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陽教授「戰後日本史學家關於朝貢體系的討論:思想史以及人類學的視野」講座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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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少陽教授「戰後日本史學家關於朝貢體系的討論:思想史以及人類學的視野」講座紀要
  发布时间: 2017-12-2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42

20171228日上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林少阳教授做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战后日本史学家关于朝贡体系的讨论:思想史以及人类学的视野”的学术演讲,此次讲座由王日根教授主持。

林少阳教授首先为我们介绍了他研究朝贡的缘由。

近年来,在思想史和政治学的领域中,民族国家批判理论,以及批判理论脉络里所谓的帝国论是比较热门的话题。林少阳教授介绍自己正是因为讨论受此影响的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一书,才延伸出对朝贡问题的研究。而柄谷行人从四种人类的交换模式(包括馈赠、帝国模式、资本主义的市场交换、未来可能存在的模式)来把握人类历史的讨论,给了林少阳教授人类学方法的启发。

顺延柄谷行人的话题,林少阳教授谈论了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发展。战后日本知识界,在反省战争的背景之下,采取了一种背离亚洲的态度。他们反省战争,反对天皇,并向往更伦理的社会。同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从欧洲大陆传入日本。在此背景之下,反美成为战后的主流,并因此形成了法德中心的主流研究。但有一小批人,却反对这种40年代开始的欧洲主流、西方中心的学术倾向,从而转向研究中国。因此战后的日本中国学,包含了对日本国内学术共同体批判的一面,从而提供一种替代向的、作为方法的中国。他们对朝贡贸易的解释也不例外,都具有为政治现实服务的色彩。

回到帝国话题,林少阳教授讨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相关问题。林少阳教授认为最近学界对朝贡贸易体系的解释,存在一种相对威斯特伐利亚意识形态而言的侧面。他认为对威斯特伐利亚的否定就是对帝国的肯定,而帝国时代不均势的格局远比民族国家时代的均势格局更和平,朝贡体系就代表了一个相对和平的侧面。林少阳教授以日本江户时代为例,认为江户时代的和平,是因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成熟。林少阳教授由此介绍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朝贡贸易研究著作,即康璨雄(David C.Kang)的《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并认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朝贡体系的有趣之处在于,在今天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之下,怎么看一个非主权时代的东亚国际秩序。而这本书在美国学界引起的关注,也说明朝贡这个话题会越来越热。怎样探讨这个问题并令这一讨论对人类有所贡献,是林少阳教授讨论朝贡的动机。

林少阳教授随后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日本学界朝贡体系的研究概况。他认为费正清的“朝贡体系说”在日本引发的反应有着特殊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但西嶋定生的“东亚性的世界秩序”在日本中国史学界有着更为持续的讨论意义,甚至有范式性的意义。通过梳理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秩序”与费正清的“中国世界体系”理论发表的时间脉络,林少阳教授猜测费正清的概念有可能来自西嶋定生。但日本学界对朝贡体系的解释却与费正清明显带有“中国中心”性质的朝贡理论不一样。西嶋定生为代表的日本学界把整个东亚世界体系看成是互动的,建构在互惠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在这里,朝贡被当做一种方法来批判民族国家体系,他们希望寻找过去中国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并认为这是东亚世界所共有的遗产。

接着,林少阳教授以西嶋定生的理论为坐标,对日本学界朝贡体系研究进行了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回顾。日本讨论基于朝贡册封体系的“东亚世界秩序”的谱系大致为1960-1980年代的栗原朋信、西嶋定生、堀敏一、入江启四郎,1980-1990年代的滨下武志以及2000年以后的夫马进、李成市、檀上宽。

在西嶋定生之前,栗原朋信通过汉代印玺的研究,发现中国处理周边关系采用了“内层、外层”的建构分封的方法。其主要观点是,分封的方法是中国运营周边关系的基础,这个体系建立在礼的实施基础之上,是一个儒家的国际关系的延伸。但栗原朋信只谈论中国史,没有如西嶋定生一样谈及东亚。西嶋定生认为,68世纪东亚几个国家的兴亡是以册封体制的结构性特质为媒介而展开的。这个时期所谓的册封体系,不仅是指中国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是一种运营国际政局的形式,是国际格局推移变迁的一个场域。册封体系有它本身的内在逻辑,它并不只是在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才成立的一种秩序,它也是中国王朝的国内秩序,是以皇帝为顶点而形成的君臣关系的秩序。因此中国王朝与周边国家所形成的册封体系也作为国内秩序的一个外延出现,它所有的内在逻辑,是作为国内秩序的君臣关系逻辑的投影,所以中国的王朝也要求周边有册封关系的国家行君臣之礼。需要指出的是,西嶋定生关于东亚世界秩序的理论,与日本5060年代面临的危机相关联。以越战爆发为媒介,认为中、朝、越、日要联合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统治,整个东亚是一个有一定共通性的问题圈,是西嶋定生建构东亚均值性世界重要的意识形态动机。

到了8090年代,日本受西方学界影响,获得了很多理论资源,出现了对西嶋定生的诸多批判和修正。例如他们批判西嶋定生的研究依然没有超过日本一国史的定位,谈及东亚只是为了定位自身。林少阳教授认为,西嶋定生至少在客观上为以前日本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东亚的框架,因而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那个时候的日本人。

林少阳教授接下来就日本学者对西嶋定生的具体批判进行讨论。

针对堀敏一批判西嶋定生没有将西藏、蒙古这些民族的历史纳入东亚历史的讨论,林少阳教授认为这是西嶋定生故意犯的简单错误,他有意把这些历史抛除在外,从而建构一个汉字圈,并强调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林少阳教授认为堀敏一是在试图建构一个东亚的民族制度,而这也是很多日本人的中国研究背后常有的思维。针对李成市的批判,林少阳教授则表示赞同。李成市认为西嶋定生以分封为媒介建构的政治关系并不那么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以这个册封体系为要因来谈论中国文化的传播也不符合事实。研究明清史的夫马进,通过查阅实录和会典,发现中国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四个册封国。林少阳教授认为在这一点上是这位学者没有理解西嶋定生。他认为西嶋定生的“分封”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包含朝贡在里面,而且他是以隋唐和六朝的例子来谈这个问题,可比性不大。

一个体系的建构者,总是无法避免“先出不精”的问题。对于西嶋定生,林少阳教授也有自己的批判。他认为西嶋定生把农业、汉文化、律令制等因素看得太中心,而没有把游牧民族纳入进来。但对西嶋定生而言,农业、汉字、律令等也是日本文化的特点,所以只有这样讨论才能把日本纳进来,才能团结日本、朝鲜、越南人民反美,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共同体。所以学术永远不是那么客观。此外,西嶋定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其研究仅局限于秦汉之后的郡县制,而郡县制并不适合游牧、羁縻的体系,这个也是他不断被修正的地方。

最后,林少阳教授介绍了滨下武志提出的新理论。滨下武志认为中国的朝贡是一个整体的体系,以中国为中心,有一个“中心、周边、半周边”的关系。在中国周边有几个卫星的小中华圈,构成一个复核的体系,这是对费正清“中国中心”理论的批判。同时,他突出朝贡所具有的商业性质,并通过这个体系背后所包含的财政理念,调查国内贡品的市场行情,考察清廷怎么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在运营。而这也是他被60后学者批判的一点,认为他把互市的内容过分地纳在朝贡的体系之下。

讲座最后,林少阳教授就明治维新解释、世界均势格局与和平的关系等问题与老师同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郑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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