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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磐先生自傳
  发布时间: 2017-10-0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56

我是江苏省如皋县人,一九一九年底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私塾读过几年书,母亲不识字。我和兄弟姐妹共六人,一家八口,身上衣裳口中食”,大家为此而终日奔走,犹不能给。要想上学,确实难得很。

碰巧的是,同族中的富人,建立了一所私立小学,设置了学田,凡同宗子弟,皆可免费入学,成绩好的,还可借学田上的钱外出升学。我就是这样在家乡、县城和邻县读完小学和中学的。抗战时期,考入设在福建的苏皖学院,于是,我独自一身到福建,后再转学到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这时,与家乡音信断绝,处在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幸而沦陷区来的学生可以申请到膳食贷金,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得到嘉庚奖学金,又曾在长汀中学兼教文史课,拿到点兼职薪水,我就是这样读完大学的。大学毕业后,在内迁于安溪的集美中学等校教书一年。从一九四六年秋季起,厦门大学迁回厦门,我就回到母校历史系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现在。

在解放前后,我除在厦门大学任教外,曾兼过其他工作。特别在解放后,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自己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大家一起参加过土地改革、镇反、三反、思想改造和教学改革等一系列的运动,担任过校中的学报编辑、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主任、校务委员,兼任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在社会工作方面,担任过厦门大学教育工会、厦门市教育工会副主席等。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还给了我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省史学会厦门分会会长等荣誉职名。

不过,我是个书生,用现代的话说,是个知识分子。我的工作主要是搞学问的,就重点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或体会。回顾自己过去从事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既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又是一个满怀信心和希望的过程,漫长、艰苦是客观的存在,希望、信心必须加意培植才成。在这里,良师益友的教诲琢磨非常重要,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更是必不可少的。

一、做好基本功

记得在小学读书时,老师经常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又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诱导孩子们不要贪玩,必须努力学习。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又很俗套,但其中确有真谛。特别在可塑性很强的儿童时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老师的话说得对,必须努力用功。怎么个用功法呢?据我的感受,就是做好基本功。基本功之一,就是勤读多背。当时小学老师就是要学生把课文读得滚瓜烂熟,篇篇能够背诵。不但国语的课文要背,算术公式要背,常识、社会、自然等科的课文也要背。以后自己弄到常把未教的课文也抢先背了,仿佛背诵成了乐趣。

说到这里,儿时夜读背书的情景,如在目前。当时母亲、姐姐,白天忙于农活、家务,夜里就点起一盏油灯,小碟子大的灯盘中装点菜油,放根灯草点着,大家围绕着这一灯如豆的照明工具,刀尺声和读书声交织着。当自己背诵到韩愈《雉带箭》的诗句“原头火烧静兀兀”时,顿觉灯光照亮满屋,真是虽苦犹乐。但母亲、大姐和三姐,早已离开人间,每一思及,无限惘然。由于背诵成习了,以后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也常背诵必要的文章或史料,这是从小学时打下的基础。

自然,当时的背书不免有些是死记硬背,而死记硬背徒然消耗心力,在所不取。不过,必要的背诵,还是必不可少。自己现在能够记得的文章诗词,大都是十多岁、二十岁上下时成诵的,年事一长,记忆力就差些,感应结就不那么牢固。能够多记点文章史料,对研究工作很有帮助,可节省查阅的时间和精力,即使查阅,也易从某书某卷中找到。现在,真感到少年时背诵的文章太少了。

基本功之二,就是勤于抄录。我是从小学时抄录优美的文章开始,在中学时,就抄过整本书。由于所在中学没有朱淑贞的《断肠集》,在友人家见到后,就借来把全集抄下。在大学一年级时,曾抄过六朝人鲍照、江淹、庾信、徐陵等人的许多诗篇,可惜这些以后都丢失了。一些常用而又没有重版的书,有时也全抄录,我曾手抄过《大业杂记》、《唐六典》等书。经过手抄的书或文章,对其记忆和理解,都会加深很多。

读书时摘抄笔记,或分类抄成卡片,也是一种抄书,而且是进行学术研究时不可少的基本功。如果卡片做得齐全精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难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和综台,就可写出一篇好的文章或者著作。自己过去所写的讲义、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都是先搜集资料,抄成卡片,进行分类整理,然后写成的。只有已有底稿的,才依据稿本再作修订补充,但这时也离不开必要的卡片。

顺带说一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去有许多书就是抄录而成,魏征的《群书治要》,就是摘录儒家等书而成的。许多类书,就是分门别类,抄录经、史、子、集以成,《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都是。《文选》、《古文辞类纂》,则是分类选录许多作者的文章而成。不过,应予说明,我所说的抄书而成的书,必须有选录的标准,有自己的分类,有一定的系统,编成一部自成体系的书。如果照抄别人的书据为己有,那就是剽窃。我这里所言抄书绝非剽窃,也不是只作文抄公,而是为了搜集资料和素材,进行学习和研究,或者是为了编撰成自成体系的一家之言。至于藏书家的抄书,又当别论。

二、搞好博和约的关系

努力学习,还必须掌握博和约的关系。博和约,有多种表现方式,有对某门学科的丰富知识的博和掌握这门学科精髓的约,有懂得好几门学科的博和精通其中一门的约,等等。前者侧重量和质的关系,后者则为点和面的关系。不管怎样,约而不博,知识太窄,打不开局面,博而不约,泛滥无所归宿,不能深入。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有一段偶然的经历。

当我在中学读书时,有许多文、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以一折八扣出售。自己是借学田钱读书的,即使书再便宜,也无零钱去买。可是,学期结束时,伙食费有余即退还,我就是凭每学期退还的伙食尾子,买了些一折八扣的书,当时贪多务得,经史子集都买了些。这样,读书的范围就从学校规定的科目展开到较广阔的各门社会科学。书看得多了,兴趣又侧重到文史方面来,不过,对诗词文章更喜爱些。记得在如皋城内某小报上,曾刊载我第一次发表的文章,这是一篇关于是否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议论文,虽然刊出时被偷换了作者姓名,但却增加了自己写作的信心和希望。再则,自己中学时课外自习的《史记》,是归有光的《评点史记》,这还是从文学着眼的。及至刚进大学时,该校没有中文系,报的是史地系,转学厦门大学时,校中又无史地系而只有历史系,只能转考历史系。但在读历史系时,还未忘怀文学,时常搞点诗词古文,写过些关于抗战的诗。一九四三年的《新福建》杂志,就曾第一次发表了我的旧体诗。这时,有人劝我转到中文系。我一时把握不定,请教于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指点我说,不要囿于文学的范围,应该向史学多开拓些境界。这是个关键性的指点,就这样,我读完了历史系全部课程。一九四五年秋季,《集美周刊》第一次发表了我的历史文章《梨洲史学概说》,这时,我已从文史二者侧重到史学方面来。以后回厦门大学任教时,恰好系中缺乏隋唐史的教师,叫我准备这门课。就在这些偶然的过程中,从此我即以隋唐史为学习和研究的重点。

我这样从校中规定的学习课程到泛览社会科学的书,从侧重文学到侧重史学,又趋于以隋唐史为重点,在这些偶然的经历中大概也包涵着一定的必然性吧!可惜的是自己既未做到博览群书的博,也没有达到掌握某科精髓的约,对两者的差距都很大。

博和约,我认为还可以从时间上来说明它们的关系。从学习的一生来说,虽然“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但也应尽可能的博一点,多学点知识,而在某个特定的或较短的时间内,则应集中力量,重点学习某门学问,取其精华。这种关系常表现为全过程的多方面的学习和—定时间内的重点学习。就自己来说,对此也有点体会。当我读中学时,虽然会写点古文、骈文和歌诗,但还不会填词。因此,利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足不出户,专心在室内学习填词一个月,居然在一个月内粗略地懂得了填词门径,能够按谱填词了。荀子在《劝学篇》中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所以,我相信只要精诚贯注,专心学习,用一分功夫,有一分收获。

特别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解放前我的文章未能运用这个理论来分析处理问题,解放后,知道这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是改造思想和研究学问的指南,组织上也着意关怀和培养,要我担任联共党史课程。在主客观的迫切要求下,结合教学,在解放初的三、四年中,我集中精力,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试用这一理论去探讨其他学科的问题。固然学得还很肤浅,但受刭的教育启发很大,这不仅使自已在治学方面有了质的变化,而且赋予自己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巨大的动力。解放以来自己能够担任多种课程的教学,能够发表较多的论文和著作,这几年的学习是个美犍。“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在一定的条件下,突破关键的一点,确实可以推动全面的。

及至教学改革以后到一九五八年以前,我教学任务的重点又回到隋唐史方面来,既担任中国通史中隋唐这一段,又担任隋唐史专题研究。教学重点放在隋唐,研究重点自然相同。因此,集中力量探讨隋唐史。从一九五三年起,我编写了《隋唐五代史交流讲义》,出版了《隋朝史略》(1954)、《柴荣》(1956)、《隋炀帝》和《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等书,发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关于魏博镇影响唐末五代政权递嬗的社会经济分析》(1954)、《唐代的均田制与租庸调》(1955)、《五代时南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限度》、《黄巢起义事迹考》 (1956)等篇论文。因为集中力量搞隋唐史,故所得成果较多。

不过,在重点搞隋唐史时,逐渐感到这样做的局限性。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只知一段不行,必须知道它的来龙去脉。因此,在以隋唐史为重点的同时,还要上推下演,溯源明流。然而,不能同时既上推又下演,就从上推开始,探讨一下魏晋南北朝史。因此,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五年,先后出版了《北朝经济试探》(1958)、《南朝经济试探》(1963),还参加系中教材改革,写成了《魏晋南北朝史讲义》(1961)。在上推时,并未放弃隋唐史这个重点,以《隋唐五代史交流讲义》为基础,予以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出版了《隋唐五代史纲》(1961)。至于发表的论文如《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1959),《论柳宗元的封建论》(1961)、《论唐太宗》(1962)、《唐天宝时农民生活的一瞥》(1963)等,还是以隋唐史为重点的。

十年内乱中,自无可言。从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还是继续着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方向,以隋唐史为重点,上推魏晋,故再次修改补充了《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1977—1979),整理出版了《隋唐五代史论集》 (1979)。现在,在《魏晋南北朝史讲义》的基础上,撰写《魏晋南北朝史纲》,不久可以完稿。此后,要继续修订关于南北朝经济的著作等。

如上所述,从解放以来的时间上说,初期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主,兼及其他方面,可说是以点带面,从约求博。接着在若干历史课程的教学研究中,重点搞隋唐史这一门,这也可算是由博返约吧!再则由隋唐史为重点而进行上推下演,则又是由约向博,由点向线、面延伸了。我想,学习和研究,都必须由约至博,由博返约,经过多次反复,步步深入,学问是无止境的,收获也是日积月累的。

以上我在学习和学术研究中的体验,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即: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四者缺一不可。没有前三者,就无法做好基本功,没有后一者,就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就不能进行逻辑的思维和推理。必须坚持“四到”,克服一切困难,才能取得相应的成果。

三、坚持克服困难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在做学何的道路上,曾经遇到不少困难,这里只就自己在求学时的贫病交迫和近二十多年来的病魔缠绕来谈谈。

我是从穷学生苦读中走过来的。穷,是书生本色;病,也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在读小学时,我就曾因病休学一两年。抗日战争时期到福建时,更是贫病交迫。有一段时间,连寄一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更不论其它了。一双鞋子穿了三年,在“粗砂大石相磨治”下,鞋面虽然未破,鞋底却早磨穿,脚掌和地面结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虽然如此,“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又一村”就是读书之乐。确实,当你尝到了读书的味中味时,什么困难和痛苦都会抛掉的。并且,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后,这样的困难也就不复存在。

病却不同,它不管富贵贫贱,男女老少,一有机会,就找上门来。初到福建时,大概因为水土不和,重病在床,经日不省人事。这时二十岁才出头,血气方刚,曾感愤地赋诗说果有生才如此毕,褰帷我欲问苍天。”由于年轻无知,才实未必,不过借此表示对疾病的愤慨而已。在长汀时,又患高血压,特别是得了急性肺炎病,吐血满地,及至治愈后,也曾赋诗说:幸有良方除恶疾,且留微命待桑田。”这次距离上次重病不过两年多,但已比较心平气和,治好病后,期待着抗战的胜利,期待着沧海成为桑田的未来。

解放以来到一九五八年以前,是我的身体较好的一段时间,所以在教学、科研乃至社会活动方面,能够负担比较繁重的任务。但一九五八年以来,又被造化小儿所侮弄。先则发生痔疮大量出血、胃下垂、肝肿大等病,继则慢性肝炎、肠炎等,拖了很长的时间。由于组织上的关怀照顾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一九六二年我在杭州疗养了一整年。此外,我一直坚持工作,搞些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一九六三年初,我填了一阕调寄《卜算子》的《咏梅》词,刊于《文汇报》上,词是这样:

寥廓岁寒时,坦荡孤山路。不管阴晴与昼昏,总把清香吐。蜂蝶本无知,冰雪难封住。海角天涯竞报春,全仗东君主。

这首词说是咏梅自然可以,说是比喻矢志不渝者或是其他,亦无不可。总之,既已养成学习的习惯,不论风里雨里,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这段时间内,还出了三本书和二十多篇论文。

十年内乱中,我全身浮肿,有气无力,连年肝功能不正常。不少好心的同志,担心我难以维持下去。我自己不知怎样来的毅力,竟能坚持下来。并且,重整旗鼓,再理旧业,进行《隋唐五代史纲》的修订工作。可是,修订工作还未完成,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际,又患了食道癌。“人生自古谁无死”,久经疾病的我,对此倒也坦然,不过,也望能够治好。经过组织上和同志们的大力抢救和治疗,打开胸腔,切除整个食道,将胃上提于肋骨外,皮肤内,上接喉头。经过这样的手术后,我又越过了鬼门关,走上了阳关大道。这是现实的社会和亲切的同志们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怎么能够不为现实服务、不为人民服务?所以,在手术后的休养中,我坚持完成了上书的修订工作,并且,继续进行了另外的几项学术研究工作。当我六十岁的生辰时,我曾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说:

俯仰人间六十秋,阴晴显晦几欢愁。

漫言玉烛传三岛,可有新词动十州?

四害烟消天浩荡,三千水击意优游。

风光满眼情何限,更上元龙百尺楼。

现在,我满怀信心和希望,在将手中的《魏晋南北朝史纲》完稿后,要继续对南北朝的经济问题进行探讨,还要回头再钻研一下唐代的若干问题及其他问题。在四个现代化中,在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中,我要努力和同志们一起,当一名长征的战士。固然我没有拔山盖世、叱咤风云的气概,而且从来就没有,何况现在已是个病残之身。但我愿意脚踏实地,以坐冷板凳的功夫,不断地向前迈进。

一九八○年十月中旬于鼓浪屿

(原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2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9357页。)

韩国磐先生自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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