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棉路”与海南棉织文明探源
——关于黄道婆研究的一份背景资料
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学檬
讨论海上丝路与海南棉织业问题，是一个揭示不同地区、民族跨文化传播过程和内容的研究，其意义很大。鉴于学术界已就印度棉花（棉织）东传和黄道婆的棉织事迹做过大量研究，所以我选择另一个视角来论述南传“棉路”与海南棉织文明，其中涉及印度经缅甸到东南亚的几条“棉路”；“棉路”传播的诸因素概括；黄道婆时代海南岛和浙、闽、粤的海上交通、黄道婆其人、马、朝霞布、槟榔等几个海上棉路文明载体及其文化意义的蠡测。所有这些侧击主题的论述，意在为黄道婆这个历史人物提供一份背景资料。只是时间匆促，未尽其意而已，故极望诸公斧正，以成篇章也。
一、南传“棉路”的概说
国外学者罗宾·马克斯韦尔认为：“整个亚洲纺织品是最有感染力和魅力的艺术形式，在东南亚特别如此。其精神和仪规重要性表现在纺织品在国家和在大型神秘、壮丽的宗教礼仪的展示上。”东南亚的棉织业来自印度，中国的棉花、棉布早先也来自印度，但中国的棉织业则基于自身历史悠久的丝织业。戴尔（Stephen F.dale）先生认为：在公元世纪之初，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早已暗渡陈仓卖棉布给中国。到了 13世纪后期、14世纪早期，中国的棉布生产和棉花文明开花结果了。他还认为：当棉布首先在南亚织造时，而印度继续生产若干品种的棉布，其市场是在中国。瑞德则引用中国史籍说：“7世纪左右，棉花可能从越南传入中国”。他所说的中国史籍大概指《隋书·南蛮传》，该传的林邑国王“衣朝霞布”。隋朝曾派兵击败林邑王梵志，林邑于是朝贡不绝，朝霞布就可能成为贡品传入中国。
陈光良教授把上海黄道婆历史文化讨论会论文集收录的印度学者帕特米居·芭拉姆的《棉花从印度到中国和日本的传播》一文传来，该文概述棉花传入中国过程，认为12世纪棉花已传入海南岛。
丝绸、棉花文明转移的线路既有北方“丝路”（指从印度经中亚进入吐鲁番、长安的丝路）和棉路，又有是从东孟加拉、阿萨姆、缅甸到云南西部的南方“丝路”和棉路，后一路在汉王朝时期也可能发生的。
其实，南方“丝路”和“棉路”又有多条分支，除戴尔指认的南方丝路和棉路（印度经缅甸、云南进入中国内地）之外，我们还可认定云南经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伊洛瓦底江，南下至室利差坦罗，由海路到印度科罗曼得尔（印度德干半岛孟加拉湾海岸的一部分）水陆通道；云南澜滄江——湄公河经老挝、入泰国，到泰国湾水陆通道；云南元江——红河至河内水陆通道等。唐樊绰的《蛮书》对这两通道都有记载。这四条通道的特点是水陆联运、出海口要津、多国商人的贩运贸易三者兼具。
关于经东孟加拉、阿萨姆、缅甸进入云南的棉路情况，C.帕特荪·吉尔斯西先生有过概述：“已发现至少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云南和缅甸在物资、理念、技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均有交流。19世纪以前，不管怎样，体量大的货物如粗棉，已开始大量进入云南。应对云南移民社团需求的增加，中国商人进口粗棉、吉贝（kapok）和棉纺织品的数量惊人。他们在缅甸阿瓦宗主领地大市场购买棉花。八莫或兴威和开拓有关新线路，在暹罗的宗主领土寻找棉花新市场。这时，清政府寻求控制或压缩去缅甸的商人和货物流通，最重要的例子是战后时期1770之后的强加于缅甸的贸易禁令。”C.帕特荪·吉尔斯西肯定这条棉路公元前就已开始，这一点很重要。
从东孟加拉、阿萨姆、缅甸、云南这一路，另有支路从经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伊洛瓦底江，南下至室利差坦罗，由海路到印度罗曼得尔水水陆通道。室利差坦罗即缅甸故都Thare Khettara，今伊洛瓦底江畔的骠蔑（prome）附近。这条通道可接海路，东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西通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应是印度棉花西来的海上通道。
另一路从云南经萨尔温江南下至顿逊。“顿逊之东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市。所以然者，顿逊回入海中千余里，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迳过也。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又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该路出海口要津是顿逊，接海上丝路。有意思的是顿逊为印度、中亚和东南亚各地的贸易，中国则因“涨海无崖岸，船舶未曾得迳过也。”也就是在南朝梁代，还没有中国船到此贸易；反之，大秦“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次，在顿逊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数日成酒。”酒树是那种植物？屈大均《广东新语》云：“严树，产于琼州，捣皮叶浸之，和以香粳，或以石榴叶酿酝数日即成酒。曰严树酒。”“严”、“椰”音近，严树就是椰子树，严树酒就是椰子酒，来自顿逊等地。顿逊“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余人。”“顿逊敬奉其道”，说明顿逊流行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那么，信奉三教的印度移民（如蒙达人）、缅甸南部的孟人、流落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的大食移民都可能将椰子传到海南岛，也有可能把棉花的传入海南岛。
第三条云南澜滄江——湄公河经老挝、入泰国，到泰国湾水陆通道，《蛮书》记载说：“银生城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又直南通河普川，又正南通羌浪川；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东至送江川，南至邛鹅川，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大银孔，费琅认为似在今暹罗湾中。暹罗湾某处就是一个出海口要津和贸易点。
第四条红河至河内水陆通道的情况《蛮书》和《新唐书·地理志》都有记载，本人做过比较研究。
以上是经缅甸分别至马来半岛、泰国、越南出海的通道，历史学界一般很少提到，故予扼要叙述。海上丝路的著作一般多注意波斯湾（红海）经印度西南海岸、锡兰、马六甲海峡、泰国湾、越南中部（或北部龙编）、西沙群岛北缘、海南岛东部到达广州的物资、人员流动情况，而较少注意上述几条通道。如《马尔瓦兹对中国、突厥与印度之记述》一书记载：“从海上去中国，第一个海港叫做龙编（Lung Pien、LūqīR、Lūfīn），然后是广州，该城大于龙编。”《阿拉伯海上航行》一书明确指出：“十六世纪欧洲人扩张以前，从波斯湾到广东，人们使用的距离最长的、定期的海上航线。它的值得关注的成就引人注目。在这一历史时期，波斯湾和中国出现的海上贸易，在航线终点的大帝国会可能同时发生与存在的。整个穆斯林世界，从西班牙到中国都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统治之下（公元660-749），以及长达一个多世纪（公元750-870），在阿拔斯王朝（西班牙和北非除外）统治之下。在中国，唐王朝统治下的联合王国（注：应指唐王朝和番属如吐藩）直到结束，其南方在两个半世纪里，保持着完整的平静。”《中国印度见闻录》也记载了从波斯湾尸罗夫经印度西南沿岸奎隆、锡兰、马来半岛至广州的海路。
以上“棉路”也是“丝路”或“瓷器之路”、“香料之路”。就“棉路”而言，“自始至终，亚洲纺织业的历史基本上是随贸易历史而出现的。”“棉路”是贸易之路，也是棉花、棉织文明的传播之路。
二、南传“棉路”传播诸因素
海上丝路的贸易传播记载比较多。其中中国史籍的有关记载研究者比较孰悉。远的不说，唐代岭南、海南的棉织业已有所发展。如唐代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熏炉出，蛮辞咒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反映了广州的龙脑、象牙交易和白氎（棉布）、红蕉生产，其背景是海上贸易的发展。康州（今广东省高要）悦城县妇女“织布”为业，从王建的诗所记推测，也可能是纺织棉布。唐时崖州已有纺织业，如崖州刺史（太守）韦公干“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大半，有织花缣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织花缣”的缣是双丝细绢，是普通的丝织品，不是棉织品。故唐时海南有否棉织业，还有待新材料。
宋代，“至迟北宋中期，棉花种植已经越过琼州海峡，登陆广南。”方勺《泊宅编》（三卷本最晚为宣和七年（1125），十卷本最晚为绍兴十二年（1142），也就是北宋末、南宋初，问世的著作）记载：“闽广多种木绵，树高七八尺，叶如柞，结实如大菱而色青，深秋即开，露白绵茸然。人摘去壳，以铁杖扞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织为布，名曰吉贝。”“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以上记述“木绵”即草棉，“树高七八尺”系传闻，但其采摘、加工、纺织之描述比较如实。
至南宋，岭南棉织业已相当发达，《岭外代答》记载：吉贝“雷、化、廉州及南海黎峒富有，以代丝纻。雷、化、廉州有织匹，幅长阔而洁白细密者，名曰慢吉贝；狭幅粗疎而色暗者，名曰粗吉贝”，海南则有黎单。
总之，南宋时闽广已种植棉花纺织棉布。琼州、广南东西路的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已较发达，与东南亚比肩而行了。这就是黄道婆从事棉纺织业的大背景。
接下来要说南传“棉路”传播诸因素考察。
首先是宗教传播的推动。印度经缅甸的这四条通道，也是印度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向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岭南沿海传播的通道。
佛教在东南亚初始流行时间与婆罗门教、印度教差不多。缅甸于4世纪或5世纪接受佛教；缅甸是上座部佛教的圣地之一。缅甸接受佛教时，还有其他宗教流行，如阿利耶教（密教的一个派别）。至唐时，佛法已盛：“民七岁祝发止寺，至二十有不达其法，复为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蚕帛伤生不敢衣。”因信佛而“以蚕帛伤生不敢衣”这句话，过去被忽视，正是这一习俗，促使僧人以棉布为衣。婆罗门教有杀生祭祀的传统，而改革后的印度教则强化了因果论，强调了杀生的最恶性。耆那教的“道德法则是敬爱一切众生，”不论它如何低贱。所以，原则上婆罗门教、印度教对杀不杀生问题也是有忌讳的。随着耆那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的东渐，衣用棉布应是源于印度的各个宗教徒的风俗。其“道德法则”对棉花种植、棉布生产向东传播的作用值得注意。
棉花的梵语发音也佐证了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东渐于棉花东传的密切关系。这方便的解释，有关注家已有很详细的注文。《诸蕃志·交趾国》注⑩木绵，梵语作Karpasa；⑾吉贝，梵语作Karpasa，又作Tūla Kapas 。《诸蕃志·占城国》注⑦白氎簟：夏德、柔克义英译本注云：“白氎乃突厥语Pakhta之对音。”《诸蕃志·吉贝》注①吉贝，为马来语Kapas 之对音。
我个人的看法是，在12、13世纪前，即东南亚的印度化时代，梵文可能是主要的，棉花的梵语（Karpasa）发音——吉贝，传入并流行岭南地区，最有可能。而“贸易时代”（15—17世纪），“在东南亚全境，马来语也因此成为主要的贸易语言”。是否马来语源于梵语，应由专家来审定。这样梵语的传播就成为婆罗门教、印度教和佛教东渐于棉花东传的密切关系的可信佐证。
苏门答腊先流行婆罗门教，后盛行佛教。5世纪初，法显归国，他在耶婆提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某地）所见“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5世纪婆罗门教也在苏门答腊占优势，而到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底，义净到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巨港），所见已是“僧众千余”，是佛教的天下了。
公元前五世纪婆罗门教就传入扶南（今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等地）。婆罗门教的传入也把种性制度带到扶南国，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等级，壁垒森严。一些王室贵族也变成了刹帝利。《隋书》卷28《南蛮传·真腊》云：真腊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的记载可证。“刹利氏”即为刹帝利，是王族、贵族阶级。今天的柬埔寨吴哥古迹、印尼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即是婆罗门遗存。印度教源于婆罗门教，所以信奉婆罗门教和信奉印度教很难分别清楚。大约三、四世纪后，印度教已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广泛流行了。
在今越南中南部即当时的占婆，在五世纪前婆罗门教占统治地位，国王拨陀罗摩一世（349—380年）在首都因陀罗补罗（今越南中部）的万山建造了湿婆神庙，当时碑铭也记载宫廷中有婆罗门。但六世纪后，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
印度的耆那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的传播带来缅甸、苏门答腊、马来半岛、扶南国辖境（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等地）、占婆等地文化物质生活的重大变化，其一就是“棉路”文明的兴起。
罗宾·马克斯韦尔指出：“在同一世纪，中国和印度航行于东南亚水域。虽然，他们在该地区各自的影响的强度和直接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变化的。印度的影响，尤其在印度紡织业的模式方面。”他的意思是说，东南亚棉紡织业受印度的影响最深，因为棉花传自印度。
其次是移民。早在公元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有印度人前往东南亚地区了。《本生经》里提到有印度僧人乘船来到“苏瓦纳布米”（意为“黄金地”）。许多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东南亚。在稍后一个时期的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宗教或建国传说中，都提到了印度人到当地的情况。例如，泰国《金灯国史》提到菩提讪銮城的婆罗门化（因他巴坦那空）是和一位印度王子来到有关。《南齐书》所记的混溃或混填的“外国人”、从中国随扶南商船去扶南的“天竺道人”等都是印度移民。
此外，真腊、柬埔寨的克美尔人和孟加拉、缅甸南部的孟族和印度的蒙达人是相近民族；越南南部的占姆人是和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同种的航海民族，他们采用用梵文，国教是婆罗门教和佛教。所以，著名的吴哥艺术与印度教艺术有亲缘关系，其物质文化与印度类同，流行棉织文化。
复次贸易影响，这方面的论著较多，广为人知，从略。
贸易影响里的中国影响，值的一提。棉花文明由印度东传，但丝绸文化由中国西传，两种文化在东南亚交会，如纺织技术无论丝纺或棉纺，都受中国纺织品的影响。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等古代国家，顺水陆通道与中国交往频繁，中国的丝织技术传入自无问题，影响着该地区棉织技术的改正，朝霞布在缅甸、越南的出现即可说明，详见下面分析。
科伟可（Kwee Hui Kian）写道：爪哇纺织业生产和贸易是从9世纪起始，织布大约是由铜匠和铁匠传入印度尼西亚的。他们带着简单的后张力织机。这一发现是通过对爪哇宫廷Kakawin和sima的分析得到证实，说明公元第一个世纪的爪哇又了古老的后张力织机。
虽然印度纺织品出口到中、东爪哇，而大部分爪哇家庭是乎大部分布料是他们自给自足产品。到了11世纪，也有专业的染布工匠，织工和其他纺织业在爪哇乡村。不仅特别在棉纱，而且还在其他纺织产品方面，小商贩们都一样活跃。纺织业的原料需求如棉花，各色染料如蓝靛或印度桑树、红花等等。该时期，来自宋代（960——1276）的中国资料，也有棉布和棉布匹列入爪哇出口清单之中。
同时，12世纪，爪哇蜡染印花法第一次发展起来了。这一时期，着色法或叫“用图案的色彩装饰法”为人所知。这项技术当地产生的，或从外地传入，还远不清楚。然而印度尼西亚纺织技师利用当地的神话传说对此十分深信的：因为它来自外国，并且非常特别，其法不是来自印度就是来自中国。
罗宾马克斯韦尔（Robyn Maxwell）也认为：东南亚纺织艺术反映了多方面影响，如中国的十二生肖（Zodiac. Menagerie）图案。“当中国文化的影响变的更为直接是和12世纪早期至19世纪从中国南部向欧洲殖民地大规模的移民有关。”
总之，宗教传播、移民和贸易是推动印度棉织文明东向传播的最重要因素，其传播范围涉及整个东南亚及中国的岭南、海南。同时，由于中国丝织文明的影响，东南亚和中国的岭南、海南的棉织文明西承印度棉织文明，东接中国的丝织文明，并和海上丝路的出现与畅通在时间上相一致。这就是海南棉织文明传入和繁荣的大背景。
三、黄道婆时代的海上丝路与岭南、海南的棉织文明
唐时崖州已有纺织业，如崖州刺史（太守）韦公干“织花缣”的手工者作坊，但不是棉织。前已述及的方勺《泊宅编》关于“海南蛮人织为巾，上出细字，杂花卉，尤工巧，即古所谓白叠巾。”的记载，可以确认，在南北宋之交时期，海南棉织业已为人所知。到了南宋，海南的棉纺织业才具规模和特色。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黎幕，出海南。黎峒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绵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岭外代答》在“吉贝”条中记海南有“黎单”、“黎饰”等棉织品。
《诸蕃志》记海南黎族“纯织木棉吉贝为布”，“以沉香、縵布、木棉、麻皮等，就省地贸易。”可见黄道婆来崖州前数十年，琼管地区已有丝棉混织、棉织业，黎族地区的棉织业和海上贸易均有所发展。
琼管各州和其他地区一样，其棉织业应是南方“棉路”延伸的结果。作为佐证之一是海南棉花的名称。陈光良教授在《海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已论述，他引用《真腊风土记》夏鼐注文、《诸蕃志》杨博文注文，认为“吉贝”一名出自梵语Karpasi和马来语Kapas。可贵的是他进一步指出黎语棉花的发音也含有“贝”的音节，海南方言棉花为Gabua,“其读音与梵音和马来语接近。”
现在，我们把目标集中在马、沪（浙）闽和海南的海上交通、黄道婆正名、朝霞布和槟榔等海丝文明的具体载体上，通过这几个问题分析，勾勒出印度棉织文明，经东南亚各国，特别是占城、交趾，传入海南的背景。
关于马。琼管（海南岛）和占城的直接联系当在南宋以前。南宋占城来吉阳军买马，也是占城和琼管联系一例。“乾道七年（1171），闽人有泛海官吉阳军者，飘至占城，见其国与真腊乘象以战，无大胜负。乃说王以骑战，教之弓弩骑射，其王大悦，具舟送之吉阳厚赍。随以买马得数十疋，以战则克。”次年占城又“遣人船过海南买马”，因有官府禁越而不许。后又复来，买马不成，占城人“怒回，辄劫掠人物”。于是广南西路帅臣张拭草书致琼管答复占城，称“中国马自来不许出外界”，并令还所掠人口。其后琼管司差人取回被掠人口，并带回占城文牒，内容为乞“特许本蕃通”。但广南西路安抚司未予充许，其答复琼管司的牒称：“海南四郡，即无通商条令，仰遵守敇条约束。”占城国人买马图利之谋失败。其实，南宋、元时，崖州与占城通航已成常态。《正德琼台志·崖州》记载：“毕潭港，在州东一百里三亚村南海口，占城贡船泊此。”还有番坊港在州南里。但这一起占城买马事件，是我们看到的海南和占城的海上直接交通最明确的记载，所以应视为海南的海上丝路活动的一个重要证据。
南宋周去非曾两次任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州学教授，时间约在乾道八、九年（1173年）左右，离闽人去吉阳军做官、飘至占城事件（1171年）仅两年左右。他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撰《岭外代答》，离闽人去吉阳军做官、飘至占城事件（1171年）仅七、八年左右，他对当时的海路情形作了描述，有重要参考价值。他写道，钦州入海分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东南如琼、廉海。前者沿北部湾北缘西至北仑河口，西南下交趾洋（今越南东部海面）与泰国湾；后者即过合浦、琼州海峡到海南岛。这个时候海南岛已经有海上贸易：“土产名香、槟榔、椰子、小马、翠羽黄蜡、苏木、吉贝之属。四州军征商，以为岁计，商贾多贩牛以易香。”黎民“腰绕吉贝”，可见棉纺织业已较普及。赵汝括《诸蕃志·海南》也称：海南“郡治之南有海口驿，商人蚁舟其下”，“故俗以贸易为业”。海南从没有对外贸易活动到“商贾多贩牛以易香”，黎民“腰绕吉贝”，“俗以贸易为业”。直到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才有黄道婆将棉织技术北传至上海的记载。
当然还有些问题不明白，如海南出小马，占城人买去能作战马用吗？战马出在大理，所以有广西宜州买马的记载。为什么占城要来海南买马？可能因为交趾地区诸蛮割据，占城不便从陆路北上去宜州买马，转而从海南岛买马。
关于沪（浙）闽和海南的海上交通问题。早在北宋，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朱彧的《萍洲可谈》一书记载：“崇宁初，三路各置提举市舶官，三方唯广最盛”，“朝廷尝倂泉州市舶令就广，商人或不便之。”但客观上促进闽粤之间的海上交往。再则，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记上海一带海商在南宋、元代很有势力，如嘉定沈氏“因下番买卖致巨富”。杭州张存，至元丙子后流寓泉州，起家贩舶。他们与闽粤的海上贸易也会带来各色人等的流动。
闽人流动到崖州的证据是琼管乡村流行的东语，“又名客语，似闽音。”闽人的移琼，说明黄道婆就可能从上海到泉州转海南，或从上海到广州，再流落海南。黄道婆南下，应是沪（浙）闽、闽粤之间的海上交往使然。黄道婆生于南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正是赵汝括任提举福建路市舶司兼权泉州市舶的宝庆元年（1225）之后二十年。当时泉州和海南贸易往来较频繁。
关于黄道婆正名问题。黄道婆是她的真名还是外号？尚待证实。按理说，道婆不是真名。道婆或是佛门女性的俗称，或是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女性俗称。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云：为儒者呼为班诘，为僧者呼为苎姑，为道者呼为八思惟。八思惟读phrasiva，专指湿婆（Siva）教派的婆罗门。无独有偶，北宋末南宋初的惠洪《冷斋夜话》就记载一个交趾道士，渡海，其船坏于万安军海岸的石崖中，就在那里待下来。这是我见到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徒进入崖州的一例。交趾“道士”极有可能是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因为婆罗门教（或印度教）在占城盛行，邻近的交趾，自有流传之可能。占城人流入崖州也有记载，《正德琼台志》云：元初唆都右丞征占城，将降番及其家属安置在海口浦，“其外州者，乃宋元间国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不与土人杂居。其人多蒲、方二姓，不食豬肉”，显然是阿拉伯穆斯林。所以，黄道婆时代崖州的外来宗教有婆罗门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回回）和汉传佛教，她被呼“道婆”，亦可能有外道因素。正如前面南传“棉路”部分所分析那样，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传播与棉织文明传播交织一起，这就是“黄道婆”俗称出现的背景。
关于朝霞布。《北史》记载：林邑“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玑缨络，足蹑革履。”《旧唐书》记载：“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堕和罗接，去交趾三月余日行。宾服于堕和罗。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无蚕桑，以白氎朝霞布为衣。”《新唐书》记载“武安州武曲郡，下。土贡：金、朝霞布。”武安州，今越南海防。此外缅甸、赤土也有朝霞布。
我认为，朝霞衣在缅甸、赤土、丹丹国（马来西亚马来东北岸的吉兰丹或马来半岛南部）越南等古国流行和佛教信仰有关。《大藏经》记载菩萨多穿朝霞裙，舖“朝霞上叠”（地毯）。可以肯定朝霞衣流行属于印度棉织文化，也可以说是佛教棉织文化。所以，佛经的经解著作里，也有相关的注文文。慧琳《一切音经义》卷一《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一卷《绮饰》云：“用二色彩丝织成文花，次于锦，厚于绫。”《集训》：“服著华丽也”。“朝霞布”应是棉布，它的华丽和杂色，与同类丝织品无异。《一切音经义》的注是讲丝织品彩绮。比较近似林邑等国国王著的“朝霞布”和佛经上说的“朝霞裙”，是南宋海南黎族紡织品黎幕和黎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黎幕，出海南黎峒。黎人得中国锦彩，拆取色丝，间木绵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黎单，亦黎人所织，青红间道，木绵布也。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这类丝棉间织技术明显来自汉族丝织技术。
屈大均《广东新语·货语·绵布》论及广州西洋布和海南岛黎单、黎幕时云：棉布最美者白叠，“其织为巾者，两头组结方胜、葳蕤及诸物象。织每抛一梭，则念一佛。故广州人殓死者以为面衣，是曰西洋布。以来自番舶者为真。其出於琼者，或以吴绫越锦，拆取色丝。间以鹅毳之绵，织成人物花鸟诗词，名曰黎锦，浓丽可爱。白者为幛，杂色者为被，曰黎单。四幅相连曰黎幕，亦曰黎幔。”屈大钧的记述说明：流行广州的棉织品白叠，其构图有“方胜、葳蕤”（菱形、花草形）饰物，织时“每抛一梭，则念一佛”，属于佛教棉织文明载体；且有来自国外，曰西洋布。而接着记述海南黎单、黎幕。亦足以表明海南黎单、黎幕和织时“每抛一梭，则念一佛”的白叠布之间的联系。这样把“朝霞布”、白叠、海南黎单、黎幕视作属于热带气候区，也就是印度化了的东南亚印度棉织文明、即佛教棉织文明的产物，也是符合文明传播的逻辑。因此“朝霞布”、白叠、海南黎单、黎幕都是“棉路”的棉织文明的直观表达。所不同的是，海南是佛教棉织文明和中国丝织文明重叠区，海南的中华丝织文明的影响比东南亚更加深刻而已。
关于槟榔。唐段公路《北户录》提到槟榔，语焉不详。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也记载：“槟榔合，南人既喜食槟榔，其法用石灰或蚬灰并扶留藤同咀，则不涩。士人家至以银锡作小合，如银铤样，中为三室，一贮灰，一贮藤，一贮槟榔。”扶留藤即蒟，又叫蒌叶，胡椒科植物。
明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介绍槟榔则比较详细：“（广南）俗好以蒌叶嚼槟榔，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大都瘴乡惟戒食肉、绝房帏，即不食槟榔无害，渠土人食者，惯耳。”
范成大、王士性介绍的槟榔吃法、药效比较符合事实。瑞德评论东南亚人嚼槟榔时指出：“嚼槟榔，或合赠，或单送槟榔果与蒌叶（胡椒属的植物），成为出生、死亡和治疗等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生津提神，为做爱的必备品。把槟榔果、石灰和其他成分放在一片精心卷起来的蒌叶里，成为女人为男人所做的一项贴心服务。”范、王所记的“俗好以蒌叶嚼槟榔”的习俗，表明海南吃槟榔与东南亚人吃法一致。
《备急千金要方·妇人方上》：“庆云散：主丈夫阳气不足，不能施化，施化无成方。……阳气不少而无子者,去石斛,加槟榔十五枚。”故槟榔亦疑为强精之物。由此可证瑞德关于东南亚人把槟榔视“为做爱的必备品”风俗有据。瑞德认为这种吃法“发源于东南亚”。黄道婆时代，槟榔“惟海南最多”，“惟槟榔、吉贝独盛”。
槟榔产地亦多在北纬10—20︒之间，遍布东南亚和海南岛，它是热带植物，更是热带各民族的精神寄托。槟榔的提神生津效用赋于这一地区人们以生息能力和信心。槟榔食用有负面观感，有“丑”相，但丑和美本来就难以绝对界定，美往往蕴含在所谓“丑”中。槟榔的“强精”性质，正是其“丑”中有强“种”之效和不可名状的精神寄托，成为海上“棉路”又一文明载体。
槟榔还是海上贸易商品之一，“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征”指税收，大约槟榔税所入占琼管总税入的50%。这一记载是否夸大其词，不详。总之，槟榔、吉贝的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南，特别是吉阳军（崖州）和东南亚海上贸易和风俗交流的蛛丝马迹、投射出海上“棉路”的精神意蕴。
2017，6，15改定于厦门大学海韵北区寓所（点涛斋）
（原载陈光良主编《黄道婆文化研究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