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中的关系：民国时期香山名人与孙中山

陈博翼

【内容提要】本文将通过在珠海进行的一些口述史实践，结合珠海地方编订的文献，揭示一些香山名人民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网络、思考口述史料的运用方法及呈现方式，以期在史料和方法上对以后的研究有所提示。了解这些关系和网络，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对于某些事件的立场和选择，有助于从较细微的人事、情感甚至伦理道德上更一步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理解口述史的理念和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和把握。

近代的香山得风气之先，涌现了一大批风云人物。我在珠海做口述史的过程中，渐渐意识到名人不仅仅是孤立的名人，名人的决策和事迹背后，往往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比如他们的关系和他们的网络。了解这些关系和网络，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对于某些事件的立场和选择，有助于从较细微的人事、情感甚至伦理道德上更一步了解和把握中国近代史。以我们在珠海做的一些口述史为例，比较乡土的表述展示的侧面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物关系，或许可以为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一点小小的启示。从2006年开始，我们以历史文化名人为中心在珠海市的范围内探访他们的故里并追寻他们的后代及乡里耆老，进行了一些口述史的访谈工作。

我想先从我最先着手的陈芳家族讲起。陈芳家族居住在今日珠海市北部的梅溪村，现在已基本无直系后代留在梅溪：大儿子陈龙早逝，次子陈席儒的后代也全部移民海外，三子陈赓虞无后代；与夏威夷公主朱莉亚的后裔也全在海外。陈龙长子陈永安，村民基本已没什么印象了：

“你们认不认识陈永安啊？”“都不认识。”（我们提示）“他做过中山县，中山县的县长。”“听说这条路是他开的。……就是拱北到石岐。（另一个阿伯说）岐关公路啊。（前一个阿伯说）‘岐’就是‘石岐’啊，‘关’是‘关闸’的意思啊。岐关公路咯。现在岐关公路都存在啊。”

陈永安生女陈晚霞，前些年还回过梅溪，不过前几年已过世。她的儿子莫荣彪先生现在仍坚持两三年回来祭祖扫墓一次，但他也只是知道陈氏家族在美国的少许情况，对中国的情况则不甚了解。现在大概最了解情况的应该是陈子辉：当我们随机访谈时大家都说这个要去问陈子辉，“他最知道，那些（指老屋和墓地修缮）都是他搞的”唯一敢说陈子辉“什么都不知道的”就只有另一支系的三兄妹：陈永森（后改名陈肇熙）、陈永林、陈金凤。他们在解释自己与陈芳的关系时称自己为高辈。如陈永林就说：

“我辈份很高。我今年八十多了，比陈子辉知道得多，他那时还小，什么都不知。比辈份上讲我和陈芳一辈，我爸爸跟他爸爸一辈。但我还是叫他阿叔，也称陈芳公，大家都这么叫。他的儿子陈席儒要叫我阿叔，那个陈子辉以前叫我阿公，后来也叫阿叔。”

陈金凤说：

“我大哥很知道那些事情的，因为他呢，就帮他（指陈芳）干活的嘛。阿爸做了就到儿子做嘛。是吧？阿陈子辉都不懂这些事情啊。因为他（年纪）小嘛。日本鬼来的时候他在澳门街读书。哈哈哈！阿陈子辉啊！不过他呢同他（指陈芳）较亲，是亲房。”

这三兄妹与陈芳的关系事实上确实比较疏远，只能算远房亲族。比如陈永林说：“我阿公随陈芳到檀香山，那边都搭木屋住的。揾食也赚不到什么钱，几十年才几百两回来。”陈金凤则说：“和陈芳啊？那关系就很大了。我的爸爸呢，以前为他做那个，做那个什么啊？那个叫做……有竹帽戴的喔……两个炮楼呢，看住两个炮楼啊。做警察！”“做炮兵？啊，不，即是看守炮那个人？”“是啊，即是闸的那两个（炮楼旧址），你有没有看过啊？看过了？我的爸爸那时候呢是为他守更的。呵呵！是啊，守更。守更呢，那样呢，他（指陈芳）都说，那个世界（指自己用炮楼防敌的时代）呢都没有了，那就叫，即是到……（叫）我爸爸替他到上海收屋租。……亲叔侄。亲叔侄啊！是啊，我叫他伯父的。……伯父啊。是。陈芳是伯父来的。我的大哥啊，为他打工打几十年的了。我的大哥十三岁出去为陈芳公、陈席儒他们打工啊。”陈芳找自己族人去金山，雇外地移居入梅溪的人打理自己家里的园艺、卫生等工作。梅溪乡里的一位阿伯就说陈芳找乡人“去夏威夷种蔗”，种蔗他就请本地人、做工就找外地人来做，原因是“他怕本地人X(一字无法辨识)他的财产出去的，偷他的东西的嘛，这样的意思的嘛。外地人是不能走的嘛。有这样的原因的啊。”而他们家当时是外地移居梅溪的，所以陈芳请的花园工人即是自己和自己的老爸：

你知不知道以前陈芳是怎样请工人的？他请工人呢，不请本地人来的，也不请本村人，又不请本地人的。只有我能去到的。……我以前是新兴的，新兴的，很远的，大山区来的。我是他请回来的，本地不请的。说什么原因呢，你可以想到的。

回头再看陈子辉和陈芳的关系。他自己在墓上面贴了他“尊敬的陈芳爷爷”的照片。但他也承认自己是旁属的：

陈子辉：陈芳死的时候我还很小，那么这样呢……都没什么记得的了，现在还记得什么啊！

陈伯：我们都是第三代了。陈芳那时我们是第三代，我们都不……

陈子辉：第四代啊！

陈伯：第三代。

陈子辉：陈芳是第十三世祖啊。

陈伯：不是啊，这样啊，即是，阿陈芳啊，到我老爸那一代啊，陈芳啊，阿老爸一代，到我们，这样不就是第三代咯。那我们小孩子怎么懂呢？我们未出世……

陈子辉：陈芳就十三世祖，我们十六世祖……

陈伯：我知道，他，这样计……

陈子辉：我就十六，陈芳就十三，十三……

陈伯：这样××（无法辨识）就是，即是那个距离呢已经三代了。

问：那么你是他的侄孙还是……

陈子辉：侄孙。就不是直属。旁属。旁属，不是直属。

问：哦，就是你阿爷那代，那代是不是与陈芳是兄弟或是怎样的？

陈子辉：是啊，那我让你们看看啦。

翻检他的家谱，即发现村人所述“侄曾孙子”甚为贴切。据陈福志堂《陈氏家谱》：十二世祖荣禄大夫陈仲（仁昌公）有国荣、国桢、国芳（陈芳）三子，而十二世祖登仕郎陈建（仁泰公）无后，“入嗣子国桢（仁昌公次子）”。陈国桢庶生长子陈当，陈当庶生五子陈永剑（俭），其长子才为陈紫辉（子辉）。在弄明白讲述者与陈芳关系的亲疏远近之后，我们就可以大致推断他们说话所持的立场并注意一些具体表述背后所可能隐藏的意涵。

进一步追寻陈芳家族的姻亲网络，陈子辉否认有陈氏家族有与其他名流联姻的事，即便有也不是刻意的：“不是这样的。那些婚姻很自由的，这里。青年仔一谈到（即交到女朋友）话就结婚去了，那些家长呢都很少干涉他的。”“解放前都是这么自由的。”虽然没有与其他名流政要联姻，但陈氏与官场的人联系仍颇深。陈席儒1890年随陈芳回国后就结识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等人，并与陈赓虞一道资助100万创办由陈少白主持的革命党机关报《中国日报》。1921年孙重建广东革命政府时，陈又资助27万以充政府空虚之财政。他还致信孙中山，请任孙眉为广东都督。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陈赓虞与陈炯明私交颇深，陈炯明1922年“叛变”后，陈赓虞被举为广东省代省长，但他随之出走香港。后来他又因不满陈炯明一些作法而与他失和。在陈芳的后人中，流传的普遍说法是陈芳公与孙中山很好的说法：“梅溪最厉害就是他了，一支根！他同那个中山、中山先生啊……是，孙中山先生，是同学来的。很好朋友的。”“他们一齐在哪里读书？”“以前啊，他是在美国读的，不知怎样他又同孙中山好的。可能一齐交流啦。都不知啊，那时候啊。”“那他和孙中山是朋友，那他们之间会不会通信啊，或者……”“（语气肯定）有！有啊，有啊，有通信啊。有啊！孙中山很忠厚的人嘛！是吧？……”其他一些人也普遍认为孙中山和陈芳是好朋友，但只是在被问到知不知道陈芳与孙中山有什么故事之类的问题时才会含糊其辞一番。后人的口述显示出的是一种不断修正的印象和建构。

陈赓虞（庚如）不仅与陈炯明私交颇深，与其他军政要人也有相应交往。他的墓前面的小墓碑是他与其中一个妻子（立于中央，当为正妻）容氏的合墓碑。后面的大碑为当时的广东省督军莫荣新题写的“胜地佳城”及墓志铭：

“民国三年春……越三年，余督兵来粤，得识赓虞。年逾知命而康健异于常人，天道福善，岂欺我哉？书此奉赠，并以志庆。民国八年十二月莫容新并记。”

陈赓虞的胞侄陈永安（即哥哥陈龙的儿子，陈晚霞的父亲，莫荣彪的外祖父）早年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策划前山起义，光复了香山城，出任香山县首任知事（县长）。早期同盟会会员鱼龙混杂，故各方关系也是错综复杂，陈家与孙中山的关系、与同盟会其他成员的关系，尤其是与唐绍仪等政要的关系、与陈炯明、莫荣新、程璧光等军要的关系，可以说正处于这种内部的微妙平衡中。以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关系为例，也是若即若离。据《唐绍仪传》所述，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已与章太炎、廖仲凯、朱执信等人乘“应瑞”号南下广州“护法”，唐绍仪则暂留上海，7月10日与伍廷芳、汪精卫等致电北洋政府要人，主张回复国会维持政体。及至7月22日，程璧光率“海圻”号旗舰赴粤，唐绍仪始应邀同行。25日联同伍廷芳、廖仲恺等致函侨胞筹款。但他到虎门后即回乡而未到广州，8月初广东各界集会欢迎护法海军抵穗，唐也未参加。唐居乡里，伍廷芳留上海，静观时局，成为各派极力争取的对象。后来唐和程璧光入联合会，与孙的军政府实为对峙。1918年6月孙经日本赴上海，未与唐会晤，“预示两人之间存有政见龃龉。”因为他实际上是建议“将合法之中央政府迁至上海，继续执行合法之职务”的。除了政见的不尽相同外，私交上两人还可以。孙中山去世后，唐绍仪还常往澳门或翠亨村探望卢慕贞，有时还接卢到共乐园小住，他与孙科有很密切的交往。不完全是政治上双方的需要。

但唐绍仪与陈炯明的关系显然更好，这从陈炯明驱孙事件中唐的态度也可以看出。相对与陈的关系讲，唐与孙相对疏远。他们两个与岑春煊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唐的八女婿是留学日本归来的岑德广（岑春煊第三子），后来公开当汉奸，起草《时局声明》、《倒蒋方案》等文件，还与李国杰（李鸿章之孙）以唐的名义四处招摇，一时盛传唐将出任伪职。唐与岑春煊清末民初是政敌，岑德广与唐女相识后，唐立刻将其赶到外面住。

程璧光与莫荣新同为军将，也互有合作和斗争。上所述护法时，程与莫站在孙中山军政府的另一边。程和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积极改组军政府时，粤籍警卫统领和省会致电陆荣廷，主张以程璧光代替莫容新为广东督军。随后不久程璧光被刺杀，有一说就是陆荣廷、莫荣新所为。

唐绍仪晚年任中山县长时与陈济棠有龃龉，主要着眼点是财政和利权，早期和莫荣新则未见有明显联系。偶然有一次去会同村莫仕杨家族的探访，第五代孙莫惠文（现为会同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无意识说了一句：“莫仕杨的夫人是唐家那边的。”“都是姓唐嘛，你想是不是？”本来也是当呓语听听，不甚在意，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拜访一位珠海私人收藏家时，翻检他家有关会同村的材料，意外地发现了一份沒有头尾的私人油印文献，不过藏者已忘记来源。通过内容和格式判定，结合莫惠文所言莫氏家族在海外的后人曾带回部分《莫氏族谱》的印本，推知这几页文献就是《莫氏族谱》中关于“莫藻泉”的部分。其最后的落款“前内阁总理唐绍仪、广东督军莫荣新暨亲友等仝祝”不禁让人意识到莫氏与唐氏可能还真有姻亲关系。莫荣新可能与莫仕杨支系不同，而莫氏也确实与唐家的唐氏有姻亲关系。“莫仕杨及其子辈多与香山商人、买办大家族结为姻亲。他的原配夫人是唐家湾买办唐氏家族成员，长子冠球娶翠微村大买办吴健彰之侄女为妻。其他子孙亦与香山、南海、广州等地绅商大族结为姻亲，由此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渗透到粤港工、商、政界。”考虑到莫氏为太古洋行买办，而唐廷植、唐廷枢为怡和洋行买办，两姓之间当有一定的的往来。也许这种口述史无意识的穿插会揭示尘封的人物关系，起码从目前出版的唐绍仪材料上，没有显示任何与莫氏的联系，但也许未出版的书信会有，几十年前两大箱唐绍仪的所有书信由上海图书馆运到珠海，现在大概仍冰藏于珠海市政协的资料室中。

而程璧光与孙中山又是另外一种情形。黄健敏曾撰有《孙中山与香山南朗程氏——以南朗<程氏族谱>的资料为中心》一文，“根据近年新搜集到的南朗《程氏族谱》及口述资料、回忆录等史料，结合实地考查和文献分析”，梳理了“孙中山与同属香山南朗程氏一族的程璧光、程奎光、程耀垣、程耀臣、程蔚南、程君海、程北海、程天斗等人物的关系”，并且指出“这些人物在孙中山革命生涯的不同阶段，曾作出过各自的贡献，他们和孙中山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能简单以所谓‘革命追随者’概而论之，通过勘正错误、重建史实和不断地丰富、充实历史细节，在具体的时空环境去理解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才能展现历史的复杂多样。”该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南朗（今中山南部）、金鼎（今珠海北部）一带村落之间人物千丝万缕的“沾亲带故”。事实上，翠亨（属南朗）、外沙（属金鼎）等村落极其周边的村落或多或少与孙中山家族都有联系，做口述史的过程也能发现相对于翠亨与中山中北部沙田镇的对比、外沙与珠海西部和南部地区夫人对比来说，这一带村落景观非常相近，人们的口音也更近。这一带的人联姻非常普遍，比如卢慕贞原为香山上恭都外茔乡（今金鼎外沙村）人，父亲卢耀显与孙眉同为檀香山侨商。孙中山母亲外家杨氏，有一姐妹嫁到外茔村，认为孙卢两家门当户对，遂撮合。孙科的妻子陈淑英也是本乡人，是孙中山堂妹孙殿英之女。在外沙当地我们找到了一位卢慕贞的族人卢华成。追问他与卢慕贞的关系，他说他能记住的前后一到十辈为“牒、显、熙、潮、家、学、文、昌、世、运”，卢慕贞为第三“熙”字辈，他自己为第六“学”字辈。他小的时候曾由父亲带领，在澳门文第士街孙公馆那和卢慕贞一起吃过饭，那时自己很小，什么都不懂，就静静地吃饭，也忘了卢慕贞说些什么了。但卢常会请族人去那边吃饭。“现在有些人啊！一问，孙中山夫人？不是宋庆龄么？卢慕贞？是哪个啊？”说到这，卢华成就表情不屑而气愤，但是他对孙中山仍是非常崇敬的：“日本到外沙村这，日本人很尊重他，不打了。美国有总统，日本有天皇，就中国有一个国父。”

外沙村不仅是卢慕贞的故乡，也是蔡兴、蔡昌兄弟的乡里。“蔡昌很有公德心，那时马戏团在广州表演的，都要拉过来给乡亲看。……出去的人文化低，三百几个人都没什么作用，就一个蔡昌当了董事长。……他是商业人，比较富裕，盖了整栋楼，一是面子，二是给乡里孩子当学校，还买几十亩地，收租给学校请老师当经费。个个都讲他好……免学费的，我由他资助读过一两年。”“外面公路就蔡昌造的，歧关公司当时规划路穿过外沙，蔡昌就不同意，说搞坏我们整条村。但股份公司要赚钱啊！蔡昌就说愿意出那部分损失的钱……最后公路就绕外沙修。”这段话涉及陈永安与歧关公司，可知蔡和陈的交往。蔡兴于1899年应马应彪之邀，与十二位华侨合伙，1900年在香港开设百货公司，1912年与弟弟蔡昌集股创大新公司。涉及蔡氏兄弟与马应彪的合作。1929年国民政府确立中山县为模范县，在全国率先实行“训政”。首批委员依训委会组织大纲规定须由香山藉人士担任，共九人：唐绍仪、孙科、钟荣光、马应彪、李禄超、蔡昌、郑道实、李蟠、李供林。其中蔡昌和马应彪先后担任财务组委员会主任。孙科、马应彪与钟荣光由于同在岭南大学中董事会共事，自然也相识不浅。蔡昌与唐绍仪的关系看来还不错，据唐有淦讲：

中山宪政的时候，有一天，就我们中国近代一个大人物，就大兴公司的老板蔡昌派了个老太婆带点心什么的，就来到这里，望慈山房，在望慈山房里面呢，唐绍仪刚好在门口扫地。堂堂一个县太爷，我不说国务总理，他当时不做了，但起码是个县太爷。他正在扫地的时候，那老太婆来到这里：“嘿，老家伙，你知道唐大人在哪里吗？”“哪个唐大人？“唐绍仪啊”“你找他干什么？”“没有，我们蔡老爷让我带点点心送给他。”“哦，那你放这儿吧。”“嘿，我给唐老爷的，怎么叫我放在这里啊。”唐绍仪说：“我就是阿。”老太婆赶忙向唐绍仪跪下。唐说：“啊呀呀，不知者无罪啊。”

而说起岭大董事会，上面讲的与唐家有一定关系的会同莫氏家族也与岭大关系颇深，决不仅是在政工商界拓展而已。比如荣光堂即为莫仕杨发起捐资兴建，他是十董事之首。莫仕杨曾孙莫庆义的太太即为岭南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古桂芬的女儿。古桂芬十一岁随兄古金旋、古金祥二人如读澳门培基小学和陈子褒学校，陈子褒即为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好友。后来古桂芬也加入澳门中国同盟会。十九岁又入读岭南大学。由于外家杨氏世居檀香山，自己父亲在秘鲁又有古氏农庄，人脉较广，所以后来协助钟荣光到秘鲁募资，建立岭南大学农学院，后来钟校长聘请古桂芬为农学院院长。古桂芬曾经把实习农场放在会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容闳的堂侄容有榕也是岭大农科教授，“父亲容有榕（又名秉衡），广州岭南大学农科教授。”大概也与古桂芬相识。堂侄孙容汉诠以前就读岭南中学，如果没有院校调整，大概也是会在岭大农学院继续读书：

“我是7岁，我生在台湾，7岁离开台湾到新加坡去，一年级和二年级在新加坡上学，三年级就回来南屏，一直到甄贤小学毕业。……46年到52年在岭南中学读书，就在澳门。离开澳门以后，2003年7月我和老伴又到岭南中学我的母校去看了一看，呵呵。然后澳门高中毕业以后回来大陆念书,在广州华南农院,现在叫华农大。”

“初中高中都在岭南（中学）读的，我46年-52年在岭南读。那边教学用英文。我们学原本啊。当时大代数、物理、化学全部都是牛津的书，教学方面很好。所以说我们是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岭南中学是岭南大学的附属学校，是教会学校，也可以叫贵族学校，每年的学费1000多块。1000多块很厉害了，当时2000多块一间房子一栋楼都出来了，1000啊，很厉害。过去我的家底都是老祖宗供养的，不然哪有这样多钱念书啊。”“当时你的父亲送你去读书的时候有没给过你什么寄望什么的？”“当然啦，就是好好读书，我父亲是岭南大学毕业的，是水稻专家。我也是大学毕业，我几个儿子也是大学毕业，呵呵，她（指容夫人）也是大学毕业。”

后来我突然想到蔡廷干应该也是外沙的，就询问卢华成，他说蔡廷干不是外沙的，是上栅那边的。由此后来我才知道以往看到的文字介绍都是以讹传讹，竟至连蔡廷干的乡里都搞错！蔡廷干离乡早，但后来有大成，供职于北洋政府，也应该与唐绍仪有一定联系：1923年，蔡廷干与施肇基同为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与英、美等十二国代表商谈中国关税自主问题，11月19日关税特别会议通过中国关税自主案。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后，北京政府出现财政恐慌，只能由顾维钧组阁。当时蔡廷干即是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无法解决难题，只能向顾维钧辞职。一般说来，我们只知道施肇基20年代曾任驻美大使，顾维钧是杰出的外交官，却不知他们都与唐家的关系。施肇基的妻子是唐廷植的孙女唐金环。顾维钧的妻子是唐绍仪妾室所生第五女唐宝玥（又叫唐梅），其女儿便是顾植。据《珠海名人传》说唐往哥伦比亚考察时即已相中当时仍在读的杰出青年顾维钧。事实上，唐绍仪的女婿们大多一时名流。由伍廷芳做媒，唐绍仪娶妻吴维翘，所生十一女唐宝瑢先配诸昌龄、后配余守廉，十三女唐宝珊配曹培庆。与张氏所生长女为唐宝珠，女婿诸昌年，曾任民国政府驻瑞典公使，长子唐榴后来任驻美国檀香山公使。

施肇基的岳父唐廷植（亚植，1862起名唐国华，1871起名唐茂枝）的弟弟唐廷枢、唐廷庚，都是那个时代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们三兄弟是马礼逊学校的学生，父亲唐宝臣以为学校多做工17年为条件，换来校长布朗同意三子免费入读。其中，容闳、黄宽、黄胜三人亦在此校，但与三唐不同班。容闳回忆：“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黄君胜、李君刚、周君文、唐君杰与黄君宽也。”直到1847年毕业，容闳这个班仅六名学生。当布朗问谁愿意随他去美国时，除容闳以外只有黄宽、黄胜两个应声而起，其中的黄宽后来出任博济医学院首任华人院长。而黄胜的次子黄咏商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黄咏商略历》记载了他在香港参加兴中会的事。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强烈谴责孙中山无能，声明要与孙某断绝关系。马礼逊学校迁港前，在澳门原有学童17名，离澳迁港时有6名学生家长不愿孩子离家，仅11名随港就学。三唐是在6名家长不愿孩子离家的学生之中。唐家的人回忆也确认了三唐与容闳是同学。唐廷植后为华人海关税务司，在赫德手下。1862，协助唐廷枢编我国最早的英汉词典《英语集全》,1873，李鸿章委任唐廷枢轮船招商局总办，怡和洋行总办即由唐廷植接任。“李鸿章为应付英商太古、怡和、美商旗昌等轮船公司的‘合力倾轧’，邀请了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买办徐润进入轮船招商局任职。”“为防止两败俱伤，经莫仕杨建议”，双方达成“招商局占38％，太古占35％，怡和占27％”的《齐价合同》。郑观应、唐廷枢、徐润参与了合同谈判和签订。唐廷枢受李鸿章之邀，与徐润一道接收轮船招商总局，郑观应也认为“得人”，“欲兴之事，惟在得人而已。”经元善的评价是：“唐、徐声望素著，飞因北洋增重。唐之坚忍卓绝，尤非后来貌为办洋务者可比。”后来李鸿章还手谕他：

“旗昌轮船已定议归并，从此经理得宜，屏除私见，涓滴归公，官商可共信服，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翘盼曷任。”

很清楚，香山的郑、徐、莫、唐四大买办家族之间的关系是千丝万缕的，生意上的交往颇为不少，前后也有各种矛盾、妥协和联合，比如唐廷枢次子唐夙兴娶郑观应堂妹为妻。加上与容闳、李鸿章等人的关系分析则更复杂，比如唐廷枢、徐润还帮助容闳从家乡推荐人选，上海的愚园路是由于徐润在那建“愚斋”而得名，这点已有不少人指出。而上海杨浦区近江的地方还有一条景星路，是否得名于唐廷枢（字景星）则尚未有人考证出。两条路的大小及知名度的差别，个中原因大概主要是因为徐润在上海大规模置产，而唐廷枢相比之下则很少。但两条路名的背后，隐含的是广东商人汇聚上海聚帮和经贸的信息。“以徐昭珩、徐瑞珩、吴健彰、郑廷江等人为代表，于19世纪40年代进入上海，随后，徐润、郑观应、唐廷枢等人也于五六十年代来到上海。他们分别进入旗昌、宝顺、怡和、太古等洋行任买办，一度形成粤人垄断上海洋行买办的局面。”徐润在自己编的年谱里讲1872年唐廷枢和他的叔叔徐荣村倡建广肇公所，将其作为广东人在上海的会馆，还夸唐建此馆，“联乡里而御外侮，公益诚非浅焉”。

徐润的人际网络也很复杂，他的侄女徐宗汉即是黄兴的夫人。徐宗汉1901-02年间，在广州女医生张竹君所设福音堂里，常参加胡汉民、马君武等人的每周聚会，“或议论时政，鼓吹新学”。徐宗汉姐姐徐佩兰（后改名慕兰）、徐佩瑶均参与早期革命。1908年徐宗汉离开槟榔屿归国，途径香港时造访了香港同盟会会长冯自由，还介绍了亲友数人入盟。徐宗汉与黄兴两个儿子：黄一美与国民党元老张继之女张瑛结婚，黄一裘与程潜之女程博德结婚。口述中有一种说法是徐润的老婆是吴健彰的侄女，莫仕扬的母亲也是吴健彰的侄女。

当然必须注意到，两个人不是有亲戚关系就一定相善，如前所述唐绍仪与岑春煊儿子岑德广就关系很差。他与唐廷植、唐廷枢兄弟虽为同族，但由于年龄差距其实没有什么联系。唐有淦先生告诉我：

“唐绍仪是第三批，唐国安是第二批，在清朝科举制度来讲，唐廷枢是唐绍仪的老师，唐廷枢是第三大房，我是第二大房。”

“唐绍仪和唐廷枢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不是叔侄关系吗？”“不会。这话就要说到容闳了。1873年，第一批留美学生出发的时候，那时候唐绍仪还在家乡，唐绍仪是第三批，唐国安是第二批，要是按清朝科举制来说呢，唐廷枢应该是唐绍仪的老师，他去协助容宏做那一百二十名幼童留美，可以说他们一点关系没有，可以说唐廷枢死的时候，唐绍仪才出生不久。”

“唐绍仪与唐廷枢的关系只不过是叔侄的关系。或者可以说是师生的关系，勉强可以这么说。因为容闳搞留美幼童的时候，唐廷枢与唐廷植那些人就是以当时买办的身份，因为大家按辈分的话就是叔侄，年纪大家相仿的。因此一九八三年汪敬虞写那本《唐廷枢研究》的时候都将这两个人写成是叔侄，他不知道这两个人的两大房是不同的。留美幼童是唐廷枢帮容闳搞的，因为唐廷枢是容闳的同学。搞这个幼童的关系，你唐绍仪……蔡廷干、唐国安是第二批，就是一八七二第二批。唐绍仪是一八七四年第三批。这迟了很久的了。可以勉勉强强地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了。论辈分的时候是叔侄，大家都是姓唐的叔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来讲呢，唐绍仪读书的时候只有十四岁。那时候唐廷枢都有六十岁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得通盛宣怀与唐家几个唐的关系：李鸿章委派唐廷枢、徐润供职招商总局是“由盛宣怀为之介绍”，可见盛与唐、徐关系尚可。容闳提出银行、铁路实业计划，侵犯到盛宣怀实际利益时，则遭到他的攻击。可见这个时候盛的实力尚较大。到了唐绍仪的时候，唐与袁世凯合谋，成立铁路总公司督办，取代盛宣怀势力。后来唐绍仪调任奉抚，亦为梁士诒接受订约，以回复中国铁路行政权。关键点就在于唐绍仪与唐廷枢在人物活动时间上基本无关。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请容闳归国，那时在北京，也是梁士诒与赵仕北、唐绍仪等人共事。容永道先生不是容闳的直接后代，他的母亲梁藏生正是梁士诒的四女儿，丈夫容显勋，是香港渣打银行首任买办容亮的孙子，但也是南屏村人，为另一“容”姓。后来容显勋逝，他母亲改嫁容闳长子容觐彤。可见梁士诒与容闳也有一定联系。据容永道先生回忆，后来他的叔父容觐槐1912年遵父命回国参加革命，“二次革命”时还被袁世凯逮捕过。被捕而最后无事脱身，大概也是袁世凯要看唐绍仪的几分薄面，因为“唐祖最崇拜容闳。”1936年11月3日唐绍仪在上海还与当年赴美留学的老同学们聚会，现有的照片显示仅有十一人参加聚会了，其中一个是容尚谦，即容闳的侄子。唐绍仪与赵仕北关系也不浅。唐绍仪侄子唐荣祚，是清末的一个收藏家，有著作《玉说》名世，其妻子为中德混血儿赵丽莲，“蒋纬国、李焕等党政要人都是她的学生”。赵丽莲当年是奉父赵仕北之命嫁给唐荣祚的，他们父女都是哥伦比亚的留学生，而顾维钧也是哥大的。以赵仕北当年在北洋政府中的位置、在同盟会中的地位，与唐绍仪家族的联姻也是非常合情理的。唐鸿光自言父亲赵仕北（士北）“曾任前清驻美外交官，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我的祖父唐绍和……是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胞兄，曾任前清天津道道引。”“外祖母白薇熙（Marie B.），德裔美籍，康奈尔大学专修医科。”同辈的唐绍仪也有康奈尔的学习经历。与赵丽莲的儿子唐鸿光的访谈也透露出一些信息：

我外公也是跟孙中山的，是参议院院长。参议院、众议院差不多就相当于人大了，人大委员长，差不多这样的了。他有个照片是跟孙中山黄兴照的。……我外公是抗日的，抗日死的。而且我到他那故居一看，一看啊。哎呀，真是没法比啦。他那个故居，我外公的故居，赵士北的故居呢，连这房子一半都没有这么大。就搁一张床，一个凳子，一个院子，一个小小的院子。破破烂烂的。那么穷的出生，后来能够做到这样，我觉得。跟唐绍仪不同，唐绍仪家有钱嘛，是不是阿，他穷成那样，还能做到这样。至于唐绍仪看法呢，尊敬程度上我还是。那么穷啊，穷得简直不像话。而我外公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在美国念书，念书以后呢，曾经做过纽约的总领事吧。可能是这个我详细也不清。因为我看到一个照片，和外国人，他就站在。那么在呢，就跟我外祖母结婚，我外祖母是德国人，人家外国人都看不去中国人嘛，跟外国人结婚，当然也有点学问了（笑）。他是学法律。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跟他是跟孙中山、唐绍仪也是跟孙中山也有点关系。我外公那么穷，跟唐绍仪出国是不同的。这是我了解关于唐绍仪，我外公和唐绍仪很好，但是我从没有在唐绍仪传里面看得见他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家庭的朦胧记忆、建国后的历次风潮，总归让话语隐含着说不出的味道。唐先生肯定知道她母亲就是靠着《混血儿的悲剧》(Half Caste) 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名誉博士学位，但母亲的隐讳处似乎仍是儿子的隐讳处，对着一些第一次见面的访谈者，他没有说出来。（当时我们尚不知这些详情，也没有追问）唐绍仪与赵仕北的交往尚不见于其他书信等文献，但从唐鸿光的口述中我们仍可感受他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唐先生文化水准比较高，人又比较踏实，所以他的讲话不仅不会天马行空、吹嘘过度，也比较公允，他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也可以帮我们反省当事人口述史的弊端：

“顺便我要讲讲，我还算是名人的后代。对这个我不大感兴趣。因为你要是靠着父亲XX（不清），请你吃饭，这是唐绍仪的侄孙。肉麻的很。我就不喜欢，如果我做的事情，对人民有好处，表扬我，这还值得。人家有什么好事，做了什么大官，哇，这是袁世凯的儿子，这是谁谁的，孙中山的什么什么人，沒什么意思。你是自己做出来的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民。”

“有一件事情，是父亲对我说的，说叔叔怎么样怎么样的，我父亲怎么说，那我就怎么说吧。那时候，唐绍仪反对袁世凯称帝，就想杀他的，这是我父亲说的，真真假假不知道。于是袁世凯就派人去杀他了，那是一个和他很亲近的人，叫什么名字就不知道了。那时候，唐绍仪在一条英国船上。当那个人想杀唐绍仪时，被他发现了，唐绍仪说，你现在是在英国船上，你杀了我，就逃不出去，英国人要管你的。即使你能杀了我，也能逃出去，袁世凯一定会杀人灭口，找人把你杀了的，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不如这样，等我给你一些钱，你拿去做买卖，不要回来，这样不就是一件更好的事吧。后来，那人收了唐绍仪的钱，果然去了南洋做生意了，后来就没人知道他的行踪了。这件事情是真还是假，我不清楚，那是我父亲说的。……这是一段野史我不敢说这是真的。往往有这样的人，喜欢给家里头添点，添花添叶。说他怎么聪明，怎么有眼光。刺杀唐绍仪以后，这人也被刺杀了。杀人灭口，又杀人灭口。可能因为杀人灭口，又杀人灭口，引起我父亲编了这么一个故事。也保不定，是不是啊。因为我在别的地方没看过。我觉得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个哪找证明去。那个人是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除了唐绍仪、唐廷植、唐廷枢等人，唐家还有唐国安、唐宝锷等名流，整个唐家名人的对外交往网络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唐有淦老先生，他以前叫唐绍仪四叔公。他就讲述过一次和胡汉民、胡木兰父女一起吃饭时的轶事，他所以可以与政要共餐就是因为他的亲叔叔唐耐修是裕繁煤铁矿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创办人），是“上流社会”的，那次就是刚好胡汉民去美国医病，和他叔叔一起回香港，就叫他爸爸一起过来吃，“因为都是广东人”。

最后，由唐绍仪再回到容闳。唐曾入李鸿章幕府，而容闳早在很久之前已入曾国藩幕府，后来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容闳除帮曾国藩外，1873年亦帮李鸿章购买美国新式格林炮50尊，1880年帮郑观应选聘美国技师。容闳与孙中山的联系有书信往来可证，前人已多有发覆，比如1900年9月1日在去日本轮船上首次相见，到了日本还一同走访了一些朋友等。又比如互相之间的赞许和支持等等。谈得最多的是：容闳1909年1月致信Charles B.Boothe（布斯）和Homer Lea（荷马李），说孙中山为中国人士中最可信赖者，应助孙实现其计划。孙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即命荷马李为高等军事顾问，致电容闳：“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而如前所述，此时唐绍仪、梁士诒和赵仕北正用事北京。容在南屏是大姓，杨姓也是大姓，但是容汉铨老人告诉我们：

“但是过去我那个8，9岁的时候啊，听老人说，和姓杨的是死对头，北山啊，杨匏安那里，杨家，容杨水火不容的，一见到就打架，这个打人原因不清楚，不考证它。后来解放以后慢慢就融洽了，以前说姓杨的，姓容的不让进他村，这个姓杨的也不能到南屏，打啊。……很惨的，这种情况，以后就慢慢融洽了”。

母亲是容氏的鲍康尧先生则告诉我们：“以前大家互相攻击啊，经常打架。……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澳门，后来又去了香港，回到广州，所以对这些事情也不是很了解。”她说姓容说姓杨的是“北山孤独老绵羊”，而姓杨的则说“南屏鸡股穿肠烂肚”。从时间和空间上看，容汉诠出生前十来年，杨匏安已是青壮年，而且在广州搞革命，离乡已久，应该也不参与乡族械斗。但仍用“杨匏安”那里的话语，似显出某种后加概念和权力。容闳1896年与上海原配郑氏所生之子容申（取族名“若兰”）一同返乡，还给他娶了邻村杨家之女，则似可视为“慢慢融洽”的一种反映。讲述者容汉诠老人自述与容闳关系：“容闳那是我堂叔。阿，堂叔公啊。跟容祺年（容汉诠祖父）是堂兄弟。”“那您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事迹吗？关于容闳的事迹。”“有啊，《容闳传》里面有啊，专门记载他的事的。”“是别人写的吗？”“嗯，对，别人写的，那个黄晓东。”“哦，黄晓东。”容夫人突然插话说：“他知道些什么，都只是些资料汇集起来的而已，哪里知道多少！”这也反映了他们自己对自己历史的看待和认识吧。有关容闳的研究比较多，本文前面也不时讲了一些他的人脉和网络，这里就不赘述了。名人相互间纠结的联系显示，或许有些我们不习知的“名人”间的网络联系常常隐藏在名人家族家庭稀疏平常的感知中，名人间的网络比一般人更强烈地反映出离散性，超越乡里、跨越省际国界，然而又非常的世俗，因为“名人”始终是历史过程中极其普通的一个个体，在中国伦理社会的结构中，他们的许多决定不可能超出某些限度，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我们的口述史绕着香山县中南部转了一圈，以梅溪牌坊开始，以甄贤学校结束，贯穿其中的是共乐园和翠亨村。我们看到，陈芳、唐绍仪、孙中山、郑观应和容闳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香山县的五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军政学工商俱全，显然也一定程度代表了在这几个方面近代中国人的不断追求。香山民间有谚：

龙潭山顶有个瓦鹰转，

凤凰脚下有个观音山；

难行东西分开两埂，

返返转头山场吴黄鲍；

何氏落脚再南村，

先锋斜下翠微鸡佬掘住大鸡笼；

前山北岭同姓徐，

前山有个牛牯石；

一朵莲花入后湾，后湾一边水咸一边淡，

西洋鬼仔占地要收返；

三厂有个莲花茎，

北山是个羊（杨）咩窦；

容林张郑居沙尾（南屏），

珠洲孖洲过坦洲；

申堂石堂石里石仔营脚黄，

古鹤对上系前陇；

竹林埔人中意食馒头，

租赁脯对落有名叫大金鼎；

大金鼎北边有上栅村，

卢梁蔡邓四姓人；

上栅对落下栅墟，

一四七墟日狗仔猪仔乜嘢都有卖；

东岸是个黄家村，

流尸山对落唐家后门涌；

唐家有个唐绍仪，

筑条山房路，

九曲十三弯似条龙，

龙头奔向三间庙，

龙尾向着共乐园，

园中写着一副对：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我们可以在这首谚语中，找到相应地点的熟悉姓氏，以及想到相应的人物和资讯。这首谚语也是口述历史，他帮我们认识斯土斯民的观念，对这个地方，也对这里的人。

本文的目的在于反省，一是分析研究历史层面上：什么样的关系、多层多重的关系，会影响和决定人在一些事务上的决策和选择，比如孙中山与程家的关系，涉及乡里和亲谊、利益与时局的考量，治史者不可不察；关系常不见于表面，而通过事件体察；关系常常需要向利益妥协而变得有所倾斜，但从未消失，上文所述政客们的事例比比皆是；二是口述层面上：口述材料与文本材料一样不可靠，万万不可指望靠口述材料“填补空白”，历史必须通过比较而“近真”；口述史必须体察语境和主客观因素，充分考虑访问者与被访者的关系及谈话所涉内容的敏感度，比如唐鸿光不会对第一次谋面的人提及过多有关自己母亲的事；单纯依赖口述绝对无法成“史”，口述史本身是一种反省，有针对性而动，剑走偏锋必为无根，世事皆然；口述史既需有唐纳德·里奇强调的公共性，更需有汤普逊强调的“不同的呈现历史的方式”，他帮我们消除偏见，他帮我们“修正”认识，更多更全面地去认识人物，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世的。本文就是这种呈现的尝试：口述史访谈的过程中，常有许多表达不出但确实能感受到的观念，这些观念在当事人的意识中，看到的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世界，这就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我们借助于语言将一部分较谨慎地表达出来，会同看到并分析过的一些文献资料，串成一幅民国香山名人千丝万缕联系的网络图象。

（原载《田野与文献︰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第六十一期，2010年10月15日，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