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seph Tse-Hei Lee,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xxxvi + 207.

    李榭熙：《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雷春芳译，周翠珊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厦门大学历史系  温海波

     《圣经与枪炮：基督教与潮州社会（1860-1900）》一书，是李榭熙在他于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所做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书综合运用中外官方文献、传教机构档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在华南村落诸多利益纠葛、暴力冲突的场域中呈现基督教传教景象。书名中“圣经”意指基督教会传播和平与进步的福音，而“枪炮”则象征教会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外部资源，卷入乡村利益的纠纷争斗。在两者的结合中，作者从基层乡村社会出发，进行微观式的地方社会史分析，借此建立了以中国乡村基督教群体为中心的历史观。

       全书除导言外共十章，前九章为正文，第十章是结论。各章大致内容是：第一、二章主要介绍潮州地区乡村基督教群体的兴起脉络和发展途径，第三到五章讨论基督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及其教会网络情况，第六到九章具体围绕四个乡村教案中的集体暴力事件，探讨基督教从东南沿海走向内地乡村的过程。这三部分内容各有侧重，连贯而成一个紧密整体。  

第一部分由一、二两章构成。第一章将潮州社会置于19世纪中叶社会大动荡、政府对基层失控的背景下，分析传教士抵达前潮州地区的社会生态和历史环境。这一地区有两个显著传统：暴力温床与海外移民。乡村械斗和集体暴力根植于当地的历史土壤，海上走私贸易与东南亚移民传统由来已久。第二章追溯基督教（主要是浸信会）传入潮州地区的途径和路线。中国内陆禁止基督教传播的时期（1724-1860），东南亚华人信徒利用返乡之旅最早将基督教信仰传入潮州地区。华人基督徒通过在暹罗的乡土网络，帮助传教士向同乡宣传新信仰。在回乡过程中，他们利用早先建立的跨国关系网络，使得基督教由暹罗传到香港，再向潮州方言地区发展。如费正清所言，基督教早在列强来华前，就已通过无形的海上跨国干道，横跨南中国海域，向中国大陆的侧翼展开了进攻。而华人基督徒则依靠血缘、同乡关系及跨国移民网络成了早期基督传教的代理。

第二部分集中叙述基督教与潮州地方社会的互动及其教会网络。19世纪60年代基督教在华传教进入新阶段，《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不仅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居住、游历和传教，还保护传教士不受迫害。因此，第三章讨论英帝国主义力量进入后，基督传教对该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在内陆乡村，作者以汕头东北部乡村联盟中心鸥汀村为例，阐释基督教如何在乡村打开传教窗口。鸥汀村民最初对英军的到来愤懑敌视，并袭击了英军，这遭到英军镇压而造成了民众的伤亡。英国长老会对此次事件，由此前的漠不关心转向对乡民的同情。就在鸥汀事件一个月后，刚上任的潮州府总兵方耀开始整治类似鸥汀村的“匪乡”。鸥汀村民出于自保的权衡，就把教会作为抵制官府威胁的“避难所”，由此出现了大批村民入教并向教会寻求庇护现象。在城镇，发生在潮阳县城、普宁县新寨墟、澄海县樟林墟的三宗教会财产纠纷，表明基督传教在州县城市遭到儒家士绅、地方官员及宗族领袖的敌视。他们的抵制是基督传教在城市遭遇的最大障碍，这就迫使教会将传教的目标从州县府城转向内陆乡村，到乡村去巡回布道和散发基督小册子。

第四、五两章探讨潮州地区的基督教人口和教会网络。对前一问题作者主要运用的是教友名册，通过对名册中信徒信息的量化分析，重构了潮州地区基督徒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及其年龄和性别结构。作者指出，基督教吸纳的主要信众来自潮州的乡村地区。19世纪60年代潮州府总兵方耀的“清乡运动”和90年代初方耀死后乡村械斗的重新抬头是这一地区基督教发展的两个高峰。年龄与性别结构上，中老年信徒人数比青年信徒多，男性信徒多于女性信徒。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集体入教案例考察他们入教的过程和社会关系网络，认为当地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方式是，信徒结合地方社会的生活情况，利用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把自己的亲属、邻居、朋友等引进了教会，从而整合出一个乡村“草根”的基督教会网络。第五章专门对这一网络进行分析，作者首先辨别浸信会和长老会两种不同的地方教会培植模式。接着作者将基督教会融入当地“草根”社会的方式划分成三种类型：乡村礼拜堂、墟市教堂、宗族教堂，并认为这三种不同的类型是地方教会领袖借助传教士力量，结合当地原有的社会关系（血缘、同乡）网络发展而来。因而，这种教会组织的发展与既存社会关系网络契合，易于融入地方社会，形成关系网络群体，但也使得传教士控制权存在局限，造成地方教会领袖利用教会资源，把教会变成新的政治平台，以达到争夺地方资源目的，这给具有乡村械斗传统的华南社会带来“枪炮”，从而将教会带到关涉政治问题的危险边缘。

第三部分第六至九章，回到华南乡村地区资源冲突的脉络，以四个典型村落教案分析乡村信徒的集体暴力。这四个乡村教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督信徒和非信徒暴力冲突的乡村，以陆丰县栅子村（第六章）和普宁县蔡口村（第九章）为代表。第二类是教会群体内部争执与冲突的乡村，以潮阳县古溪村（第七章）和揭阳县柳岗村（第八章）为典型。

潮州地区第一起反基督命案，发生在1878年5月19日陆丰县栅子村（第六章），村民将该村长老会创办人涂立存杀害。书中对于此次杀人事件的内部原因，旧有乡村权力斗争转变为反基督教暴力事件的过程，以及地方政府对此次命案的审理进行了详细讨论。作者认为非信徒村民担心的并不是涂立存归信基督教，而是他以地方基督徒领袖的身份出现，打破了原有的乡村政治权力平衡，这才是导致他被杀的原因。而对此事件的审理，则表明借助条约的保护，并不能保证传教士在地方层面的诉讼中赢得胜利。蔡口村的民教冲突（第九章），则是村庙捐献纷争的激化。基督徒抵制村庙祭祀活动和捐献，在非基督民众看来，是对村社共同体的威胁和挑战。这导致非基督民众将基督家庭赶出村子，并霸占了他们所有的财产，甚至炮制杀人案件，利用地方官去对付基督徒，此时基督徒唯有向教会求助方可自保。在教会群体内部发生的系列暴力中，古溪村（第七章）李氏宗族内部支派早就存在紧张敌对关系，为寻求力量牵制对方，北畔弱房向浸信会寻求支持，而南畔则希冀天主教撑腰。在双方的对抗较量中，教会为宗族内部相互对立的不同房派所利用，成为争斗中的筹码。同样，柳岗村教案（第八章）也经历一个从宗族内部冲突到基督内部（浸信会与长老会）教派对抗的转化过程，入教是一种权力斗争中昭然若揭的选择。不同的是，传教士把各自的信徒带到谈判桌上，最终化解了冲突。

四个案例印证的普遍性结论是，在那些有长久乡村暴力传统和资源纠纷的地方，基督教力量始终被视为可利用的资源。在基督教的传入过程中，民众建立基督教与原有的血缘、地缘、宗族及市场网络关系之间的关联，为他们在当地的政治生态中与其他社会势力进行较量提供额外支持。教会的传入将早已存在的乡村矛盾激化为集体暴力冲突，进而使基督内部不同教派、宗派之间的竞争与乡村社会的权力争斗交织重叠，从而导致地方社会的矛盾更为纷繁复杂。因此，基督教在华活动的中心不是城市，而是相对偏僻的乡村。19世纪晚期典型的潮州基督徒，是那些身居乡村的村民，他们会依赖于传教士和地方教会网络资源，改变自身所处环境的局限。

第十章为全书的总结，审视清末潮州地区基督教传教运动的特征和内在动力。作者认为基督教在潮州乡村的传播是“本土化”现象，教会能为信徒提供新的权力机制和政治资源，使他们在地方政治中获得新力量，是其直接引力所在。

     《圣经与枪炮》在研究对象方面，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裴士丹（Daniel H. Bays）为首的学者努力探寻基督传教的“中国元素”的影响，打破了过去“西方中心论”、“中西文化冲突论”和“挑战与回应”等既有框架，将焦点集中到普通乡村民众与教会的互动与结合方式。从乡村社会的视角对基督传教的兴起和发展进行考察，摆脱了只关注精英群体的局限。同时，此书对两种文化相遇过程的处理，抛开了传统上民众对基督接纳或排斥的一般性二分描述，而视乡村信徒和教会组织为地方社会的政治性群体，他们具有意识的主体能动，这突破了谢和耐开创的两种异质（儒家与基督）文化冲突理论的前提，深入到了基督教信仰与地方乡族社会内部，甚而在医疗、教育等手段之外寻求了一种教会吸引中国民众的力量。总之，此书从“中国中心的历史观”出发，跨越过往学界两种不同的论题——“中西交流史”与“教案研究”，从“草根”社会内部解释了基督传教在中国地方社会取得成功的原因。这种研究的路径取向，将有助于重新书写基督在华传教史，为基督在华传教运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本书在方法上亦不落窠臼，打通宏观与微观，从“自上而下”和“中外之分”的模式中跳脱。微观上倚重地方史料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宏观上则在跨国网络的地域空间讨论基督教与乡村社会关系。基督传教的早期，潮州地区的跨国移民传统，形成了横跨南中国海域的干道，为基督信仰传入潮州地区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基督教传入内地的过程，作者则强调挖掘地方史料和田野资料，从微观着手分析乡村中的反教冲突，在乡村社会内部矛盾的脉络中，深入辨析乡村械斗和集体入教现象的复杂性。乡村普通信徒总是与更高层次的局势变化联系在一起，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受官府整顿的“匪乡”向教会寻求保护，这推动了教会发展的高潮，甲午战争则影响了古溪和柳岗教案的处理，而义和团运动后的中外关系则为蔡口村教案处理营造了氛围。乡村教会通过汕头的传教总部，与广东和北京高层次的中心相连，甚至受到更高层次的政治气候（国际外交关系）影响。这种全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地方化的基督教研究，对基督教传播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研究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对于近代华南乡村研究而言，教会作为新的纽带，卷入华南地区的乡村械斗中，被宗族内部的不同房派利用，建立起超越村落界限的网络联盟，这为乡村政治利益的运作提供了新平台。早期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和裴达礼对于华南地区乡村研究，强调宗族组织在华南社会的重要性，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华南社会史与人类学研究，在重申宗族重要性的同时，揭示了寺庙组织和仪式联盟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该书提醒我们，外来的基督教对1860-1900年的华南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既不同于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也不同于以地缘为纽带的村落组织，而是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重整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群联系，在华南地方社会的权力支配和资源组合中发挥作用。从这方面看，日后中国乡村研究应更为重视基督教给近代华南社会带来的影响。

相对于翔实的史料援引和出彩的行文论述，本书仍有几个方面值得继续探讨。其一，本书关注的是乡村层面的基督教传教，先前史维东（Alan Richard Sweeten）利用《教务教案档》对江西乡村基督教的研究，时段恰巧也是1860-1900年，他所处理的是教会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婚姻、房产、礼仪等场景，呈现的是乡村教士、教民和教外人冲突和适应的众生相。狄德满（Rolf Gerhard Tiedemann）也处理了相近时段（1868-1900）的华北地区乡村动乱中的基督教传播问题。本书固然对潮州乡村地区的基督教作了深入探讨，但如何从潮州基督教传播的历史经验出发，进而处理和比较不同地方（江西、鲁南等）环境下的基督教传播与互动的异同，是这类研究时常会遇到的质疑，也是该书值得继续追问的议题。其二，资料上基督教信徒撰写的自传，或者记录有关信仰转变的体验资料匮乏。这种缺失使作者无法切近乡村教徒的信教历程、日常生活，进而导致作者在微观层面难以从个人角度处理基督教与宗族、家庭、传统信仰关系。基督教徒虽属不同教派，但其与宗族和其他普通村民的往来并未割断，生活中的教徒应交织着更为复杂的情感。教会带来的不仅是可利用的“枪炮”资源，它还带来了“圣经”。信徒是如何协调“圣经”与祖先崇拜的关系？如何使新的信仰本土化？只有在这些层面的问题得到厘清，基督徒的个体经验与基督教的“地方化”过程才更为清晰可感。其三，诚如作者所言，择取的四个乡村教案样本规模比较小，并不能涵盖整个潮州地区情形。此外，由于作者语言的限制，未能解读传教士留下的拉丁语和法语资料，因而相对忽视当地天主教会力量。这样的局限和不足若能够得到克服，应会增添不小的讨论空间。

总体看来，本书从乡村社会建构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草根”社会史，深入探讨了基督教向内地的传播、民众的反应及其在乡村的影响。对近代基督教传播和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学者而言，该书独特的视角选取与方法处理定能带来更多启发。

（原载《全球史评论》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