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多重面向、日常性与生命史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刘永华
从布罗代尔的物质文明研究谈起
历史学者对物质文化的讨论，在布罗代尔动笔撰写《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卷，顾良、施康强译，三联书店，1992-1993年，以下简称《物质文明》）第一卷时就已发其端。这部书于1967年问世，名为《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书名中的第一个关键词“物质文明”（civilisation matérielle），英文对译就是“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
布罗代尔撰写这部著作的最初契机，来自20世纪50年代他的导师费弗尔的邀请。费弗尔邀请布罗代尔合撰一部两卷本的1400-1800年欧洲史，他自己撰写思想与信仰部分，而布罗代尔撰写物质文化部分。这个计划因费弗尔于1956年病逝而搁浅，但布罗代尔还是花费了近20年时间，勉力完成了费弗尔交付的任务，其成果就是最终于1979年完成的《物质文明》一书。
现在看来，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的处理，只不过是这部视野恢弘的巨著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趣的是，衣、食、住、行问题与资本主义发展通常被视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布罗代尔的笔下却被作为与经济并列的对象予以把握。其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把经济界定为市场经济；而物质文明“代表尚未成形的那种半经济活动，即自给自足经济以及近距离的物物交换和劳务交换”（《物质文明》第一卷，第20页）。在这种意义上说，市场介入与否，是区分经济与物质文明的主要依据。这种定义和当下对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有区别的。在我们看来，市场介入与否，当然是讨论物质文化中的重要因素，但绝非最重要的或是唯一的因素。
物质文化的主角，是布罗代尔《物质文明》第一卷论述的主体：食品、衣着、住房、技术、货币等，换句话说，是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及围绕物而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过程。在这部著作中，日常生活被赋予重要的地位。该书第一卷书名中的“日常的”（quotidienne）一词，英译本直接译为“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通过并列使用“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布罗代尔曲折表达了他对这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的研究，代表了试图超越经济分析，将物还原到日常生活当中，从不那么工具性的角度，重新把握人、物的关系的一种努力。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实际上是布罗代尔的追随者。布罗代尔对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探讨，始终都没有把自己限定于经济史，对社会关系和文化领域的考察，贯穿于《物质文明》全书三卷。因此，至少从意向上说，以物为中心，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进而把握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布罗代尔可以说是一个先行者。
布罗代尔对15至18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探讨，始终都没有把自己限定于经济史，对社会关系和文化领域的考察，贯穿于《物质文明》全书三卷。
之所以强调从意向上说，是因为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的探讨，侧重把握的是物的经济和社会面向，对这个概念中标榜的文化面向，其实较少触及。费弗尔毕生关注心态史，但布罗代尔对心态史兴趣不大，这也体现在这部著作中。英国文化史学家伯克曾评论说，本书对文明的处理，类似于历史地理学者处理文化区的方法，侧重关注的是跨文化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对文化史研究中非常重要的象征问题，本书基本上没有触及（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2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2015, pp. 54-55）。
物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向
当然，在学科专业化大行其道之前，人为设置的专业领域尚未构成画地为牢式的障碍。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社会思想家，比如马克思、韦伯、桑巴特等，都没有将自身囿于某个专业的一隅之地。他们在探讨经济问题的过程中，经常联系到社会、文化，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讨论，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诠释，桑巴特对奢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都是经典的事例。凡勃伦对奢侈消费与社会区隔的研究，为后来的经济人类学、经济社会学、制度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这些近代社会学奠基人，为讨论物的不同面向及这些面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
今天我们对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人类学尤其是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经济人类学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只需举几个例子就够了。马林诺夫斯基对南太平洋马辛地区库拉交易的研究，把库拉交易与社会声望的追逐乃至人观的建构联系起来。礼物，这个介于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叉地带的“物”，从莫斯《礼物》一书问世以来，就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课题。20世纪中叶，波兰尼提出“嵌入性”（embeddedness）和“制度化”（institutedness）概念，认为经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所有经济问题都不可避免地被置入经济性、非经济性的制度当中，这划清了实质论经济人类学与形式论经济人类学之间的界限，阐述了物的经济面向与社会文化面向之间的关系。波兰尼对早期贸易的讨论，构成了布罗代尔在探讨市场经济时无法回避的问题（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eds., Trade &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Chicago: Gateway, 1971；《物质文明》第二卷，第228-232页）。在当代人类学家与社会思想家的笔下，消费不仅是一个人的需求被满足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区隔的建构过程，一个商品被重新赋予意义的“生产”过程，经济行为、社会关系与文化意涵成为同一行为的不同侧面。
人类学、社会学对经济行为的分析，为历史学者探讨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提供了理论灵感。像在其他诸多领域一样，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先驱性的卓越贡献。杜比对7至12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讨论、勒高夫对中世纪天主教经济伦理的讨论和罗什对近代早期法国消费问题的研究，都是有趣而重要的例证（Georges 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trans. Howard B.Clarke，Ithaca: Cornell UP，1974；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周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达尼埃尔·罗什：《平常事情的历史》，吴鼐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英美的重要社会史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精深的研究，我们可以举出汤普森对18世纪参与面包骚乱的民众的经济公正观的探讨、列维对16世纪意大利一个小镇土地市场与亲属关系的讨论、戴维斯对16世纪法国礼物问题的探讨、古列维奇对中世纪的财富观与劳动观的讨论等作为这一方面的有力证据（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俗》，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6-277页；Giovanni Levi, 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trans. Lydia Cochrane,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88;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Gift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Oxford UP, 2000;古列维奇：《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尽管这些研究没有标榜物质文化一语，但它们都触及在历史上流通的各种物事的不同面向，为思考物质文化史提供了有趣的思路。
笔者在研究生学习阶段，接受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史训练，后来又从事社会文化史研究，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思考如何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通过研习经济人类学和欧洲社会文化史论著，笔者逐渐认识到，我们或许可以以经济过程诸环节（即物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为基本线索，结合与每一环节相关的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对经济过程、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进行串联。图1就是在上述思路的基础上勾勒出来的。笔者希望借助这个框架，把握经济、社会、文化三者的互动方式与形态，为日后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
（图1：经济过程、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示意图）
从本质上说，经济过程是人与资源的结合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自然环境中采集的资源经过加工，转变成为劳动产品，而产品再经由分配、交换环节，进入消费环节，从而完成从生产至消费的周期。这个过程的主角就是物。从生产到消费，物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同时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如产品、礼物、商品、贡赋等。这个周期本身，在不同的时空中，可能包括不同的环节。有的物经过生产环节后，无需进行分配与交换，直接进入消费环节（如自给自足形态下的劳动产品）。有的物在生产之后、消费之前，仅涉及分配或交换环节。不过尽管存在各种特例，只要稍作调整，图1足以概括历史上常见的经济过程。
作为人与资源相结合的产物，物从生产到消费，始终离不开人的参与和干预，始终是在某种社会关系下进行的。鲁滨逊这个极端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碰到的，而且即使在这个特例中，也存在某种简单的社会关系：救出星期五之后，在鲁滨逊与星期五之间，就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里的社会关系这个概念，是在广义上被使用的：不同等级的政治组织（从部落、国家到帝国）都被视为某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形态。
与此同时，这个以物为中心的经由社会关系介入、干预的经济过程，本身与文化象征和意义体系也密不可分。从物的生产到消费，尤其是这个过程的关键环节（象征人类学所谓的“阈限”，如农业活动中的生产与收获环节），充斥着象征操弄与仪式表演。因此，不妨说，以物为中心的经济过程，不仅拥有自身的“社会生活”，也拥有自身的“象征生活”。正是经济过程、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物质文化的主体内容（参见表1）。
（表1：经济、社会、文化互动表）
在生产环节，这个人与资源结合的关键环节，社会关系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少数情形下，生产活动才由个人独立完成。在家庭内部，围绕生产的进行，出现某种劳动分工，如性别分工，中国传统时代“男耕女织”的性别意象就是一例。在超家庭层面，由于生产资料获取方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生产关系，其中围绕土地所有权主体和土地的使用方式，形成不同的土地制度，如租佃地主制、经营地主制和乡族土地所有制。在家庭与家庭之间，因劳动的组合，形成各种换工和互助关系，华北一些地区盛行的搭套就是一个例子（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在不少文化中，生产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仪式表演非常频繁、密集的一个领域，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弗雷泽《金枝》与马林诺夫斯基《珊瑚园及其巫术》（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两部经典曾详细论述过的各种丰产仪式。同时，围绕劳动本身，不同社会也出现对劳动的不同评价和态度，这些劳动观往往与社会分类有关。在古代中国，与此相关的分类是“四民”分类观。在印欧文明影响下的地区，则是由教士、骑士与农民构成的三分法社会观，这是杜比的代表作《三个等级》（The Three Orders）探讨的主题。
分配环节是物从生产者手上经由分配转手至其他个人或集体的过程。这是传统社会经济史较为关注的环节，与生产关系、法权观念、政治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经由这个环节，一部分物作为租金转手到地主手中，一部分作为贡赋转化为国家机关的税收，在战争时期和征服阶段，它们作为战利品进入军事集团之手——在杜比讨论的欧洲中世纪早期和蒙古建立草原帝国的过程中，这是很常见的一种分配方式（Duby,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pp. 48-57; Joseph Fletcher, “The Mongols: Ec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6.1）。物还可以超越国界，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另一个国家，如古代中国朝贡体制下的贡品。针对租佃、贡赋，不同文化也大都存在一套约定俗成的惯例，限制地主、国家对物的贪婪的、无限度的需索，这些经济伦理，构成了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讨论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的重要部分。在分配环节，继承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机制，这是物在不同世代之间转手的过程，对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变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早在20世纪70年代，遗产继承制度就成为不少欧洲社会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探讨的重要课题。某些地区独特的继承制度，还被视为现代社会出现的根源（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提到交换，我们马上联想到的是市场贸易，这自然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一种交换形式。不过，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人类学家（特别是波兰尼及其追随者）与历史学者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限定市场贸易的时空范围，揭示在市场贸易站稳脚跟之前，历史上不同文化曾出现过的各种交换形态，这其实也是布罗代尔《物质文明》探讨的主题之一。印裔美籍人类学家阿卜杜拉主编的经典论集《物的社会生活》探讨的主题，是围绕商品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与文化意涵。和马克思关注物的生产过程不同，阿卜杜拉主要从物的交换环节入手，对物与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他对物物交换、市场贸易与礼物交换的辨析，揭示了市场贸易在不同文化的影响限度。因此，商品化，亦即哪些物可以交付市场出售，在他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6, pp. 3-63）。社会经济史很早就关注长距离贸易、国际贸易问题，这个领域相对忽视的一种交换方式，是在不同家庭之间发生的互惠行为，尤其是戴维斯曾深入探讨的礼物馈赠行为与理念，这主要发生于亲属之间，但有时也发生于只存在利益关系的不同阶层之间，阎云翔《礼物的流动》讨论的中国社会中用于拉关系、走后门的礼物就是一例。在文化体系方面，围绕互惠行为，形成了相关的制度与仪式，莫斯揭示的“礼物之灵”，是以宗教形成存在的一种互惠制度。
在以往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消费问题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人类学、社会学与物质文化史研究则将之视为核心课题。凡勃伦就是从社会角度研究消费的开拓者，桑巴特从中世纪王宫的奢侈消费习气寻找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在当代学术界，消费成为社会文化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相关理论花样翻新。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的《甜与权力》考察了糖在欧美的消费史，他细致探讨了来自拉美甘蔗种植园的食糖，是如何被欧美工人阶级所消费，对他们的生活又产生何种影响的（《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朱健刚、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结构主义影响下的饮食研究，揭示了可吃与不可吃背后的文化逻辑（如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消费（如饮食）也是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礼记·昏义》说婚礼亲迎之后，新郎新娘应“共牢而食，合卺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布尔迪厄那里，消费是社会区隔的主要手段。而到了德塞都的日常生活理论中，消费是个意义的生产过程。物质文化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定义为对消费的研究，英国学者柯律格的《长物》就是从消费者（特别是文震亨）的角度探讨明代的物质文化的（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台湾学者巫仁恕《品味奢华》一书，副标题特地标出“消费社会”一语，以此提示其主题。该书探讨的主体内容，包括轿子、服饰、家具、饮食、旅游等，大都可归入物品或服务的消费（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中，消费无疑是社会文化机制（社会分层、文化偏好）介入最深入的一个环节，最适宜开展物质文化史研究。但笔者要指出的是，消费仅仅是经济活动的四个环节之一，不应因为消费的重要性，忽视对生产、分配与交换环节的物质文化史研究。
综合上述讨论，在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中，经济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共同构成了物质文化史需要探讨的基本线索。同时，各个环节具备不同的面向：经济过程为理解物提供了基本骨架，社会关系为物提供了血肉，而文化体系为物提供了“精神”。只有结合这四个环节、三个面向，才有可能对物的不同面向进行较为系统的把握。
日常性与生命史
我们已经梳理了围绕物形成的经济过程、社会关系与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是物质文化史的基本内容，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历史上日常物质生活的基本特性？探讨物的历史与人的历史之间的关联？在这方面，布罗代尔提供了什么灵感？让我们回到《物质文明》。
在《物质文明》第一卷前言部分，布罗代尔谈到物质文明的基本特征，他指出：“这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多次重复的物质生活表现为一整套惯例：播种小麦、种植玉米、平整稻田、在红海航行，如此等等，都是照老办法进行。过去在现时中顽强地表现自己，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吞噬着人们转瞬即逝的时间。”（《物质文明》第一卷，第25页）在前言末尾，他又花费不少笔墨，为把日常生活纳入史学研究进行辩护：
还有最后一个选择需要论证，就是把日常生活不折不扣地纳入历史的范围。这样做有什么用处？是否必要？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大的观察范围通常与重大史实相适应，例如远程贸易、民族经济或城市经济网络。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时间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为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时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而这些差别和对立并非无关宏旨。整理、重现这些场景是饶有兴味的事情，我不认为它浅薄无聊。（《物质文明》第一卷，第26-27页）
在布罗代尔看来，物质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重复性，而这恰恰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物质文明位于日常生活的中心。这种“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吞噬着人们转瞬即逝的时间”的重复性，不是别的，而是布罗代尔穷毕生之力孜孜以求的“结构”，一种长时段的存在方式。正是隐含于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背后的“结构”，构成了布罗代尔开展研究的出发点，这应该也是今天倡导对两者进行研究的基本原因。通过揭示物质文明与日常生活的重复性或曰结构性，布罗代尔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物是日常生活的外在表象，而日常是物质文化存在的基本形态。
日常生活中物的存在形态，深刻地影响着生活其间的人。《物质文明》揭示，物的日常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型塑着人的生活世界，不过这种物的日常性的政治面向，应该说是布罗代尔不曾完全意识到的（不过他对这一日常性背后的阶级差别有深刻的认识）。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抽象、乏味的统计数据（乏味通常也被视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在这种表象背后，可能存在着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对抗。日常意味着行为、态度及周遭环境的重复性，日常生活就是由物质生活中无数琐碎物事的无数次重复造就的，时间被抹杀或“吞噬”了，周遭的物平日视而不见，事实上却与日常生活浑然一体，个人悠游其中，一切“从心所欲”，这种物我交融的状况，正是日常化的物质文化塑造的最基本的文化心理特征。从内在的角度看，日常落实到心理层面，表现为一种无意识，一种缺乏反思、批评的状态。正是由于这个特征，日常生活经常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开展拉锯战的策略性场所，营造、维系某种形态的日常生活，成为塑造顺从的基本路径。正因为如此，日常生活才常常成为微观政治运作的基本空间，成为福柯的“微观权力”运作的最重要的舞台，而作为日常生活基本构筑材料的物质文化，常常也在微观政治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出于同样的理由，日常性的物质生活也常常成为政治抗争的核心场所之一，这就是为何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市镇，时钟成为作坊主与雇工冲突的牺牲品的原因（勒高夫：《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周莽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7-94页）。
在这种意义上说，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者，或可尝试从日常物质文化中发现微观权力运作机制和微观政治抗争。日常的物质生活是微观权力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场所。美国学者白馥兰《技术与性别》对传统中国住宅的分析显示，传统中国的居住空间，就是父权制再生产的基本场所（白馥兰：《技术与性别》，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136页）。同是这个空间，也可能成为微观政治抗争的舞台。这里所说的微观政治抗争，经常体现为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一书中描述的种种“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息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页。笔者对译文稍作调整）。微观政治有时也以更温和的方式出现，一种有个性的穿着方式，在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赫伯迪奇看来，既是亚文化的表征，也是抵制主流文化的政治举动（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层面，福柯讨论的规训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学校、医院、工厂是微观权力运作的基本平台，但也正是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德塞都发现了反抗规训的种种“战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消费者（取其广义）“重新占据了社会文化生产技术所组织的空间”，他们的“消费程序和计谋”建构起“反规训的体系”（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第一卷，《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35页）。现当代丰富的档案史料，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微观政治提供了可能。
必须提醒的是，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所有物都具备日常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物的日常性，是因阶层、因群体而异的。礼物之所以成为礼物，就在于它们是与某种节庆或仪式相关联的，亦即它们是非日常的。奢侈品之所以成为奢侈品，是因为至少对于某些社会群体而言，它们尚未成为日常消耗品。从这种意义上说，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不能完全等同。我们固然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物——那种具备日常的、重复出现的物，同时也应关注这些物的日常化过程与去日常化过程，从而探知日常生活的时空限度与社会限度。尽管布罗代尔强调物的日常性，笔者认为赋予时代感的主要不是物的日常性（因为它是非时间性的，“吞噬”时间的），而是其日常化与去日常化过程。
日常化过程可以理解为某物日益频繁地被生产、交换与消费，在人与人之间频繁流转，并被赋予常规文化意义的过程。借用美国人类学家科皮托夫的话说，日常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重构历史上物的个体传记（biography）或生命史（life history）（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pp. 64-91），梳理其进入日常生活的基本轨迹。食糖在近代欧美就经历了从奢侈品到日常消耗品的过程。明末从美洲引进中国的新物种，包括玉米、番薯、烟草等，也经历了日常化的过程。《物质文明》讨论的椅子引进中国的过程，是日常化的另一个例证（《物质文明》第一卷，第337-343页；另参见翁同文：《中国坐椅习俗》，海豚出版社，2011年）。这些食物、作物和器具的日常化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面向。新物种的引进，往往引发土地利用、耕作制度、饮食习惯、人口行为等方面的变动。在讨论椅子的引进时，布罗代尔评论说：“对于中国来说，接受椅子意味着接受一种新的生活艺术”（《物质文明》第一卷，第339页），它带来了包括坐姿、礼节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些“舶来品”的引进及其日常化，涉及它们如何在客位文化中被“去陌生化”（de-familiarized），即被重新赋予文化意义，纳入本土文化的过程。
根据科皮托夫的理解，对物的生命史进行研究，与撰写人物传记有几分相似，必须记述其来处、“生涯”与终结，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追问一系列的问题：
撰写某物的传记，提出的问题与撰写人物传记是类似的：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何为内在于物的“地位”、阶段与文化当中的传记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如何变为现实？物来自何方？系何人所制？截至当下，其生命轨迹如何？在人们的眼中，此类物事的理想生涯是什么？何为物的“生命”当中可辨识的“年龄”或“阶段”？这些年龄或阶段的文化标识是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物的用途如何发生变化？当它不再拥有使用价值时，它如何被处置？（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pp. 66-67）
对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学者而言，这种路径有助于追踪物在社会网络中流转的轨迹及在此旅程中意义被赋予、修改与抹除的过程。这种路径特别适用于对书画、书籍、古董一类物进行的研究，而且古人为此留下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书籍的印章、题跋、藏书记等实物、文献证据，便为重构书籍的印刷、交易、馈赠、赏鉴、散佚等“生命历程”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种路径为缀连物经历的不同环节及串联物的不同面向提供了可能。物质文化史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定位这些物与特定阶层或特定人群的关系，理解它们在界定这个阶层或人群的身份与地位中扮演的角色，探究其社会文化意涵的变动轨迹。由于这些物的生命史常常经历很长时间，穿梭于不少人物之手，研究者有可能追踪不同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动与文化心态的改变。在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中，这是一个不少学者尚未有效运用、但前景可观的研究路径。
整体史的物质文化史
对物质文化史研究，布罗代尔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出了贡献。其一，他开拓了物质文化史的领域，并赋之予应有的学术地位。其二，他尝试在物质文化中发现日常生活，为思考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路径。尽管从现在看来，他对物质文化史下的定义，基本上属于广义社会经济史的范畴，但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实践本身，其实已超越了这个范畴，因为他将社会关系和文化体系纳入探讨的范围。在拓展学术视野的角度看，这不能不说是件重要的事。
有了布罗代尔奠定的一块基石，我们今天的建构工作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本文提供的思路是：在研究对象上，串联物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面向；在研究方法上，打通经济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笔者尝试以物的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为基本线索，重构围绕这四个环节形成的社会关系与意义体系，为日后的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从整体把握经济过程与社会文化过程之间的关系，认识当下研究中的热点和盲点。这种关注不同环节、各个面向的物质文化史，不妨说是致力于“整体史”的物质文化史。
同时，笔者还意识到，我们还有必要借助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引申布罗代尔对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讨论。布罗代尔强调日常生活的重复性，社会批判理论则致力于揭示物质生活的日常性背后的政治意涵，正因为这种重复性，日常物质生活成为微观权力运作与微观政治抗争的基本场所。笔者还认为有必要引进人类学的分析路径，建议书写物的传记，或重构物的生命史，以此把握物的日常特性与社会文化特性，推进物质文化史研究。
（原载《文汇报·文汇学人》第245期，第12至14版，2016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