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传播考察
毛章清，郑学檬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摘要：8至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既体现了东西方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又体现了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和物，都是传播媒介；借此传播媒介所传递的种种信息，因其模糊性和变幻性，引发双方的无限想象。此类“无限想象”本身又成为传播的信息。丝绸之路所引发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西方人对传统中国认知观念变革的重要原动力。这种建构在浪漫想象基础上的“东方形象”是一个复合体，既有形而下的贸易和战争，又有形而上的哲学、宗教和艺术，互为交织，既是复杂的历史进程，也是复杂的传播活动。本文尝试揭示西方的文化认知对构建“东方形象”的具体影响，试图阐释海上丝绸之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又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传播活动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物质与精神交往；东方形象
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影响西方对东方的认知，这是一个宏大的学术课题，每个学科都有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视角去研究、去解答。那么传播学视野下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又将是一幅怎样的学术图景？15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是西方认知东方的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更多的是“想象”的东方，在此之后是逐渐“真实”的东方。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从媒介与信息的视角初步考察8至14世纪（唐宋元时期）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经由跨文化互动的机制，传统中国在观念和行为方面如何影响西方社会（欧洲、北非和中亚），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中国走向海洋的传播过程和传播效果。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媒介与传播信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类的生产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生产，即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此相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活动；一类是精神生产，即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生产，与此相应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构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总体，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则构成了人类交往活动的总体。那么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状况如何？交往的媒介与信息又是什么？
这里的“海上丝绸之路”，概而言之是指从8至14世纪中国大陆沿海经过南海，再经过印度洋到波斯湾或红海，然后延伸到北非、东非，十六世纪以后经过好望角到欧洲的海上贸易之路。此外欧洲也经大西洋到达北美洲，开辟了移民美洲的新航路。我们所说的海上丝路实际上分为西段、中段和东段三段，从海上贸易、文化传播来讲彼此有很大的区别。
海上丝路西段，指从地中海到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卡利卡特），自公元世纪初，即有希腊船只航行到印度，其后因阿拉伯人掌握了季风航行技术、驾驶三角帆船，控制了西段的航线和阿拉伯—印度的贸易垄断权，用中亚的药材、马匹、铜和金交换印度的胡椒、糖和纺织品，然后把胡椒转卖给欧洲。
海上丝路中段，指从马拉巴尔海岸到马来半岛南端东侧雕门岛，阿拉伯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以印度为据点，掌握了季风气候，航行到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爪哇群岛购买香料，来自中亚、印度的货物，连同胡椒、豆蔻、丁香等一起，交换中国的犀角腰带、铁器、瓷器、丝绸、漆器、药材等。
海上丝路东段，指从雕门岛经泰国湾、金瓯角，在越南中部沿海穿过西沙群岛西北部（即“南中国海”），从海南岛东面进入广东沿海至广州（早期则经北部湾沿岸至广州），再从广州北上泉州、福州、明州（宁波）和扬州，直至胶东半岛，跨海航行到辽东半岛、朝鲜或日本。这段航线上，早期（8至10世纪）中国船舶多在占城、暹罗湾沙府、诃陵、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等地的港口停泊贸易。
中国商人利用东北风南下，夏季的爪哇海流北上，还有南海各国的朝贡贸易频繁，中国人陆续迁往占城、真腊、暹罗、三佛齐等地（今越南中南部、柬埔寨、泰国、苏门答腊东南与爪哇东部），中国商人带来了药材、丝绸、瓷器、漆器和铁器等，从东南亚买走了很多土产，最主要是象牙、犀牛角、丁香、药材和胡椒等。
无论是物质生产和交往，还是精神生产和交往，人始终是交往的主体，“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三种与人的物质和精神交往关系密切的社会形态——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还有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是指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它的最初起点是伴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世界贸易，但形成比较完整的社会形态则是在18至19世纪；在此之前是“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之后是“交往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形态”。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经历了“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这个社会形态。人，就是媒体，既是介质又是信息。
就“交往的人的依赖形态”而言，谁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先行者呢？据记载，征服中东各国的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时期（661-750），在当今伊朗一带，一批从事下等职业的琐罗亚斯特教徒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冒险航海抵达波斯湾讨生活。作为波斯帝国时期的国教，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琐罗亚斯特教是西亚最有影响的宗教。尽管被征服，但其教徒是伊朗居民的多数派，尤其是文化上的优势令征服者胆寒。更有甚者，一部分琐罗亚斯特教徒已到过遥远的阿秦尼（Al-Sin 中国）。“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末期之前（749），在呼罗珊，一些什叶派穆斯林（Shi'ah Moslems）为了逃避迫害，居住到中国的一条大河港口对面的一个岛上。”这条河我们的蠡测应该是广州的珠江。
由此可知，在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时期，从中亚、北非、亚美尼亚等地来到印度、东南亚（今苏门答腊、马来半岛、泰国湾、越南）等地的穆斯林商人、移民数量相当可观。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陆上丝路的中亚、北非、亚美尼亚商人、探险家、旅行家，有的也是8至10世纪海上丝路的先行者。
海上丝路不仅是海上贸易之路，还是宗教传播之路，可以说宗教与贸易同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就是通过阿拉伯商人的贸易来实现的。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日，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开始之时。具体说佛教、琐罗亚斯特教（祆教、拜火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相继经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随之而来的是阿拉伯、印度、南海各国的音乐、绘画、雕塑、文化习俗，也渐渐浸染中国南方，融入江南、岭南等地的社会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海上丝绸之路物质交往的广度和精神交往的深度提供了可能。马克思认为，“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由于掌握了季风知识，利用了天文导航，使用了三角风帆，加之水手经验丰富等，阿拉伯人控制了红海、波斯湾至西印度洋的航海和贸易权，从短途贸易到长途贸易，由转口贸易而抢劫贸易，尤其是指南针的使用，对近海贸易更是如虎添翼。阿拉伯人的航海经验深刻地影响了早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媒介，不仅有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还有在此基础上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精神交往关系，后者尤其重要。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则旗帜鲜明地表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由此我们认为，在海上丝绸之路所发生交往关系的人和物，都是传播媒介；借此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反映交往关系的风云变幻、风土人情，导致不确定性减少的状况，都是传播信息。这些信息，因其模糊性和变幻性，而引发双方的无限想象，此类“无限想象”本身又成为传播的信息。
二、“东方形象”：海上丝绸之路引发的观念变革
“得意忘言”源自《庄子·杂篇·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筌”是捕鱼的鱼篓，“蹄”是捉兔的兔网，是形而下之物；“意”是形而上的抽象，得到了形而上的“意”后，就把形而下的“物”忘掉了。从“得意忘言”、“得意忘形”这样的经典成语可知，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会在物质上的交易之外，带来精神上的交流。
换而言之，形而下的“物”经过信息传播后就会产生形而上的“意”，“意”即观念、认知和想象。在这里传播的模式是多层的。那么在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跨文化互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交往关系，所传播的交往信息，建构了西方对东方怎样的认知和想象？所谓西方人“东方形象”的想象，就是对在丝绸之路里所发生的人、事、物的描述与建构，在西方人脑子里形成具有哲学高度、思维高度的“意”，然后这种“意”又转变成为一种政治行为，甚至战争行为。
海上丝绸之路引发的“东方形象”，根据欧洲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源于欧洲的文学界，一种源于欧洲的学术界。“在16世纪，东方作为浪漫传奇的背景也吸引了富有想象力的诗人和小说家，而且，东方从纯粹想象中的国度逐渐变得真实可感，那里的人民智慧勤劳，品德高尚。尤其是中国，中世纪的欧洲谓之契丹，更是成为欧洲各国文学盛赞的对象，认为中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是一个楷模。”从中世纪开始，东方异域便进入了英国文人的审美视野，特别是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伴随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扩大，英国文学一跃成为东方形象创造的主导力量。
在学术上，文艺复兴后期，欧洲对古希腊所爆发的热情开始向东方的转移，东方的消息不断地传到欧洲，由此带来半真实半想象、半悲剧性半喜剧性的“研究结果”，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东方学话语。成书于12世纪初的著作《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和印度》，反映了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富有想象力和诱惑性的描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 F.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以宽广深厚、丰富细致的历史资料和思想素材，为千年以来欧洲社会所呈现出的“东方形象”提供了历史场景和学术脉络，详细描述了现代欧洲文化形成中的亚洲知识状况，试图讨论亚洲知识对欧洲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客观上推进了亚欧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市场的雏形出现；二是世界地理的观念开始形成。旅行和器物的交流带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中国是最诱人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想象、建构出来的“东方形象”并不都是正面的，其中地理大发现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前西方人的“亚洲故事”里，东方是一个若有若无、似真似幻的“神奇的亚洲”；在此之后西方人开始逐渐接受一个真实的亚洲，而17世纪欧洲的亚洲知识视野，恰好处在模糊与清晰的之间。这种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所引发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导致西方人对传统中国认知的观念变革的重要原动力。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一直按照自身的文化认知来建构“东方形象”。这种认知范式，恰好也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课题。
由于丝绸之路引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物质、思想、美术、工艺和医药的迷恋，从而产生的种种想象，这类想象出来的“东方形象”，对东西方文明交流起着触发并引导作用。文明交流有半真半假的成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非常有诱惑力，让人迷恋并产生强烈的交流欲望。“心有灵犀一点通”，人有与人相通的本能，人与人相通是一种不可抑制的传播潜能。可以说欧洲想象中的“东方形象”，作为一种潜能萌发的思潮，在16世纪之前是一种促进海上冒险和贸易的动力，并助力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之后它伴随着欧洲的工业革命，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
三、“东方影响了西方”：海上丝绸之路引发的社会变革
如果说观念是组成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的话，那么“繁荣”、“富裕”、“文明”、“神秘”和“异国风情”诸如此类的固定的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就是8至14世纪西方人认知东方——特别是遥远的中国的核心观念。“因观念比思想具有更明确的价值（行动）方向，它和社会行动的关系往往比思想更直接。”这种被激发出来的想象的“东方形象”，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变革的一股重要的外部力量。那么在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的跨文化互动交往关系中，如何增进西方对东方的认知，从而引发了西方某些观念、行为的变化呢？
（一）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交往及其影响
任何器物都蕴涵着独特的信息符号和价值体系。器物的交换与使用，意味着信息的交往与分享，从而引起观念和行为的变革。8至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就中国而言，作为当时最能激发西方的东方想象，引发社会变革的器物分别是丝绸、瓷器、麝香、大黄和朱砂，还有指南针、道教、佛教、茶叶和漆器。在东方想象的这十剂“诱惑”中，有物质享受之用的丝绸、瓷器和漆器（家具），有化妆治病之用的麝香、大黄和朱砂，有航海技术之用的指南针，还有触及中国儒、道、佛的心学，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再到审美情趣，一应俱全又颇具代表性。在此择要略加说明。
丝绸，这是激发东方美好想象最重要的一种器物。当时欧洲的上层人士以得到它为荣耀，柔软、鲜艳、精美又昂贵，代表着东方（中国）的技术、文明和富裕。从海上贸易来说，在欧洲人东来以后，也就是蒸汽轮船取代帆船运输之前，中国大量出口的是瓷器和药材，由于气候潮湿、运输时间长（自广州至里斯本帆船的航行时间为15至18个月），丝绸很难是主要的商品，以丝绸来命名海上贸易之路名不符实，这实质上就是欧洲人东方想象下的一个产物。
瓷器、麝香和茶叶，这是激发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最特殊的三种器物。瓷器姑且不说，成了欧洲人所称“中国”的由来。《马尔瓦兹论中国、突厥与印度》对中国的丝绸、瓷器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有详细地描述，作者马尔瓦兹是伊朗尼斯巴族人。中国的瓷器在波斯湾的尸罗夫、巴士拉，也门，红海沿岸，埃及，东非各地，均是宫廷的珍品，富豪的象征。对于那些只会制作简单器皿的欧洲陶工而言，中国陶器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柔软艳丽的丝绸和美仑美奂的瓷器所传播的文化意蕴远大于其实用价值，这会让人联想到它的制作技术；对中国人技术的崇拜，也会对中国人的智慧敬仰莫名。
麝香既是特殊的香料又是药品，为中国西藏等地的特产，被西方视为“天国所赐”、“人间极品”，具有刺激性欲和解毒功效。中国的麝香经陆路和海路运销阿拉伯、波斯，因为“事实上，中世纪的穆斯林亚洲对麝香的需求量确实很大……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常见的消费品。富翁使用的是真正的吐蕃麝香。不大富裕的人无法购买这种商品，仅满足于通过海路进口的‘汉地’麝香。”还有，“人称麝香是黑色的，而樟脑则为白色。大家认为它们如同日夜一般。麝香的这种起源在中国中世纪的哲学中与樟脑是对立的，同样也是由于其药性相反。”吐蕃麝香和《蛮书》所记的南诏麝香皆为品质上乘，所谓“汉地”麝香应即邕州（今广西南宁市）麝香，邕州“土麝，气臊烈，不及西香（指藏麝香、滇麝香）”。《旧唐书》记载说，祆教“皆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此为敬，拜必交股。”这可能是伊斯兰教的风俗。除了宗教因素，穆斯林特别重视麝香的另一个原因是药用。“操着阿拉伯语的商人将他们从中国携带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各地的商货返回红海。”然后运到地中海港口，转卖给罗马人、法兰克人。黑色热性麝香和白色凉性樟脑，诱发欧洲人对中国阴阳、黑白辩证思维的崇尚，从而引发对东方神秘哲学的迷恋。麝香是制作香料的添加剂，为中亚、欧洲人所青睐。但是对穆斯林来说，最重要的是麝香能提升宗教意识。麝香对欧洲人来说，也是美容之物，因为它是制作香料的原料之一。麝香的西传，放大了东方宗教冥想的空间，升华了穆斯林的静思意识，软化了他们的野性崇拜。这是东方文明对中亚穆斯林的影响之一。
在此特别介绍茶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17世纪开始，欧洲形成了一股饮茶的风气。“17世纪早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把中国茶引入欧洲，创造了一个全球市场，一直继续存在到现今。”第一个茶的样本到达英格兰是在1652至1654年间。第一次在伦敦Garway咖啡屋出售茶叶是在1657年。欧洲人研究发现，茶是“足够的令人着迷的有价值的商品，世界因为它而被中国所吸引；足够的令人着迷的激动去尝试在不同的殖民地种植它们。英国、荷兰和俄国消费的饮料中，茶的数量最大。他们所有的消费者均无一不如此。”欧洲饮茶风气形成之后，舆论上出现中国茶的崇拜，“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因为崇拜茶叶，饮茶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茶馆应运而生。茶在荷兰首都海牙，变得非常时尚。16世纪的茶叶很贵，在荷兰每磅需要100盾以上；在英国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磅茶叶，茶成为富豪阔人享受的领地。时尚的表现为家庭专用茶室。不仅仅是欧洲人着迷饮茶，中亚等地的穆斯林也了解饮茶，“穆斯林教徒从公元10世纪起就熟悉了茶叶的中国北方名字tcha（在阿拉伯文中作shah），而不是仅仅在西方才为人所知的the´这种南方名称。”
饮茶还改变了欧洲人的体质，有助于提高其健康指数。在荷兰、英国，医生和市民经过十年的辩论，承认饮茶有益健康，1657年，英国的Garway咖啡屋提供茶水，为治疗如洗肾（cleaning kidneys，应指利尿）和瞌睡就是一个例子。 17世纪，欧洲人已认识到茶对健康的作用。尽管欧美传统上喜用红茶，但他们知道绿茶有益健康。16至17世纪，就是哥伦布、达伽马发现新大陆、东方航线之后200年间，欧洲人的身高和东南亚人差不多，所以欧洲人称东南亚人属“中等身材”。到了19世纪初，东南亚人的身高依然约为1.57米，中国人约为1.59米，欧洲人则约为1.67米。20世纪中叶，欧洲人平均身高已然增至1.77米。这150年恰好是中国茶叶出口量最大时期，因为饮茶有利骨骼生长。茶里的茶多酚除了改善消化、秘尿系统外，红茶的茶黄素有利体内破骨细胞减少，促使骨骼量增长。茶里的黄烷醇（儿茶素）还有唤醒记忆力的功能。
英国的下午茶，常常加些烧烤的东西，既增添英国式生活乐趣，又可以以茶会友。茶馆和下午茶引起的社会效应出人意料。在英国，妇女进咖啡馆喝茶促成了妇女自由恋爱，导致了妇女解放思潮的涌现。沙拉·亚历山大·亚勒格罗贝尔在《茶：五千年以来的热饮》一文中写道：“一位妇女在英格兰经营着一间面包店，坚信她的监管者允许她为喜爱的顾客提供茶，以致她的买卖越来越好。1864年，店里只有几张桌子，妇女们迅速来抢座位喝茶。这样，茶店是年长妇女作陪娘的妇女们会朋友早期场所，并且为妇女的摆脱束缚助一臂之力。”也就是说，饮茶开启了英国妇女社交序幕，有助于上层妇女摆脱闺蜜生活，进入自由交友社会。
但是，欧洲人的茶崇拜却导致改变英国人的对华贸易政策，“英语区大部分人对茶已经成瘾。可敬的公司继续供应对中国茶上瘾的人；而另一方面，在印度，它的商品鸦片在增长。这类毒品在中国并不出名，直到1600年荷兰把中东的鸦片，它是最邪恶的文化之一，以及美洲土著的烟草卷，居中介绍给中国。”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愈来愈多，英国人“甚至不计代价”。“（东印度）公司能够以在中国销售鸦片赚来的银两，转一圈，支付买茶的同等数量银两。”最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从此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17世纪的饮茶习惯，改善欧洲人的体质，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促使了欧洲妇女解放，引发了社会变革，但最重要的是，西方从饮茶中发现其不可名状的“意”蕴，在生命的精华里，饮茶就是它的部分禅悟。茶叶还一度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商品，由于购买中国的茶叶需要支付大量的白银，这让英国和欧洲商人陷入困境，为此不惜向中国兜售鸦片，导致中国禁烟运动，断了财路，从而发动了鸦片战争，让近代中国滑入殖民地半殖民地万劫不复的深渊。
丝绸、瓷器、麝香、茶叶的传播，作为传播的介质是物，一种高技术制作的，或特定环境里天然生成的产品，它外在的内容是使用价值，丝绸用于穿着，瓷器用于装盛食物饮料，麝香用作香料，茶用作饮品，但这只是受众感受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蕴藏在丝绸、瓷器、麝香和茶里的美学意义与价值，如丝绸的色彩、花纹、质感，给人带来不可名状的美感；瓷器造型和瓷器画所表现的东方异国情调的美；麝香香气沁人心扉的宗教意蕴，茶香带来的清爽美感等等。后一种美感，是一种精神交往，是进入默想禅悟状态的思绪，是一种东方哲学的体验。它所产生的“东方想象”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想象的。这种难以想象的“东方形象”，只有体验者知道。因此，17世纪以后欧洲出现的、19世纪风行的中国风格，应该是丝绸、瓷器、麝香和茶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交互作用结果，这是丝绸、瓷器、麝香和茶叶传播过程产生的双重效果、多重意境，令欧洲人心悦诚服，改变自已的生活方式，那怕是一部分。
（二）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交往之一宗教的影响
19世纪，在工业革命基础之上的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讯革命，这就是所谓的“交往革命”；人类的交往趋势是由民族交往到世界交往；语言、文字、报刊和印刷技术是人类的交往媒介；还有宗教、文艺、舆论、宣传和新闻则是人类的交往形态。在此着重介绍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精神交往形态之一——宗教。
海上丝路的畅通，改变了强大而桀骜不训的穆斯林征服者。艾宏展（Johan Elverskog）《丝路上的佛教和伊斯兰教》讲到：“穆斯林清楚地遇到并注意到佛教徒，不仅仅在南亚，而且诸如西藏和中国等地。其实，在介绍中注意到佛教—伊斯兰教相互作用的历史。对次大陆来说，虽然佛教和伊斯兰教都受限制的，但在印度，却十分频繁地讨论佛教—伊斯兰教相互作用的历史。实际上，作为哈里发帝国（caliphate）穆斯林商人，驱使他们去扩张经济权力的一部分，冒险跨越亚洲沿海的海域，从南印度到斯里兰卡，通过东南亚，穆斯林商人甚至直到中国沿海。据八世纪的某一记载，他们已到达朝鲜。依据多次这些记录是小规模的远航，但是齐心的努力，建立起穆斯林的贸易网络，它获得了东方的财富。”伊尔范斯各克提出观点很重要。
13世纪末，北苏门答腊建立的须文答剌—巴塞苏丹国，是东南亚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以后是马六甲也成为伊斯兰教国家。无庸讳言，东南亚伊斯兰过程中，有过暴力征服行为，但多数是“和平转型”的。这种“和平转型”的因素很复杂，有一方面是伊兰教和其他宗教的“相互作用”。俞亚克在论及东南亚佛教、印度教国家为什么挡不住伊斯兰教攻势时指出，有一种看法可供参考，“当时流行的苏菲派神秘主义能在当地社会上引起共鸣”，苏菲派神秘主义吸取了印度—波斯神秘论和哲学思想，它和接受印度教影响、沉迷原始宗教（崇拜泛神论，主张神人合一）的当地人民容易一拍即合。
伊斯兰教是否也接受佛教的影响呢？有一个例子可以作为旁证。旧港华人穆斯林社区的形成则始于郑和下西洋。旧港华人伊斯兰化的关键是郑和捕杀海盗陈祖义，此事《明史》有记载。旧港华人穆斯林社区的形成使旧港成为印尼伊斯兰教传播的中心，伊斯兰教从这里迅速传入爪哇，甚至东南亚各地。《三宝垄华人编年史》记载，加里曼丹岛的三发（Sambas）出现的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社区，在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群岛等地，都出现了哈纳菲教派华人穆斯林社区。郑和既是伊斯兰教徒，又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又早与佛教思想冶于一炉，所以东南亚的伊斯兰化与中亚的伊斯兰化，从意识形态的纯度上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印度教和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令伊斯兰教潜移默化。这一点恰好证明伊斯兰教从中亚向东传播过程中由于“相互作用”的因素，改变了自身的某些特性。
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传播，是跨文化互动作用的典型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传播境界的易位。我们知道，伊斯兰教苏菲派的神秘主义哲学到了左农·米斯里（?～860）提出神智论（Ma‘rifah）的观念后，其教义趋于完善。他沉思冥想，一心向安拉，使个人纯净的灵魂与安拉精神合一。而以波斯神秘主义者比斯塔米（?～875）为代表，提出“万有单一论”（Wahdat al-Wujud）的泛神论观点，认为安拉的本体包容万有，人可以通过不同阶段的修炼，达到“无我”（fana’）的最高精神境界。
对照佛教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苏菲主义的“沉思冥想”与佛教的“禅”、“无我”（fana’）与中国庄子的“无中生有”理论、佛学的“无我”，其意境颇为相似，有“异质同质化”之可能。这种传播过程中不同理论的契合与同质化，不是原有信仰的背离，而是一种传播境界的变化，因而引发其行为的改变。伊斯兰教能流传东南亚，不能不说与传播境界的变化有关，从另一角度看则是东方印度教、佛教，中国传统道、儒影响西亚伊斯兰教的结果。
传播过程的研究不能只重视“过程”的故事叙述，而忽略逻辑分析。让受众选择听故事，因为故事能打动人心，但传播的故事里包含着非常重要思维触觉，让受众在听故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启发，展开逻辑推理分析，从现象和不同文字的记载里看世界，悟出深层意蕴。佛门有言：“机缘万途，化迹非一”，说的是种种机缘引发的醒悟难以胜数。如上述丝绸和瓷器所传递的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美学智慧，麝香所传递的宗教意识，茶香所传递的沁人心脾的美感与想象。这类逻辑分析既是传播境界的探索，也是一种传播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正如欧洲启蒙思想家利用传教士汉学的成果，用逻辑分析方法挖掘中国文化精神特质，“用精神之火来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抨击中世纪的神学”那样，就是把问题作为新的问题来阐述。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们有惊人的逻辑分析本领。
综上所述，8至14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既体现了东西方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还体现了东西方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传统中国在西方认知体系中，主要以想象的、建构的“东方形象”呈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不同角色，以特有的方式影响着、改变着西方社会，哪怕是最终的殖民征服与殖民统治。所谓“东方想象”，是东方改变西方的形而上的反映，这类“意境”、“意念”激发了穆斯林和欧洲人为寻找财富而来东方的冒险精神，助成东方航路的开辟，促进了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贸易带（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就跨文化传播而言，本文尝试揭示西方的文化认知对构建“东方形象”的具体影响，还试图阐释海上丝绸之路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又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传播活动的变化过程。
（2016年11月26日，受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邀请，郑学檬教授在“厦大新闻学茶座”作《东方想象：海上丝绸之路的边际效应》主题汇报，本文由毛章清根据茶座的报告记录重构撰写而成。）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43—50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