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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華_明清時期的神樂觀與王朝禮儀——道教與王朝禮儀互動的一個側面
  发布时间: 2017-09-03   信息员:   浏览次数: 60

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

——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刘永华

[摘要]本文在分析明清实录、制书、文集等文献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神乐观进行了综合考察,并藉此讨论了明清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自明初创建至乾隆七年改革,神乐观主要职员由道士充任。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他们作为赞相礼仪的礼生或负责奏乐、舞蹈的乐舞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引导属于儒教系统的祭祀礼仪。在中国历史上,这也许是儒教与道教互动中最为特殊的侧面之一。

[关键词]明清,神乐观,道教,王朝礼仪

  

神乐观创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清乾隆八年(1743)改称神乐所,是明清时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承担唱礼、奏乐、舞蹈等职能的机构,与明清王朝祭祀仪式的关系甚为密切。从明初创设至乾隆七年(1742)下令改革神乐观之间大多数的时间里,神乐观的主要职员均为道士。可以说,就对明清时期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关系的讨论而言,这一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宗教学家滋贺高义就先后发表两篇论文,对明代尤其是明初的神乐观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此后,学术界一度长期忽视对这个课题的考察。至九十年代以来,才陆续出现了一些讨论。如国内道教史学家曾考察了神乐观对明代政治的影响;美国史学家罗梅因·泰勒(Romeyn Taylor)在讨论明代官方宗教时,曾简略地论及神乐观;而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在考察明清时期的礼仪舞蹈时,曾对明清时代的乐舞生稍作考察。在论旨上,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滋贺的论文,就内容而言,本文与滋贺的论文也有部分交叉之处。不过,滋贺对神乐观的讨论,仍有几个关键问题尚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其一,滋贺考察了明初神乐观与道教的关系,但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舞生与道教的关系,他没有进行考证。其二,对神乐观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扮演的角色,滋贺基本上没有触及,而这是在讨论神乐观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三,由于滋贺的讨论侧重明初,他没有讨论到明清士大夫对神乐观的态度,也没有分析乾隆七年的神乐观改革。因此,对这个课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笔者是在考察明清时期儒教礼仪中最为基本的仪式专家——礼生的过程中,接触到明清时期的神乐观的。由于在明初至乾隆七年的王朝祭祀礼仪中,礼生(典仪、赞礼郎、传赞、通赞等)是由神乐观道士充任的,很自然,必须对神乐观这一机构,对神乐观的职员,对神乐观道士在王朝礼仪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本文在分析明清实录、制书、文集、笔记、方志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透过对明清时期神乐观的综合考察,讨论明清时期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的关系。全文分成五节:第一节讨论神乐观的创建与职员;第二节讨论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第三节讨论神乐观道士与王朝礼仪的关系;第四节讨论士大夫对神乐观看法的变化与清高宗对神乐观的改革;最后一节为结语。必须交代的是,这里讨论的王朝礼仪,是列入明清会典、通礼等政书的朝廷祀典,由道士或僧侣等举行的道教、佛教等宗教科仪不计入内。

一、神乐观的创建与职员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在制度上多有创新。在宗教方面,推行三教并用的政策,加强对佛、道等教的管理和控制,对王朝祀典进行清理和改革,并在乡村推行里甲制度的同时,将王朝祭祀仪式也推行到乡村。神乐观的成立,应该说在这些制度创新的背景下进行的。

洪武十二年二月,建神乐观于南京,至同年十二月竣工。据《明太祖实录》载,“上以道家者流务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言下之意,在建立神乐观之前,朱元璋在举行王朝祭祀时,已指派道士为执事。查《太常续考》,“吴元年(1367)七月,命选道童年少俊秀者充雅乐生。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因此,早在统一天下之前,朱元璋已开始选用道士参与王朝礼仪。又据上引实录资料,朱元璋任用道士为祭祀的执事人员,是由于道士“务为清净”。在洪武十二年谕神乐观文中,他特别指出成立神乐观的目的,“非效前代帝王求长生之法而施之”,而是“法古之道,依时以奉上下神祗”,以便“上帝皇祗,悦赐天下安和,生民康泰”,亦即为天下苍生着想。

神乐观的地点,在南京郊祀坛之西。此观曾于永乐五年(1407)、十一年(1413)等历经先后重修。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时,三百名乐舞生随驾北行,同年,建神乐观于天坛内之西。据《太常续考》记载,明初南京神乐观的建制是:“坐西向东,观前有门,题曰神乐观。中为殿,演乐其中。南北两廊。殿旁为左右门。又后为玄帝殿,殿后南北俱有廊房,以贮乐器及官生袍服。提点官廨建于殿之西,前为门,内为仪门,中为公座,左右为知观房,后为提点房。”北京神乐观的建制应与此类似。在神乐观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太和殿(康熙十二年[1673]改称凝禧殿),有明一代,“遇祭则先期演乐于此”。迁都北京后,南京神乐观存。《金陵玄观志》卷十三载云:

        ……后皇舆既北,郊庙行于京师,观所存止祀先师孔子。岁大祭,奉常先日集宗伯官寮,至观试乐。朱干绛节,白羽黄冠,犹列两阶,而陈九奏焉。……凡太常所属祠庙皆附观,曰龙江天妃宫、北极真武庙、都城隍庙、祠山广惠庙、五显灵顺庙、驯象街五显庙、玄真观、黄鹿观、天王庙、玄帝祠。

      迁都后,郊祀的场所转移到北京天坛,南京神乐观承担的祭祀只剩先师孔子,可以看出,这一祭祀礼仪仍由道士表演。同时,南京太常寺所属的祠庙,也统归神乐观管辖。清代,南京神乐观改建为真武行宫。

朱元璋创建神乐观之初,设置提点一名,从六品;知观二名,从九品。洪武十五年(1382),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之请,改升提点正六品,知观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于僧录左善世之下,道录左正一之上”。迁都北京后,北京神乐观设提点、知观如故;南京神乐观则存提点一名,知观一名,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裁革知观。清初,神乐观设正六品汉提点一人,从八品汉左右知观各一人,正八品汉协律郎五人,从九品汉司乐二十六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神乐观协律郎一人,汉司乐二人。雍正元年(1723),复置。乾隆二年(1737),增设神乐观汉司乐三人。因此,至乾隆七年改革神乐观时,神乐观职员共有提点一人,知观二人,汉协律郎五人,汉司乐二十九人。

神乐观额定乐舞生人数,历朝不一(参见下表)。据《太常续考》,洪武十三年前后,额设乐舞生六百名,“内选声音洪亮、礼度娴熟者,分为典仪、通赞、掌乐、教师”。永乐朝迁都北京时,存留一半于南京,另三百名前往北京,后“续添至五百二十七名”。至嘉靖朝,随着礼制改革的进行,乐舞生的数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嘉靖五年(1526),世庙添二百一十五名;十年(1531),建太岁神祗坛,添二百二十九名;十五年(1536),建九庙,添一千二百二十九名,至此共有乐舞生二千二百名。其后经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三十年(1551)的几次裁革,最后,乐舞生人数大体固定在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左右。必须指出,这个数据应该只是北京神乐观乐舞生的名额,南京神乐观的三百五十名乐舞生尚未计入。清朝入主中原后,重定乐舞生名额。顺治元年,定神乐观乐舞生五百七十名。乾隆七年后定为四百八十名。

  

在行政上,神乐观归太常寺管辖,并与礼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反映在职官的升迁上,表现尤为明显。《太常续考》论太常寺选补原则云:

        本寺寺丞有缺,本寺同礼部于协律郎、赞礼郎内选补。……协律郎缺,於司乐内选补。赞礼郎缺,於冠带通赞乐舞生内叙补。司乐缺,於冠带掌乐及教師内叙补。各坛奉祀缺,以各坛祀丞俸深者升补。各陵奉祀缺,以各陵祀丞俸深者升补。神乐观提点缺,以知观俸深者升补。先年提点亦间于协律郎、赞礼郎内选补。万历四年,礼部覆奉欽依,止许以知观升补。各坛、陵祀丞、神乐观知观缺,各于考定本行候缺乐舞生内叙补。冠带乐舞生缺,原系通赞,则于考中通赞乐舞生叙补。原系掌乐、教师,则于考中掌乐、教师生内相兼叙补。乐舞生缺,查于给度道士挨补。

      根据上述选补原则,我们可归纳出以下几条晋升途径:

1、给度道士à考中掌乐、教师à冠带掌乐、教师à司乐à协律郎à太常寺丞

2、给度道士à考中通赞乐舞生à冠带通赞乐舞生à赞礼郎à太常寺丞

3、给度道士à本行侯缺乐舞生à知观à神乐观提点

4、给度道士à本行侯缺乐舞生à各坛祀丞à各坛奉祀

5、给度道士à本行侯缺乐舞生à各陵祀丞à各陵奉祀

      在这些途径中,起点均为给度道士(即已获得度牒的道士),其次为乐舞生,再根据他们的专职,分为音乐系列的协律郎、司乐,赞礼系列的赞礼郎和负责神乐观及各坛、陵的提点、知观、奉祀、祀丞。根据《明会典》,明代太常寺属官中,有协律郎五员,赞礼郎三十一员,司乐三十四员,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各置奉祀一员,祀丞一员,先农坛置奉祀一员,祀丞二员,长陵等十陵各置奉祀一员,祀丞一员,以上总共属员一百零一员。他们虽然不属于神乐观,但应该都是由神乐观乐舞生升补的。

从明代实际情况看,的确有不少太常寺官员出身于乐舞生者,有的甚至成为礼部要员。《历代职官表》卷二十八云:

谨案三代以宗官事神,其职最重。……迨明代而郊坛执事,率用道流,凡神乐官乐官及奉祀、祀丞之属,皆由此选充,甚者如嘉靖间之邵世恩,至为太常卿,陶启南、龚可佩至為太常少卿,其他官至寺丞、博士者甚多。虽由世业相承,而稽诸礼制实乖典。

      其实,有明一代,神乐观职员升迁至太常寺、礼部官员者还很多。如成化十八年(1482),升神乐观乐舞生张日庆、汪日茂、樊日东赞礼郎,是为乐舞生升补赞礼郎之例;成化十九年(1483),升神乐观乐舞生陈守瑄太常寺司乐,是为乐舞生升补司乐之例;永乐十三年(1415),升神乐观提点沈与真、赵彝善为太常寺丞,是为神乐观官升补太常寺观之例;成化十年(1474),升神乐观提点聂彦良为右正一,是为神乐观官升补道录司官之例。类似的升迁途径,从个别乐舞生的晋升轨迹也有反映。如吴道亮(14061485),永乐间选充乐舞生,正统中授太常寺司乐,历升寺丞,年七十五,以本寺少卿致仕,其晋升轨迹大体与上述第1条原则类似。又如崔志瑞(?1514),先由神乐官道士充乐舞生,成化壬辰(1472)授太常寺赞礼郎,辛丑(1481)补寺丞,壬寅(1482)补少卿,弘治乙卯(1495)迁卿,甲子(1504)进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其晋升轨迹与上述第2条选补原则相近。据《中国道教史》一书统计,明初进入太常寺、礼部等礼仪机构的道士计有冷谦、丘玄清等七人;自成化至弘治,计有邓常恩、雷普明、毛守玄等十六人;嘉靖年间,道士充任太常寺官员者为数更多,太常寺几乎成为道士独占的局面,因此,当时出现了“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的说法。这是明世祖崇信道教的结果。由神乐观道士晋升至礼部尚书者,有明一代计有蒋守约、李希安、崔志瑞和徐可成四人。又据日本学者滋贺高义的统计,《太常续考》卷七所载洪武元年至崇祯八年(1635),共任命一百二十名太常寺卿,乐舞生出身者达十五名。通过这些晋升途径,神乐观乐舞生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把持了太常寺,而且还进一步渗透到礼部,从而对明代的祭祀礼仪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

对于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明代的士大夫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留青日札》中,田艺蘅(1524-?)便指出:“我朝祭祀赞礼者,太常寺之道士,奏乐者,神乐观之道士”。明中叶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14141486)亦称:“郊祀所用执事并乐舞生,皆神乐观道士为之”。 对比两者,前说称赞礼与奏乐者均为道士,后说称执事与乐舞生均为道士,对乐生与舞生没有进行区分,失之笼统。其实,明初乐生与舞生的来源并不相同,只是至永乐年间以后才没有差别。

吴元年七月,朱元璋便下令挑选道童充任雅乐生(见前)。十月,对乐生、舞生的人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工:“癸亥,定乐舞之制。乐生用道童如故,舞生以军民俊秀子弟为之,文武各六十四人。”也就是说,乐生由道童充任,而舞生由世俗之人充任。对此,《太常续考》的记载是:

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后以古制,文武生俱用公卿子弟,乃令乐生用道童,文舞生于教官学生内,武舞生于军职舍人内选用。十二年,诏神乐观道士许养徒弟,其余庵观不许。十三年,又诏公侯及诸武臣子弟习乐舞生之事。又令礼部拣选乐舞生,有过者、疾病者放归为民。后又有旨:“凡民间聪俊儿男,多替我收养些,是我朝廷供祀急用的,与天下宫观道士不同,钦此。”遂额设乐舞生六百名。

      这里的“洪武初”应该吴元年之误,因为相关规定是在吴元年出台的。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文舞生来自文官系统子弟,而武舞生来自武官系统。可能因为文武官员并不配合,明太祖屡次下诏鼓励官宦子弟与民间俊秀学习乐舞生之事,最后,为了确保乐生的来源,在神乐观成立后,明太祖特地允许观中道士收徒。对洪武朝以后乐舞生的背景,滋贺高义没有进行讨论。其实,明太祖区分乐生与舞生的做法,可能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清代学者已指出,从永乐年间开始,舞生与乐生都由道士充任了。因此,明中叶以后的文献,也就没有对乐生与舞生作特别的区分,而是统称之为“乐舞生”,在这种情况下,上引《太常续考》才会出现“乐舞生缺,查于给度道士挨补”的记载。清军入关后,虽然对乐舞生的名额进行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形并未改变。《大清会典事例》载云:

原定:太常寺神乐观设乐生一百八十名,文舞生、武舞生各一百五十名,执事乐舞生九十名。其缺由本观提点、知观及协律郎、赞礼郎、司乐、奉祀、祀丞等官家内道童及承充乐舞生家之道童内挑选充补。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乾隆七年。

神乐观道士例有定员,不足则度道士补足,如宣德三年(1428),“行在礼部奏:‘比者天下僧道行童至京,请给度牒,动以千计,而神乐观、太和山、五台山为多。’上曰:‘祖宗之制,度僧道有定额,今神乐观、太和山、五台山或不及额数,宜审其不违例者给之,余皆勿给。’”景泰七年(1456),“礼部言:南京神乐观奏:‘供祀乐舞缺人,先选南京道录司无过疾道士三十八人补数,供祀者宜就令收乐舞生’,从之”。成化二十一年1485),一次便度两京神乐观道士六百五十人。正德三年,又诏度神乐观道士一百名。由于乐舞生均由道士受度道士充任,他们原则上是不许结婚的。

这些神乐观道士的道教背景如何?换句话说,他们是属于那些道教教派的?对此史料多半语焉不详,滋贺也只提到周玄真的道教背景。其实,从一些出身神乐观道士的传记,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中叶以前,这些道士基本上出身于南方的道派。神乐观成立之初,任命道士周玄初领观事。关于周玄初的生平,宋濂《周尊师小传》称:

周尊师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后迁于姑苏。……[年十四],乃走嘉禾紫虚观,从李拱瑞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以道行闻。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术。……玄初不以为已足,寻受灵宝大法于曹桂孙。……初霅川有神师曰莫洞乙,呼云役雷,狎亵如儿戏,晚授其徒王继华,继华授徒张善渊,善渊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无契意者,见玄初,因以祕示之。

      按,杜真人,《姑苏志》卷五十八《周玄真传》作杜道坚,曾居茅山阅《道藏》,为金元时期命道士。莫洞乙当即莫月鼎,乃神霄派在元代的主要传人。周玄初所习,包括了宋元时期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劾召鬼神、灵宝与五雷法,可谓是南方符箓诸派的集大成者。

其他相关的例子还有冷谦、丘玄清、傅若霖、严师尹、袁止安等人。冷谦于明初担任协律郎,据说他曾“以黄冠隐吴山”,应该属于南方道教教派。丘玄清为明初太常寺卿,是武当山道士,习全真道。傅若霖(13221399),明初神乐观提点,江西金谿人,幼时即入龙虎山习道,为明代正一派著名道士。严师尹(13521416),字绍陵,江西金谿人,洪武、永乐间担任太常寺赞礼郎,幼时“入黍珠观为道士,师事王冲道、邓伯舟”。按,金谿地近龙虎山,当地的道教应属正一派的影响范围。袁止安,永乐年间担任神乐观提点,与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过从甚密,应该也是正一派弟子。从明代中叶开始,官至太常寺卿的乐舞生共有十四人,其中来自顺天府者就有十人(李希安、孙广安、朱福铭、顾玒、崔志瑞、金赟仁、桑友兰、徐可成、曹守清、马良德)。究其原因,大约因为成化二十一年(1485)之前,“乐舞生遍行天下公选”,此后则“皆京民子弟夤缘充之”,这样一来,神乐观职员的籍贯自然以顺天府者居多。对明中叶后这些神乐观道士的道教背景,史料语焉不详。人们也许会从宋元以来全真教对华北地区的影响,推断这些道士受全真道影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由于明初允许神乐观道士授徒,也不能排除他们在神乐观出家的可能性。另外,在明代灭亡前,全真派在北京地位较低,连白云观也为正一派道士所主,白云观大醮也屡由正一天师主持。因此,仅从这些道士的出生地,还难以断定他们的教派背景。不过,我们不妨说,在明代相当长的时间里,神乐观主要职员的道教背景,以来自南方道教教派者居多,这与明代南方的正一派等相对显赫,而北方的全真道相对沉寂的情形也是相一致的。

三、神乐观与王朝祭祀礼仪

朱元璋创建神乐观之初,已定下以神乐观道士为祭祀执事的制度。洪武十五年礼部尚书刘仲质奏言中,清楚地指出:“神乐观职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王直(13791462)在论及神乐观时,着重强调了这一机构在提供祭祀音乐方面的职能:

国朝于祀事为最重,凡殷荐天地、祖考,皆有乐,而作乐者,必谨择其人,以学老子法者清静淳一為可用,于是慎选其徒,处之神乐观,俾专事焉。其敬共神明如此,故自肇祀以来,岁丰人和,宰沴不作,海宇宁謐,四裔向风,嘉祥异瑞,莫不毕至。虽由皇上圣德感通以致于此,而执事之人相礼作乐,秉德协心,盖亦有助也。

因此,在王朝祭祀时提供乐舞与赞礼,乃是神乐观最为基本的职能。

神乐观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扮演的角色,可以从祭祀的从事人员中清楚地看到。据《明会典》记载,举凡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星宿、太庙、社稷、先农、先师孔子等坛庙祭祀,均由神乐观乐舞生及乐舞生出身的太常寺协律郎、赞礼郎担任执事。如凡大祀天地,举麾协律郎一员,乐舞生七十二人,文舞生六十四人,引舞二人,武舞生六十四人,引舞二人,执事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典仪一人,传赞五人,通赞二人,洗八人,正殿四坛捧帛四人,执爵四人,司尊四人,内垣四坛捧帛等共十六人,外垣二十坛捧帛等八十人),烧香共六十八人,点烛共十二人,以上共从事人员四百零八人。又如社稷坛祭祀,举麾协律郎二员,乐舞生七十二人,执事十二人(其中典仪一人,通赞一人,捧帛四人,执爵四人,司尊二人),烧香共十人,以上共从事人员九十六人。这些从事人员分为三类:一是乐舞生,即负责奏乐之人;二是文、武舞生,负责表演礼仪舞蹈;三是所谓执事,烧香、点烛等人,其中最为重要的应是在祭祀仪式中赞礼的典仪、传赞、通赞等人。这些从事人员如乐舞生,本身就是神乐观的职员;另一些如协律郎等人,尽管为太常寺属官,但是由神乐观乐舞生升补的。

为进一步理解神乐观在王朝祭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以洪武十年定郊祀礼仪为例进行说明。郊祀历来就是王朝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祭祀礼仪,也是最为隆重的王朝礼仪之一,一般由皇帝本人担任主祭,每年正月上辛日在圜丘坛举行。在祭祀正日之前,有所谓斋戒、传制、省牲等仪节,兹不赘述。正祭日的仪节分为迎神、奠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赐福胙、馔、送神和望燎十个仪节。(1)迎神: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官、分献官各就位。”导引官导引皇帝至御位。内赞奏:“就位。”典仪唱:“燔柴。瘗毛血。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乐,奏《中和之曲》。乐止。(2)奠帛:内赞奏:“四拜。”典仪唱:“奠玉帛,奏乐。”乐奏《肃和之曲》。内赞奏:“升坛。”皇帝至上帝前。奏:“搢圭。”执事官以玉帛跪进于皇帝右。奠讫,奏:“出圭。”皇帝又依次至皇祗、仁祖前搢圭、出圭如前仪。复位,乐止。(3)进俎:典仪唱:“进俎。奏乐。”乐奏《凝和之曲》。斋郎馔至。内赞奏:“升坛。”至上帝前。奏:“搢圭。进俎。出圭。”至皇祗前。奏:“搢圭。进俎。出圭。”奏:“复位。”乐止。(4)初献:典仪唱:“行初献礼。奏乐。”乐奏《寿和之曲》,武舞生表演《武功之舞》。内赞奏:“升坛。”至上帝前。奏:“搢圭。”执事官以爵跪进于皇帝右。奏:“献爵。出圭”。皇帝又至皇祗前搢圭、献爵、出圭如前仪。内赞奏:“诣读祝位。跪。读祝。”乐止。读祝官取祝跪于神位右。读讫。乐作。奏:“俯伏。兴。平身。”皇帝又至仁祖前献爵、出圭如前。复位。乐止。(5)-(6):亚献、终献:皇帝依次至上帝、皇祗、仁祖前搢圭、献爵、出圭如前仪。亚献时,乐奏《豫和之曲》,文舞生表演《文德之舞》。终献时,乐奏《凝和之曲》,文舞生仍表演《文德之舞》。(7)赐福胙:太常卿进立殿西,东向,唱:“赐福胙。”内赞奏:“诣饮福位跪。搢圭。”光禄司官以福酒跪进。奏:“饮福酒。”光禄司官以胙跪进。奏:“受胙。出圭。俯伏。兴。平身。”复位。奏:“四拜。”乐止。(8馔:典仪唱:“馔。奏乐。”乐奏《雍和之曲》。执事官各坛馔。乐止。(9)送神:典仪唱:“送神。奏乐。”乐奏《安和之曲》。内赞奏:“四拜。”乐止。(10)望燎:典仪唱:“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馔,各诣望燎位。奏乐。”乐奏《时和之取》。执事官各之祝、帛、馔出。内赞奏:“礼毕。”在这个仪式过程中,典仪、内赞、乐舞生、文武舞生的分工是相当清楚的:典仪、内赞是王朝礼仪中的礼生,在整个仪式中担任“导演”的职责,负责引导整个礼仪,甚至皇帝与神明之间的沟通,也是在由他们提供的仪式框架之内进行和完成的;乐舞生负责听候典仪的引导,在各个仪节奏乐;舞生则在典仪的引导下,在整个仪式最为核心的“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中表演文武舞蹈。可以说,整个郊祀礼仪,就是在由这些道士充任的神乐观仪式专家的引导和配合下完成的。

除了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唱礼、奏乐和表演舞蹈,神乐观职员还经常被朝廷派往全国各地代行祭祀天下神祗。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即“遣神乐观道士解性初往祭云南各府州县山川”。建文四年(1402),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应即周玄真)祭北极真武之神。宣德七年(1432),“遣神乐观乐舞生香币诣各处,命有司祭历代帝王陵寝”。正统二年,“遣神乐观乐舞生赍香帛分祭岳镇海渎之神,以祈岁也”。正统七年(1442)和正统十三年(1448),又先后“遣神乐观道士赍祝帛往,命所在守臣祭历代帝王陵寝”。弘治九年,礼科给事中胡瑞奏称:“岳镇海渎等祭,祭之至重者也,而三年一次遣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正德五年(1510),“遣神乐观乐舞生赍香帛,令所在有司祭历代帝王陵寝”。嘉靖二十二年(1543),“分遣神乐观乐舞生赉香帛诣先圣帝王陵寝,所在令有司致祭”。嘉靖四十年(1561),遣神乐观道士十一人分赍香帛,命各省抚臣祭岳镇海渎山川之神,以祝万寿。嘉靖四十三年(1564),“仁宗昭皇帝忌辰,……分遣锦衣卫官往鹤鸣等山建醮,神乐观道士往各处岳镇海渎庙进香,预祀圣寿”。

同时,神乐观还帮助王府训练乐舞生。洪武十七年(1384),“命各王府乐舞生,俱于所在儒学生员内选用,仍命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往教习之”。宣德四年(1429),行在礼部以郑王、襄王、荆王、淮王、梁王之国,奏请“诸国教祭祀乐舞者,例于北京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所用乐舞生选本处道士道童,不足则选军余充之”,从之。有趣的是,大约在宣统年间,神乐观乐舞生的演奏水平出现滑坡,正统元年(1436)出现王府典乐前往神乐观教乐舞生演乐的情形。明中叶的田艺蘅称,在府州县举行王朝礼仪时,也是由道士承担奏乐的职能。但我们在制书上还未找出相应的记载,我们仅仅了解到,陈洪谟(14741555)在漳州知府任上,“学乐器久坏,遣人求泗磬,请神乐观知音乐羽士,选俊民百余人肄习,仍刻《大成乐谱》传焉。适琉球使者过漳,闻而来观,皆合掌捧手,称叹而去”。不过,这只是请神乐观道士担任教习,习礼之人则是当地百姓,在当地文庙祭祀中承担奏乐、赞礼职能的,应该也是这些来自当地的“俊民”。

由于神乐观职员为道士,他们有时也为朝廷举行求雨、斋醮等科仪。如洪武戊申(1368),京师大旱,太师李善长迎周玄真求雨。正统四年(1439),神乐观乐舞生董以诚、太岳太和山道士黄永安祷雨有验,各赐钞一千贯。嘉靖十九年(1540),于神乐观建金箓保安醮三昼夜,以祝圣寿。另外,由于道士对太常寺、神乐观的控制,道教对王朝的祭祀音乐和神明崇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初,太祖命道士冷谦为协律郎,“令协乐章乐谱,俾乐生习之”,当时参与其事的尚有太常少卿陈昧、翰林学士詹同、待制王等人,而以冷谦“裁定为多”。在明代,不少道教系统的神祗进入祀典,大概与道士对太常寺、神乐观的控制有相当大的关系。

四、从神乐观到神乐署

从明太祖创建神乐观,到乾隆七年神乐观改革,士大夫的态度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明代中叶以前,还很少看到对神乐观的批评。由于参与郊祀的士大夫在祭祀前夜必须住在神乐观,有些士大夫与观中道士结为朋友,时有诗歌唱酬往还,当时的士大夫,甚至引此为祖制,认为不应被破坏。

大约从景泰朝以后,士大夫中间开始出现对神乐观的批评意见。景泰七年(1456),御史阎鼐(景泰甲戌科进士)奏称:“臣前至天地坛内,其乐舞生卖酒市肉,宛成贾区,往来驴马喧杂,无复禁忌”。按,神乐观乐舞生,每名月给口粮米三斗三升,正旦、中元、冬至三节,每名给与节米五升;岁支大麦一石一斗余,黄豆近三斗,芝麻五升七合余;岁支食盐五斤八两余;岁支木柴四百六十四斤;岁给赏赐生绢一匹,绵布三匹,苎布三匹,白绵八两。这种收入水准肯定让乐舞生的生活比较困难,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或为民间举行斋醮科仪,大约也是势所难免。但这些活动却给诸如阎鼐之类的士大夫予攻击他们的藉口。弘治九年1496),礼科给事中胡瑞(成化二十年进士)在上奏中,对神乐观和当时执掌太常寺的崔志瑞进行了攻击。他称派遣神乐观道士代行岳镇海渎祭祀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又攻击“太常寺掌郊庙之大祀,而为卿者乃邪说诐行之崔志端”,请求“岳镇海渎之祭,改遣各衙门见任官,或办事进士以行”,并将崔志瑞“放归田里,别选贤能以充其任”。孝宗以“奏乐遣祭皆旧制”驳回了胡瑞的请求。次年三月,神乐观失火,监察御史熊达“劾太常寺卿崔志瑞奸邪诙谐,纵容道流饮博歌呼亵渎所致”,请求“禠其职名,代以端人,以重郊祀”。

应该说,上述批评针对的主要还是道士个人,或是超出祖制的出格行为,对道士为王朝祭祀礼仪奏乐和赞礼等做法,则基本上尚未正面触及。至明代后期,在文人的笔下,神乐观道士成为时人嘲笑的对象。在清人杜文澜所辑《古谣谚》中,“神乐观祈禳”和“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网”、“国子监学堂”与“翰林院文章”一道,被列为“京师十可笑”。一般士大夫对神乐观道士在王朝礼仪中扮演的角色开始表示不满。郎在《七修类稿》中,便对王朝礼仪任用“太常黄冠”一事提出质疑:

尝读《周礼》,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礼,大司乐主乐,皆明德新民之士,圣贤之徒也,所以肃虔百职,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岂惟集事完礼文而已哉。今乐既作于神乐观之徒,而赞相行礼者,又皆太帝之黄冠,天朝大礼大乐,付于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田艺蘅更直截了当地称:太常寺与神乐观道士“皆异端也”,让他们在祭祀中赞礼、奏乐,“天神何为而格哉”!他还指出:“至于府州县,则奏乐于道士,相礼者乃吾儒也”。透过“异端”与“吾儒”这一对截然相反的措辞,他自身的立场已然表露无遗。郎瑛和田艺蘅反对道士奏乐和赞礼的理由,都集中在后者不属于儒家,无法履行感格神明的职能。到嘉靖朝,随着朝廷扩充乐舞生,崇信道士,士大夫对神乐观道士的批评,直接引起了世宗的关注。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他在降敕中指出:

朕惟为国以礼,盖大典也。恭惟皇祖用事郊庙,供役之人,曰乐舞生,置神乐观,取其洁也,庶乎可以奉神之役也。然直谓之观,即今宫观耳。况尝于是观出醴泉焉,其生本道士也夫。何近来文臣以为邪人,不宜事郊庙,不当用不知礼不晓攻,当专任以进士,别取以供乐舞,此辈悉宜除之。

      尽管世宗这番话另有别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察觉到当时士大夫对神乐观道士已有诸多不满,这想必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入清以后,政治气候开始对道教越来越不利。虽然清初朝廷继续册封龙虎山天师,但清初的统治者对道教势力基本上持抑制态度,对道教的神仙之说也多有批评。清世宗倡导三教合一,主张利用三教为统治服务,算是清代较为重视道教的皇帝。高宗登基后,朝廷在尊崇藏传佛教的同时,进一步贬低道教首领的地位,限制道教的活动。乾隆四年(1739),下令禁止龙虎山天师至各省开坛授徒。次年,正一真人诣京祝万寿,朝廷下令停朝觐筵宴之例。乾隆十二年(1747,一说十七年[1752]),下令将正一真人之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在这种情况下,对神乐观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乾隆七年,终于对神乐观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对于这次改革的原委,《大清会典事例》载云:

[乾隆]七年,谕:“朕因时飨,聆太常寺笙箫管籥之奏,至不能分别宫商,何以交神明而达诚敬?朕命庄亲王、三泰、张照为总领乐部大臣,非止辖和声署也。嗣后一应太常寺乐部事务,俱著管理。又闻向来太常寺乐员,系道士承充,夫二氏异学,不宜用之朝廷。今乃令道士掌宫悬、司燎瘗,为郊庙大祀骏奔之选,暇日则向民间祈禳诵经以糊其口,成何体制?太常寺乐员,嗣后毋得仍习道教,有不愿改业者削其籍,听为道士可也。……”

      从表面看来,乾隆下令改革神乐观的缘由,是因为他对太常寺低水准的表演甚为不满,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太常寺乐舞生乃由道士充任,作为“二氏异学”,他们是“不宜用之朝廷”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乾隆对道教的抑制态度。

乾隆朝对神乐观的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清理太常寺和神乐观的道士。根据乾隆七年上谕,神乐观道士不得仍习道教,不然就必须离开神乐观。次年,改神乐观为神乐所。乾隆二十年,又改神乐所为神乐署。与此同时,乾隆八年,还对神乐观崇奉的神祗进行清理,除玄天上帝仍旧奉祀外,将天师、文昌等神尽行撤出。另一方面,改革乐舞生管理制度。乾隆七年,成立乐部,“凡太常寺神乐观所司祭祀之乐,和声署掌仪司所司朝会燕飨之乐,銮仪卫所司卤簿诸乐,均隶于乐部。钦派礼部并内务府大臣各一人,暨各部院大臣之谙于音律者,总理乐部事务。遇坛庙大祀,总理乐部官在御史侍班处,大朝日在都御史侍班处侍立,以监视奏乐”。新成立的乐部,将神乐观与和声署(前身为教坊司)合而为一。经过这场改革,神乐观本身的职能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由于道教的因素被清洗,道士引导王朝祭祀礼仪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五、结语

从洪武十二年创建,至乾隆七、八年间改组,神乐观共存在了三百七十四年。在三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神乐观的主要职员都是由道士充任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道士来自南方地区,以正一派道士居多。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进而渗透到礼部,从而影响了明代的朝政。对本文讨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道教与儒教互动的情形:神乐观道士不是作为道教神职人员表演道教的科仪,而是作为赞相礼仪的礼生,或是演奏音乐和表演礼仪舞蹈的乐舞生,参加到王朝祭祀礼仪当中,表演属于儒教的祭祀礼仪,并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儒教与道教关系史上,这也许是最为特殊的侧面之一。

这样一段儒道因缘,是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下展开的。在经历唐宋两代的辉煌时期之后,士大夫的话语开始对道教越来越不利。南宋以后,朝廷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道教已被归入“异学”、“异端”,至少在话语层面说,士大夫必须与道教保持距离。不过,由于一位出身平民的开国皇帝认为道士“务为清净”,创立了神乐观道士主导王朝祭祀礼仪的制度,然后作为“祖制”的一个部分,这种关系一直维续下来,道教与儒教因此仍旧维持了一段特殊的关系。然而,一旦改朝换代,这种“祖制”便失却了合法性。当清代的统治者下定决心贬低、打压道教之时,道士在王朝祭祀中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经过乾隆七年的改革,一个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的一段密切而特殊的因缘终告结束。

(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注释从略。)

刘永华《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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