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厦门走向世界

——以19世纪以来白氏家族的海洋发展为例

王日根  余丰

摘要：白氏约于19世纪初自安溪移民厦门，历经曲折，在厦门展拓出一片新的天地。白氏家族进入厦门以来，历经几代，仍未发展成较多人口的大家族。但尽管如此，该家族通过向海洋发展走过了女性持家、海外经商、信仰变更及回乡守业等历程，由中可见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期的移民小家庭在融入厦门地方社会，并进行海外拓展的一般状况。

关键词：厦门白氏  女性  经商  信仰

    厦门是闽南的海疆一隅之地，人口的进出向来频繁，时有波动。早在唐代就有不少外地移民迁至厦门，而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出国华侨是元末同安明盛乡安仁里新安村的邱毛德。明清时代，移民流动更甚，厦门白氏可谓其中一个代表性的迁移性家族。白氏家族在元末居于同安，其中一支明代迁居安溪，又一支于清末移居厦门，其后历经五代人辛勤耕耘，在厦门及海外开创出一片天地。白氏也成为闽南移民融入厦门地方社会并进行海外拓展的一个缩影。本文拟从白氏家族入手，通过追溯其家族演迁史来探究近现代厦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变迁状况。

一、白氏流移迁徙史

据《白氏尚贤堂家谱》记载，厦门白氏先人移自北方，初居同安，后迁安溪。白氏十八世传至白嘉祥，其“生平亦官亦商，踪迹遍南北”，晚岁回厦虔修家谱。白氏自安溪迁厦，至修谱时入厦已历五世。自白嘉祥上溯，开厦第一世为高祖妣朱氏，“盖避强房之欺侮，甘弃家业而自食其力”。第二世为其曾祖天旺公，“克承母志，不与乡人争田产”。第三世祖光明公，则“以自谋生计为重”，年轻时渡台经商，晚年回厦门择营谷米生理。第四世为嘉祥之父知德公，曾“以其乡间田园契据当天焚香，付之一炬。盖以田园久被族亲耕占，若留字据，转使儿孙失其意志而事诉讼”，家谱大赞其雅量与远见。嘉祥母亲李氏早孀，“家贫，以十指自给”，其“教子理家之道，皆不让丈夫子”。凡此种种，造就了以后嘉祥辛勤经商，努力建设家业的精神。

据家谱记载，白氏入闽始祖为白兴，逸宇为其第三子。至于白氏始自何枝，“闻族本河南固始县，迁移江西乌衣巷。迨兴公尚德，公兄弟官宦银同，此乃宇公之根也。惜清溪大谱上节未载，不敢深信，用誌以待后代考续。”与大部分闽南家谱相似，白氏家族也有迁自河南固始一说，不过因前代大谱未载，对此未加肯定。故该谱记录多着重入厦以后之事。

白氏入闽初居同安，“同安之从顺里三都二图，土名小窑头，有白氏旧第在真武宫之侧，至今遗址尚在。……初不解其出于何朝，传于何世。……洪武戊申元年（1368）起至戊寅三十一年（1398）止，乃有白讳兴者娶江安女谥慈懿，膺乡荐为同安开乡科之首，任南京国子助教。”谱载逸宇生于元朝顺帝至正甲辰年（1364），卒于明朝宣宗宣德戊申年（1428）。

可见白氏元末居同安，后在明代有以白应顺（逸宇）为首的一支至安溪开基。与逸宇公同代者，共三男，长为应茍，“绍父业，怀土而居，苗裔盛流”。次为应和，“于永乐戊戌科登进士第，任广州琼州府安定县知县，既而旅寓京畿”。三即应顺公，字世厚，号逸宇，为银同洪武丙子科开科举人，“于永乐二十二年甲辰（1424）筚路蓝缕，挈二子以赴清溪，卜地依仁里之福海后林，披荆棘而居，辟草箂而田，建置基业，……”由此逸宇开宗安溪，被永祀为厦门白氏鼻祖。其“入安溪时年三十九岁”，生二子，“首长生，号温泉；次长逊，号华泉，从游清溪，居福海后林。”后“华泉迁居于南安二十八都黄岑，而温泉公终不欲远离梓里而弃父母坟茔也，乃徙宅于华封之上而居之。”因“前有汤池，不火而热，人咸浴之”，故长生以温泉为号。

白氏三世及其后繁衍情况如下，温泉公以下“幸生五子，……则曰月溪、栁溪、碧溪、雪溪、少溪也。”由此，白氏家中人丁有所加增。

白氏发展至十五世，有了一决定性迁移。其十五世祖天旺公，为朱氏第三子。生于嘉庆十年丙寅，卒于同治六年丁卯（1805-1867），“葬在厦门风动花园，内附祖妣朱氏右侧。”从葬地来看，当时白氏已迁居厦门多年。其移厦原因在于“在乡被强房欺侮，放弃田园，随母朱氏移厦，遂以裁缝兼售衣服为业。”根据天旺公之生卒日，加之十四世祖妣朱氏亦葬在同一地点，距嘉祥修谱已有97年，由此可知白氏移居厦门在修谱一世纪前是可信的。若以朱氏为移厦一世祖，则天旺为移厦二世祖。这时厦门已经历了从传统渔村向近代通商口岸的转变，白氏当是随迁厦之大流而进入厦门的。

进入厦门的目的当然是经济性的，厦门的农业发展环境显然并不如意，因此多数人当怀有经商而富的心理期求。谱中又言天旺公娶曾氏讳发娘谥添恭，生于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卒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17-1847），“葬在厦门外清保小石泉山麓。因光明公渡台湾经营，归而寻之，沧海桑田，更认不出，殊为憾事也。”十六世光明，号烛明，生于道光十六年丙申，卒于光绪十一年乙酉（1836-1885），为天旺公之单传。“金地在厦门外清小石泉，……”谱载光明承父业，“有远志，早岁渡台湾经营茶业，稍有积蓄归厦经营谷类土产为业。”可见，白氏第十六世光明于嘉道年间就已在台湾经商，后又回厦门继续经营。

至十七世祖，“讳知德，号圻廷，为光明公之子”，亦单传。“生于清同治三年甲子，卒于光绪十九年癸已（1864-1893），葬在厦门潘宅乡，……娶李氏讳珠凤，号如意，谥慈俭。南安莲河郭任乡李千公长女也。生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卒于民国四年乙卯。”

至十八世祖，“讳贵琳，字嘉祥，号锡璜”，知德公之长子，即修谱的嘉祥本人，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娶张氏，“讳昭治，号晓理，厦门曾厝垵张宽裕公之长女也。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已丑，卒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甲戌。”除张氏外，嘉祥另娶有庶妣周氏及陈氏，并收养有一女，且人丁有所增加。

二、形成重商的传统

以编撰家谱的白贵琳（字嘉祥）为例，其“少孤，露而能继书香，于事业亦有所发展，且执闽南商界学界之牛耳，于海外多所建树，创开后辈货殖之基。……计自其高祖妣迁厦以来，所积之德为四世。计时则为一百零年。”

白氏虽然自其十六世祖光明公起就已渡台湾经营茶业，但真正达到家中的小康殷实程度，还得从嘉祥算起。自嘉祥海外经商以来，家业渐渐发达。白氏前几代均无纳妾的记载，但自嘉祥起，除正妻张氏昭治外，还先后纳有周笑及陈素梅为妾。这也足见当时白氏家业日丰的景况。嘉祥晚年回厦，在安度之余编修家谱，同时也教育后辈经商，“幸长男昭生善能承志，妙年出洋，在菲（律宾）即有所建树。次男昭仁半商半读，皆能不越规矩。”而长子白昭生还娶了鼓浪屿岩仔脚的菲律宾侨商陈文良的四女儿为妻。

从厦门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清末至民国时白氏海外经商的发展，依托的正是清末以来厦门地区对东南亚贸易的大背景。据统计，自厦门开埠至1949年的百余年中，经厦门出境的移民累计约360余万人，入境回国约110余万人，除少数死于途中的，留居国外的约为150万人。大部分侨民将其在侨居地辛勤积聚的钱财寄回国内。而这些钱财大部分由厦门中转，促进了以侨汇为支柱的厦门金融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1949年，厦门吸纳的侨汇总数约为5.8亿美元。

辛亥革命以后，厦门的对外贸易仍保持良好势头。民国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926-1935），厦门进出口贸易均处于入超状态，每年入超数在29162千元至67257千元间不等。对于入超，只有通过大量的侨汇来加以解决。据统计，厦门每年由海外寄回的款额少则两三千万，多则六七千万。正是由于这些侨汇的支撑，才弥补了入超的不平衡，促进并繁荣了侨乡厦门的发展。自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年（1929-1931）间，厦门人口加增，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达到空前兴盛。据雷麦（C.F. Remer）20世纪30年代在厦门乡村的调查，在约100户的一村中，除两户外均有家人侨居菲律宾。村中学校校董半数以上是菲侨，学校基金均由菲寄来。由此，雷麦断定厦门整个城市的经济命脉完全寄托于侨汇之上。白氏在台湾及菲律宾的经商，也正是闽南商人海外经商洪流中的一粟。

白氏自十五世天旺随母朱氏移厦以来，就以裁缝兼售衣服为业；自十六世祖光明公渡台经商，则开始了飘洋过海的行商经历；但真正形成重商传统，恐怕还得由嘉祥算起。由于多年致力于海外经商，嘉祥决心将这一传统延续下去，为教儿孙不忘祖业，他详列了一份经商致富指南，即《指导后辈学业与工艺说》。

嘉祥认为，学业与工艺“实为人生生活竞存之要素”，由于嘉祥曾就读于上海铁路学堂工程科，他尤其强调科技，如陆军，海军，航空，政治，法政，航海，水产，船政，医药，农林，工业，矿务，工程，交通，税务，盐政，机械等学科，也列举了师范，美术等文科学校；但总体上更注重会计科，理化科，经济学等学问。

对于资质平庸的后辈，嘉祥反对让其游手好闲，力主在其高小或初中时于工商农贾之中授以一艺，且未竟时不许其归家吃喝。力求子弟忠诚、勤劳、不贪、不欺，无论利益，但求艺术前途。同时要求父母加以督训，因溺爱非爱子。为此，嘉祥罗列了各类工艺以供参考。比如“酿酒，可望建立酒业；齿科，可望设立牙科；修理钟表，可望开设钟表店；打造首饰，可望开设金仔店；缝织，可望开设诸项缝织业；木器，可望开设木器业；帐簿工，可望开设纸店；排铅字工，可望开设印刷所；做鞋工，可望开设鞋店；打铁工，可望开设铁工业；理发工，可望开设理发店；造酱工，可望开设酱油业；耕农，可望成为田主；讨渔，以海作田亦大有利；做土工，可望成为建筑家；玻璃工，可望建设玻璃业；纸盒工，可望设立纸盒业；西医学徒，可望开设西药房。”凡此种种，为在勉励后辈以维持生计。嘉祥从自身多年经商经验出发，将各行业一一详述，大至选取生计行业，小到如何记录帐目、待人接物等，其爱护后代、渴望家族光大的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三、女性主导家庭权

 从白氏的发展来看，自开厦之十五世祖天旺随母朱水娘至厦以来，其家中女性多吃苦耐劳，富有技能，在家中能独当一面。十四世祖妣朱氏水娘生于乾隆四十年（1775），卒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因不堪强房欺侮而放弃田宅移居厦门。由今看来，朱氏当时不过是一妇道人家，但却勇敢地带着第三子从清溪出走，并以裁剪为生。其移厦约在嘉庆初年前后。但长子天恩、次子天祠则留在安溪，后嗣均无记载。从此白氏从天旺起，则与清溪断了联系。

其后，又如十七世祖妣李氏珠凤，其夫知德公早逝，子女尚幼，故自“治理丧事之余，则以十指之所得，供一家之衣食。夜则课儿至更闌方就寝。”其子贵琳公（嘉祥）九岁之除夕，珠凤诏曰，“儿曹十岁前易蓄，十岁后难养，来年儿等当更励志。”由是，贵琳公每晚放学后，必帮助母亲敷纸箔。李氏肩挑养育三个子女的任务，后又教育两位儿媳，临终前“所有家谱皆由妣（珠凤）口述。”一般而言，作为一家香火传递、维持家族精神纽带的家谱，多为家族男性所书写与专属。而白氏家谱因特殊原因由女子（媳妇）所写，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李氏珠凤虽为女性，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香火命脉的观念，故而在临终前将白氏来由一一叙述，让子孙得以承继传扬。观其一生，对白氏家族可谓鞠躬尽瘁。

至于白氏十八世妣张氏昭治，十八岁嫁贵琳公嘉祥。其“性慈祥，耐劳苦，精于刺绣。”由于“是时贵琳公学业未毕，家道素贫，一家生活所赖者，只女红耳。” 正是张氏的女红手艺，家中生计得以维持。以后，张氏生儿养女，除长女豆蒲（碧华）为蓄养之外，先后生下女碧燕、男昭生、昭仁、昭赞。嘉祥毕业后先是在漳厦铁路公司当站长，后因家中人丁加增脱离路局，经营新民书社，家中又添男昭庆及女碧云。白氏在这一代人丁发展较为兴旺。

比之众多其他家谱多乏对女性的记载，《白氏尚贤堂家谱》可谓一大突破。不仅少有一般谱牒“娶某氏”之类的简单记载，更有不少家族女性传记，如《十七世祖妣讳珠凤谥慈俭传》，《十八世祖妣张氏讳昭治谥晓理传》，这当然与白氏第一代移厦的李氏珠凤有关。同时，白氏历代媳妇多自立持家，这也充分显示出白家女性不亢不卑的性格。至近代以来，白氏家族的女性还受到新式的学校教育，如嘉祥长子昭生之妻陈掌珠就曾受过高中教育。这也与清末民初社会的发展，本地人民生活日渐富裕以及外来思潮的影响大有关系。           

四、融合基督与儒学

嘉祥经商海外之时，也获得了思想的洗礼，接受了西来的基督信仰。不过，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的。闽南一地，自古以来多以佛、道等信仰为盛。白氏开厦以来，家中也是以传统信仰为主。如前所述，嘉祥少时家贫，每晚放学后必助母亲“敷纸箔”，纸箔为闽南人常用之敬鬼神用品。对比谱中另一记载，即十九世昭生“年十九，与陈文良君女公子联婚。……订聘之日，妣焚香告庙，整衣祷祝，以重其事。”按昭生生于民国三年六月（1914），其十九岁联婚时则为1933年。由此可知白氏在1933年时仍以传统的信仰礼俗为重，并未归向基督。不过六年之后，1939年嘉祥已决心作出大的改变。尽管家谱没有明言，但考虑到他在1934年丧妻，加之多年的海外游历，世间风雨的冲刷、社会的变革，都有可能导致其思想变更。

嘉祥在《建庙祀祖说》中言，“今海禁大开，思潮锐进，非可徒守习俗、不辨是非……”，鉴于此，“惟有革神怪之旧习，迎耶教之新约为我子孙世世相崇之教，改造家庭新精神，进入和谐快乐之阶级，医治胆缩志萎，为国族文明之发扬。是故毅然决然由我开始崇奉上帝耶教新约。”可见嘉祥认为海禁的废弛有助于国家革新；而改信耶稣信仰，则有益于家族更新及医治国家的颓势。不仅如此，嘉祥还号召家族全体成员共信耶稣，强调一神观念，“此外别无他神，弃木偶、重家谱。”谱中虽未言明白氏是否举家信主，但从白嘉祥这段叙述来看，因一家之长的信主，整个家风均可能改变。

饶有意味的是，嘉祥在“弃木偶”的同时也“重家谱”，在祖先忌辰时仍结集亲族进行纪念。家谱规定，“庙龛只挂血统系表，族众生婚大谱，劳绩记录等书类之物。庙堂大厅布置如讲厅，然或议会体式，绝不可设立木偶。”这与圣经中“不可拜偶像”的戒律相符合。而“举长贤有为之辈数人，主持该庙春秋祭礼”，既遵循圣经又符合中国传统的尊老习俗，“主席一人端衣服，捧读家谱，纪念祖先，勉励后进，祈祷上帝，吟诗读经，祝福族众”，“礼毕会餐，面食茶果足矣，万不可有筵席之设。踏青扫墓，仍照旧制。惟不设香纸之例。至于人生百年大事，一秉耶教礼仪，绝对除俗。凡我族派，务履余言，遵之朂之……”清明之际，香纸去除，但崇祖活动照旧；果茶之设，除去筵席靡费，体现了新传统的节俭与务实；在缅怀先人之时，进一步勉励后辈，祈祷上帝。这种对偶像的革除，对传统的改造，的确很大胆、很新锐，充分体现了作为家长的嘉祥的魄力与创新。此外，要求“发达之裔孙务须尽力，献与家庙，……管理组织尤要严密，一年布告一次，改选一次，”都充分体现了新风尚。因此，信仰的变更并不等于忘记祖宗，“建立家庙，继奉祖宗，自天子以迨官师莫不有庙礼之制也。……用特书此，留为有志儿孙之继起。”在嘉祥看来，尊祖敬宗仍不失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从白氏对家族传统的改造中，可见基督教信仰自1840年传入厦门以来，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影响已是非常深厚。要知道中国人对几千年来的传统的固守，就知道对这一习俗的改造需要多大的勇气了。

白氏信仰的发展变化，是与事易时移同步的。是否嘉祥早年所受的同文书院及铁路学堂教育，以后历经公职、经营书社以及海外经商，加之亲人变故等经历，一步步将其导入基督的信仰？白氏在此虽未详言，但仍可看出些端倪。不过，白氏信仰之重点在于新约，并未提旧约。因此，其信仰转变过程中仍有不少待考之处。

五、重视新式的教育

嘉祥认为“小学教育为国民教育之基本”，故父母“切须注重儿孙小学教育，采择学校，约束简朴，粗食布衣，勤苦历励。切不可滥与滥用。”此外，还详细规定家中子弟“七岁至十岁早间六时背念早书或练写，晚间七时至九时温习课本；十岁以上早间四时或五时须使背念早书或练写，晚间七时至九时温习课本。”如此，“则教育基本奠定于磐石之上，然后进入较高教育，就易领悟也。”

对于教育，嘉祥认为“在于培育儿童体格之健康，陶冶其良好之品性，……启发科学思想，养成忠、孝、仁、恕、信、义、诚、毅之美德。”不难看出，嘉祥还是以传统儒家的忠孝仁义为本，由此出发去培养后代。他认为如儿孙聪明可造就，则父母无论任何困难，须设法使其达至高深教育；如果父母没有尽力造就良好读书环境，则不可取。一方面，他强调父母督责的重要性，认为“过于姑息不免容纵太甚，反使为子者放荡不羁”；另一方面，也认为“过于苛求不免督责太甚，反使为人子者恐惧不前”，因而强调父严母慈，合乎中庸之道。

典型的例子如白氏十七世妣李珠凤丧夫之后，以十指之所得，供一家之衣食。夜则课儿至更闌方就寝。嘉祥九岁之除夕受母亲教诲后越发努力，后“年十四岁即命入同文书院。二十岁学业略成，即为娶室。后与弟弟“同入上海商办铁路学堂工程科。女花篮入女校。孤儿孤女书香有继，又皆妣之功也”。

就厦门的新式教育而言，自1842年以来基督教教牧人员就在当地建立了不少新式学校，涵盖了从幼儿园至大学的教育，其中就包括如毓德女子小学及中学、怀仁女中、怀德幼师、田尾妇女福音学院等女校。由于基督教进入厦门带来的教会学校新式教育，造就了一批中国近现代进程中的精英，如林语堂、林巧稚、马约翰等人。白氏自嘉起深受其影响，对其子弟教育大有影响。如其子十九世昭生“年方十六，即听其任学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嗣因九一八变起，（妣）始佯言得疾，召昭生返。越年，昭生又得转学香港拔萃高中第五级”。

至于嘉祥的亲家陈文良，同为在菲侨商，二人“交莫逆”，其女“娉婷，素娴礼教，曾受高中教育。”两家联姻，不仅经济地位相当，且子女均受过新式教育，这也是联姻的原因之一。白氏族谱虽未言明其媳妇陈掌珠的就读学校，但相信也是当时厦门社会开化风气及其父海外经商的经济条件所造就的。

六、结论

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正是厦门整个城市由传统走向现代发展的关键时期。白氏移居厦门之初，正是受到清朝限制，厦门对台对渡优势减弱之时；而后，嘉庆二十二年（1817），清朝禁止内地茶叶从厦门出口。即便在这种对外及对台贸易式微的情况下，白氏仍努力经营，至台经商。厦门开埠后，白氏更逐步向更远的菲律宾发展。时值厦门进行城市规划、实行各项公共事业建设之时。至民国初年，其子已在菲律宾继承经商事业，厦门的近代工业也有所发展。嘉祥晚年归向了基督信仰，叶落归根，回厦之时已是经济繁荣的20世纪30年代。

白氏家族的发展经历，可以说也是清末民初闽南家族由传统家庭向近现代家庭过渡的一个案例。白氏经商传统从19世纪初的兴起发展到19世纪末的海外拓展和20世纪的承继；其家中数代女性均能独当一面，在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族信仰由初期的佛教/民间多神信仰改信耶稣而又儒耶并重；由十八世起就重视后代教育，尤其注重让子弟接受新式教育，对子女严加督责；从十九世纪初至台湾经商，以后又拓展至菲律宾，这一切都显示了白氏跟上了厦门新兴家族的发展潮流。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厦门，白氏家族是众多新兴家族的代表之一。

我们看到，在世纪之初政权交替、国家政体大幅转型之时，厦门港口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时期社会思潮传播更新、群众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家族都如白氏一般参与了整个社会的进程，见证了整个厦门的发展。从迁移路线上看，他们从内地迁移而来，其中有些许反复，但总的趋势是由内地逐渐转向了沿海，进而向海外发展；从生计上而言，他们从传统的耕读生活转向了商业贸易，尤其偏重海外贸易；从教育方面，其主要家庭成员在近代以后大都接受了新式学校教育；从精神领域看，近代以来，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及社会开化风气的影响，一些人甚至还转变了信仰，但在基本层面仍秉承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可以说，他们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人，不仅有着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习俗的承继，也顺应时代需要从故土走向异乡，由耕读转向经贸，由内陆转向海洋。

就这一意义上说，白氏一门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明清以来，闽南社会的家族由传统形态向近现代转型的过程，这在当地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史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原载《鼓浪屿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