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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寶_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 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发布时间: 2018-01-08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

——讀 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   程美寶

当人类学家遇上历史学,她会变成怎样的人类学家?那要看产生何种的感情,是真爱还是假爱,是爱上与人类学心心相印的新史学,还是貌合神离的旧史学;是爱上是事实也是神话的「历史」,还是被政治家认定为信史的「历史」。若是真的爱上了史学,则人类学家走近历史学,与历史的对话,当如电影《贝隆夫人》(Evita, 1996)中贝隆夫人与那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男士共舞一样,他总是在观看着她,也反照着她,让她从他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而从她把手递给他蹬脚起舞的一刻开始,便很清楚他一直在观照着她,也观照着别人。她因此没有被披着「历史事实」的外衣的历史神话领得晕头转向,而尽可能看清缔造神话的过程,踏着她自己的舞步,与这位历史先生共舞,共同掰开层层的过去,重构一个可理解的当下。

从《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引用只注章节或页码)可见,萧凤霞大抵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类学家」(页358)。她与历史学共舞多年,在华南走过了四十载田野之路。她没有用浓墨重彩泼染出一个庞然的中国,而是用一根2B铅笔,在一张薄薄的描摹纸上,轻轻地、层层地擦涂,让中国从纸背或深或浅地逐渐浮现。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她最新出版的文集用Tracing China为书名,与其说是「追踪」或「追溯」中国,不如说更像踏雪寻梅,细觅中国或隐或现的踪迹与轨迹,中文书名也大抵因此译为「踏迹寻中」,取其轻描淡写,步履轻盈之语感。

至于书的副题——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在人类学的概念与词汇已经过许多反省与更替的今天,当我们看到“ethnographic”(「民族志」)一词的时候,应该明白到其涵义的复杂性。事实上,一部「民族志」,已经不是「一部」民族志,也不是对一个被划定为某一个「共同体」或「社区」的群体所做的「全方位」描写。研究者不再自以为可以像上帝般鸟瞰众生,而是非常清楚身处田野中的自己也是需要不时作出检讨的。他们的学术训练,让他们用撰写民族志的方法,不断地为别人、也为自己撰写民族志,甚至为这些民族志再写一部民族志。换句话说,研究对象、研究者自己及其言说与书写,统统都可用「民族志」的方式予以批判和检视。四十年的田野经验,廿多年的出版成果,足以串成一条时间长链,让一个学者有距离地观照自己。我们作为读者,因此也得戴着一副渐进眼镜来阅读这部文集,尽管不易对焦,但应该会比较容易看清不同阶段作品的貌相。

一、两组核心概念

如上所说,人类学家自有其舞步,即使她与历史学共舞,也总是遵循人类学的步法,着意对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反覆思量,批判应用,逐步形成自己的分析框架,由是站稳脚步,举重若轻。萧凤霞多年来持续运用的几个最为核心的基础概念,在本文集的不同部分(尤其是第三部分的导言)都有所讨论和发挥。为明晰起见,我们或可将之分为两组概念去理解。

第一组属较为抽象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层面,包括「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结构过程」(structuring)和从语义上看来无甚特别的「过程」(process)这三个概念。「人的能动性」这个概念,早在她1989年出版的专著《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中,便有非常透彻的发挥。这部以她二十世纪7080年代在广东新会开展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专著,以「能动者与牺牲品」为书名,开宗明义地点出了「人的能动性」的悖论性——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中,会逐步产生「结构化」的后果(结构),而「结构(化)」在人们运用主观能动性时,又会对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发生作用和限制。强调「过程」的重要性,有助于我们把「结构化」与「人的能动性」两者的张力松绑,理解结构与「结构过程」间的动态关系。

读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 如果萧凤霞的讨论仅仅停留在这里,我们会以为她不过是重复着十九世纪古典社会学大师的论述。然而,她的研究并没有只是停留于人在既定社会条件下的能动性,而是更着重于能动者对自己所处的结构的创造——既在能动者的行为与变动中的结构的互动过程中把握和认识社会结构,又从这个「结构过程」了解作为能动者自身的历史活动和历史命运,探求社会结构性变迁(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的轨迹。从这种以「结构过程」、「人的能动性」和「过程」鼎足而立的理论框架出发,萧凤霞基于自己在中国乡村的田野研究形成的认识,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引出了另一组相当重要的概念——中国社会的「国家内卷化」 (state involution)、「细胞化」(cellularisation),以及这些过程中各种能动者所起的「共谋」(complicity)作用

「内卷化」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J. Geertz)在1960年代用于研究印尼爪哇劳动密集型水稻耕作农业模式的一个概念。所谓「内卷」,是指某种经济、社会或文化模式持续发展一段时间并达致某种决定性的状态时,无法自身转型到一种新的模式,推动进一步的发展。杜赞奇在1980年代采用了这个概念,分析民国时期国家缔造的过程,指出民国政府在地方社会扩张到一定阶段时无法前进,不得不依赖一些非形式的结构(informal structures)作为国家代理,其后这些结构变得尾大不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地方治理机制。

萧凤霞的研究,尤其是有关民国时期华南农村社会「大天二」的分析,呼应的也是二十世纪许多现代国家缔造过程中出现「内卷」现象的讨论。不过,她似乎要进一步将「内卷化」再往「内」推进,借鉴唐尼索恩(Audrey Donnithorne)用「细胞型经济」(cellular economy)来形容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地方和国营企业发展趋向的分析,采用了更接近生物学意义的「细胞化」这个概念,把「国家内卷」的意象由外在的社会推衍到个人的身心。

在这里,正如上述通过理解「过程」把「结构化」和「人的能动性」两者的张力松解得更为动态一样,用上「共谋」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把「国家内卷化」和「细胞化」这两个看来一外一内的概念,达致辩证统一。换句话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由外而内彻彻底底的「内卷」,是因为这并非单方面来自外在的国家机器强压的结果,而是每个个人都共同参与,最终被国家的语言内化身心,让自己也「成为国家」的共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运作也从外而内,由硬而软,个人被权力操控,也共同行使着权力。

我认为,中国农村的「细胞化」是《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一书最重要的结论,但这个结论一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正如萧凤霞在文集第三部分的导言所说,在该书中,她叙述了中华帝国晚期的华南乡村社会如何发展出充满活力的商品交易市场、根植地方的宗族组织、丰富多姿的宗教仪式与习俗,以及超越本地的身份认同。然而,时至二十世纪70年代,当她踏进这些乡村时,看到的却是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后果——市场被遏制、社会组织被铲平、宗教仪式和民间习俗被取缔,更重要的是,乡村社会跟外界有机的联系和互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此时,华南的乡村变成「内向的『农村』细胞」(inward-looking “rural” cells),自我收缩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既与外界绝缘,也不能离开「国家」这个身体而独立存在。

如果我们用「结构过程」这个概念去思考这个结果,则可以197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在结构上成为一个俨如细胞的单元。这个「结构」,是「革命」的过程。本来,革命的终极,是砸碎旧世界,是「人的能动性」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能动者与牺牲品」、「共谋」这几个概念又提醒了我们,这场革命只有在村民和干部深度参与和合作(共谋)的情况下才可能成功。乡民不错是受害人,但也是行动者,而最深刻的受害,莫过于每个人的身份和前途皆由阶级和革命的语言所定义,且逐渐无法用另一套语言取代。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强调的,在这个过程中僵化的不只是外在的社会结构,还有人们的语言和思维结构。

这个「结构过程」,早在1949年前便逐步发生。萧凤霞有关新会天马乡、中山小榄镇和番禺沙湾镇的研究更表明,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早在二十世纪40年代已见端倪。二十世纪上半叶,乡村城镇军阀横行,紧随着的是国民政府企图通过社会和政治运动达致各种「现代化」的目标。抗战期间,多处地方沦陷,贸易往来以及跟外部社会的联系中断。未几内战爆发,时至1949年,华南不少乡村为「大天二」把持,粗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则,取代了原来以宗族语言表达的权力秩序。紧接着的社会主义革命,更使得原来层次繁多的社会与人际网络难以恢复(第13章、页69119)。

「细胞化」可说是萧凤霞建基于自己四十年实证研究对中国农村社会作出的判语。这个在历史中发生的「结构过程」的结果,是改变「过程」的方向,成为看起来相对僵化的结构。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结构?研究者需要提出一个哪怕是临时性的答案,以突出足以达致结构性变迁的历史转折点。在这里,历史的观照给了萧凤霞有别于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眼光。尽管在写作《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一书时,萧凤霞和她一起从事华南研究的同仁还没有很明确地提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但通过实地考察和文献阅读,她对共和国成立前的华南乡村的认识,有别于许多社会科学家把中国农村想象为「停滞、封闭和孤立」状态的前设。也因为如此,当她看到改革开放后许多所谓「传统」的「复兴」,如中山小榄的菊花会、潮连洪圣诞的游神,甚至是村里年青人筹办的奢侈婚礼和葬礼时(第678章),她知道这些已经不可能是简单的「复兴」,而是人们用新获取的财富,将传统重新组合,或用来处理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或用来配合地方政府的口号政策,是应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遗留的过去和所定义的当下的「循环再造」(recycling)。

向着「细胞化」结构转变的华南乡村社会,尽管跟港澳和海外仍然维持一定的关系而不至于与外部世界完全断裂,但其自身的社会组织能力,与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1980年代,曾有社会科学家认为共产主义没有改变传统中国,传统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萧凤霞明确地回应,共产主义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集体化时代留下的影响,已深深地镶嵌在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中。改革开放因此不应被理解为「告别革命」,从此掀开新的一页。身处当下的田野中,处处可以看到过去的魅影。毛泽东时代埋下的地方权力结构,已经内化于人们的身心,人们无意识地再生产他们曾几何时极力躲避的权力结构。这个历史包袱(或历史遗产?)应该是分析后毛时代的前提(第4章、页68-69)。

萧凤霞处处指出党国—社会关系的悖论性: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党国必然是与社会利益对立的外在力量,同样地,我们也很难再把地方社会视为「文化传统」的仓储,以为这些「传统」只是一时被压抑,早晚会「回来」。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与社会已相互纠结得难舍难分。萧凤霞这样的一种研究取向,不只应用在像中国这样的一党独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更与1980年代中期欧美政治学「把国家拉回视野」(to 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呼吁互相呼应。时至今日,即便在比较民主开放的国度,国家——不论是作为组织性的结构,还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之中。因此,公共和私人领域、国家与社会、形式化和非形式的权力与威权,都不应看成是对立的二元。行动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也许在政治和经济的竞技场上会理性算计,但历史与文化赋予他们的包袱或遗产,又使得他们宿命地循着某些轨迹行走。

萧凤霞对上述两组核心概念的推进,与她受益于二十世纪70年代以降欧洲史学特别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与新文化史的发展大有关系。其中,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关于历史社会学(historical sociology)的经典讨论,提倡用「结构过程」取代过往把「结构」与「过程」分离的视角至为关键。4种种新史学的趋势,一方面注重把握长时段和整体史,另一方面提倡对历史中个人行为的涵义予以同情之理解,有助我们把无穷的过去与瞬间消逝的当下以及立马莅临的将来动态地联系起来。

换言之,「历史」不是「摆在那里」的「背景」或聊作点缀的文献,而是现实中一个不断造就现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但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叙述,这些历史叙述又影响了历史。可悲的是,有些历史学者老是把历史叙述当成所谓客观的甚至唯一的历史「事实」,而忽略了「历史」蕴含的多重概念性和事实性。把「历史」视为「结构过程」的这种认识,是萧凤霞和她扛起「历史人类学」大旗的研究伙伴的共同出发点——不管他们考察明清还是现当代历史,立足华南还是华北。

二、非城非乡非镇

萧凤霞往后的许多田野考察,一再呈现出改革开放后人们如何利用他们可能曾经极力抗拒的标签和身份,在新时代赚取新的资源。在这个博弈过程中,「农民」身份在某些地方变成值钱的筹码,「城镇」却被夹在城乡中间难以动弹。早在1980年代,萧凤霞便曾把注意力放在现已被人淡忘的「城镇」之上(第5章)。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受制于「镇」这个行政层级和集体经济,规模有限的「城镇企业」夹在农村公社、国营企业以及后来冒起的市级政治经济体之间。在税务负担方面,城镇企业未能如农村企业般享有形式化或非形式的优惠;在国家财政方面,镇政府所能分到的份额只是杯水车薪。在镇一级的干部和企业看来,「镇」已变得非驴非马——既非农村也非城市,既非集体也非国营,还要背负「赶不上现代化步伐」的罪名。他们所期待的出路,是享有与农村集体一样的财税优惠,要不就是在行政级别上升格为市。

然而,萧凤霞研究的个案却显示,在由省而市层层下达的决策过程中,城镇企业被迫与邻近的农村集体合并,而新的城镇中心更被迫迁往偏远穷困的郊区。相形之下,「农民」看起来是暂时的赢家。在文革时,他们不用像城镇知识分子般要「下乡」;在城市实行一胎化政策初期,他们可以多生一个孩子;在1990年代以降房地产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拥有集体土地产权的一些乡村,经讨价还价,得以分享出租或置换土地的利益。但由「耕田」变为「耕屋」并不意味「农民」必然能够达致社会身份的转换,新世纪之交广州珠江新城某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对于从乡村移徙至城市打工的人来说,农村户口是他们无法达致真正的社会流动的枷锁,且要背上一个充满悖论和歧视的标签——「农民工」。

熟悉当代中国的人都知道,下级的政府和干部总是以为许多问题只要通过行政体制的提升——也就是权力和资源的扩张,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从「农村」变成「街道」,从「区」升格为「市」,好像总是值得额手称庆的。萧凤霞指出,过往人们似乎并不需要通过行政级别的升格来抬高身价,却仍能自信满满。华南地区原来在明清时期发展出来的许多大镇,与城市固然联系紧密,与乡村也俨如一体。这些地方的人,善于运用各种工具性和象征性的手段,把自己跟不论是想像的还是真实的国家建构的过程联系起来。因此,明清以来的华南区域系统,不纯粹是一个经济单元,还是一个渗入了各种政治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有意识的文化历史建构。

过去,这些地方乐于自称为「乡」,却并非一般学者所认为的是「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而是通过市场网络成为区域经济的一个有机部分,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在文化上有多重参照点,显得自信十足。如南海佛山是明清经济大镇,却乐得号称「忠义乡」;番禺沙湾虽有镇的规模,但仍然维持一个「乡」的社会和心理结构;再如萧凤霞蹲点多年的新会潮连,其1946年出版的乡志一开始说「潮连一乡」是「东西相距六里余,南北相距五里余」的蕞尔荒岛,未几笔锋一转,就说「地球言文化,必以河流,粤省言文化,当以海坦」,一下子便把潮连这片四面环海连接西江的海坦,与「地球」、「文化」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乡志编纂卢子骏「居乡之时少,而作客之时多」,他写这篇序言时也并非身在潮连,而是识于「香港加冕台三号」。

时至1960年代,在华南许多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将城、镇、乡彻底分离,而乡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当一个外加的标签被人们唸了无数遍——「我是农民,我是农民,我是农民」——这个标签便会成为咒语,成为「事实」。萧凤霞1970年代进入华南乡村从事田野工作时,经常碰到村民的反应是:「我们是农民而已,你为甚么对我们感兴趣呢?」这样一种反覆的言说,对当时的萧凤霞俨如当头棒喝,让她意识到站在她面前的,已经不是曾几何时的「村民」,而是经过革命洗礼的「农民」了。

至于处于夹缝中的镇,则既无乡的集体土地资源,也缺乏过去由乡而镇的文化自信。如今许多镇级的干部,尤其是那些与本地社会无甚关系的年轻公务员,只会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犹如斯科特 [James C. Scott] 所说的“seeing like a state”),用「镇级」的思维去定义其管理的地方文化,漠视过去有机的城乡关系以及跨地域性联系。近年,我与番禺某镇合作整理一批与广东音乐有关的文献和文物时,就深感「细胞化」的思维已彻底渗透这些地方干部的血液。无论这批文献和文物如何显示广东音乐及其相关人物的跨地域性,这些干部却只是满足于将之视为「本地」的文化遗产。目下中国许多关于地方文化的定义,皆按行政层级来划分,这种狭隘的思维,正是「细胞化」造成的由外而内的深远后果。

萧凤霞经常说,她在中国没有看到革命成功,但革命的梦魇却总在徘徊;进入乡村,她看不到乡村,何况如今不少乡村的面貌也已半推半就地被城市化了;去到城市,她看不到城市,经过革命的洗礼,不少城市的内核已不知不觉地被无产阶级化了。萧凤霞近年研究的广州珠江新城某村,便鲜活地展现了这种非驴非马的景象。该村村民用他们的集体土地产权,与发展商讨价还价多年,换取到每户数间高楼大厦商品房和其他利益,得以「留」在自己所属的土地上。村里原来的祠堂被拆迁到商品房小区的一块空地上重建,不同姓氏的祠堂肩并肩、背对背地立在一起,原来的庙宇被移到小区某个角落重建,也是一字排开;更有趣的是庙旁立了一尊巨型的射手铜像,遥遥对着那道造型如鲨鱼张嘴的现代大桥,据说是用来抵挡煞气的。

看到这番似乎有点荒谬的景象,我们便会明白为甚么萧凤霞会把第16章有关城中村(或村中城?)的文章题为〈颠沛不流离:后改革时期华南非公民的城市空间〉(“Grounding Displacement: Uncivil Urban Spaces in Post-Reform South China”)。被城市围困的村民,在既非乡村也非城市的奇异空间里,在后社会主义时代继续保有集体权利,成了后毛时代的毛式地主(Maoist landlords)。他们不错是「换取」(“displacement”第一含义)到「接地」(“grounding”第一含义)的好处,但这种「错位」(“displace-ment”另一含义),却无异于「大船搁浅」(“grounding”另一含义),教他们难以自拔,连村民自己也感叹说:「我们现在是有钱却没前途。」(页xi)不论是村民还是外来工,他们生活在珠江新城这个广州在1990年代规划的中央商业区(CBD)范围内,都显得「格格不入」(out of place)。他们既非广州「市民」,也很难说是立足在「公民」空间上。如果他们有甚么抵抗意识,大抵也只能靠那尊俨如大风车下的唐吉诃德的射手铜像含蓄表达。

这种「格格不入」的景象,在萧凤霞最近与濮德培(Peter C. Perdue)、泰利可佐(Eric Tagliacozzo)合编的「翻展亚洲」(Asia Inside Out)系列的讨论和附照中,也随处可见。「翻展亚洲」这个主题正正提醒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挖出一条历史的隧道,将僵化的地区研究的时空予以重新校正,把亚洲由里而外地翻展开来,则许多看来「甚么都不是」的荒谬景象,就会变得可以理解。

三、叙述与言说

既悖论又悲剧的是,上述那种捆绑于本地的「细胞化」思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摒弃乡土的结果。萧凤霞编著有两部「文学性」著作——《毛的收成:中国新世代的声音》(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1983)和《犁沟: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现代中国的故事与历史》(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Stories and Histories from Modern China, 1990),表达的正是这个命题。本文集收入了后者的导言(第12章),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份子如何在既为国家追寻现代化、也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摒弃了乡土,制造了农民,构筑了新中国,也成就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新的自己。知识分子好像他们笔下的农民一样,既是能动者,也是牺牲品,他们共同在一个他们称为「革命」的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共谋,创造了新世界。

也许让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与这篇导言一起放在文集第五部分「字里行间的历史」 (History between the Lines)的,是在内容上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妇女何在?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Where Were the Women? Rethinking Marriage Resistance and Regional Culture in South China”)一文(第11章)。我的理解是,萧凤霞尝试用文学的文本批判方法,来阅读史料中字里行间的意涵。她在该文指出,华南地区妇女「自梳」不嫁与嫁后「不落家」的习俗,可能是广大西南、华南与东南地区更早的土着习俗的残存,到了明清时期,这些习俗却成为地方士绅载于方志的佳话,是表达自身文化正统性和排斥他者的手段。这种刊载于方志的故事,与许多族谱谓某姓「本属中原贵胄,为避乱而南迁」的故事同出一辙,都是用来标榜正统、合理化入住权的叙述。萧凤霞从方志叙述的字里行间,读出了弦外之音。

同样充满悖论的是,在这些叙述中,在地的「入住权」是通过「迁移史」来合理化的,「土著」得变成「移民」,才能成为盖上「正统性」印记的新土著,而旧移民则不断通过强化其「中原正统」的来历,排拒其他土著和新移民,但这并不是说被认为属「边缘」的社群,就必然会自认「边缘」和无法达致社会流动。正如华德英(Barbara Ward)以建立其「意识模型」的香港船民研究所揭示一样,被认为位处边缘的船民(「疍民」或「疍家」),从其自我意识出发,在文化上并不认为自己属「边缘」,而认为自己所实践的是正统的中国礼仪。萧凤霞在〈妇女何在?〉一文中,也提到一些原来在沙田区被标签为「疍家」的社群,有部分在二十世纪3040年代成为地方上新兴的权势后,亦采用大族「不落家」的婚俗,以标榜其正统性,尽管当时这种婚俗已被城市知识分子视为「封建落后」。

「本地」、「疍家」(在另一些情境中表述为「本地」、「客家」)等标签,就是在这个争夺入住权的博弈中衍生出来的族群分类。发表于1990年的〈妇女何在?〉一文,为萧凤霞十多年后与刘志伟合写的〈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Lineage, Market, Pirate, and Dan:Ethnicit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of South China”)一文(第9章)埋下了伏笔。该文指出,原来位处边缘的人群,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并非完全无法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一旦达致了这种流动,取得入住权的人便会利用各种体现在文字和言说的文化手段,再生产僵化的族群分类和标签,用以区分我群/他群。她和刘志伟在田野里经常听到的有关疍民的描述是「水流柴,无祠堂」(页135156)。这种言说和分类,直到今天仍不绝于耳。今年9月,我乘坐番禺一位朋友的座驾,造访位于广州南面的南沙区万顷沙镇某个社区委员会的综合文化室。一路上,我一面看着车外的风景,一面打开手机上的地图定位,比划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万顷沙的地形。当车子驶进镇里窄窄的街巷时,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间又一间小小的住房,整齐划一地排列在平坦的土地上,这明显是原来只能在海坦边搭建草寮居住的疍民在1950年代后被容许「上岸」建房的结果。目睹此情此景,我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朋友,这里的人是水上人吗?他不经意地回答:「是呀,水流柴,无祠堂。」

听到这六个字,当时脑海马上闪现的,就是萧、刘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的成果。他们共同讨论了明清时期的户籍制度、动乱期间地方势力的兴衰、水陆交通带来的商业契机;他们从族谱书写中读出许多弦外之音,观察了神诞节日活动中的组织与权力结构。「水流柴,无祠堂」,这听起来无足轻重的六个字的意涵,如果没有层层的文献和田野功夫,是难以体会的。族群分类的语言在一个「结构过程」中逐渐形成,这套语言和标签又高度内化,决定了人们对历史、对现实和对自己的认识。

四、香港,香港!

无独有偶,香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香港人」和「新移民」这两种渗和着事实与观感的分类标签。萧凤霞在〈定位「香港人」与「新移民」〉 (“Positioning ‘Hong Kongers’ and ‘New Immigrants’”)一文(第15章)中,呼吁决策者应拨开造成这种二元对立的迷雾,辨析不同时代移居香港的人口来源与背景,才可能订定更合理的政策,让人们摒弃粗糙的分类思维和歧视性的语言。尽管萧凤霞说自己很享受位处「边缘」的含混不清的文化身份,但我相信,在各个「田野点」中,最让她揪心的始终是香港。

她的研究展示了生活在香港和广大的华南地区的人们本来最能表现出跨国和跨地域的性质;而香港经验所形成的香港认同,从来也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殖民地的」、「西方的」或「本地的」等词汇去定格。恰恰是华南地区的人们这种游刃有余的经验,教萧凤霞意识到她的研究对象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她也不得不沿着研究对象的轨迹到处行走。她所写的每部民族志,也必须有多于一个「田野点」,而且往往是跨地域和跨国的。

地方上的人的叙述,当中反映的观感、情绪和策略性定位,也随着不断变化的地域建构有所转移(页300)。萧凤霞四十年来的「田野点」,不论是潮连岛、环城公社、沙湾镇、小榄镇、广州、香港,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是四通八达的网络「节点」(hubs)。十九、二十世纪的香港由于其暧昧的政治环境,把这种「节点」的灵活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萧凤霞说,香港是文化的万花筒,是世界的一道风景线,历史的许多偶然因素,使香港发展出一个与内地许多城市不一样的华人社会。曾几何时,理论上在中国人社会位处边缘的女性,在香港也由于一些结构性的因素,一度在政坛上表现突出。

然而,就在相对于「新移民」的「香港人」认同感日趋强化之时,好些香港人在心理结构上似乎也经历着一个「内卷」的过程。一方面,他们碰上回归中国这个历史转捩点;另一方面,「本土」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也逐渐在各种论述中浮现。历史好像在给我们开玩笑,原来用于论析华南乡村社会的「细胞化」概念,在四十多年后居然有可能适用于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香港呈现出的许多态势,难免令人联想到这个城市走向「细胞化」的可能——如果不是整个社会的「细胞化」,至少可能是个人思维的「细胞化」——「香港」和「香港人」成为一个自以为能够自足的单元,某程度上在心态上与外部世界隔绝。

萧凤霞的华南农村研究一再提醒我们,一个地方的「细胞化」,不仅仅是外部的强大政治力量操控的结果,而是每个作为能动者的个人,在自以为反抗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用了抗争对象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结果自己成了受害人而不自知。在文集的最后一章,萧凤霞用了「乡曲寡陋」(provincialized)一词来形容香港中产阶级的下游趋势——尽管她用一些正面的例子和前瞻的语气,企图为香港的中产阶级调出合适的音调,指出一些可能的出路;近年来,她更将自己的视野移向亚洲和全球,从这个视角出发,把部分探索成果置于文集第七部分一个引人开阔眼界的大标题「历史上的全球性与亚洲式的后现代」(Historical Global and the Asian Postmodern)之下,但在我看来,她这种努力在指陈走出困局的方向的同时,也表达了一些言犹未尽的隐忧——都会气象是否已成历史?亚洲式的后现代会否以「本土」之名变得故步自封?

就像她在第1013章所描述的,二十世纪40年代华南地方权势历经战乱、重新洗牌之后,原来在外大展拳脚、在故乡发挥一定影响力的新会商人在本地社会逐步被边缘化的情况一样——他们原来散发的都会气息,要不彻底与乡土隔离,要不就是在「细胞化」的农村中被重重围困,偃旗息鼓。然而,外力操控的权势转移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始终是自我「细胞化」。

香港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心态如果愈趋「细胞化」,即使表面上看来再衣冠楚楚、再充满大都会气息,最终在镜中映照到的自己,可能跟第12章中那位鹑衣百结、身上别上无数个毛章的上访者没有两样(页245,图12.1)——他感到冤屈,他极力去申诉,但他申诉的对象却已内化到他的身心,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正如萧凤霞在该章一开始引用北岛1988年的诗作《无题》所说的:「对于自己/我永远是个陌生人/我畏惧黑暗/却用身体挡住了/那唯一的灯/我的影子是我的情人/心是仇敌。」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无法尽情言说的感受,有时候会在文学家那里找到共鸣。

五、韦伯抑或马克思?

不论是走在田野、与当地人聊天,抑或是阅读文献,萧凤霞和她有着共同研究理念的同仁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能够听懂、读懂人们的话语,理解人们行为的涵义以及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自我定义和诠释,透析这些话语如何在时空交叠的情景中逐步建构起来。她一再强调,人作为一个能动者,既背负着历史包袱,也时刻演示着决心和野心,面对隐而不彰的制度性局限,不断地创造文化资源,又不断制造结构捆绑着自己。她把不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者自己使用的分类和标签,都看成是「社会和话语的产物,有待破译」,也就是文学研究的所谓「解构」(页xii)。

在田野里,萧凤霞明白她的存在和人们对她的存在的理解——学生、港澳同胞、教授、上面派来的、朋友、同情者——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反应。人们如何说话,往往是在极力解开意识形态的成见和跟她有意无意地成为朋友之间作出平衡,从而假定她应该知道甚么,或因政治需要而感到有责任让她知道甚么。恰恰是她与研究对象之间多年的互动——逐渐由陌生人变成朋友——成为她追寻行为涵义的思想源泉。她在田野现场,不是纯粹为了「占有」资料而做笔记,而是细听人们诉说各种琐事;她不光重视他们说甚么,更注意他们怎么说。四十载的田野经验,让她与本地人从互不相识甚或疑忌,变成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彼此能分享喜悦,诉说担忧。

尽管萧凤霞说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带着马克思的希望进入华南,最后带着韦伯的忧虑离开」 (页xiii),在我看来,如果这是她表达自己在1989年的心情的话,如今这部历经修改的个人民族志,反映的她既是追寻行为或言说背后涵义的「韦伯主义者」,但也始终不改她以「大写的人」为本的「马克思本色」,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福柯到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般由外而内的结构主义者。也正因为如此,用任何一个学者或主义的框框,都不能简单说明萧凤霞的理论前提。作为一个见证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社会现象和理论转型的人类学家,她尝试从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与文学寻觅思想源泉,企图超越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某些囿于分类和标签的僵化甚或异化的趋势,致力发展出一个制度性的框架和平台,建立跨学科的学术议程,以捕捉种种变动不居的现象(页xi)。在萧凤霞来说,变动不居的不只是人和社会,还包括整个「中国」本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涵义」的单位,不只是一个地理空间或政治实体,也是一个累积了人们的生活与思维所经历的变迁的载体。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更是一个过程(China as Process,页viii-xiv),需要用历史眼光去观照。

六、余话:后现代的荒诞剧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文集的封面照片。看过1989年出版的《华南的能动者与牺牲品》的读者,都应该知道两本书其实采用了同一张照片作为封面。也就是说,这张照片已有几近三十年的历史了。我凝视着这张照片,不禁要问:这片葵林,今日安在?这个挑担的妇女,路在何方?当年的封面,用的是黑白照,这次用的是彩照。二十一世纪的这张彩照,是否比二十世纪那张黑白照来得更真实呢?相片中的阳光,经过色彩处理,显得格外金黄,却未免过份耀眼,以致看不清葵林里的风景;整个气氛,甚至显得有点荒诞不经。这也许就像当下的中国,种种合理和不合理的存在叠加在一起,斑斓混杂,零落破碎,前景不明,看来荒诞,却又并非完全不可解。

(原载《二十一世纪》201612月号,第128140页。注释从略。)

程美寶_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 Helen F. Siu,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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