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華文化的第三次現代化論學統重建

臺灣大學心理系  黃光國

我想我不講客套話了。因為時間太短，我們必須很快地進入正題，這個問題不要說是20分鐘，你給我20個小時，我都講不完。可是因為時間有限，所以我先講個大要。我想先從中秋姚教授剛才提出的問題說起，姚教授剛才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文化自覺」，這個概念是費孝通先生提出來的，很遺憾的，費孝通提出這個概念後不久就過世了。我第一次見到費孝通先生，是1983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華文化與現代化」研討會上，那是從1949年兩岸分治以後，第一次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在那次研討會上，金耀基教授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談東亞經濟奇蹟跟韋伯論旨。那時候的問題跟現在的問題是一樣的。當年韋伯出版《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說儒教文化傳統不利於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可是，在那個時代，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這四條小龍的經濟奇蹟要如何解釋？我注意到這個問題之後，寫了一本書叫《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1983年時，我還很年輕，為了寫這本書，我開始讀相關的著作，包括韋伯的《儒教與道教》。這是西方學術界以社會科學角度談中國文化的第一本作品。同時我也讀牟宗三的作品。兩個人都很重要，我很簡要地講一下我當時的觀點。

我讀韋伯作品的時候，發現他的論點錯誤百出，但是，我不敢批評他，我只敢在我的書裡寫一章引述他的論點。為什麼？因為他是世界著名的社會學家，我怎麼敢批評他？後來臺灣開始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發生過很激烈的研究路線之爭，當時我有一個主張，認為我們要講社會科學本土化，關鍵不在那一個學科，而是在於西方的科學哲學。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我們到西方國家攻讀博士學位，不管你唸哪一個學科，最後你一定是拿「哲學博士」。不管哪個學科，都是以西方哲學作為基礎，沒有搞清楚它的哲學，你就沒辦法發展自己的學科。當時我堅持這樣一個想法，出版了一本書，叫《社會科學的理路》，介紹西方科學哲學五大典範。後來我就依照這樣的想法，主持「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追求卓越計畫」。到了2009年，我整合十年的研究成果，寫成一本書叫《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這本書很重要，後來也翻譯成英文。最近我又出了一本書，把這樣的思路用到社會科學方面，這本書我帶了一本來，叫《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這本書用兩個很簡單的概念來講韋伯學說在方法上所犯的錯誤，第一，是「歐洲中心主義」，用基督新教的觀點評估儒教，怎麼看怎麼不懂。他發現：中國沒有上帝召喚、天職、原罪這些概念，真是莫名其妙。所以他第一個大問題是「歐洲中心主義」，後來西方學術界，也普遍用同樣的角度看中國，同樣錯誤百出。他犯的第二個錯誤，在社會科學裡叫做Fallacy of Conflation，融接的謬誤，或混接的謬誤，他從中國漢代到清代的歷史中隨便抓資料，來描述中國社會的理想型、或理念型(Ideal Type)，這種研究方法在西方社會學界非常出名，認為中國社會有一個理想型、或理念型，它是不會變的。如果韋伯活到今天，不要說今天中國的奇蹟，就是當年四條小龍的奇蹟，他都沒辦法解釋。可是他的著作問世後，因為是社會科學界中第一本討論中國文化的書，所以影響力很大，後來西方學術界還形成一個韋伯學派，塑造整套關於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我們的留學生出國留學，又把那一套搬回中國，對中國的歷史發展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所以當初我就決定一定要寫一本書好好批判他；沒有批判他，簡直是中國學術界之恥。這本書很厚，37萬字，就是從那個時候，陸陸續續寫到現在，花了二、三十年的工夫。這本書主張，第一，假設你用韋伯理性化、世俗化、除魅化的理論來看中國社會，其實中國已經經過三次現代化了。《易經》本來是一本卜卦的書，孔子當年解釋《易經》，已經沒有迷信的成分，而變成一本修養的書，那不是理性化又是什麼？儒家解釋《易經》，使它變成中國倫理和道德的基礎；道家解釋《易經》，變成中國科學的基礎，西方人也看不懂，你用西方科學的角度來看，也怎麼都不對勁。韋伯雖然不知道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過程和意義。起碼有一點他的說法是對的，他說儒家是「理性的適應」，西方的現代化是「理性的控制」，兩者都是理性的。

儒家的第二次現代化是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分成兩支，為什麼？程朱「道問學」要把儒家倫理講清楚，因為講不清楚，所以又分出一支陸王「尊德性」，講「知行合一」，「致良知」，不要在文字堆中打轉，這個分裂構成了儒家第三次現代化必須解決的最大問題。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黃俊傑，最近出了一本書，在講儒家思想跟中國歷史思維。他說過去史家講中國歷史，都是先講一個歷史事件，後面再作一個評論，如「太史公曰」，《史記》就是這麼寫的。因為我們的史家認為：儒家的價值觀是普世性的。各位請注意：現在西方人一直宣稱：他們主張的價值觀是普世性的；可是假設你真的對儒家思想作一個整理，你會發現，其實儒家倫理才是普世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西方人抽象的本事，所以中國的史家只能先講個歷史故事，再用儒家的標準來評估它，這叫「具體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ity)，用生活世界裡發生的具體事件，說明一個普遍的道德原理。這裡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歷史論述的焦點都是王侯將相，很少提到民間百姓，不可能變成一個普遍性的社會科學理論。所以，我們講今天的第三次現代化，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要做這件事，把我們過去的文化傳統轉化成可以用來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理論。我在《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這本書基本上用的就是這個思路。用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整理我們的文化傳統，變成「含攝文化的理論」，用來作為實徵研究的指引。

我們過去社會科學中的很多學科都是橫向移植，把西方人在其文化中發展出來的理論橫向移植過來，到目前為止，臺灣也一樣。我們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我們卻不會作縱向繼承。所以怎麼連結縱向繼承跟橫向移植，就很重要。最近臺灣清華大學的楊儒賓教授出了一本書叫《一九四九禮讚》，說在臺灣，一提到1949，反對黨就講二二八、白色恐怖、專制獨裁，罵國民黨，他說大家忘了一件事情，1949對臺灣文化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意義。臺灣本來就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的移民社會，日本人統治時期，儘量要清除漢民族的文化，當時台灣只有600萬人口，1949年，蔣介石帶到臺灣去的200萬人中，60萬是軍人，其他很多人是來自中國各省的文化精英。如果沒有1949，這些文化精英根本不可能到臺灣來。他們到臺灣以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沉潛，把中國文化中的重大學術問題寫成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牟宗三。我要批判韋伯的時候，很注意看他的書，才發現他的學說非常重要，尤其是他的三統之說。牟宗三這個人，用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把康德的三大批判書翻成中文。然後整理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的發展，寫成《心體與性體》三巨冊，又寫《佛性與般若》，講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今天在臺灣學術界，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的一個人，就是牟宗三。他的著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他把中國學術史上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做了很清楚的整理，你看他的著作，馬上可以看到問題在哪裡。更重要的是他的三統之說。他很清楚地承認，我只是整理儒家人文主義的道統。要建立我們的學術傳統，讓它進入現代學術界，一定要吸納西方文明的長處。當你有了自己的學統，建立起自主社會科學之後，才能真正知道我們需要的政治體系，也就是政統。他很清楚地講，我們需要接納西方的民主，可是絕對不是全套照搬。全套照搬到中國來，一定會出問題。用西方的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有重要的問題才有重要的答案，沒有好的問題，根本是不可能會有答案的。最近我們開一個研討會，我就跟楊儒賓講，牟宗三最偉大的貢獻，不在於他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而是他把問題講得很清楚。你在牟宗三身上完全可以看到，為什麼中國很難吸納西方文明的傳統。所以我寫了一本書還沒有出版，原來的題目叫《牟宗三的科學觀》，寫完以後特別請牟宗三的大弟子李明輝看。我說，你老師翻譯康德著作，你也翻譯康德著作，你們兩人的譯法不一樣，到底是你錯，還是牟先生錯？他說，牟先生不懂德文，他是從英國史密斯(Norman Kemp Smith)的英譯本轉譯過來的。我發現牟宗三在幾個關鍵字上犯了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會讓我們誤解西方的科學哲學。所以未來我們要講學科重建，一定要沿著他的思路，看清楚我們文化的問題在哪裡。未來我們要做的事，必然是以儒釋道三家文明作基礎，吸納西方文明精華，重建我們的學術傳統。要做到這點，我估計大概要20年到30年。我們的學術界要有自覺，西方文明的精華在哪裡？怎麼去吸納它？然後怎麼消化？怎麼來整理我們的文化傳統？中國文化一定要經過現代化的轉化，才能進入後現代。進入後現代以後，你會發現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智慧會變成一種後現代智慧(post modern wisdom)，很有用。它不會死，可是一定要經過這個轉化，對於這一點，我非常有信心。這裡面有很多細節，將來有機會可以再作討論。

黃光國：羅志田教授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他說範式這個概念不是中國有的，確實不是中國有的。2015年11月7日，我的學生幫我辦了一場退休研討會，有一位學歷史的學生陳復，現在已經在教書，寫了一篇論文，題為《黃光國難題》，他說我最想解決的難題，就是範式轉移的問題。這個範式的概念，在西方有很嚴謹的定義，它是以主客對立的概念作為基礎。但我們的文化根本不是「主客對立」的，我們是天人合一的文化。這樣的概念，就是剛才丁紀教授所談的，六藝、四科、四部，它們都是連續的，不是西方斷裂式的。現在的問題就是說我們要怎樣把它們跟現代社會科學聯繫起來。過去我在做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時候，花了幾乎一年的時間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性的不連續性假設與建構實在論》，指出西方的范式其實是斷裂的，這個斷裂對我們有很重要的意義。建構實在論是維也納大學沃爾納（Friedrich Wallner）教授提出來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叫微世界（microworld），他認為：無論哪一種範式，基本上都是要建構一個可以理解生活世界的微世界，建構微世界的基礎，就是科學哲學。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強調，作為一個學者，我們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覺，要瞭解西方人如何根據其科學哲學來建構科學微世界。你掌握了整套的科學哲學之後，就可以按照你的目的去建構科學微世界。過去我們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的時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丁教授剛才談到，儒門四科最重要的是德行。用我的話來講，德行是一套支撐住中國人生活世界的倫理道德價值。這一套價值觀跟西方完全不一樣，沒有辦法用西方的思維來理解，用西方思維來看，怎麼看都不對，可是這一套永遠在那兒，現在還在那兒。剛才羅教授講了一句話，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大家天天都是按照這樣的潛規則在生活，所以我們必須把這一套支撐住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的形式架構建構出來。因為百姓日用而不知，而且它又無所不在。它一旦被建構出來，其他的理論都可以連帶建構出來，為什麼德行最重要？因為其他很多的東西都變了，可是這一套德行是不會變的。而且用這個架構去看西方，馬上可以看出個人主義以功利為道德有什麼弱點。今天有關現代的、國際的、國內的、兩岸的問題，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黃光國：剛才好幾個問題都很有意思，盛洪先生一直在講文明體系的概念，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講的。雅斯貝爾斯在他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中，提出了軸樞時期的概念，大家都知道，西元前800年到西元前200年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軸樞時期，世界上四個獨立地區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個人分別總其成，他們是孔子，蘇格拉底，基督和佛陀，成為最重要的四大文明。在漢代，佛教進入中國，跟儒教、道教結合，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明，保持一千年的優勢。不要忘掉在這個時代，歐洲世界還處在黑暗時期，跟非洲的差異不大。到了11世紀，十字軍東征，攻打回教世界，正式戰爭8次，小戰爭不計其數，結果把希臘文明帶回基督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到了14世紀，就發生了文藝復興運動，科學也開始發展。到了17世紀，啟蒙運動發生，接著是18世紀的工業革命，再來就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興起。各位不要忘記，在這發展過程中，對中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落敗，以後無戰不敗，陷入了羞辱的世紀，在這個過程裡，日本明治維新後30年，就由一個中國的藩屬國變成亞洲強國。甲午戰爭，打敗中國，台灣割讓日本，再下來又在中國的土地上把俄國打垮，以中國作為犧牲品。這個過程讓中國知識份子信心全失。到了五四時期就出現了三個意識形態，一個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一個是科學主義，認為德先生、賽先生是可以救中國的洋菩薩；為了讓這兩個洋菩薩進來，就要講反傳統主義，反的不止是儒家，而且是所有的傳統，佛教也受到很大的打擊。再下來的國共戰爭中，國民黨與共產黨在這三個意識形態是一樣的，差異只是在共產黨要全面俄化，國民黨是要學英美。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一段歷史，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演變成「十年浩劫」，臺灣李登輝1994年開始搞的教育改革，目的就是要去中國化，以前的公民道德教育通通不要了，現在都沒有了。今天我們講中華文化，應該從三個角度看，一個是兩岸關係，一個是未來的文化發展，第三個是整個世界。今天我有很多資料可以告訴各位，現在全世界只有三大文化區域，一個是伊斯蘭文化區域，一個是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文化區域，另外一個是儒教文化區域，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倫理道德，支撐住儒教文化區域的生活世界。我們社會科學家有責任把這個問題講清楚，這是我們的事。今天要把這個講清楚，還要用各種實徵方法來加以檢驗。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現代學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天命是什麼？是你要努力去做的事情。天命不是空的，你自己的天命，是你自己給定的，儒家講天命是要自己承擔的。孔子說：天命在我身上，我們剛才在文廟拜孔子時念的「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是儒者賦予自己承擔的天命。所以我們要搞清楚歷史的轉變方向，這個大潮流是個人很難改變的，這個潮流並不是「全盤西化」，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定是以「儒、釋、道三家文明」作為主體，去接納西方文明。科學是一種工具性的思考，並不是什麼洋菩薩，可是它有它的長處，它可以把問題弄得很清楚。懂得建構科學微世界，就可以把生活世界中的很多現象看得很清楚，你只要搞通了，一定可以講清楚。

黃光國：謝謝任鋒教授的報告，他的報告其實也回答了他剛才問我的問題，也就是宋代現代化的意義。我講的現代化從來都不是社會變遷或者是時間概念，不是，而是剛才任教授講的知識型的現代化。假如我們不能在知識上建構出一些科學微世界，把我們的文化傳統講清楚，那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問題。下面我們請葉自成教授發言!

黃光國：謝謝葉教授的報告，時間把握得非常好。怎麼樣用現代的社會科學理論來解釋「儒、釋、道三家」的文化傳統，怎麼樣讓它進入我們現在的學科，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這也牽涉到剛才葉教授和曾教授問我的問題，就是怎麼看牟宗三在這個過程中所提出的問題。牟宗三在他的論述裡面經常談一個概念，我們對西方的哲學要有相應的理解(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假設我們對西方科學哲學的發展沒有相應的理解，我們要建構儒家、法家、道家的科學微世界，讓它進入各個學科必然會產生困難。你一定要先對它有相應的理解，才能充份利用它。這個問題我們將來有機會還可以繼續討論。下面請在座的各位同道針對剛才兩位的發言進行提問。

黃光國：我們還是回到現代學科分化的問題。針對我們剛才的討論有兩個東西我們要分清楚，我們講怎麼樣讓中國的文化傳統包括儒、釋、道的概念進入現代學科，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一個層次是你怎麼把它建構成一種客觀的「科學微世界」，讓它進入到各個學科裡面去；另一個層次是它在生活世界中的體現，那是另外一回事。把我們的文化傳統建構成各種科學微世界，讓它可以進入現代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學科領域，這是我們的主題，它在生活世界裡如何體現，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假如我們今天看兩岸的現狀，你就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事，我們不能否認：現代西方文明已經進入中國，我一直強調：臺灣是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因為它是在中華文化傳統下實驗兩黨政治。各位一定要好好注意：它在這個過程裡發生的問題。不要以為那都是正面的，負面的問題也很多。我的意思是說，理論建構是一回事，你可以把問題講得很清楚，生活世界則是許多因素混雜在一起的，它從來沒有清楚切割過。可是如果你把它混雜在一起談，它根本就不可能進入你的學科。所以這是兩回事，我們要切割，你一定要懂得建構理論，然後再去看人們在生活世界中怎麼實踐它。現在的兩岸關係其實很有趣，它有繼承中國文化的兩個傳統，又有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西方文明進來在這裡不停地衝擊，這是交錯混雜在一起的。臺灣的人間佛教也是一種很獨特的現象，它支撐住中華的文化傳統，這些現象是混雜在一起的，不能切割開來，你如果沒有把幾個文化系統很清楚地、一個一個地建構成科學微世界，你根本看不出來。為什麼需要學科重建，要建構科學微世界來解釋我們的文化傳統，就是這個道理。

黃光國：聽了兩位的發言，又使我想起早上我們沒有討論清楚的問題，就是說牟宗三在港臺新儒家所做的工作。對儒家思想學術史上的重大問題他怎麼提問，哪些東西他還沒有解答，早上有好幾位都提到這個問題。他的結論跟今天我們談的主題是有關聯的。他講東方跟西方的理性，牟宗三提出一組重要的概念，說西方文化是「理性的架構表現」，東方文化是「理性的運用表現」。還有一組更重要的概念是跟今天各位談的有關，他在判斷程朱和陸王的差別時，說程朱是別子為宗；陸王，王陽明是儒家正統，這兩組學派其實是不可分的，他們一個是講知識，一個講行動。程朱一系努力要把儒家知識化，把儒家的道德概念講清楚，朱熹就作了很多跟這方面有關的工作。早上我提到黃俊傑講到的具體普遍性，各位還記得王陽明格物的故事吧？格竹子格到最後生病了，所以乾脆他講「致良知」，可是這兩個學派其實是儒家的兩個面相，一個講知識，一個講行動，兩個是不能分割的。牟宗三在判教的時候，因為儒家最重視的是道德實踐，王陽明這一系講道德實踐，所以應該是正統。程朱重視知識，講太多又講不清楚，變成文字障，所以是「別子為宗」。他自己沒有做完的事情，就是用理性的架構表現整理儒家文化傳統。用我的概念來講，牟宗三要表達的意思就是，我們必須把儒家的倫理道德看成文化系統，你不能切割，切割成一個字一個字去解釋，每個人又各有不同說法，越說就越亂。如果我們用西方的科學哲學，把它弄成一個文化系統，才能做整體的討論。所以說，理性架構的表現才是關鍵。

黃光國：我想講五點。第一就是我們這個會的目標要抓緊，就是學科重建，我們一定要抓緊，我很贊成姚先生的說法，學，學什麼？我的主張就不只要學我們文化的精華，還要學西方文明的精華，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剛才姚老師說諸學統于經學，這個必須要加一點考量。假如我們儒家的倫理道德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它不是諸學統于經學，而是我們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都要建構「涵攝文化的理論」。因為百姓日用而不知，它就是無所不在，所以每個領域都要加以考量。第四點，那要怎麼做？大陸新儒家和港臺新儒家都要好好努力。我剛才講說牟宗三最偉大的地方，是他把問題找出來，讓你去解決。牟宗三講得很清楚，他不要你「照著講」，要你「接著講」，他把要我們解決的問題理清楚，看我們怎麼去解決。第五點，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要建構文化中國的學術共同體。作為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實驗基地，台灣實驗西方文化的成敗，可以讓大陸吸取經驗。可是，如果它搞獨立運動，那就是延續在大陸五四時期的三種意識形態，大陸搞文化大革命，臺灣繼續搞教改，要去中國化，那我們還能搞什麼文化中國？所以文化中國的建構很重要，它可以解決三個層面的問題，一個是大陸本身的問題，剛才姚教授講的好多問題都可以解決。第二是建立兩岸關係的共同體；第三，就是我們可以對西方國家講儒家文明的重要性，讓他來學習，這就涉及剛才談的文明對話，不僅只是文明對比而已。我們一定要建構出一些能夠說服他的理論來跟他對話。各位可以思考一下這五點，未來兩岸學術界有很多可以合作的空間。

黃光國：剛才姚教授提到，下一次我們要清算韋伯，這非常重要，因為中國人對天的信仰與西方對基督教信仰是完全不一樣的，韋伯在這個地方搞錯了，所以下一次我們可以談韋伯。我在這一本書裡說，中國人的信仰是天跟鬼神的雙重結構，這是韋伯完全搞不懂的，繼續追問下去你馬上可以發現中西文明有很大的差異。剛才好多人發言講我們對天跟西方人對神的概念，根本不是對等的嘛，這是很好的議題，我只想補充這一句。

（本文為「范式轉移與學統重建——現代學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討會的發言輯錄，原載《天府新論》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