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3日下午，厦门大学中国史系列讲座在南光一320室举行，主题为“制度创新与政权维护：清朝中叶的立法转向”，美国塔尔萨大学历史系步德茂（Thomas Buoye）教授担任主讲，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担任主持。
讲座伊始，张侃教授介绍了步德茂教授作为美国学界“新法制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重要贡献，步德茂教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现在塔尔萨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的编委，他在2000年英文出版的著作《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的财产权暴力纠纷》（Manslaughter，Markets，and Moral Economy：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其关注的核心命题在中国法制史、区域史、社会史研究领域中都有广泛讨论，因此，步德茂教授的讲座对厦门大学历史系师生，尤其是明清与近代社会经济史、法制史的方向的研究很有意义。
之后，步德茂教授致谢并开始演讲。他追述了自己与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渊源，尤其是傅衣凌与杨国桢两位教授的研究对自己的帮助，他指出，最初研究清代土地纠纷时所使用的材料是刑科题本，由此慢慢地对中国的法制史感兴趣，并认为在法制史上，清朝统治者在制度转型上的力量很大。首先，步德茂教授对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simple dichotomy）的历史观进行了反思，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历史有一些传统观点，例如18世纪是中国的盛世，而19世纪是衰退的时代，再如满化与汉化、儒家与法家的对立等等。但步德茂教授认为，清朝历史也存在连贯性（Consistency），这种连贯性主要体现在“实用主义”（pragmatism），正如“摸着石头过河”等中国民间俗语所体现的那样，清朝的历史也是这样，他们的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政权。
制度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曾提出著名的“国家理论”（Theory of the State），他说：“在暴力上占据优势地位的组织，它所扩展的地理区域的边界，由其征税能力所决定。”（Organization with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extending over a geographic area whose boundaries are determined by its power to tax constituents.）国家为民众提供保护和正义（Provide Services：“Protection and Justice”），同时国家也设立财产权及财产制度以使国家收入最大化（Design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s：Maximize Revenues to State），但这些制度也受到潜在的权力竞争者的制约（Constrained by Potential Rivals for Power），这些竞争者可能来自国家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据此，步德茂教授希望借助制度经济史视角来理解清朝历史。
步德茂教授认为，清朝的历史叙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征服（Conquest）、巩固（Consolidation）与维持（Conservation）。在1800年之前，清朝的制度创新包括在军事上的八旗制度，在对外关系上的理藩院，保证王朝财政安全的内务府，以及绕过官僚（Bypass Bureaucracy）的军机处等。而在1800年后，清朝同样进行了一些制度创新，例如海关制度、条约口岸、总理衙门以及君主立宪政体等。步德茂教授在此想要强调的是，清朝从开始到最后在制度的转型，其根本目的是要保护自己的政治势力。正如盖博坚（Guy.R.Kent）在其论著《清代的督抚与行省：中国地方行政的演进(1644-1796)》（Qing Governors and Their Provinces: The Evolution of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on in China ，1644-1796）中指出的，清朝一直对它的制度进行着“修修补补”（ Tinkering）。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德茂教授展开其对于清朝法制史的叙述，其主题是“清中叶的立法转向”（Mid-Qing legislative turn）。首先是条例的增加，就新增条例而言，康熙共有29例，雍正有815例（其中也包括康熙朝的一部分），从乾隆五年开始，清廷每五年整理一次条例，乾隆五年有1049例，乾隆二十六年有1456例，同治九年有1892例，尽管数字并非完全可靠，但根据总体趋势来看，仍然是在18世纪最多。以往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人不重视法律，但其实法律的作用在清朝非常重要。按雍正钦定例：“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且许多重要的制度名词都由条例所规定，如摊丁入地、开豁贱籍、改土归流等等。清中叶的立法转向还体现在，它多用法律来处理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包括土地所有权、社会秩序和刑事程序等，例如在土地所有权上，清朝关于典买田宅、威力制缚人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条例规定，这些条例都非常的实用主义，对具体的土地纠纷情况进行了规定和限制。最后，清朝条例基本取代了律的作用，正如乾隆四十四年部议明确规定：“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条例是最重要的。
以条例处理社会秩序问题，要求老百姓必须要了解法律，因此朝廷有圣谕和大清律例，而以此对百姓进行教化或教养则是清代知识分子的任务之一。康熙“圣谕广训”共有16条，其中第8条涉及法律问题：“讲法律以儆愚顽。”（Explain the law to warn the ignorant and obstinate）步德茂教授认为“愚”与“顽”是非常重要的词，因愚顽而犯罪者尚可以进行教化和改善，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刑罚强调宽恕的特点。因而，申明亭“为申明教化之所，刊置教民榜文于内，凡有不孝不悌与一应为恶之人，书姓名于亭”也具有宣传法律知识的作用。另一方面，众所周知的是，18世纪清朝经历了人口翻倍，经济商业化等社会变化，尤其道德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让人们感觉到不平等和不公平，此外，18世纪的清朝还面临着人口迁徙、种族冲突、犯罪率增长等社会问题。从具体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暴力犯罪、强奸、命案增加了，特别是光棍例大为增加，后者对犯罪者设置了残酷的惩罚。总体来看，在18世纪的“严打”之下，量刑越来越严重，死刑犯越来越多，新的条例也越来越多，根据1905年所刊的薛允升所著《读例存疑》，有强盗49例，杀死奸夫36例，光棍例17例。
步德茂教授随后谈到谈清中叶刑事司法系统的危机，大量的新条例涉及到当时的社会、制度、政治、意识形态和法治等诸多问题。步德茂教授指出，“秋审”是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秋审只有皇帝可以决定，而这些重案都是经过层层程序上传到皇帝手中，重案越来越多意味着政府人员的工作量增大，二者构成了一种矛盾。根据步德茂教授对各省秋审招册、内阁秋审黄册等档案资料的整理和统计，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命重案的增多，秋审数量增多，秋审缓决也“为数渐多”，有时还会发生缓决十次以上、皇帝未勾而导致监犯病故的情形，乃至于地方官员要求拨款以扩大监狱规模。
不同犯罪行为的结局也不同，清朝统治者对“愚”可以进行适当的宽恕，对“顽”进行惩罚，对“光棍”则进行严酷的惩罚。“光棍例”规定的光棍，与财产上是否贫穷无关，若有把持行市、激娭良民、白昼抢夺、恐吓取财、略人略卖人、犯奸等罪行，皆被收入光棍例的条文之中，而一旦被认定为光棍，其所受到的惩罚将会更加严重。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与社会秩序的冲突，黄六鸿的《福惠全书》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法律观，提倡应当“从宽量刑”，并认为“罪有应得”的观点等同于“视人溺水火之间而弗加授”。然而《光棍例》的严惩则体现了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量刑越来越严重，对涉及“父母为人所殴”等特定犯罪的法定赦免的限制也越来越多（1、犯罪存留养亲，19条例；2、凡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3条例），死刑事犯罪越来越多。这种矛盾也体现在统治者的意识之中，例如乾隆既认为“国家钦恤民命,德洽好生,至于鳏寡茕独,尤所矜悯，是以定有独子留养之例”，但他也说：“法轻则犯者愈重。”
最后，步德茂教授总结认为，清朝统治者在18世纪面临着严打与从宽的矛盾，既有新增例、尤其光棍例等所体现的惩罚，也有传统法理观念对于宽恕的要求。而在大清律例的法定框架下也有从宽量刑的内容，但也对此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就原则与实践的矛盾来说，中央政府虽然有自己的政策，但地方官员也有自己的实际执行和影响力，在刑科题本中，他们会试图将传统的儒家伦理融入到朝廷的法律解释之中。而从18世纪的刑科题本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世纪比较常见的“就地正法”制度的出现。清朝统治者试图以法律手段处理社会问题，他们在不断地进行制度的磨合，统治者按照自己的经验修改和改进法律，例如试图以流放的手段缓解监狱监押压力过大的情况，其中或许具有所谓现代化的意义。
（撰稿/厦门大学历史系 顾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