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
傅衣凌
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这是青年同志经常提出的问题。我愿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及教学实践，谈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不仅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还会涉及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司马迁说过，史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广博的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史学研究总是必须借助于其它学科的认识手段，并不存在完全独立的或纯粹的历史学。因而，一个合格的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才能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研究能力。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已成为当代史学发展的国际性学术潮流。一方面是史学家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大量地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引起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甚至计算机科学等各方面的专家致力于历史研究。在当今西方颇有影响的年鉴学派、计量学派、心理历史学、结构主义史学等都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学术特色。以年鉴学派为例，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提出“总体历史”观念，创办《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时，已广泛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种学、语言学的理论；布罗代尔主持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期间，这个学派又发展起定量分析和历史人口学研究；雅克·勒高夫等人主编百科全书式的《新史学》，又大量吸收了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生态学、地理学的知识。这个学派历五十年而不衰，影响遍及西方和东欧。尽管最近有些学者提出异议，但由于它能不断汲取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不断创新，所以仍有活力。
我在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践中，也曾经进行过多学科研究的探索，试图把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统计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这些工作虽然不是很成功，也曾遭到各种批评，但今天看来仍然是不无意义的。
西方学者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已有很长时间。近年来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利用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等方法来分析、解释历史问题。总的说来，这种努力是符合学术发展潮流的。对此可以进行学术争鸣和商榷。
还应当强调指出，史学工作者应当具有一定的哲学素养。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哲学“可以被视为全部科学研究之母”。史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从当代西方史学各个流派的学说和方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的影响；而十九世纪以来世界史学的发展，也与从思辨历史哲学到分析历史哲学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中国史学研究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在历史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方面见仁见智。毋庸讳言，由于二三十年来的闭关锁国，阻断了国际学术交流，致使国内部分史学工作者的哲学思辨能力还不是很高，对国际哲学思潮的发展（包括近三十年来苏联、东欧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缺乏了解，甚至对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也很少研读，只是根据某些教科书的简单化归纳进行演绎，思维层次很浅，理性思辨不足，许多成果显得平淡无奇，缺乏哲理。这种局面必须尽快改变。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既逝性的特点，史学认识过程必须以史料为中介，因而，广泛地搜集和利用史料、严格地鉴别史料，是史学工作者必不可少的学术素养之一。
除了常见的文献资料外，史学工作者要广辟史料来源，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在别人不屑一顾的东西中发现有用的材料。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会给史学研究带来新的局面。本世纪以来殷墟甲骨、云梦秦简、居延汉简、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大内库档和各地民间文书的发现和利用，对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和明清史的研究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使史料的利用前进了一大步，但实际上，所有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包括非文献的民俗、传说、故事和其它口碑资料，都应该成为史学研究的依据。我自己的研究就时常以民间传说、路途传闻、儿提故事作为有用的资料。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篇》（The Golden Bough）是一部很好的民俗学著作，在世界上很有影响，但似乎国内尚无人介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续编，对于史料的范围和搜集利用的方法有很好的论述，此书出版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必读之书。
社会调查是搜集资料、了解社会、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社会调查。原来我长期生活在沿海城市，对中国农村社会不甚了解，抗日战争期间疏散到内地农村，才真正接触、了解农村社会，由此开始对社会史论战提出的许多问题进行思考。在永安、沙县、三元等地发现的城堡制度，使我联想到类似欧洲中世纪社会的庄园制度在中国也可能存在；我在闽清见到木材运输以及其它商品流通有各种规约，注意到这就是封建割据的反映；在农村发现的契约、帐簿、碑刻、谱牒、民间习俗等等材料，已成为我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调查使我注意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区域不平衡性，注意到乡族势力和与国家制度相对立的“私”的社会系统的存在，注意到中国历史发展不同于欧洲的许多特点。社会学家历来重视社会调查，并拥有抽样分析和社区研究等一整套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志，应该努力把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
由于自然和人为两个方面的因素，史料总不可能是完备的，而且错漏讹误很多。所以，研究历史的人需要有基本的训练，必须具备训诂、考证、古文字学、年代学、职官制、历史地理等基本功夫。此外，对于佛学、经学等传统学科，也要有一定的了解。例如，宋元以后的许多著作，若没有一定的佛学基础，就很难理解。
学术的发展总是通过不断的创新来实现的，而所有的创新又都是在批判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学术工作者必须十分熟悉本学科的学术源流和研究现状，从中把握学术发展的归趋。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不但要熟悉自己所从事专题的研究状况，而且要对中外史学史有较好的了解，明瞭当代东西方史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中国史学从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几千年曲折的发展历程，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传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历史，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经验，以超越前人、不断提出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使命。当前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重复劳动的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流，是近代以来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具有现代意识的史学工作者，都必须密切注意世界学术思潮的发展，明瞭西方和东欧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兰克开始的近代史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都值得认真总结，从中得到启示。目前西方史学研究中出现的重视理论思辨，多学科综合研究，注重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比较研究，研究手段科学化，研究过程计量化等等趋势，在中国史学中也必将出现。当前中国有些史学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对国外史学研究不多、所知甚浅，实际上已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史学游离于世界学术潮流之外。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科学从本质上讲是没有国界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地介绍和借鉴国外史学研究的理论、观点、方法和手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会给中国史学研究带来勃勃生机。
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还应该重视国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曾论及中国的外贸、金融、价格、农业政策、公共工程等许多问题；重农学派在提出其理论时也曾参考了中国历史上经济的发展。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有新的发展，对中国史学产生过很大影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曾经有过“中国热”，各自创立新说，著述甚多。他们的研究，或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或因民族文化的差异，有许多是我们所难以接受的。但也有许多学术成果以其观察角度、理论思辨、研究方法的独创性，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史学工作者除了了解国外史学研究成果外，还必须注视国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的动态，因为史学的发展是受到更大范围的学术潮流的制约的。例如，西方学者把韦伯和涂尔干与马克思并列，称为现代最有影响的三大社会科学家，其学术思想的影响遍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虽然中国老一辈的学者在三四十年代已接触和介绍过韦伯和涂尔干的理论，但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却对他们知之甚少。
前段时间对史学的功能问题讨论较多。其实，史学研究的功能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功能，即史学研究的发展可以推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丰富和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二是社会功能，即史学研究通过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和哲理，对当代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影响。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他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有启发意义的。史学社会功能的存在，要求史学工作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具有对民族、对社会的责任感。
现实是历史的发展，现代社会的许多现象，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其渊源。目前存在的许多妨碍现代化建设的现象，如政治生活中的任人唯亲和结帮拉派，经济生活中自然经济的行会习惯和小农方式，农村某些干部的不正之风，宗族势力的抬头，迷信活动的增加等等现象，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都是某种文化传统起作用的结果。史学工作者对历史上类似事实的研究，将有助于在现实生活中清除这些现象。那种认为历史研究与现实无关的想法是错误的。
青年一代史学工作者进行学术活动的时间正处于本世纪末叶和下世纪开端，任重而道远，更应该关心现实、关心社会，注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近来有的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正类似于蛮族入侵前的社会，亚非文化将取代欧洲文化。还有的学者认为，下个世纪经济文化的中心会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太平洋沿岸。这些观点对于史学工作者选择研究课题、开拓学术视野，是有启迪作用的。
我自己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素感兴趣，所以还想就经济史研究的有关问题谈点看法。什么是经济史？过去史学界习惯于沿用苏联那种“国民经济史”的体例，把经济史的研究局限于赋税和财政制度。我认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而且，应该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来解释各种社会历史现象。所以，我主张经济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应当是“社会经济史”。当前，应着重加强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首先，要加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近几十年来已成为国际性学术潮流，方兴未艾。例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所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被许多国家的经济史研究者视为圭臬。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严重的不平衡性，区域性研究具有更大的学术价值。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运用人文地理学的“中心地学说”，以集市为基础，研究中国历史上商业中心的层次及其影响范围，提出区域经济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国内史学研究者的重视，但仍然要做更多的脚踏实地的工作。在区域研究中要分别考察沿海、内陆和边远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研究自然生态和各种人文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各个地区的经济史研究者都要注重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研究，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对于青年学者来说，研究区域经济史也是打好基础的重要途径。
其次，要重视比较研究。比较历史学也是当今国际学术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我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就注意把日本资本主义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行比较，讲座学派的重要著作《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对我产生过很大影响。德川时代的日本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同时代的中国也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可是后来两个国家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人用地理环境的差异来解释这种不同。但关键还是在于内在的经济因素。日本的资本积累比较集中，三井、住友等财阀从德川时代就开始集中资本，并投资于生产领域。中国虽然也有徽州、山西、宁波等较大的商人集团，但他们都从事金融、专卖和高利贷活动，几乎与生产没有联系。我们还可以比较中国与欧洲的不同。意大利的威尼斯商人靠航海业发达起来，中国从广东、福建、浙江到山东都有许多海商，但由于财力十分分散，没有产生威尼斯商人那样的影响。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志要多读一些欧洲经济史和日本经济史的著作。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将发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特殊性，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说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
当前，由于政治的、学术的和社会的动因，中国史学正在经历着一场重大的变革。史学研究的课题、理论和方法，正在逐渐更新。我希望新一代史学工作者，努力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使思维层次更深一些，学术视野更开阔一些，勇敢地迎接国际学术潮流的挑战，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史学研究开创新的局面。
[这是我的一次课堂谈话的记录，由陈春声、郑振满补充、整理，特此附志。]
（原载《文史哲》1987年第2期，第30—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