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共收有三篇拙稿，可说是我近年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史的长编，关于刊行本书的目的与其理由，不妨在此略为申说。
第一，我常想近十数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至今尚未有使人满意的述作，其中的道理，有一大部分当由于史料的贫困。这所谓史料的贫困，不是劝大家都走到牛角尖里弄材料、玩古董；而是其所见的材料，不够完全、广博，因此，尽管大家在总的轮廓方面，颇能建立一些新的体系，惟多以偏概全，对于某特定范围内的问题，每不能掩蔽其许多的破绽，终而影响到总的体系的建立。所以近来有一般的社会经济史家颇积极地提倡经济社区的局部研究，以为总的体系的解明的基础。本书即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上，考察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一个尝试。这一块园地，目前虽尚在试作期间，不过我相信当不会使大家感到完全失望的。
第二，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坛上，对于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异说颇多，有一派的研究者，都否认其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之内，他们所提出的有力的证据，说是秦汉以后的中国已看不见有农奴制度的存在，所谓佃客、客户、佃户等等都为国家的自由佃农，其与地主所发生的关系，是契约的，而非为身份的隶属，这一个推论，和历史的事实是否相符合呢？我愿意提供本文所搜集的资料，让大家好好推敲一下，看看他们——主佃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第三，本书的内容，虽侧重于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的研究，然亦不放弃其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之总的轮廓的说明，尤其对于中国型封建主义的特点的指明的责任。譬如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分期和氏族制残存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史所发生的作用这一些问题，从来论者都还缺少具体的说明，故本书特搜集此项有关资料颇多。惟为行文的便利起见，多附述于各编的注文中，其中所论，虽不敢说有什么创见，但为提醒国人的研究，亦不无些微意义。此点，希读者注意及之。
第四，谁都知道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应注重于民间记录的搜集，所以近代史家对于素为人所不道的商店帐簿、民间契约等等都珍重的保存、利用，供为研究的素材。在外国且有许多的专门学者，埋首于此项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完成其名贵的著作，而在我国则方正开始萌芽，本书对于此点也特加注意，其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即从福建的地方志、寺庙志以及作者于民国二十八年夏间在永安黄历乡所发现的数百纸民间文约类辑而成，皆为外间所不经见的东西，这一个史料搜集法，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似乎尚值提倡。
最后，我要重复的说一句话，本书只是一个长编，并根据史料申述我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一些意见。所以在内容上，不免有些庞杂之感。这无可奈何的缺憾，尚要请读者原谅。
民国三十三年元旦记于邵武
（本文为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集前题记，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