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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勇:《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移民史》,發表於《讀書》2011年第3期
  发布时间: 2011-09-22   信息员:   浏览次数: 3885

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移民史研究

             

笔者以为移民史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第一种是以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为代表,在研究方法上与人口史研究相结合,其基本思路是“确定移民的分布范围——确定各地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确定各地标准时点的人口数”,着眼点是“求证本期各次移民的数量和规模”,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历史时期人口迁徙的原因、方向,人口迁移的数量,在总人口中移民所占的比例等方便。这可以说是一人口迁移史,也可以称之为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对于此种研究方法,赵世瑜先生曾在对此书的评论中写道,“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沿袭的传统历史地理学的沿革地理研究路向,依此做出来的将是‘人口迁移史’,而不尽然是移民史”。(赵世瑜:《我是什么人我是哪里人》,《读书》19997期)赵氏认为,“‘人口迁移’只是动态的客观过程,而‘移民’则是活生生的人或人群,对后者来说,‘移’不仅是一种无生命的过程,而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的生活史”。若要深化移民史的研究,加深对移民的了解,应该“对这些徙自他乡的人如何在陌生的土地上艰苦立足、如何处理他们与土著之间的关系等等……不可忽视”。赵的看法其实更多的不是针对此书的作者所说的,而是对此后想在移民史研究领域有所发展的后进者指出的一条可能会取得成功的道路,即如何来进一步拓展移民史研究的领域,从移民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地域社会的发展过程。

要回答赵世瑜先生的疑惑,可能从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路向是不能回答的了,用赵的话说“是另外一部什么书的研究内容”。难能可贵的是,赵在此书评中已指出了若干未来移民史研究可能要处理的几对关系或者说几个可以拿来说事的方面,如移民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移民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移民与心理积淀的关系,等等。赵的书评是在上个世纪末期所写,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移民史研究的个别领域,其实也获得了发展。如前面谈及的移民与心理积淀的关系问题,中山大学的刘志伟教授(《附会、传说与历史真实——珠江三角洲族谱中宗族历史传说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收于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谱牒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及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1期)的研究都取得很大的进展。但移民在移入地如何生根发展、移民与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近十年来却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要破解这个困局,从地域社会内部出发,或许是一个途径,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有关移民史研究的第二种研究方法。

香港科技大学郑锐达的《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便是一本讲述移民社会生活史,解答移民与社会基层组织关系的研究成果。该书利用族谱、户籍册等资料,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清初以来移民进入袁州府从入籍到家族发展的过程,同时也对移民与基层社会组织(里甲制)的关系作了梳理。

明末清初,社会动荡,袁州府地区的老百姓逃亡甚众,在此背景下,大量的来自闽粤的移民进入到此地区,以种植麻、蓝靛、烟草等经济作物为生。由于山区种麻利润甚大,而土著却不善于种麻,以致这些所谓的“棚民”垄断了种麻的利润,引起土著极度的不满。但是,“棚民”也有软肋,他们本身不种植粮食,必须向土著购买,而这给了土著敲诈、剥削“棚民”提供了机会。在这种背景下,清初袁州府的“棚民”充分利用各种外在的时机作乱,如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反清,袁州“棚民”朱益吾乘机起事。对于土著与“棚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解的心结。

    对于清政府来说,它所关注的问题显然不是土著与“棚民”之间的心结问题,而是如何将地方应缴纳的赋税足额征收上来的问题。因为长时间战乱的影响,大量的土著居民逃亡,在里甲制下,110里(或户)中的剩余里(或户)的赋税显然就要增加。为了减轻赋税的压力,清初至中叶,袁州府的地方当局对移民的到来持积极的态度。而这时期,移民(包括“棚民”)入籍也显得较清后期容易,其途径大致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外来移民被招入图甲顶替绝户;第二种是外来移民未有被编入图甲组织之内,而是入籍于客图,取得“客籍”。这两种情况可以是外来移民入籍的不同阶段,即移民进入袁州府后首先入籍于客图,再进一步就是顶替绝户,成一般民户。(该书第102页)

在地域社会发育相对成熟后,在地方资源有限(包括经济的、文化的)下,移民与土著为了生活而展开的竞争游戏便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中的“大事件”。清中叶以来,袁州府土著与移民围绕着是否入籍,也就是“户籍”的问题纠葛不断。这个到现在也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其实质在于,户籍不仅仅是个身份证明。更深远的意义是,户籍背后拥有一系列让人渴望得到的资源。就清代的袁州来说,它一方面能确保移民对土地的拥有;另一方面,它也是移民能否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土著之所以反对,理由很简单,大量移民的到来,稀释了土著科举中第的机会,虽然移民曾帮助土著减轻了他们身上的赋税负担。

利益对立,纠纷不断的情况下,土著开始族群的建构,通过编纂户籍册来堵住移民入籍的可能性,“使家有据,户户能查,只期共杜将来召顶之弊”(《萍乡十乡图册·户籍凡例八则》)。借由此,土著建构了自己的认同与边界,来确定“我类”与“他类”。这其实反映了土著族群在地方社会中的强势。

虽然土著加强了对入籍的控制及内部的防范,但移民仍有多种方式入籍。在清中叶前后,外来移民有两种主要的入籍策略:其一是不同姓编为一户(甲),也就是所谓的“多姓合户”。在袁州府的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图之内有六七姓甚至十四五姓的合户者,这些合户者,大都是已有户籍的正户为财而招进的新户。这对移民和个别的土著来说,是双赢的选择,移民在入籍困难的情况下,拥有了户籍。而那些招纳移民入户的土著则因移民的到来减轻了自己的赋税负担。但对整个土著族群来说,则并不是好事情。

其二是同姓认祖归宗入户。宗族是文化上的创造,袁州府的移民,便通过同姓联宗的方式,与本地的同姓(若不同姓,亦可改变姓氏)宗族共同进行家族组织的建设,最终达到入籍的目的。

《移民、户籍与宗族》给我们讲述的清初以来移民在江西袁州府入籍、发展的故事,让我们对移民在新居住地的生活会有切身的感受。其实,这样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如某个单位,当突然进入人数不算少而原有的资源相对没增加的时候,这批新的员工可能就会遭到老员工“排斥”,与老员工之间可能也会产生“纷争”。这样的研究充满了生命力,我们可以通过现实的生活去感知,它没有采取让枯燥的、分不出真假也摸不著头脑的移民迁来迁去的数据展示在我们面前,而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体会到移民生活的艰辛、困难的过程。

清代袁州府移民所面临的入籍痛苦可能并不是清代移民都遭遇的问题。清代主要有三个移民输入地,四川、台湾及东北,地域社会的时空背景及国家的政策决定了移民在移入地的生活境遇、长时段的发展模式都有着极大的差别。以四川为例,经历明末清初长时间的战乱后,四川人口大量流失,清政府不得不采取“移民实川”的政策,对入川的楚、粤、闽、赣等外省移民实行极为优惠的政策,如给与土地、免税甚至代为照看小孩。移民在四川并没有遭遇入籍的难题(相反,地方官员还以招纳移民的多少作为考成的重要方式)、也没与土著发生争抢学额的纠纷。所谓“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些以移民为主要人口结构的地区,移民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这可能需要什么别的“袁州模式”来解答了。

移民、户籍与宗族:清代至民国期间江西袁州府地区研究》,郑锐达著,北京三联书店20093月出版,27

梁勇,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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