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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宏教授「觀念的傳播與跨界亞洲的想像:1910年和1956年的中國、日本、南洋」演講紀要
  发布时间: 2018-01-1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55

201815日下午,厦门大学历史系系列讲座在南光一320举行,主题为“观念的传播与跨界亚洲的想象:1910年和1956年的中国、日本、南洋”,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社会科学院院长、厦门大学历史系1978级校友刘宏教授担任主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张侃教授介绍了刘宏教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刘宏教授1978年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后赴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深造和工作,研究领域涉及历史、政治和公共管理等各个方面。

之后,刘宏教授致谢并开始演讲。他回忆了自己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的美好经历、学术训练和珍贵友谊,介绍了历史学的学科训练对他自己从事当代中国问题和现代公共政策的研究的基础性作用,使他能够从历史和比较研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今天所报告的主题,刘宏教授就是聚焦于两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一个刊物、一群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观念进行具体分析和介绍,在此基础上,思考历史演变视角下的亚洲理解,考察中国、日本与东南亚错综复杂的关系。

首先,刘宏教授介绍了自己报告的纲要,他希望根据1910年和1956年的两个代表性事例,以理解亚洲和亚洲内部的知识交流和跨界网络的形成。刘宏教授从一些基本概括着手,今天的亚洲被分为东亚、南亚、东南亚等许多区域,但这种划分很多时候都是人为的主观界定,例如同样是越南,在费正清《东亚的传统与变迁》中被包含在东亚中,而有的学者则将越南视为印度化的南亚国家。区域的划分受到不同时期之政治历史文化理念的影响,导致中国、东南亚的学者往往彼此互不关注。对此刘宏教授认为有两种观点值得借鉴,一是芝加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小组认为区域是灵活而非固定不变的,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不同区域之间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和现象。二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其主编的《东亚的复兴: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中所谈到的,对东亚的界定应强调其互动和依存——这对我们思考亚洲历史和当代亚洲变迁都非常重要,刘宏教授希望从不同角度思考这个变化着的、并无地理界限的亚洲,它并非用当代的国家概念就可以解释一切问题。

其次,刘宏教授介绍了事例一,即1910年创刊的《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东亚时局形势图》(1898年)等资料显示出,19世纪末的晚清中国面临被列强划分的境地,而正是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如何了解中国的周边环境。东南亚越来越多地被西方列强占据为殖民地,表达了对中国的觊觎,这导致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而甲午战败后,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中日关系进入所谓“黄金十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对东南亚知识的现代来源的《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产生了,它只在1910-1911年的东京出版了两年,之后改名为《中国实业杂志》在中国出版发行。刘宏教授指出其创办人李文权的三张“面孔”,即分别作为杂志出版人、中国现代戏剧的早期参与者和地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李文权,与章太炎等留日学生的观念不同,李文权的主要活动在文化而非政治层面。刘宏教授将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近200人左右的成员进行了分类,认为这些成员分别属于赞助会员、晚清派驻海外的领事官员、中国本土官员、日本官员(如竹越兴三郎)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这样一个多元复杂、不同类别成员的团体。《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由于最初在东京出版,因此其关于东南亚的知识来自东京,这也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知识界的深远影响的一个侧面。虽然其具体的流通量难以考证,但根据李欧梵先生通过对晚清刊物的研究,刘宏教授认为流通量可能在30万左右,而即使保守估计只有三五万,刘宏教授认为一种安德森所谓“想象的共同体”也已经形成了,即通过报纸等印刷刊物等构筑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李文权的刊物也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从中体现出近代中国人如何看待东南亚,古代的传统观念又有怎样的新发展。此外,刘宏教授通过对杂志上商业广告的分析,发现这些产品信息遍布亚洲的不同国家,尤其是各通商口岸城市,由此构建一种借助商业和大众而形成的航运线路和跨国商业市场。

刘宏教授将该杂志的文章内容分为四个主题:1、传统中国的世界秩序谱系。古代中国将东南亚视为中华文明附属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他们感叹这种控制和影响随着西方人的到来而结束。2、商战。杂志希望中国人了解东南亚以“实业救国”,希望借助“商战”的方式应对西方势力在东南亚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商业策略有很多不足,而要求以现代的商业方法与西方人竞争,比如市场调研、商业联盟和商业标准化等等。3、华侨。华侨在东南亚当地是重要经济力量,但清朝对华侨很少有所关注和支持,导致华侨在当地受到歧视等不公平的待遇,因此他们希望利用华侨帮助中国“商战”,同时也呼吁清政府的改革。与以往的相关议题不同,杂志加入了政治性内容,讨论华侨帮助中国经济现代化和立宪改革的可能性。4、日本作为中国榜样。李文权具有超越地域限制、将各个地方的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案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因此他认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上现代道路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中国的榜样,甚至中国可以借助华侨与日本合作以对抗西方势力。由此我们看到在近代以来的东南亚,与革命中国、改良中国不同的第三种中国形象:即以李文权为代表的商业中国,从商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资源、竞争、市场和商业机会。这就是刘宏教授的“新南洋”理论,它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把日本、西方和海外华人等对象都变为中国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刘宏教授所介绍的事例二,时间背景是1950-1960年代,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有许多的共同理念,但以往的中印关系研究一般只看到两者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不同,刘宏教授认为这些差异只是表象,实际上印尼对中国的关注更多是在理念层面,并诉诸于现实实践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将东南亚视为第三世界中的重要区域,并认为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受到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中国对印尼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相关出版物的大量发行,包括《人民画报》、《人民中国》等等,以至于1956年美国的外交官在报告中认为红色中国文学和商业产品已经“泛滥”于东南亚。刘宏教授认为,这些出版物和产品将中国塑造为一个更加民族主义而非共产主义的坚定而和谐的社会,同时它又具有创造性的丰富文化。这种中国形象有的是现实,有的是想象,关键在于印尼认为中印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通过向中国学习,印尼也可以取得一样的成就。时任印尼总统的苏加诺在1920年代就受到孙中山的深刻影响,提出亚洲共同体的设想,而他在1950年代访华会见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时,认为他们就是孙中山思想的延续。苏加诺相信,亚洲问题只有亚洲方案才能解决,他认为中国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和谐与充满希望的社会,只有中国民主集中制式的统一领导才能帮助印尼进入繁荣社会可以说,思想理念政策实践,中国都对印尼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直到今天,印尼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认为相比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能够为印尼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只是这种参照更多的不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是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50年代与现在的中国模式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同,世界的格局从冷战变为全球化,中国从经济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从意识形态变为经济社会的成就。另一方面,共同性依然是存在的,即强调亚洲的共通性不应被人为切割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区域,不同的对象和内容是可以进行跨界和沟通的,这也是途经诸多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今天作为重要历史资本和精神遗产的价值所在。

最后,刘宏教授介绍了他最近的研究方向,即“观念”在过去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在当代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流动,这种“动态治理”有自身的历史基础,涉及到如何从区域和比较的观念去理解“海丝”作为一种历史资本的转化,例如新加坡是怎样通过政府官员的培训、国与国的合作项目等方式,将新的发展模式介绍到中国,而中国通过在非州等地的建设,又将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传播到当地。综上所述,通过对1910年、1956年以及今天这三个不同阶段中观念的移动和跨界亚洲的考察,刘宏教授认为,我们对东南亚等地的看法既有以华侨为代表的历史延续,同时也有现代的因素,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兴起和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加入了新的内容,例如商战利用华侨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后,外资主要来自东南亚等地的华侨,这些成为近现代东南亚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的亚洲论述中,很少看到今天学界所强调的政治、疆界限制,而更多是区域之间观念、人员和资本的流动。通过这些分析,刘宏教授提醒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应当注意,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政治疆界是社会发展不可动摇的基础;而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人类史上是晚近的产物,直到19世纪末亚洲才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因此在分析历史时,要将研究对象放在当时的语境下,思考他们当时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而这些措施又怎样受制于当时社会环境,以此方可达到陈寅恪等学者所强调的“了解之同情”。

在提问答疑环节,刘宏教授与同学们就观念传播、文化冷战和知识本土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具体阐释了自己如何根据杂志分发、会员身份、相关群体等方面分析《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传播的多元化和广泛性。此外刘教授指出,不管是美国的好莱坞,还是50年代的人民画报,它们都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一种“公共外交”的表现,对它们的理解最重要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影响。而知识的本土化本身是富有争议的问题,刘宏教授认为,新加坡兼顾了解西方知识又避免全面照搬的经验在这方面仍然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顾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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