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中运动，在运动中思想

高士明

  此专辑的主体内容来自2014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人间思想论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两年一届的论坛，搭建起一个思想发生和意见交锋的平台，为了那正在缓慢浮现中的“人间思想”。

首届论坛的主题是“亚洲思想运动报告”，旨在一步步梳理亚洲范围内诸种具有长期学术累积的社会思想脉络，邀请这些思想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和代表人物进行阶段性总结；透析这些思想运动与其社会现场的关系，追问其起伏转折的现实脉络与思想根源，对其问题意识、历史线索、发言位置进行深度理解与反思。通过这些来自不同社会现场的报告与回应，我们希望在亚洲思想界切身／返身的交互辨证中，以心灵感知社会，用情义连接他人；以民间社会的现实关怀和人间情味，去激发出更真切的历史解释力、更人性的政治决断力、更开放的社会创造力。

左右为难

在步步紧逼的现实面前，我们左右为难。

左或者右，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和领域中自有其全然不同的内涵和价值指向。而过去两年东亚场域中发生的几场社会运动，更使得“左右”之间更加模糊难辨。在最近的文章中，我谈到从港台两地这数场“占领”中观察到的现象：现实政治中的右翼正颇为顺手地操持着左派话语，而知识左派在现实政治中的主张与右翼却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使得他们在现实斗争中日益失语或者失据。为此，我们邀请台湾知识运动的重要参与者陈光兴教授，从解严以来几份关键性思想刊物出发，勾勒出台湾知识左翼的运动路线图。通过对《台社》《岛屿边缘》《亚际文化研究》以及《人间思想》四种杂志的办刊理念、知识经验和现实矛盾的详细剖析，陈光兴试图追索三十年左翼运动中那些难以说清的“世代的心情”，以及那弥足珍贵的“心／情的历史”。陈光兴坦言，他所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在当下处境里，这些心情与历史如何承继？

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宝强教授则分析了香港大学体制内外的批判思想与社会运动之间动态的历史关系，至于这些思想与运动究竟属左还是归右，他抱有较多的迟疑。联系到他的切身经验，从他的迟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在社会运动现场被遮蔽、扭曲甚至变形了的政治经济学感知，以及这种感知所可能导向的一条隐含批判性的身心脉络。

在郑鸿生教授充满忧心的回应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台湾，知识左翼在最近这一轮社会运动中被轻易地收编，又被无情地抛弃——香港发明了“左胶”、台湾抹黑了“左统”。然而，“进步的左翼社会运动被分离运动收编”“左翼的失败”，这些近来颇为流行的说法或许只是表面现象，跟这些年左翼知识话语在全世界“学院知识界”的大行其道同样可疑。真实的运动中，既有人左右为难，也就有人左顾右盼，甚至左右逢源；而这些左或者右，掩盖的是远为复杂纠结的现实，尤其当我们从政府话语－知识话语－民众话语的多层动力机制中、在官方媒体－大众媒体－自媒体的多重映射关系中进行考察的时候，问题更显得错综幽邃。

所以，无论陈冠中对“名词的左派”和“形容词的左翼”做怎样的区分，人间思想既不是左派，也不做右派。这绝不是妄自尊大到要超越左和右，而是希望停留在一个特定的思想位置上，就是“左右为难”。左右为难，且安居其位。在这里，左右为难不是为了取其中道，不是为了最终找到那条适中的路，正确的路，或者妥协的路，而是要始终处在左和右的紧张关系中，从这种关系里面保持一种思想的活性。在左右为难的境地，思想之张力愈巨，思想之动力愈足，困惑与思辨也最能够彼此辉映、交相滋长。

深入人间现场，安居于左右为难之际，一些问题与观察随之现身，例如：1960年代席卷东亚乃至全世界的“革命／运动”与这十几年来的社会运动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和差异？

我们看到，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包括日本之间的复杂的动力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更明确地说，在港台地区，前一段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似乎无意于1960年代人们所宣称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人的解放”，反而造成了现实中日常生活的政治化。那些来自“市民社会”的种种期许，带来的只是一个“政治社会”。在政治社会中，族群分裂、斗争频仍，公共性表面打开实则冻结，表现为形异实同，同而不共，共而不公，公而不众。中国大陆激发了港台知识话语和日常生活的自我政治化倾向，与此同时，港台社会运动也加剧了大陆人身上“国家自我”的复兴。1980年代以来在大陆逐渐养成的社会意识的复杂性反而被削弱了，许多话语重新开始被政治化、绝对化。

结合港台同仁们的陈述，贺照田针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情感处境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细腻的分析。他的文章中，对革命和后革命的双重结构中衍生出的后文革话语、新启蒙话语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分析，而他对这些话语所激发的情感意识和心理感觉的分析，更进一步解析出了过去四十年中大陆知识分子社会意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由此显示出其情理交错的现实机理。

吾土吾民

中国在现代百年里所经历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是从乡土社会千千万万个升斗小民们的生活层面开始发生的。然而在三十年来激进的城镇化过程中，这个乡土社会的真实内涵却在形形色色的政策与规划中迅速流失。国在山河破，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的现实。若要修复中国农村日益被掏空的乡土社会，就需要真正调动起民众自身的需求与能量，重新建立一种有情有义的社会伦理，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足以抵抗资本主义欲望机制的生活生产方式。

作为当代“乡建运动”的旗手，温铁军教授在文章中系统梳理了二十世纪此起彼伏、前赴后继的乡村建设运动，同时对当代中国城乡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文着重讨论了中国发展中的“成本转化”问题，即在全球化、城镇化过程中，农民是如何沦为最大程度上承受了发展成本转嫁的群体。文章提醒我们，从社会的最低处开始反转，依旧是当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实践策略。温铁军指出，乡村建设要“去意识形态化”、“去精英化”、“去激进化”，由此才能够在乡建过程中赢得民众的自我赋权。

同样面对乡村问题，在本专辑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种方法和路径，这就是刘志伟、郑振满、赵世瑜、程美宝四位学者所代表的“华南学派”。他们长达三十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在当代中国各类社会思想实践中显得非常独特而动人。他们不只在做历史解释和知识生产，与他们那些民国时期的前辈们一样，其工作中隐含着一种对于社会进程的理解和愿景，而这种理解和愿景他们往往并不宣之于口。在郑振满对温铁军的回应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民的生活中依旧存在着某种很积极的东西，一种生活的和生产的原动力，一种比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自我赋权更持久、更强大的日常的力量。“华南研究”三十年，其重要目的就是要捕捉和呈现这种日常的力量，以建立起一种自下而上的，从人的行为出发，从民众生活史出发的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结构性认识。

其实，这种意识也始终渗透在孙歌、赵世瑜等人的讨论中。对他们来说，乡村面对的不止是在所谓“三农”问题上与政府话语的博弈，更值得倾注心力的是乡村所牵系着的吾乡吾土、吾土吾民的生活世界。孙歌追问——作为“社会机制”的乡村意味着什么？其背后蕴涵的中国社会的原理是什么？在历史上，乡村社会的宗法伦理、互助自治……使中国人在国民社会中保留了天民／生民的本质，这使得每个村落都同时是一个历史性的生命共同体。乡村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当代社会激进发展的过程中守住那块土地，让每个村落的生命共同体能够继续生生不息？

随着全球化整合过程的加深，民间生活的景观化、群众文化的匮乏，已经逐渐瓦解了乡土社会的生活世界和精神品质。由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实践中，有必要强调一个反向学习的维度。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是：如何超出当代知识生产的全球性运作场域，从吾土吾民的真实生活出发，去实践、建立一个自我教育、自我生产的系统；从乡土社会中去体验、去重新学习另一种言说与创造的方式，另一种对待事物的态度，另一种交往伦理，另一种对生活的理解？

这导向人间思想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如何呈现？思想如何转化为民众生活的研究、写作与实践？就此，自1960年代以来始终坚持帐篷剧创作的樱井大造，在其文章中非常坦率地展示了他对民众与精神、运动与表现的理解。论坛期间，我曾经问樱井大造，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帐篷剧中究竟占有何种位置？樱井回答得非常彻底和干脆，他说帐篷剧中的人要同时具有高度的知识分子性和高度的民众性；甚至通过帐篷剧，知识分子要生产出超越民众的民众性。

这就涉及到本专辑的一个关键词，运动。樱井大造对1960年代的社会运动并不陌生，事实上他本人曾深度参与其中。然而他的工作正像程凯在回应中所指出的——把戏剧和社会运动同时相对化了。或者说，他的帐篷剧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一种置身于运动之外的方式来做运动。

他的运动路线有二：一是彻底的业余主义，他这些年始终在跟新人、跟业余表演者合作；二是彻底的底层主义，他的运动一直在“往下走”。从这彻底的业余主义和彻底的底层主义中，我们看到，他所瞄准的是三种现象——消费社会、庸俗智性以及文化享乐。在帐篷剧实践中，他试图用集体行动抵抗消费社会，用身体劳动抵抗庸俗智性，用自主稽古抵抗文化享乐。帐篷在他这里，不只是要建立一个内部，而且要制造一个外部；帐篷在包裹起内在的同时，把外在的世界也包了起来，内与外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平等关系”。就像沈林教授所指出的，樱井的帐篷剧其实是在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的内外辩证结构中，去寻找和建构“我”与“我们”。

在樱井大造的工作中，重要的其实不是运动。他要去面对的东西不是任何现实苦难，而是人类史层面的“共同体的沉默”。这共同体的沉默存在于所有的神学文本和政治文本的字里行间，要面对这一沉默，不能从运动出发，而是要从他所谓的“表现”出发。在他那里，所有展露在外的部分都只是表演，而非表现。表现是与那无法表演的隐藏部分进行的个体化的格斗。然而，帐篷场中的个体格斗如何促成共同体层面的反省？个体的自我赋权、自我解放如何发展成为社会过程？这是本次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的根本关切。对我来说，要深入这一问题，就必须做到“在人间思想”，即从生活人的角度去理解民众的思想与生活，继而从民众生活史的层面去重新经验乡土与历史、国家和社会。

重新连接

“亚洲思想运动报告”的重要意义，是将来自亚洲各地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境遇连接在一起。当代“景观治理”的重要特征，是把人的存在变得单元化、琐碎化。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肥皂剧中，我们都是“本土”或“在地”。我们“在地”，却失去了根源和团结。因为在全球化的拼盘里，众多的“本土/在地”不过是被分配的差异性单元。没有共同关切，各种在地叙述就只是被分割开来的无生产性的差异之景观。而共同关切，并不意味着某种空洞的世界主义的企图，而首先是要用真实的现实经验去清理和批判那个被分割、分配的“在地性”，是要重新建构起一种呈现共同关切的思想的连接。

近年来，二十世纪后半叶从冷战到后冷战的断裂中形成的历史地形图正在崩溃，崩溃过程中出现了众多不同的声音和理解。这些声音和理解促使我们彼此连接在一起：被分割为各类“在地”叙述的现代性的故事，以及当代思想-政治的故事应该连接在一起；海峡两岸、南北韩、南北越、印巴……这些历史的残局，这些被封闭在帝国治理与国族幻相中的叙述，以及这些区域的抗争与失败的历史应该连接在一起；大陆-台湾-日本-冲绳乃至两韩，东北亚的现代史与当代史，应该真实地连接在一起；甚至，文革、越战与西方1968社会运动以来的历史也应该连接在一起……

把这些景观碎片连接在一起，不是为了获得什么普适性或者国际主义，而是为了思想视野与画面的拓展。这连接不是静态的Local的拼合，而是在Edge的刀锋上，在内与外的边缘，在不断反转之中的生活经验与命运感的集结。由此而生的，是一种内在于亚洲历史状况的思想经验。这种思想经验在既内在又外在的纠结中自我反转，在现实运动中不断地抵抗知识化的倾向，在反复的自我解释和自我发明中展开我们共同理解的视野。这种思想经验要求我们在思想中运动，在运动中思想，在亚际共同体的命运中，从人间出发，在人间思想，为人间思想。

（原载《人间思想第四辑：亚洲思想运动报告》，高士明、贺照田主编，台北：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