉重划。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跨领域研究，就是一个征候，这说明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意识到这些既定学科各自有其局限，而试图透过跨领域的研究方式，寻求一种更全面的视野来观察、理解人文世界。当然，这并不是说另一次知识革命即将来临。正如库恩所说的，意识到原有范式的局限并不足以让人放弃旧范式，同时需要新范式的出现，而这还有待更具洞见的知识英雄的出现。

　　然而，人文领域往往不能以学科作为基本单位，因为同一学科之中，往往还有许多不同的流派，彼此各有不同的套路。在某一流派中产生了范式转移，未必足以说服所有流派都跟着改变，遑论整个人文领域。南宋吕祖谦曾说：“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余英时也很欣赏这句话。多元观点的并存，也许正是人文学科的宿命。

　　因此，对于推进人类知识而言，学术共同体的建立是必要的。一方面，人文学者需要一个特定研究范式下的共同体，藉此对人文知识建立更细致、更精确的认识；另一方面，人文学者也需要比科学家更加自觉自身范式的局限，对其他流派与学科保持开放性的对话，而这需要另一层次的学术共同体。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而言，所有的人文学者又构成一个更大的学术社群，彼此之间同样需要对话，而这又需要另一层次的学术共同体。每个层次的学术共同体虽然都各有其限制，但也都各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

　　就我个人的学习经验而言，我还没有机会成为任何特定研究范式之共同体的一员，因此无法对这个层次的学术共同体提供经验。我本身的研究领域是宋史，特别是宋代史学史。而在过去几年，我长期参加的一个学术活动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柳立言教授主持的宋代史料读书会。这个读书会的成员包括来自各学校的老师与学生，大家在会上一起细读宋代史料。成员彼此之间的研究兴趣与研究方法差异极大，除了都对宋史有兴趣外，很难说构成了什么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共同体，但彼此毕竟定期聚会，也许可算是第二层次意义的学术共同体。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会成员各自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同的史料进行解读，不时会碰撞出意想不到的火花，也更容易看到自身原有视角的盲点。我个人这段时间在研究宋代地方志的过程中，就有不少受惠于这个读书会的地方。

　　我想，人文学者都需要清楚自觉地参与这些不同层次的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取长补短，以求更加贴近那遥不可及的真实。不论对个人或群体，这个过程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原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