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谈、著译交辉——简评中译注本《明清社会史论》

厦门大学历史系  朱勤滨

何炳棣先生之大作《明清社会史论》，经徐泓教授译注之中文本于2013年12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英文名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英文原著于1962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初版。在此之后，何炳棣先生又获得北京图书馆藏的清代进士履历便览、会试录与会试齿录、举人乡试录、贡生同年齿录及在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见到四种明代进士登科录等新资料，据此对初版进行了修订，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修订本。徐泓教授之译注即以1967年修订本为底本。今通读全书，受益良多。

一、缜密之论述与新颖之观点

《明清社会史论》初版至今已逾五十年，读者无数，在国内外学界都具有广泛影响。其超群之魅力首先是基于书中论述之严密与新颖之观点。

何炳棣先生开篇就指出传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反论。即主要的思想流派都认为社会需有阶级之分，构成社会的各个阶级，其权利与义务必须是不平等的。但他们又认为“阶级社会固有的不公正情形，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也要实质上加以减轻，否则阶级社会不能无限期地存续下去”。社会意识是社会实际之反映，如何做到阶级区分，又能流动，各家又进行了大量探讨，最终找到一个共同的准则，即“经由尚贤的原则”。换言之，“贤”是阶级区分之标准，亦是阶级间沟联之纽带。

何先生进一步追问：具备哪些素质之人堪称“贤”者？对此，各家表述不一，他们论述“贤”之标准较为宽泛，未限于一才一质。从历代选官体制来看，汉代举贤标准较为多样，但随着时代的前进，贤才的观念却越来越狭窄，到了明清时期，有大部分时间，贤才的观念竟紧缩到只剩经书的知识、僵化的行政理论和文学的学识。作者认为，这个贤才观念长期变迁的原因相当复杂，需深入分析选官制度的实际效用，不可对贤才观念狭窄化做表面认识。作者还指出衡量“贤”之方式，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变得更为客观，自从唐代竞争性的科举制永久地制度化之后，古代那种统治阶级成员应由个人贤否来决定的观念，已稳定地建立。

“贤”之标准提出后，许多学派固步于此，缺乏对育“贤”问题的探讨。作者认为，只有儒家根本地触碰到问题的核心，因为孔子的门徒不只关注建立基于贤才来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观念，而且还要为寒微之士创造公正的教育机会。儒家在汉代树立正统后，其思想开始得到贯彻。汉代设立太学、郡国学，宋代有地方官学和书院，但直至明清教育普及后才获较大提升，中央设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书院，以及基础教育的乡村社学。作者认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从未完全实现过，但明清时代却比前代更接近理想。随着时间的前进，上古时代各家思想所触及的基本的社会反论，虽离完全解决尚远，但总算得到较有效的处置。”

既然存在阶级，那么阶级可分为哪些层次？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法得到普遍认同，亦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或可称作官僚阶级与平民阶级。但是，作者告诫，阶级只是条分界线而已，这条界线并不能对社会流动构成有效地阻碍，有能力有大志的人仍然可以跨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划分并不够准确，事实上中国社会往往是多元阶级社会，阶级成员的社会成分是异常多样。作者明确指出：“明代的官僚阶级，包括现任、退休、与候补官员及有资格任官者，吏员，进士、举人及正途与非正途贡生，与监生。清代的官僚阶级与明代相同，唯一的不同是监生被排除在外。”

作者进一步指出，教育与财富同为决定社会地位之主因。明清时期，国家辨“贤”、举“贤”主要依靠科举考试，能否获取功名是一个人社会地位升降之关键，而“贤”之养成须通过教育，由此可见教育地位之重要。明清时代的中国，财富本身不是权力的根本来源，它必须转化成官员身份，才能让人充分感到钱财的力量。财富对社会地位之影响是有变化的，作者认为“直到太平天国叛乱的咸丰元年（1851），国家一直把科举制度，作为首要的社会流动管道，捐纳作为次要管道。太平天国之乱爆发后，国家开始失去其管理控制能力，钱财的重要性才超过高等功名，成为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

何先生上文的观点都是围绕社会流动而开展的理论逻辑探讨：社会流动的前提是存在阶级区别，阶级间的成员流动是阶级社会存续之必要，进而论及阶级分层构成，阶级区分之标准，以及突破标准（影响社会地位）之因素。紧接着，何先生将其笔锋转向明清社会流动，他认为这一时期社会身份的流动是明显的。究其原因，一是法理上缺乏对社会流动的有效阻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籍”（士、农、工、商），其职业身份的流动从未受政府干涉。世袭役籍占人口比例不大，在明代已受到破坏，至清代，除了盐、灶籍外，其他特殊劳役身份都被废除。因此，“可以说在明清五个半世纪中，法理上对于职业流动的阻碍，只是表面现象而不是事实”。二是社会为儒家意识形态所渗透。即是说明清时期读书、科考、做官紧密连接后，通过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或以此来实现自己抱负的价值观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见，这时期社会流动的管道是顺畅的，世人也有追求流动之动力。

随后，作者着重探讨社会向上与向下流动，以及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作者通过科举考试的信息来分析明清社会流动，这是基于明朝建立后“将竞争性的科举考试制度化，把它作为社会官僚流动的主要途径”，以及“就唐代以来对社会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作用而论，几乎没有其他要素可以与科举制度相比”。作者将明清进士和19世纪举人与贡士的家庭背景分为四类。A类包含的举子，是其祖宗三代未有一人得过初阶科名的生员。B类包含的举子，是祖宗三代中产生过一个或更多生员，但未有更高的功名与官位的。C类包含的举子，产生过一个或更多拥有较高的科名或官位的。D类为C类的次类，包含的举子，其祖宗三代中产生过一个或更多任三品以上的高官者。A、B两类祖宗三代无人具备入仕资格，其家庭出身可视为寒微平民。

通过分析，发现明至清代，平民出身进士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父祖三代有生员以上功名者的进士比例日渐上升，可见平民向上流动机会渐减。清代，人口膨胀，但解额数量有限，致使科考竞争极为激烈，平民出身者无竞争优势；清代后期，更是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紧密结合，使得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何先生的著作中不单讨论了向上社会流动，也对向下社会流动进行了分析。何先生认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管道的存在，几乎没有制度化方法来阻止高地位家庭长期的向下流动。高地位家庭可能因未给子女适当教育、个人能力的限制、有限的荫叙、财富的减少、家产的稀薄化等因素，导致长期的向下流动。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几代之内，通常是两三代，这些因素会同时发生作用，如果没有新的科举成功，向下流动的进程会进一步加速。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明清社会地位的高度竞争性，明初精英的社会流动率，“即使近代西方社会精英的社会流动率，也可能很难超越”。

针对明清社会流动频繁之现象，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一、受科举与学校的影响，宋代以前，政府只是将科举作为选补官僚人员的管道，而非提供教育设施给立志做官的人。教育是非常私人的事，几乎完全视个人的家庭背景与机会而定，科举考试反而只有利于那些有能力受教育的人。从明代开始，考试与学校制度结合，个人能力的高低往往决定了科考的成败。二、明清有多种资助科考的公益渠道，如义学、贡士庄、宾兴组织、会馆、宗族等。三、出版印刷业兴盛，有助于向寒素之士传播知识。四、战争与社会动乱之际，军功与捐纳是两条重要的向上流动管道。五、人口与经济因素，明清时期随着人口的膨胀，科考压力日益加大，对举业影响甚巨。

何先生还讨论了明清社会流动率的地域差异，他得出的特征是明代全国社会流动率极高，文化上得天独厚的东南地区尤其如此。清代人口大量增加，使大多数省份，尤其是东南诸省的社会流动率急剧下降，分省定额制度实施以后，北方诸省的社会流动率下降较少，而落后的周边省份社会流动率甚至还高于明代。因此，“尽管总的来说，全国的社会流动率正在下降，但以牺牲发达的东南为前提下，科甲成功者的地理分布却更加均匀，而落后地区甚至还拥有略为广阔的机会格局”。

二、多元与独特之材料

《明清社会史论》之所以大放异彩，其次还要归功于著作中多元与独特之材料。若无扎实之资料作为支撑，再新颖、漂亮之观点也只是空中楼阁，《明清社会史论》恰好将二者紧密结合，材料不仅丰富多样，而且独具特色。

著作中体现独特性以及用于论证社会流动之关键资料，首推进士登科录、乡试同年录与生员题名录。徐泓教授在书本的《译者序》中对此称道：“何先生于1962年出版《明清社会史论》，是第一位大量运用附有三代履历的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等鲜为人注意的科举史料的学者”。作者是经与家谱、地方志等资料比较后，选定上述资料作为研究社会流动的主要素材，他认为从包含的世代、明确和隐含的信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论述及数量而论，明清进士资料能媲美任何其他历史社会相类似的资料。

作者竭尽所能共搜集到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的五十七科进士名册，涵盖明清两代，总数14,562名进士案例（本书初版为四十八科进士名册，12,226名进士案例），在那个时代能搜集到如此庞大数量的进士名册已实属不易。作者为弥补遗漏的进士资料，还辅以举人、生员名册。共运用十九、二十世纪获得中阶科名举人科名者的名册计二十种，一共有23,480个案例。另有三种登载生员父祖信息的题名录，该部分资料主要集中于长江下游地区。作者如此大规模地应用科举名册具有开先之功，其通过众多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极为牢固。

何先生对科举名册资料的成功应用，其带来的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是学界更加重视对该种资料的搜集整理。据徐泓教授统计，现有明代乡试录313种、会试录54种、进士登科录54种、进士同年序齿录15种及进士履历便览17种。同时还伴随着诸多资料的发行，如《明代登科录汇编》（1969年，台北学生书局编印），顾廷龙主编《清代硃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天一阁博物馆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2006年）、《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会试录》（2007年），以及2010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整理出版的《中国科举录汇编》、《中国科举录续编》等。另一方面，由于《明清社会史论》对科举名册史料价值的成功挖掘，其后引来众多学者对该资料应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明清社会史论》资料应用还具有多元性之特征，书中还随处可见方志、家谱、文学等方面的资料。如作者在论述“社会缺乏对身份流动有效的法律障碍，及身份制度普遍的流动性”时，就通过社会文学、族谱与志书中传记的例子予以证明。其中有大量反映一个人经历农、商、士、官身份改变的案例。对于“社会向下流动”，作者认为其难以做系统化研究，该部分的资料主要基于家谱。作者选取了明清时期颇具影响力的新城王氏、桐城张氏、无锡嵇氏、海宁陈氏作为研究对象，向读者展示了社会向下流动的过程。

小说往往是社会生活的写照，明清小说有诸多关于社会身份流动、科举考试的描绘，蒲松龄《醒世姻缘》、吴敬梓《儒林外史》、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等小说都在何先生的论述中得到很好地利用。方志中大多都有人物传与科举名录，这是研究的重要补助资料。作者在研究“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时，“尽管可以获得为明清进士题名及其籍贯的专门编录，然而，根据士子的官方登记县份籍贯，将五万多名进士排列成表，工作量是没完没了地大”，所以，作者主要根据方志和少数专门登载本地功名获得者的名册进行分析。

除此之外，作者在开篇论述传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反论”时，主要是基于对各个主要思想流派经典的解读。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诸如正史、实录、会典、文集与笔记等自然也在本书中得到广泛应用。此外，也不乏近人与国外之研究成果。总而言之，《明清社会史论》具有扎实之资料基础，既有传统，亦有挖掘开拓，其观点历经实证。

三、富有创意与成效之方法

经历半个多世纪，《明清社会史论》还备受读者青睐的第三个原因，是其富有创意与成效之研究方法。当理论观点已形成，材料亦具备时，采用何种方法将二者很好地结合一起，如何将自己的思想完美地展现出来，这就成了一部著作成败的关键。《明清社会史论》应用的研究方法有多种，本文要着重提及的是数据统计分析法与地理分析法。这两种方法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史学研究富有创意之方法，而且还使何先生的著作更具说服力，同时，何先生对这两种方法的成功应用也给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示范。

计量史学是运用数学的方法将史料进行定量分析，求得史学研究之精确。它是基于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而得出结论，有别于传统通过几则史料来证实观点的方法。20世纪上半期计量史学受法国年鉴学派推崇而风行起来，50年代以后，其研究重心从欧洲转向北美，应用范围也从经济史和人口史扩大到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领域。何先生此时在美国正逢这种研究风潮，其著作亦融入该方法，而且收效甚好。他的第一部专著，即195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就进行了大量数据分析，至今仍是中国人口史研究的经典。

《明清社会史论》根据进士名册、同年录、题名录、家谱、方志等资料绘制了38张表格，每张表格都须经数据提取、分析、整理、计算方能得出，其工作量无比庞大。举“表9 明清进士的社会成分”来看，其原始数据是明清五十七科14,562名进士案例，作者须先定好家庭背景的分类标准，而后去解读一万四千多名进士的资料，包含隐藏的信息，进而去归类，计算各类进士的百分比。这个表格的数据是建立在众多事例的基础上，远比几则史料得出之观点来的扎实，而且表格还展现了详尽的变化，其反映的变化趋势也更为客观。总之，何先生在《明清社会史论》中应用的数据统计分析法，体现了他严谨求证之精神，由此证实之观点亦令人信服。

何先生虽然在《明清社会史论》的《中译本自序》中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过怀疑，他说：“此书问世若干年后，蓦然回首，我对某些社科观点、方法与理论逐渐感到失望与怀疑，最主要是由于其中不少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所坚持的必要数量和种型的坚实史料，以致理论华而不实，容易趋于空诞”。但是，本书对数据统计分析的成功应用，为史学研究树立了榜样，许多新的研究者对该方法亦十分推崇。徐泓教授在《译者序》中列举道：“2003年，张杰的《清代科举家族》，即用统计分析方法，处理《清代硃卷集成》中的家族背景资料，……2007年厦门大学郑若玲发表《科举、高考与社会之关系研究》，……其第四章论述科举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也是‘基于清代硃卷作者之家世’，用统计方法所作的量化分析。”

其次是地理分析法，该方法集中体现在第六章《科举的成功与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本章主要讨论的议题，是将科举成功者的分布情况与社会流动率放到一定的地理空间中，比较其差异性。作者首先要测算出全国与各省的人口数，以及各省的进士人数，而后计算各省百万人口中的进士数，进而比较出各省科举成功者的强弱与各省的变化情况。若将各省贫寒家庭出身的进士比例做单独研究，还可以比较出各省社会流动的频度，以及本省社会流动的变化趋势。通过这种地域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

何先生的这种地理分析方法在中国大陆广为学人所熟知，应始于王振忠对《明清社会史论》第六章的翻译，他译作《科举和社会流动的地域差异》，发表于1993年《历史地理》第11辑。该译本方便了人们阅读，受其启发，许多从事科举与文化地理研究之学者皆广泛应用了这一方法。徐泓教授之《译者序》亦举道：“靳润成、檀上宽、李济贤、林丽月、刘海峰、王凯旋研究明代科举的区域配额与南北卷，汪维真研究乡试解额，沈登苗研究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进士的地域流动，曹国庆研究江西科第世家，范金民与夏维中研究江南进士的数量与地域分布，分析其数量众多的原因。其他地区如安徽、浙江、福建、广东、贵州、山西、山东、四川等地均有学者研究。”

四、中文译注之贡献

    《明清社会史论》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流淌了五十多年，今天我们又重新掀起学习这本著作的热潮，乃至产生更广、更大的影响，而这一切皆与徐泓教授之译注息息相关。无论读者是否精通外文，这本中文译注的《明清社会史论》实是学界之福音。

要做好一部关于中国史研究著作的翻译，决不是那些仅精通外文者就可胜任，译者应具备深厚的中外学术基础。徐泓教授恰是符合这一要求，徐教授是著名的明史专家，精于明清史研究，在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都具有很深的造诣，同时，他又长期学习、工作于台湾和香港，受到了很好的外文学术训练。因此，我们读中译本《明清社会史论》，深感无论是文字、句法，还是专有名词、制度等都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如同著者自己用中文书写一般。中译本《明清社会史论》，对那些拙于外文之读者，他们在阅读时无须去猜想、查证每一个英文的实际中文含义，着实方便。对于精通外文之读者，他们当中定然有许多人不谙明清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读英文《明清社会史论》，料想他们也是知之不深，中译本《明清社会史论》亦能补其不足。

从《译者序》的介绍可知，徐教授初读《明清社会史论》至今近五十年，在历经此五十年之治史经验后，徐教授对何先生著作之精义更有了自己成熟独立之见解，从高处析解该著，令人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此外，徐教授翻译《明清社会史论》还有得天独厚之优势，即翻译时还能得到著者之解疑，何先生读了译稿后，在《中译本自序》中对徐教授的译注工作大为赞赏，这也可见译注者深得著者之要旨。

在此还须提及译注之严谨、详尽。译者对原著的参考书目、引文都做了校对，对原著的统计数据，译者也逐一重新计算，凡有误者皆标示改正。译者还认识到原著至今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有诸多新材料与新成果面世，译者悉数增补于注释之中，一方面可让读者知晓某一问题学界研究之状况，另一方面也便于研究者寻得研究之门径。此番工作须基于译者高深之功力。

总之，中文译注版《明清社会史论》是一本值得称道的著作。首先是缘于原著新颖之观点、多元独特之材料、以及富有创意与成效之方法。该书初版发行后，收获了学术界广泛的好评，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和质疑，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它们都是在阅读《明清社会史论》后得出的，可见这本书一直引发人们思考，给人以启发。该书之地位，正如徐泓教授《译者序》中评价道：“《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划时代之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其次是译注之贴切、严谨、详尽。徐泓教授竭尽全力，将自身学识倾注于译注之上，其工作亦堪称完美。因此，徐教授所言“这个《明清社会史论》译注本不同于其他文字译本，而为较好的译本，也是较理想的中文版本”是乃实至名归。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4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