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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啟先生自傳
  发布时间: 2017-10-1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72

我从事史学工作已经三十年,而且当了教授;但是十分惭愧,我除了在大学历史教学方面积累些经验以外,在研究方面,没有取得什么显著的成果,写的东西也寥寥无几,因此,断不敢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自居。我在这里只是怀着遗憾的心情,写些在史学工作中摸索前进的曲折过程,以及在这过程中获得的一些心得体会,以供青年一辈同志的参考,并借以鞭策自己,就教于史学前辈和学术研究工作同志。这不是什么社会科学家传略,而是一个浅薄的史学工作者治学经验教训的自述。

从轻视史学到转向史学

我于一九一五年出生于福建德化县戴云山丛山峻岭中的赤水镇。父亲在这镇上经营小商店,在我十来岁时,小商店已经日益发达起来了。父亲虽然是个商人,只读过两年的私塾,但当他发现我会写一手比较像样的毛笔字时,认为我有培养的前途,于是鼓励我读中学,读政治学校,将来当上一官半职,显耀他自己,显耀乡里。这种思想,渗透了我的幼稚心灵。当我十四岁毕业于锦水小学时,我怀着这种思想,离开了僻陬的家乡,到邻县永春,入崇实中学念初中。

父亲兴隆的生意,引起了附近割据一方的武装土匪的觊觎,我上中学不到一年,父亲突然被绑架了。家里只好倾家荡产,把他赎了回来。自是家道衰落,父母挈眷迁住永春,在一家杉木公司当“掌柜”,依靠薪水收入以济家用,家庭生活相当困难;但是父亲仍然支持我读完初中,并送我到厦门进入集美师范。我在师范挨过了三年的困窘生活,终于一九三四年夏毕了业。

师范毕业了,我既没有钱,也没有势,不但当不上一官半职,连找个稍好一点的职位也不可得。我悻悻地回到永春,幸得崇实母校赖校长的器重,才担任了母校小学部主任(校长)的职务。当时,我才二十岁,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由于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驱使,我把全部精力毫无保留地贡献给这个学校。一年后,赖校长看到我工作得不错,把我提升兼任中学部国文教员。但是直到这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历史学,对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兴趣。不过在崇实的行政和教学工作,对于我日后担任中学校长和从事大学历史教学却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两年后,我觉得私立中小学的教师生活太清苦,工作太繁剧,社会地位也不高,远不能满足我强烈向上的愿望,因此,我决定投考大学。我尽量积蓄微薄的薪水(每月25),白天教课,晚上批改作业,凌晨四时半起床,准备投考大学的课程。我在师范读的是文科,又考虑到当时投考大学历史系的人不多,录取的可能性较大,于是我报考了历史系。一九三七年十月,幸运地被刚改归国立的厦门大学录取了,真是喜出望外。我满怀“鲤鱼出大溪”(当地俗语)的兴奋心情,在隆隆的抗战炮声中,到祖国东南前线的厦门去报到。从此以后,我就不大回家,和家庭也逐渐疏远了。

我虽然考进了厦大历史系,但对历史学并不感到兴趣,甚至觉得搞历史没什么出息;加上家庭没能供应我在学的费用,我不能不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兼任中学教员的教课中;那时,抗战初兴,我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搞群众抗日歌咏运动,办厦大铁声歌咏团;还担任过历史学会主席。因此,我花在历史系课程上面的时间确实不多。但是为了获取嘉庚奖学金以增补在学费用,我对历史系的课程还是重视的,成绩也居于前列。

一九四一年夏,我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但在官僚豪绅统治下的社会,谁看得上一个寒酸的大学生?尽管我仗着学生时代一点活动的声誉,也只不过在两个国立中等学校担任个普通教员而已。这种情况,使我感到失望,大有怀才不遇之憾。一九四三年春,我获得厦大萨校长的推荐,出任了长汀县立中学的校长,这才初步满足了我获取较高地位的长期愿望。这个学校是县当局用以安置和拉拢地方豪绅的机构。它的教员有六七十岁的大豪绅,有争夺这个学校的地头蛇,也有国民党党部的兼职人员,大多不能称职。他们不是把这个学校看作培养人才的机构,而是当作混饭的地方。当时,我仍然具有强烈的个人事业心,雄心很大,大有非把这个学校办成第一流的中学不可。因此,我不计得失,采取果断手段,在一年当中,把那些从来没人敢于触动的豪绅、地头蛇,一一辞退;对于县政府各科室企图安插进来的闲置人员,也拒绝接受。我所任用的行政人员和教师,大多是经过审慎挑选的年轻和精干的厦大学生;一位姓梁的教务主任,踏实能干,是我最得力的同事。他们都有办好学校的高度热情,朝气蓬勃。仗着这一伙同事,学校办得很出色。可是当时的社会,需要的不是出色的学校,而是维护豪绅的利益,巩固他们的社会统治。正因如此,我对豪绅、地头蛇开刀的行为,激起了县参议会议员对我的猛烈围攻,县里的教育科和会计室也用拖发、扣发经费的手段刁难我,县长看到我开罪了豪绅、科长等人物,也极表不满。我看到环境如此恶劣,意识到要按照自己的心意继续办好学校是不可能的,决不恋栈,毅然辞职。我担任校长前后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段经历,对我以后一生的动向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使我深刻认识到,像我这样的幼稚无知、为人作风,不可能应付、也不可能见容于那样的社会。严酷的现实,促使我抛弃了在地方行政上谋取高职位的长期意念,从而产生了进入大学担任教学工作的念头。我开始羡慕大学教师的单纯和“清高”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夏,厦大总务处庶务主任去职,汪德耀校长要我回母校接任该职。当时我很不愿意,因为我对行政职务已感厌烦,但是为了伺机转入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不能不暂时承担下来。学校一直认为我是个行政人材,把我作为行政人员使用。虽然从一九四七年起,在我的要求下,校长让我兼任了几小时中国通史的公共必修课,但我始终无法摆脱行政职务。解放后,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踏进厦大以来,我在主任、科长、秘书等行政职务上足足打滚了八年之久。一九五二年,我实在按捺不住,卷起铺盖,准备到中学去当教员,但被劝阻了。

一九五三年,全校进行教学改革,历史系课程激增,乏人承担,领导上同情、关怀我的要求。他们看到我在几年兼课中,教学工作,勉可胜任,于是在这一年秋季,免除了我的行政职务,把我调进历史系,专任教学工作。我多年的宿愿,至此才告实现。我怀着激动、兴奋、感激的心情,开始了我的新的生活。

尽管我为了追求较高的社会地位,长期轻视历史教研工作;但当我发现这种工作是最有意义而且是最适合于我的心愿时,我便毫不游移、全力以赴,把它作为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可是这时我已三十八岁了。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消磨了这么多的宝贵时间,确是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抚今追昔,不胜浩叹!

满意的工作,但好景不常

我一进历史系,系主任立即分配我担任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门课程。明清史过去摸了一些,但仅是入门而已;至于中国近代史简直没有接触过,这的确是个繁重的任务。但我认为这是领导上对我的重视,是光荣的任务,所以愉快地接受下来。我边学边教,边教边钻,并运用在中小学任教时所积累的教学经验,集中全力写好讲稿,改进教学。经过三四年的努力,我编写了约二十万字《明清史讲义》的明史部分,由厦大教务处作为交流讲义,提出各大学交流;还编纂了二十多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讲义》。在领导的鼓励下,我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九年两度总结了课堂教学的经验,分别刊登于教育部出版的《高等教育》(1957年第8)和《论坛》(1959年第3)

我是在集中力量搞好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紧密联系的。教学为研究提供必要的系统知识和必备的条件;而研究的成果,扩大了教学的内容,提高了教学的质量。作为大学的教学人员,既要搞好教学,也要搞好研究,尽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先后、主次,但绝不能偏废。

在我进行历史研究过程中,过去一些学习和训练,对我的帮助和启发很大。第一、我在初中和师范时代,阅读了大量的当代文学著作以及教育学、社会学书籍,经常作笔记,学习写作散文与论文,在地方、学校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习作。这样的学习,培养了我的写作能力,为我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写作条件。第二、我在大学读书时,谷霁光老师讲授的史料学,要求学生学习分析史料,做实习作业,并对每个学生的作业,一一指出存在问题和改进方法,这对于我的处理史料方法,很有启发。他指导我写作毕业论文,不是拼凑一些他人的论文可以敷衍了事的,而是必须自行深入原始资料,抄写卡片、分类,通过独立思考、深入分析、独立写作才可以成文的。这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初步掌握了撰写历史论文的程序和方法。这对我的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直接促进我的研究工作的是编写讲稿。编写课程讲稿,需要涉猎有关这门课程的历史资料和著作,掌握这门课程的系统知识,熟悉学术界有关这门课程的研究动态;为了讲好课,写好讲稿,就必须学习精选典型史料、做好论证工作;要做好论证工作,就必须讲究讲稿的科学性、系统性,突出重点,做好结论;在一遍又一遍修改讲稿的过程中,锻炼和提高了我的论证和撰写能力。我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展我的研究工作的。

一九五五年夏,我已讲完了两次明清史,对于明代的历史有了系统的了解,特别是对于明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了解得更多,于是我决定在明代经济领域中,找个研究课题。确定题目是研究工作的关键问题。选题恰当,论证就不会发生困难,而且可以作出完满的结论;选题不当,就可能半途而废,或作不出完满结论。为了选好题目,我先行普遍查阅有关明代经济方面的基本资料。在查阅过程中,我发现官手工业方面有比较集中的材料,而且可以大致看出它的发展趋势;同时,这个问题还没有人作过系统的研究。根据这些情况,我确定明代官手工业作为我的研究范围。因为这个问题资料多,内容庞杂,不是短期间可以完成得了的,于是决定分题撰写,逐步完成。首先,我从明代官手工业的核心——劳动力问题的研究着手,以《明代的工匠制度》为题,从明代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轮班工匠制度的瓦解导致官手工业崩溃的发展过程,从而论证了列宁关于商品经济发展摧毁劳役制经济的进步意义的论点。也就是在上述的基础上,又撰写了《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一文,取得了和日本藤井宏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研究的近似结论。搞历史研究,不但要有史,还要有论。这两个专题就是在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写成的。后应湖北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了其他三篇相关的论文,勉强凑成《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一书,于一九五八年出版。这本书在日本、美国的汉学家中有一定的影响。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曾就重印此书问题征求过我的意见。因为其中有两篇写得不像样,所以我一直在犹豫中。

除此以外,我还撰写了一些有关清史和近代史的论文。

这些年来,我就是这样处理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是我有生以来最满意的五年。这五年中,社会安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知识分子受到党的重视,学校秩序稳定,师生关系正常,教师工作时间有了保证。大家都意气风发,努力工作。我瞻前程,充满了无限信心,深感今后日子大有可为。

可是好景不常。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直到一九六五年的八年间,各种运动、学术批判频繁,一九六○到一九六二年,运动虽然少了,但生活非常困难,经常要为生活问题焦虑、奔跑。因此,我的研究工作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中。从一九六三年起连续十七年,我连发表文章的权利也被有意、无意地剥夺了。

尽管如此,多年来我和历史研究已经结成了不解之缘。研究就是我的工作,工作就是我的生活,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不能没有研究,没有工作。正因如此,我极力克服不安情绪,尽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全系师生都到闽西龙岩山区大炼钢铁,大搞教育革命。在教育革命中,日夜开会、学习、讨论,非常紧张,但我每天破晓之前便起床,搞我的研究工作。一九五九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一文,就是在当时修改定稿的,其后,我还作了关于中国资本原始积累问题和中国近代市场性质等问题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深深感到,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何问题,都必须考虑到帝国主义影响这个因素;脱离这个因素,就不可能获得完满的结论。比方说,有的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的市场是民族市场,这是抽掉帝国主义控制中国市场这个因素而作出的结论。实际上,在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市场和农产品供应地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不可能是体现中国民族利益的民族市场,而恰恰是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市场。由此可见,掌握帝国主义在华活动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问题的一把钥匙。

在这八年中,我还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在叶国庆教授搜集的厦门小刀会起义史料的基础上,全面搜集了太平天国时期福建农民起义的资料,收集了许多有关的档案、抄本和稿本资料。经过了整理、校核,编出了《太平天国时期福建农民起义史料汇编》一稿,约八十万字,已经大体定稿;但在一九六六年秋的风暴中被抄没遗失了。此外,我还在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专题》讲稿的基础上,搜集了有关买办阶级问题的汉英资料,整理出《中国近代的买办阶级》一书的初稿。

在这八年中,我虽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服从教学的需要,完全脱离明清史而专任中国近代史教学。随着教学工作的转向,我的研究方向也转变了。这一转变,在我的研究上,引起了许多困难:第一、我对中国近代史的资料接触不多,觉得生疏;第二、对于指导研究中国近代问题的理论很不熟悉。因此,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的研究,没有作出什么显著的成果。由此可见,研究方向的改变,是必须审慎考虑的。

处境维艰,倍加奋发

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我便像一条破船似的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飘流了,家庭也处于艰难的困境中。我酷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连续停顿了四、五年,对此,感到无限伤痛。

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消逝,谁也无法预测这条破船何时才能抵达彼岸,能不能抵达彼岸。一九七二年,破船突遭狂风暴浪的冲击,更加艰危了,尚幸从此以后,风浪不大,日子好了些,看来破船沉没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茫茫大海中,仍然看不到边际,而我的年纪已经过了五十六岁。今后如何在这浩海中度过无法估量的漫长岁月,是我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我经过了冷静的考虑,认为破船沉没的可能性既然不大,总有一天能够到达彼岸;纵使再过十年,我也才六十多岁,还有一些残年;因此,只要能够处理好这个问题,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很快地下了决心:立刻振作起来,咬紧牙根,克服一切悲观失望情绪,充分利用在海上飘流的时间,继续开展历史研究工作;不但如此,还要带同受我连累的全家大小,一同前进;主意打定之后,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家中大小,要求他们同心协力,和我搞好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热情而积极地支持我的想法,我感到非常兴奋,便决定搞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

早在我调任中国近代史教学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中国近代海关问题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海关的档案资料既丰富又有系统,值得一搞。现在我重新考虑这个课题。我查阅了历年出版的书目,发现三、四十年来,关于海关问题,除了一些翻译资料以外,几乎没有人做过研究,这就使我觉得更有研究的必要。于是我确定以中国近代海关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历史,首重资料,犹如建筑房屋,非有建筑材料不可一样。家里人手虽多,但研究力量薄弱,仅能承担抄写和核对工作,因此,我决定先搞资料汇编,集中力量为他们提供汉文资料。

从厦大的藏书情况看来,汉文资料一时间问题不大,而英文资料就很困难了。主要的困难是我的英语没有过关,无法进行翻译。搞中国海关历史,没有掌握英语,简直就无法进行研究,要搞一部比较完整的资料也不可能。现在,我有的是时间,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下决心攻坚、学习英汉对译。

我一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不论古今,都必须掌握一两门外语。我在研究明史的时候,日本出版的《东洋学报》,有许多有关明代的日文著作。因为我不懂日语,所以无法吸收它们的成果;明史如此,中国近代史就更不必说了。正因如此,解放以来,我学习了日语,也断断续续地学习英语;但因时间不能保证,结果,日语半途而废,英语也没有过关。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工作者的我来说,这实在是件惭愧、遗憾的事。那时我的年纪已经上了五十六了,如果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地学习英汉翻译,恐怕此生用不上了,因此不能不走捷径。我一开头就从翻译海关专业资料学起,在翻译中掌握专业词汇,掌握语法。一九七三年,我选了《海关十年报告》厦门口的资料,作为学习翻译的起点。尽管译出来的东西见不得人,但却钻了进去,锲而不舍,一度晚上搞到快一点钟。后因眼睛几次出血,又患白内障,视力急剧衰退,不能不缩短夜间工作时间。

在搜集汉英资料过程中,我发现海关造册处出版过一部名叫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0rigin Developmentand activities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的书。根据书名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海关历史资料汇编一类的书,共七大册,绝大部份是海关的档案资料。从一八五四年中国第一个半殖民地海关创办开始直到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初期,海关重要事件的资料基本上搜罗进去。有了这部书,我对于系统地完成中国近代海关历史资料这项工作,就有了信心。我立即把主要精力投入翻译中去。通过了四、五年的日夜工作,到一九七八年,大体译出了一九二七年前主要文件的草稿,约七十多万字。

搜集资料必须有明确的目的性,否则,会走弯路。我在搜集海关史资料开头半年中,因为对于海关和关税的涵义没有加以严格的区别,结果摘录重点偏于关税方面,这样,就可能把海关史变成关税史,从而偏离了原来的研究意图。通过了实践,我逐渐认识到,作为近代海关史,它的内容应该是研究中国半殖民地海关这一行政机构的产生、发展、活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至于关税方面,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明确了这个目的之后,我迅速地扭转了方向,此后就不再走弯路了。

工作进行了两三年,我们已经辑录了大量的汉英资料;但是,我这条破船仍在海中飘流,一直不能前进,有时还有风浪袭击。搞这个工作不但吃力,搞得不好,还要受批判、抄没;还有,那个时候像海关史这类的专门书籍是不受欢迎的,更谈不上发表、出版。这样,在工作中就难免出现了一些思想问题。有位老朋友,看到我废寝忘食地工作,几次感慨地问我:海关史这类书籍没人要,出版不得,发表不得,你这样搞有什么用处?家里的人也一度发生了怀疑。这是我的研究工作的关键时刻。为了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我耐心地说服家里的人:搞学术研究,不能专为出版、发表,也不要看风,只要是学术上有价值的问题,就得坚持研究下去。我们的资料能出版就出版,不能出版将来就送给北京图书馆保藏,让后代的人参阅,这难道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家人很快意识到,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情况下,确实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工作了。于是决心排除万难,继续坚持下去。

一九七六年冬,整个国家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在大海长期飘流的破船,比较顺利地前进,光明的彼岸已经呈现在眼前了,这种形势,鼓舞了我们加紧工作。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的资料已经积累了两百七、八十万字。这是我们全家克服了多年艰难险阻,坚持劳动的成果。大家都为此而感到欣慰。

从一九七九年起,我对大量的庞杂资料,进行了检查、选择、分类、排比,并加全面编纂。在编纂过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分期问题。一九五四年胡绳同志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促进了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历史科学一次重大的发展。正确的分期,可以科学地阐明历史发展的进程。根据搜集资料的内容,我看出中国近代的海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买办势力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的发生、发展过程,就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它与封建买办势力相结合的发生、发展过程。我以此为标准,把中国近代海关的历史划分为一八四○到一九○一年和一九○二到一九二七年的两个时期(我们搜集资料的下限是一九二七年)。通过这次的编纂实践,我对于历史分期的标准和作用,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花了半年时间,整理出《中国近代海关史资料》总目录初稿一册,这个总目录近似提纲性质。它把一八四○到一九二七年中国近代海关历史这门学科的体系大体整理出来了,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年来,我根据这些资料开始撰写了一些论文。今年已发表的有中国近代海关史总述之一:《中国半殖民海关的创办和巩固过程》;总述之二:《中国半殖民海关的扩展时期》(《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二期),《论中国近代海关行政的几个特点》 (《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五期),即将发表的有:《清代海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今后计划把海关的重点问题以专题论文方式写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撰写一部《中国近代海关史》的专著;此外还打算整理一部《中国近代海关史资料选辑》,选录海关的主要文件。从明年起,准备带几位研究生深入海关档案,进行整理和翻译。

此外,我已完成了《闽南小刀会》一书,还计划完成中国近代买办阶级的研究工作。

祖国的春天到来了,我的心情正如怒放的春花,但愿忘记背后,勇往直前,夺回失去的时间,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多做些工作,庶几弥补过去损失于万一。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厦门鼓浪屿

(原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四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143页。)

陈诗启先生自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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