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所以隔外内——《南岭历史地理研究丛书》总序（上）

中山大学  刘志伟

我生在南岭，长在岭南，对南岭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从事研究和教学时脑子里冒出的很多问题意识和学术观点，也得益于在这片山地的生活经验。因此，当我看到身边几位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年轻同事要在南岭做一番研究，自然要凑过去探头窥望一番的。尽管坊间有“观棋不语”的规诫，但观棋之人总是自己沉溺局中，虽不能左右棋局，却欲言难止，观战一轮，忍不住就要发一点议论，希望不会被棋局中人轰走。

一

所谓的南岭，一般认为是“五岭”的别称，在我的印象中，历史文献上多见的名称是“五岭”，而当代更习用“南岭”之名。按照比较通行的说法，“五岭”由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五座山岭组成。不过，这五座山岭其实并不是一个整体上延绵相连的山脉，而是由湖南江西进入岭南地区的五座峻岭为主体构成的山脉的合称。这几座山岭大致上呈东北-西南走向，再东西一列排开，连成一个独特的山脉系列。在历史上，关于“五岭”的说法并不一致，如屈大均所言，“大抵五岭不一，五岭之外，其高而横绝南北者皆五岭，不可得而名也”。历来关于“五岭”的不同的理解，恰恰表明了在众人观念中，“五岭”只是一个笼统的名称，泛指湖南江西与两广之间这片山地。“其高而横绝南北者”这层含义，并不是“五岭”二字在字面上的意义所能涵盖的。今日人们多用南岭而少用五岭之名，庶几亦为此故。

古人以“五”来指称这个山地，很可能与秦分兵五路入岭南的历史有关。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罗列了文献上关于五岭的不同说法，其中引宋人周去非的见解颇值得注意。周去非《岭外代答》云：“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乃若漳、潮一路，非古入岭之驿，不当备五岭之数。桂林城北二里，有一坵，高数尺，植碑其上曰‘桂岭’。及访其实，乃贺州实有桂岭县，正为入岭之驿。全、桂之间，皆是平陆，初无所谓岭者，正秦汉用师南越所由之道。桂岭当在临贺，而全、桂之间，实五岭之一途也。” 这个说法，毫无疑问与今天习用的“五岭”定义不符。我们没有必要纠缠于这个说法有多少合理性或正确性，作为地理概念的五岭，当然应该是“指山名之”，周去非以“入岭之途五”理解之，可谓别有深意。我们所以重其说，乃由此得知北人之观“五岭”，以“中国”出岭外为视角，此为理解“五岭”或“南岭”作为一种地理概念的文化意涵之关键。在这样一种观念之下，南岭作为一个地理区域的范围，当不应因五岭间各不相连而坏其完整之体，亦不必以五岭本身山脉延绵之界域为局限。由周去非之说所得广义之南岭概念，向东伸展与武夷相接，向西接云贵高原，向南延绵与九连山一体，向北则同罗霄山脉相连。此种认识，与南岭在文化意义上的区域概念相通。我所理解之“南岭”，亦当为此广义之域。

从“中国”出岭外的角度看，南岭为“中国”出岭外之天然屏障，这恐怕从来不存在歧见。两粤既为“岭外”，被中土之人目为蛮夷化外之地，数千年来未有真正改变，《水经注》言：“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会贞按：《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谏伐南越，曰：越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况绵途于海表，顾九岭而弥邈，非复行路之径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 岭北与岭南，无论气候风俗语言人群，自古至今，均有明显差异，此乃不待详论而明之常识。其分隔之屏障，自然是层峰叠嶂之南岭群山。

然而，屏障未必是天堑，南岭山地的地形构造，特别是由多个较小规模的山脉东西并行排列的格局，崇山峻岭之间又分布着多处相对平衍的丘陵，形成多处岭北岭南间交通之孔道。最重要的是，在南岭北部，通往长江的有湘江流域的湘水、潇水、耒水，赣江流域的贡水、桃江、章水；在南岭南部，西江流域的桂江、贺江，北江流域的连江、武水、浈水，东江流域的寻乌水、定南水、韩江流域的石窟水、汀江等等多个水系，直接把南岭接到南海。这些长江流域与岭南的南海周边地区连接起来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水道，均深入到南岭腹地，而且岭南岭北之间的水道在山脉间交错，彼此相隔的分水岭上的陆路交通相对便捷。如果我们相信行政区的边界划分多是基于交通条件形成的话，还可以看到，在全州、郴州、赣州、汀州等段都存在省的界域与流域界域犬牙交错的情况，这也多少反映出南岭地区的地理特点，这种交通条件，使得南岭这个南北相隔的天然屏障，同时也成为南北人群交往和商品流通的孔道。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有多处描述了南岭作为分隔岭外屏蔽的同时，也是南北往来门户的状况。

必须强调的是，经由南岭山地的南北交通，并非简单地只是把同一经济体系中的两个地区联系起来，更是连接环南海地区和中国大陆两个世界性区域的纽带。明人王临亨在《粤剑篇》中记录行经南岭的经历感受时说：“二日早发南安，平旦度梅岭。其阴，石径蛇行，屈曲而多委；其阳，峭壁林立，深秀而多致。要皆平坦靡咫尺，险隘足困客趾者。忆余尝由金华过括苍，度一岭，高险倍之，而以僻，故其名不传。此岭独以横截南北，为百粤数千里咽喉，犀象、珠翠、乌绵、白氎之属，日夜辇而北以供中国用，大庾之名遂满天下。山河大地亦自有幸不幸耶！” 这段话非常贴切地道出了南岭的特殊地理角色。在中国版图上有很多山脉或山区也都是沟通南北东西的咽喉，而经由穿越南岭的交通孔道运送的商品不仅数量规模庞大，而且这种流通是南海与内陆之间的物资流动、人员交往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交流。在这样一种宏观交通格局下，南岭内部山岭间还有一个纵橫棋布的交通网络。如屈大均下面这段议论所描述：

予尝谓：昔称五岭以人迹所绝，车马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故尉佗绝新道，拒三关，而盗兵即不得至。今梅岭之旁，连峰迭嶂间，小陉纷纭，束马悬车，纵横可度，虽使千夫捍关，万人乘塞而潜袭之师已至雄州城下，又况郴之腊岭与连之星子朱冈，皆可以联镳径入乎。

这种情形，在整个南岭山地皆然。如此地理大势，伴生着一种重要的地形地貌特点，在万山中分布着无数的大大小小的盆地或平岗。这些盆地土壤肥沃，水源丰足，有很好的生态条件，可以容纳很多人口居住、垦殖。至于小盆地、嵠峒和平岗，在南岭地区更是星罗棋布，加上山岭间大小河溪蜿蜒穿流形成的河谷，具有良好的水源和土壤条件，可以为相当规模的人口提供适宜生存的生态空间，南岭山地由此成为大量人口以聚居或散居形态栖息之地。从局部看，这些人群的栖息之地与外界为山岭阻隔，但从南岭山地的整体来看，这又是一个由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和商品集散地构成的具有整体性的区域体系。

二

我们把南岭视为一个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区域，首先要面对的，是以往学界形成作为研究与分析单位的种种区域概念。无论是以行政区还是以经济区、文化区来划分的区域，南岭都处在这些区域的分界交叠的位置。就行政区而言，南岭连接着湘赣粤桂闽数省；以学界熟知的施坚雅提出的经济大区划分来说，南岭的南北分别属长江中游区域与岭南区域，东西则连接着东南沿海与云贵高原。施坚雅的区域划分，建立在由人们的交易活动形成的市场网络层级体系之上，大区以在市场层级体系中高层次市场中心所在的江河流域和盆地为核心，周边则由大河流域的分水岭构成各大区的边缘。显然，如果把南岭视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在概念上与施坚雅的市场体系模型下的“区域”截然不同。

然而，施坚雅基于市场层级体系建立的区域模型，对于以区域研究方法来认识中国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其区域划分在形式上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的适用性。学界的关注多放在他的市场和区域模型的抽象结构形式上，而忽视了他构建中国区域体系的方法在认识论上的启示。我认为，施坚雅建立的分析模型对我们的启发，不应该只局限在从市场行为出发去建立区域层级体系的方法，无需生硬地把他所建立的区域模型直接套用到所有的研究之中，施坚雅建立中国区域体系的方法，舍弃了从王朝国家政治版图或行政辖区出发的逻辑，提供了一个从人的行为出发去解释和定义区域的范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建立的区域模型，“是一个地方和区域历史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an internested hierarchy ），这些地方和区域的范围分别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the spatial patterning of human interaction）为依据。”他作为分析出发点的“人”，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延续施坚雅的逻辑，以“人之互动的空间形构”为理解区域的方法，扩展研究视野，从人的非经济理性行为和经济理性行为交织的各种历史活动着眼，就不难明白，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抵抗、人口的空间流动、生态的适应与改造，族群的文化互动等等的历史过程，可以形构出不同的“网状交叠层级体系”。

在这样的认识下，南岭虽然在施坚雅模式中处于几个经济大区的边缘，区域内几乎没有真正的区域中心城市，套用不了施坚雅的市场网络的层级结构，但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生活的人群，在山地生存和族群交往中长期持续的文化互动，令南岭整合为一个具有某种地理和文化上的整体性的区域。这个区域南北沟通海陆华夷，东西串联汉壮瑶畲，四周与几个经济大区相接，局部的封闭性与整体的开放性并存，构成南岭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的特质。

这样一种关于南岭区域的观念，可以联系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南岭走廊”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的分布地域可分为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以及藏彝走廊、西北民族走廊和南岭走廊。费先生提出这个由六个区域板块和三个民族走廊构成的空间格局，虽然是从民族分布着眼，以已经形成的民族单位为基础划分的，但是他强调这些民族分布的形成，是经历了多种人群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的过程，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形成了以民族分布呈现出来的区域。表面上看，民族走廊的空间模式与施坚雅的区域模式截然不同，但这样一种从人群的互动形成空间认知的取向，从人的行为出发去建构区域范畴，与施坚雅的区域模型在认识论上其实也可以相通，只是施坚雅主要从人的经济理性行为出发，而费孝通则主要从人的文化认同形成著眼。我们可视为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区域研究的两种可以互补的区域空间认知范式。

承接着施坚雅与费孝通提出的区域模型在认识论上的逻辑，我们把南岭视为一个具有某种整体性的研究区域，就不必建立另一种区域模型去取代他们的区域理论，而可以在他们的模型基础上，叠加上从人们的不同行为和活动出发构成的地图，从这些不同的空间图层之间的叠合与互动入手展开研究。我们需要建立的空间构想，不是一个单一图层的区域地图，而是由多层地图叠合互相渗透与干扰形成的区域图层。

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体现出这种追求的一个范例，是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建立的空间概念。 他从施坚雅的区域理论出发，导出了一个与施坚雅的区域划分不同的客家区域，这个区域，大致相当于二百年前惠州丰湖书院山长徐旭曾所描述的范围：“西起大庾，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 这个区域大致覆盖了南岭中部、东部及其与武夷山脉连接的地区和向北延伸到罗霄山脉的山地。不过，至少在18世纪以后，客家人和客家话的分布一直延伸到了大庾岭以西至广西东北部地区，也就是说，实际上客家方言群的分布覆盖了以广义南岭为核心并向东北延伸的山地区域。梁肇庭的客家研究颠覆了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成说，把客家源流和客家族群意识形成过程，置于施坚雅模式下的区域体系的空间过程去解释。他从施坚雅建立的大区模型出发，将“客家”的历史同施坚雅的大经济区域的周期发展联系起来。在施坚雅的区域体系中，大区划分主要是以江河流域和盆地为基础的，而形成客家共同体的山地则覆盖在几个大流域的分水岭之间，亦即不同大区的边缘。梁肇庭教授以“客家”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对象，尽管他的讨论本意是要发挥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但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一个叠加在施坚雅的区域地图之上的区域图层，这个区域跨在以流域和低地为核心的大区之间。在这个区域里，生活在跨区域边缘地带的山岭中的人群，在与各大区的核心地带互动过程形成自己互动空间与文化认同，在此基础上，这些人群整合为一个有很强认同感的族群，在空间上也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人文地理学意义的区域。不难看出，由这种论述的逻辑发挥下去，就有可能导出一种以南岭山区地貌为基础，由山地与谷底间的人口流动、国家扩张、族群互动和文化认同形成的区域概念，进而建立一个由多种网络错综叠合的空间模型，并由其交织互动过程去演绎区域的历史节奏，拓展和深化施坚雅建立的以区域周期解释中国历史的解释。

梁肇庭教授在客家研究中采取的这样一种从跨区域边界人群的流动和互动去解释区域认同形成的分析方法，是在既有的区域知识架构下从边缘与中心的互动过程来展开的。如果说这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走出既有的区域研究的“核心-边缘”分析模式的话，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历史学家Willem van Schendel教授近年来提出的“Zomia”地区的地理概念，推进了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关于“区域”的认知。Schendel教授提出，“区域”是一种把特定社会空间以及特定的分析规模具象化和自然化的地理隐喻，区域研究在产生出为人们所了解的特定地理单位的同时，也制造了学术视野之外的地理单位。区域研究的特定结构，形成一种区域的中心与边缘的认知模式，从而在认知上形成一个特定区域与特定的知识类型的周缘地带。以往，这种处在各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区常常只被视为中心的边缘，没有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当我们要分析跨境流动的时候，以国家或区域作为研究单位就受限于规模的的不适应，除了流动本身不会局限在这样的规模之外，在流动规则方面的竞争状态也一直持续不断地影响着地理单位规模的变动，并改变其相对的重要性，甚或创造出全新的地理单位。于是，“过程地理学”在边界地区最能够得到显现，研究者由此得以跳出区域的规模，发展出一种新的区域空间的概念。他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几个区域之间的边界相连地区命名为 “Zomia”，建立起一种由几个区域的边界地区相连而成，以区域间的政治过程以及跨区域的人群、物资、知识的流动构建的知域。

这样一种由跨区域的边界和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我相信可以在南岭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前面我指出了南岭山地既是天地所以隔内外的分界，又是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通道，这个区域间的人群和物资以及文化与知识的跨境流动，是形成南岭社会与文化特质的基本动力，也是研究者认识南岭历史与社会的着眼点。在这样一种视角下，南岭就不仅简单地是同一政治体系中的两个地方性区域之间的边界，而是一个多类型和多层次的空间流动交叠形成的区域。南岭以南，是环南海区域的北部，流入南海的珠江以及邻近几条小江河把南岭山脉延伸至海岸的一片陆地与南海海域连成一个地理上具有整体性的区域。这个地理板块在自然地理，生态环境、交通条件、人群流动与分布等方面属于学界称之为“亚洲地中海”的世界性区域。而南岭以北，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属于中华帝国的核心版图，由南岭流出的多条江河把南岭与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区连接起来，成为“九州”的组成部分，南岭由此与帝国核心区连成一个整体。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成功地把岭南纳入帝国版图，环南海地区的北部（甚至部分的西部）地区由此也成为帝国版图内的边缘地区，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南岭兼具帝国边缘与环南海边缘地区的角色一直在延续。在南岭以南地区，环南海周边的文化渊源延绵长久，人群和文化也一直没有脱离环南海区域的深层影响。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这类描述清晰地记录了南岭以南虽然已经纳入汉朝版图，但生活在这里的人群相对于南岭以北的人来说仍属异类。又《史记·货殖列传》记：“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则显示出岭南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提供中原地区所缺而王朝国家所需的南海周边地区独特物产。因此，如果我们从界域与流动的角度去研究南岭，首先要在由环南海地区为核心的“亚洲地中海”与由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中华帝国两个世界性区域互动的层面上把握。所谓“天地所以隔内外”，就是站在“中国”中心的角度看，这两个区域的边界，分隔了“内”与“外”地区，这个内外之间的人与物的流动，构成了南岭历史的基调，南岭地区的文化特性、社会形态、族群互动、政治格局、经济活动，缀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乐章，而南岭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作为研究单位区域，也是在这个基调下演绎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