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神乐观与王朝礼仪
——道教与王朝礼仪互动的一个侧面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刘永华
[摘要]本文在分析明清实录、制书、文集等文献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神乐观进行了综合考察，并藉此讨论了明清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自明初创建至乾隆七年改革，神乐观主要职员由道士充任。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他们作为赞相礼仪的礼生或负责奏乐、舞蹈的乐舞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引导属于儒教系统的祭祀礼仪。在中国历史上，这也许是儒教与道教互动中最为特殊的侧面之一。
[关键词]明清，神乐观，道教，王朝礼仪
神乐观创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清乾隆八年（1743）改称神乐所，是明清时期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承担唱礼、奏乐、舞蹈等职能的机构，与明清王朝祭祀仪式的关系甚为密切。从明初创设至乾隆七年（1742）下令改革神乐观之间大多数的时间里，神乐观的主要职员均为道士。可以说，就对明清时期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关系的讨论而言，这一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切入点。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宗教学家滋贺高义就先后发表两篇论文，对明代尤其是明初的神乐观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此后，学术界一度长期忽视对这个课题的考察。至九十年代以来，才陆续出现了一些讨论。如国内道教史学家曾考察了神乐观对明代政治的影响；美国史学家罗梅因·泰勒（Romeyn Taylor）在讨论明代官方宗教时，曾简略地论及神乐观；而比利时学者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在考察明清时期的礼仪舞蹈时，曾对明清时代的乐舞生稍作考察。在论旨上，与本文最为接近的是滋贺的论文，就内容而言，本文与滋贺的论文也有部分交叉之处。不过，滋贺对神乐观的讨论，仍有几个关键问题尚需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其一，滋贺考察了明初神乐观与道教的关系，但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舞生与道教的关系，他没有进行考证。其二，对神乐观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扮演的角色，滋贺基本上没有触及，而这是在讨论神乐观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三，由于滋贺的讨论侧重明初，他没有讨论到明清士大夫对神乐观的态度，也没有分析乾隆七年的神乐观改革。因此，对这个课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笔者是在考察明清时期儒教礼仪中最为基本的仪式专家——礼生的过程中，接触到明清时期的神乐观的。由于在明初至乾隆七年的王朝祭祀礼仪中，礼生（典仪、赞礼郎、传赞、通赞等）是由神乐观道士充任的，很自然，必须对神乐观这一机构，对神乐观的职员，对神乐观道士在王朝礼仪中扮演的角色进行探讨。本文在分析明清实录、制书、文集、笔记、方志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透过对明清时期神乐观的综合考察，讨论明清时期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的关系。全文分成五节：第一节讨论神乐观的创建与职员；第二节讨论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第三节讨论神乐观道士与王朝礼仪的关系；第四节讨论士大夫对神乐观看法的变化与清高宗对神乐观的改革；最后一节为结语。必须交代的是，这里讨论的王朝礼仪，是列入明清会典、通礼等政书的朝廷祀典，由道士或僧侣等举行的道教、佛教等宗教科仪不计入内。
一、神乐观的创建与职员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的过程中，在制度上多有创新。在宗教方面，推行三教并用的政策，加强对佛、道等教的管理和控制，对王朝祀典进行清理和改革，并在乡村推行里甲制度的同时，将王朝祭祀仪式也推行到乡村。神乐观的成立，应该说在这些制度创新的背景下进行的。
洪武十二年二月，建神乐观于南京，至同年十二月竣工。据《明太祖实录》载，“上以道家者流务为清净，祭祀皆用以执事，宜有以居之，乃命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言下之意，在建立神乐观之前，朱元璋在举行王朝祭祀时，已指派道士为执事。查《太常续考》，“吴元年（1367）七月，命选道童年少俊秀者充雅乐生。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因此，早在统一天下之前，朱元璋已开始选用道士参与王朝礼仪。又据上引实录资料，朱元璋任用道士为祭祀的执事人员，是由于道士“务为清净”。在洪武十二年谕神乐观文中，他特别指出成立神乐观的目的，“非效前代帝王求长生之法而施之”，而是“法古之道，依时以奉上下神祗”，以便“上帝皇祗，悦赐天下安和，生民康泰”，亦即为天下苍生着想。
神乐观的地点，在南京郊祀坛之西。此观曾于永乐五年（1407）、十一年（1413）等历经先后重修。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京时，三百名乐舞生随驾北行，同年，建神乐观于天坛内之西。据《太常续考》记载，明初南京神乐观的建制是：“坐西向东，观前有门，题曰神乐观。中为殿，演乐其中。南北两廊。殿旁为左右门。又后为玄帝殿，殿后南北俱有廊房，以贮乐器及官生袍服。提点官廨建于殿之西，前为门，内为仪门，中为公座，左右为知观房，后为提点房。”北京神乐观的建制应与此类似。在神乐观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太和殿（康熙十二年[1673]改称凝禧殿），有明一代，“遇祭则先期演乐于此”。迁都北京后，南京神乐观存。《金陵玄观志》卷十三载云：
……后皇舆既北，郊庙行于京师，观所存止祀先师孔子。岁大祭，奉常先日集宗伯官寮，至观试乐。朱干绛节，白羽黄冠，犹列两阶，而陈九奏焉。……凡太常所属祠庙皆附观，曰龙江天妃宫、北极真武庙、都城隍庙、祠山广惠庙、五显灵顺庙、驯象街五显庙、玄真观、黄鹿观、天王庙、玄帝祠。
迁都后，郊祀的场所转移到北京天坛，南京神乐观承担的祭祀只剩先师孔子，可以看出，这一祭祀礼仪仍由道士表演。同时，南京太常寺所属的祠庙，也统归神乐观管辖。清代，南京神乐观改建为真武行宫。
朱元璋创建神乐观之初，设置提点一名，从六品；知观二名，从九品。洪武十五年（1382），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之请，改升提点正六品，知观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于僧录左善世之下，道录左正一之上”。迁都北京后，北京神乐观设提点、知观如故；南京神乐观则存提点一名，知观一名，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裁革知观。清初，神乐观设正六品汉提点一人，从八品汉左右知观各一人，正八品汉协律郎五人，从九品汉司乐二十六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裁神乐观协律郎一人，汉司乐二人。雍正元年（1723），复置。乾隆二年（1737），增设神乐观汉司乐三人。因此，至乾隆七年改革神乐观时，神乐观职员共有提点一人，知观二人，汉协律郎五人，汉司乐二十九人。
神乐观额定乐舞生人数，历朝不一（参见下表）。据《太常续考》，洪武十三年前后，额设乐舞生六百名，“内选声音洪亮、礼度娴熟者，分为典仪、通赞、掌乐、教师”。永乐朝迁都北京时，存留一半于南京，另三百名前往北京，后“续添至五百二十七名”。至嘉靖朝，随着礼制改革的进行，乐舞生的数量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嘉靖五年（1526），世庙添二百一十五名；十年（1531），建太岁神祗坛，添二百二十九名；十五年（1536），建九庙，添一千二百二十九名，至此共有乐舞生二千二百名。其后经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三十年（1551）的几次裁革，最后，乐舞生人数大体固定在一千一百五十三名左右。必须指出，这个数据应该只是北京神乐观乐舞生的名额，南京神乐观的三百五十名乐舞生尚未计入。清朝入主中原后，重定乐舞生名额。顺治元年，定神乐观乐舞生五百七十名。乾隆七年后定为四百八十名。
在行政上，神乐观归太常寺管辖，并与礼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反映在职官的升迁上，表现尤为明显。《太常续考》论太常寺选补原则云：
本寺寺丞有缺，本寺同礼部于协律郎、赞礼郎内选补。……协律郎缺，於司乐内选补。赞礼郎缺，於冠带通赞乐舞生内叙补。司乐缺，於冠带掌乐及教師内叙补。各坛奉祀缺，以各坛祀丞俸深者升补。各陵奉祀缺，以各陵祀丞俸深者升补。神乐观提点缺，以知观俸深者升补。先年提点亦间于协律郎、赞礼郎内选补。万历四年，礼部覆奉欽依，止许以知观升补。各坛、陵祀丞、神乐观知观缺，各于考定本行候缺乐舞生内叙补。冠带乐舞生缺，原系通赞，则于考中通赞乐舞生叙补。原系掌乐、教师，则于考中掌乐、教师生内相兼叙补。乐舞生缺，查于给度道士挨补。
根据上述选补原则，我们可归纳出以下几条晋升途径：
1、给度道士à考中掌乐、教师à冠带掌乐、教师à司乐à协律郎à太常寺丞
2、给度道士à考中通赞乐舞生à冠带通赞乐舞生à赞礼郎à太常寺丞
3、给度道士à本行侯缺乐舞生à知观à神乐观提点
4、给度道士à本行侯缺乐舞生à各坛祀丞à各坛奉祀
5、给度道士à本行侯缺乐舞生à各陵祀丞à各陵奉祀
在这些途径中，起点均为给度道士（即已获得度牒的道士），其次为乐舞生，再根据他们的专职，分为音乐系列的协律郎、司乐，赞礼系列的赞礼郎和负责神乐观及各坛、陵的提点、知观、奉祀、祀丞。根据《明会典》，明代太常寺属官中，有协律郎五员，赞礼郎三十一员，司乐三十四员，天坛、地坛、朝日坛、夕月坛各置奉祀一员，祀丞一员，先农坛置奉祀一员，祀丞二员，长陵等十陵各置奉祀一员，祀丞一员，以上总共属员一百零一员。他们虽然不属于神乐观，但应该都是由神乐观乐舞生升补的。
从明代实际情况看，的确有不少太常寺官员出身于乐舞生者，有的甚至成为礼部要员。《历代职官表》卷二十八云：
谨案三代以宗官事神，其职最重。……迨明代而郊坛执事，率用道流，凡神乐官乐官及奉祀、祀丞之属，皆由此选充，甚者如嘉靖间之邵世恩，至为太常卿，陶启南、龚可佩至為太常少卿，其他官至寺丞、博士者甚多。虽由世业相承，而稽诸礼制实乖典。
其实，有明一代，神乐观职员升迁至太常寺、礼部官员者还很多。如成化十八年（1482），升神乐观乐舞生张日庆、汪日茂、樊日东赞礼郎，是为乐舞生升补赞礼郎之例；成化十九年（1483），升神乐观乐舞生陈守瑄太常寺司乐，是为乐舞生升补司乐之例；永乐十三年（1415），升神乐观提点沈与真、赵彝善为太常寺丞，是为神乐观官升补太常寺观之例；成化十年（1474），升神乐观提点聂彦良为右正一，是为神乐观官升补道录司官之例。类似的升迁途径，从个别乐舞生的晋升轨迹也有反映。如吴道亮（1406－1485），永乐间选充乐舞生，正统中授太常寺司乐，历升寺丞，年七十五，以本寺少卿致仕，其晋升轨迹大体与上述第1条原则类似。又如崔志瑞（?－1514），先由神乐官道士充乐舞生，成化壬辰（1472）授太常寺赞礼郎，辛丑（1481）补寺丞，壬寅（1482）补少卿，弘治乙卯（1495）迁卿，甲子（1504）进礼部尚书，仍掌太常寺事，其晋升轨迹与上述第2条选补原则相近。据《中国道教史》一书统计，明初进入太常寺、礼部等礼仪机构的道士计有冷谦、丘玄清等七人；自成化至弘治，计有邓常恩、雷普明、毛守玄等十六人；嘉靖年间，道士充任太常寺官员者为数更多，太常寺几乎成为道士独占的局面，因此，当时出现了“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的说法。这是明世祖崇信道教的结果。由神乐观道士晋升至礼部尚书者，有明一代计有蒋守约、李希安、崔志瑞和徐可成四人。又据日本学者滋贺高义的统计，《太常续考》卷七所载洪武元年至崇祯八年（1635），共任命一百二十名太常寺卿，乐舞生出身者达十五名。通过这些晋升途径，神乐观乐舞生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把持了太常寺，而且还进一步渗透到礼部，从而对明代的祭祀礼仪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
对于神乐观职员的道教背景，明代的士大夫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在《留青日札》中，田艺蘅（1524－？）便指出：“我朝祭祀赞礼者，太常寺之道士，奏乐者，神乐观之道士”。明中叶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商辂（1414－1486）亦称：“郊祀所用执事并乐舞生，皆神乐观道士为之”。 对比两者，前说称赞礼与奏乐者均为道士，后说称执事与乐舞生均为道士，对乐生与舞生没有进行区分，失之笼统。其实，明初乐生与舞生的来源并不相同，只是至永乐年间以后才没有差别。
吴元年七月，朱元璋便下令挑选道童充任雅乐生（见前）。十月，对乐生、舞生的人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分工：“癸亥，定乐舞之制。乐生用道童如故，舞生以军民俊秀子弟为之，文武各六十四人。”也就是说，乐生由道童充任，而舞生由世俗之人充任。对此，《太常续考》的记载是：
洪武初，命选道童为乐舞生，后以古制，文武生俱用公卿子弟，乃令乐生用道童，文舞生于教官学生内，武舞生于军职舍人内选用。十二年，诏神乐观道士许养徒弟，其余庵观不许。十三年，又诏公侯及诸武臣子弟习乐舞生之事。又令礼部拣选乐舞生，有过者、疾病者放归为民。后又有旨：“凡民间聪俊儿男，多替我收养些，是我朝廷供祀急用的，与天下宫观道士不同，钦此。”遂额设乐舞生六百名。
这里的“洪武初”应该吴元年之误，因为相关规定是在吴元年出台的。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到，文舞生来自文官系统子弟，而武舞生来自武官系统。可能因为文武官员并不配合，明太祖屡次下诏鼓励官宦子弟与民间俊秀学习乐舞生之事，最后，为了确保乐生的来源，在神乐观成立后，明太祖特地允许观中道士收徒。对洪武朝以后乐舞生的背景，滋贺高义没有进行讨论。其实，明太祖区分乐生与舞生的做法，可能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清代学者已指出，从永乐年间开始，舞生与乐生都由道士充任了。因此，明中叶以后的文献，也就没有对乐生与舞生作特别的区分，而是统称之为“乐舞生”，在这种情况下，上引《太常续考》才会出现“乐舞生缺，查于给度道士挨补”的记载。清军入关后，虽然对乐舞生的名额进行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形并未改变。《大清会典事例》载云：
原定：太常寺神乐观设乐生一百八十名，文舞生、武舞生各一百五十名，执事乐舞生九十名。其缺由本观提点、知观及协律郎、赞礼郎、司乐、奉祀、祀丞等官家内道童及承充乐舞生家之道童内挑选充补。
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乾隆七年。
神乐观道士例有定员，不足则度道士补足，如宣德三年（1428），“行在礼部奏：‘比者天下僧道行童至京，请给度牒，动以千计，而神乐观、太和山、五台山为多。’上曰：‘祖宗之制，度僧道有定额，今神乐观、太和山、五台山或不及额数，宜审其不违例者给之，余皆勿给。’”景泰七年（1456），“礼部言：南京神乐观奏：‘供祀乐舞缺人，先选南京道录司无过疾道士三十八人补数，供祀者宜就令收乐舞生’，从之”。成化二十一年（1485），一次便度两京神乐观道士六百五十人。正德三年，又诏度神乐观道士一百名。由于乐舞生均由道士受度道士充任，他们原则上是不许结婚的。
这些神乐观道士的道教背景如何？换句话说，他们是属于那些道教教派的？对此史料多半语焉不详，滋贺也只提到周玄真的道教背景。其实，从一些出身神乐观道士的传记，我们可以了解到：明中叶以前，这些道士基本上出身于南方的道派。神乐观成立之初，任命道士周玄初领观事。关于周玄初的生平，宋濂《周尊师小传》称：
周尊师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后迁于姑苏。……[年十四]，乃走嘉禾紫虚观，从李拱瑞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第，以道行闻。既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术。……玄初不以为已足，寻受灵宝大法于曹桂孙。……初霅川有神师曰莫洞乙，呼云役雷，狎亵如儿戏，晚授其徒王继华，继华授徒张善渊，善渊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无契意者，见玄初，因以祕示之。
按，杜真人，《姑苏志》卷五十八《周玄真传》作杜道坚，曾居茅山阅《道藏》，为金元时期命道士。莫洞乙当即莫月鼎，乃神霄派在元代的主要传人。周玄初所习，包括了宋元时期流行于南方地区的劾召鬼神、灵宝与五雷法，可谓是南方符箓诸派的集大成者。
其他相关的例子还有冷谦、丘玄清、傅若霖、严师尹、袁止安等人。冷谦于明初担任协律郎，据说他曾“以黄冠隐吴山”，应该属于南方道教教派。丘玄清为明初太常寺卿，是武当山道士，习全真道。傅若霖（1322－1399），明初神乐观提点，江西金谿人，幼时即入龙虎山习道，为明代正一派著名道士。严师尹（1352－1416），字绍陵，江西金谿人，洪武、永乐间担任太常寺赞礼郎，幼时“入黍珠观为道士，师事王冲道、邓伯舟”。按，金谿地近龙虎山，当地的道教应属正一派的影响范围。袁止安，永乐年间担任神乐观提点，与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过从甚密，应该也是正一派弟子。从明代中叶开始，官至太常寺卿的乐舞生共有十四人，其中来自顺天府者就有十人（李希安、孙广安、朱福铭、顾玒、崔志瑞、金赟仁、桑友兰、徐可成、曹守清、马良德）。究其原因，大约因为成化二十一年（1485）之前，“乐舞生遍行天下公选”，此后则“皆京民子弟夤缘充之”，这样一来，神乐观职员的籍贯自然以顺天府者居多。对明中叶后这些神乐观道士的道教背景，史料语焉不详。人们也许会从宋元以来全真教对华北地区的影响，推断这些道士受全真道影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是，由于明初允许神乐观道士授徒，也不能排除他们在神乐观出家的可能性。另外，在明代灭亡前，全真派在北京地位较低，连白云观也为正一派道士所主，白云观大醮也屡由正一天师主持。因此，仅从这些道士的出生地，还难以断定他们的教派背景。不过，我们不妨说，在明代相当长的时间里，神乐观主要职员的道教背景，以来自南方道教教派者居多，这与明代南方的正一派等相对显赫，而北方的全真道相对沉寂的情形也是相一致的。
三、神乐观与王朝祭祀礼仪
朱元璋创建神乐观之初，已定下以神乐观道士为祭祀执事的制度。洪武十五年礼部尚书刘仲质奏言中，清楚地指出：“神乐观职掌乐舞，以备大祀天地神祇及宗庙社稷之祭”。王直（1379－1462）在论及神乐观时，着重强调了这一机构在提供祭祀音乐方面的职能：
国朝于祀事为最重，凡殷荐天地、祖考，皆有乐，而作乐者，必谨择其人，以学老子法者清静淳一為可用，于是慎选其徒，处之神乐观，俾专事焉。其敬共神明如此，故自肇祀以来，岁丰人和，宰沴不作，海宇宁謐，四裔向风，嘉祥异瑞，莫不毕至。虽由皇上圣德感通以致于此，而执事之人相礼作乐，秉德协心，盖亦有助也。
因此，在王朝祭祀时提供乐舞与赞礼，乃是神乐观最为基本的职能。
神乐观在王朝祭祀礼仪中扮演的角色，可以从祭祀的从事人员中清楚地看到。据《明会典》记载，举凡圜丘、方泽、祈谷、朝日、夕月、星宿、太庙、社稷、先农、先师孔子等坛庙祭祀，均由神乐观乐舞生及乐舞生出身的太常寺协律郎、赞礼郎担任执事。如凡大祀天地，举麾协律郎一员，乐舞生七十二人，文舞生六十四人，引舞二人，武舞生六十四人，引舞二人，执事一百二十三人（其中典仪一人，传赞五人，通赞二人，罍洗八人，正殿四坛捧帛四人，执爵四人，司尊四人，内垣四坛捧帛等共十六人，外垣二十坛捧帛等八十人），烧香共六十八人，点烛共十二人，以上共从事人员四百零八人。又如社稷坛祭祀，举麾协律郎二员，乐舞生七十二人，执事十二人（其中典仪一人，通赞一人，捧帛四人，执爵四人，司尊二人），烧香共十人，以上共从事人员九十六人。这些从事人员分为三类：一是乐舞生，即负责奏乐之人；二是文、武舞生，负责表演礼仪舞蹈；三是所谓执事，烧香、点烛等人，其中最为重要的应是在祭祀仪式中赞礼的典仪、传赞、通赞等人。这些从事人员如乐舞生，本身就是神乐观的职员；另一些如协律郎等人，尽管为太常寺属官，但是由神乐观乐舞生升补的。
为进一步理解神乐观在王朝祭祀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以洪武十年定郊祀礼仪为例进行说明。郊祀历来就是王朝礼仪中最为重要的祭祀礼仪，也是最为隆重的王朝礼仪之一，一般由皇帝本人担任主祭，每年正月上辛日在圜丘坛举行。在祭祀正日之前，有所谓斋戒、传制、省牲等仪节，兹不赘述。正祭日的仪节分为迎神、奠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赐福胙、徹馔、送神和望燎十个仪节。（1）迎神：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陪祀官、分献官各就位。”导引官导引皇帝至御位。内赞奏：“就位。”典仪唱：“燔柴。瘗毛血。迎神。”协律郎举麾奏乐，奏《中和之曲》。乐止。（2）奠帛：内赞奏：“四拜。”典仪唱：“奠玉帛，奏乐。”乐奏《肃和之曲》。内赞奏：“升坛。”皇帝至上帝前。奏：“搢圭。”执事官以玉帛跪进于皇帝右。奠讫，奏：“出圭。”皇帝又依次至皇祗、仁祖前搢圭、出圭如前仪。复位，乐止。（3）进俎：典仪唱：“进俎。奏乐。”乐奏《凝和之曲》。斋郎舁馔至。内赞奏：“升坛。”至上帝前。奏：“搢圭。进俎。出圭。”至皇祗前。奏：“搢圭。进俎。出圭。”奏：“复位。”乐止。（4）初献：典仪唱：“行初献礼。奏乐。”乐奏《寿和之曲》，武舞生表演《武功之舞》。内赞奏：“升坛。”至上帝前。奏：“搢圭。”执事官以爵跪进于皇帝右。奏：“献爵。出圭”。皇帝又至皇祗前搢圭、献爵、出圭如前仪。内赞奏：“诣读祝位。跪。读祝。”乐止。读祝官取祝跪于神位右。读讫。乐作。奏：“俯伏。兴。平身。”皇帝又至仁祖前献爵、出圭如前。复位。乐止。（5）－（6）：亚献、终献：皇帝依次至上帝、皇祗、仁祖前搢圭、献爵、出圭如前仪。亚献时，乐奏《豫和之曲》，文舞生表演《文德之舞》。终献时，乐奏《凝和之曲》，文舞生仍表演《文德之舞》。（7）赐福胙：太常卿进立殿西，东向，唱：“赐福胙。”内赞奏：“诣饮福位跪。搢圭。”光禄司官以福酒跪进。奏：“饮福酒。”光禄司官以胙跪进。奏：“受胙。出圭。俯伏。兴。平身。”复位。奏：“四拜。”乐止。（8）徹馔：典仪唱：“徹馔。奏乐。”乐奏《雍和之曲》。执事官各坛徹馔。乐止。（9）送神：典仪唱：“送神。奏乐。”乐奏《安和之曲》。内赞奏：“四拜。”乐止。（10）望燎：典仪唱：“读祝官捧祝，进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馔，各诣望燎位。奏乐。”乐奏《时和之取》。执事官各之祝、帛、馔出。内赞奏：“礼毕。”在这个仪式过程中，典仪、内赞、乐舞生、文武舞生的分工是相当清楚的：典仪、内赞是王朝礼仪中的礼生，在整个仪式中担任“导演”的职责，负责引导整个礼仪，甚至皇帝与神明之间的沟通，也是在由他们提供的仪式框架之内进行和完成的；乐舞生负责听候典仪的引导，在各个仪节奏乐；舞生则在典仪的引导下，在整个仪式最为核心的“三献礼”（初献、亚献、终献）中表演文武舞蹈。可以说，整个郊祀礼仪，就是在由这些道士充任的神乐观仪式专家的引导和配合下完成的。
除了在王朝祭祀礼仪中唱礼、奏乐和表演舞蹈，神乐观职员还经常被朝廷派往全国各地代行祭祀天下神祗。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即“遣神乐观道士解性初往祭云南各府州县山川”。建文四年（1402），遣神乐观提点周原初（应即周玄真）祭北极真武之神。宣德七年（1432），“遣神乐观乐舞生赍香币诣各处，命有司祭历代帝王陵寝”。正统二年，“遣神乐观乐舞生赍香帛分祭岳镇海渎之神，以祈岁也”。正统七年（1442）和正统十三年（1448），又先后“遣神乐观道士赍祝帛往，命所在守臣祭历代帝王陵寝”。弘治九年，礼科给事中胡瑞奏称：“岳镇海渎等祭，祭之至重者也，而三年一次遣祭，乃委之神乐观乐舞生”。正德五年（1510），“遣神乐观乐舞生赍香帛，令所在有司祭历代帝王陵寝”。嘉靖二十二年（1543），“分遣神乐观乐舞生赉香帛诣先圣帝王陵寝，所在令有司致祭”。嘉靖四十年（1561），遣神乐观道士十一人分赍香帛，命各省抚臣祭岳镇海渎山川之神，以祝万寿。嘉靖四十三年（1564），“仁宗昭皇帝忌辰，……分遣锦衣卫官往鹤鸣等山建醮，神乐观道士往各处岳镇海渎庙进香，预祀圣寿”。
同时，神乐观还帮助王府训练乐舞生。洪武十七年（1384），“命各王府乐舞生，俱于所在儒学生员内选用，仍命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往教习之”。宣德四年（1429），行在礼部以郑王、襄王、荆王、淮王、梁王之国，奏请“诸国教祭祀乐舞者，例于北京神乐观选乐舞生五人，所用乐舞生选本处道士道童，不足则选军余充之”，从之。有趣的是，大约在宣统年间，神乐观乐舞生的演奏水平出现滑坡，正统元年（1436）出现王府典乐前往神乐观教乐舞生演乐的情形。明中叶的田艺蘅称，在府州县举行王朝礼仪时，也是由道士承担奏乐的职能。但我们在制书上还未找出相应的记载，我们仅仅了解到，陈洪谟（1474－1555）在漳州知府任上，“学乐器久坏，遣人求泗磬，请神乐观知音乐羽士，选俊民百余人肄习，仍刻《大成乐谱》传焉。适琉球使者过漳，闻而来观，皆合掌捧手，称叹而去”。不过，这只是请神乐观道士担任教习，习礼之人则是当地百姓，在当地文庙祭祀中承担奏乐、赞礼职能的，应该也是这些来自当地的“俊民”。
由于神乐观职员为道士，他们有时也为朝廷举行求雨、斋醮等科仪。如洪武戊申（1368），京师大旱，太师李善长迎周玄真求雨。正统四年（1439），神乐观乐舞生董以诚、太岳太和山道士黄永安祷雨有验，各赐钞一千贯。嘉靖十九年（1540），于神乐观建金箓保安醮三昼夜，以祝圣寿。另外，由于道士对太常寺、神乐观的控制，道教对王朝的祭祀音乐和神明崇拜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初，太祖命道士冷谦为协律郎，“令协乐章乐谱，俾乐生习之”，当时参与其事的尚有太常少卿陈昧、翰林学士詹同、待制王祎等人，而以冷谦“裁定为多”。在明代，不少道教系统的神祗进入祀典，大概与道士对太常寺、神乐观的控制有相当大的关系。
四、从神乐观到神乐署
从明太祖创建神乐观，到乾隆七年神乐观改革，士大夫的态度经历了较大的变化。明代中叶以前，还很少看到对神乐观的批评。由于参与郊祀的士大夫在祭祀前夜必须住在神乐观，有些士大夫与观中道士结为朋友，时有诗歌唱酬往还，当时的士大夫，甚至引此为祖制，认为不应被破坏。
大约从景泰朝以后，士大夫中间开始出现对神乐观的批评意见。景泰七年（1456），御史阎鼐（景泰甲戌科进士）奏称：“臣前至天地坛内，其乐舞生卖酒市肉，宛成贾区，往来驴马喧杂，无复禁忌”。按，神乐观乐舞生，每名月给口粮米三斗三升，正旦、中元、冬至三节，每名给与节米五升；岁支大麦一石一斗余，黄豆近三斗，芝麻五升七合余；岁支食盐五斤八两余；岁支木柴四百六十四斤；岁给赏赐生绢一匹，绵布三匹，苎布三匹，白绵八两。这种收入水准肯定让乐舞生的生活比较困难，他们从事商业活动，或为民间举行斋醮科仪，大约也是势所难免。但这些活动却给诸如阎鼐之类的士大夫予攻击他们的藉口。弘治九年（1496），礼科给事中胡瑞（成化二十年进士）在上奏中，对神乐观和当时执掌太常寺的崔志瑞进行了攻击。他称派遣神乐观道士代行岳镇海渎祭祀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又攻击“太常寺掌郊庙之大祀，而为卿者乃邪说诐行之崔志端”，请求“岳镇海渎之祭，改遣各衙门见任官，或办事进士以行”，并将崔志瑞“放归田里，别选贤能以充其任”。孝宗以“奏乐遣祭皆旧制”驳回了胡瑞的请求。次年三月，神乐观失火，监察御史熊达“劾太常寺卿崔志瑞奸邪诙谐，纵容道流饮博歌呼亵渎所致”，请求“禠其职名，代以端人，以重郊祀”。
应该说，上述批评针对的主要还是道士个人，或是超出祖制的出格行为，对道士为王朝祭祀礼仪奏乐和赞礼等做法，则基本上尚未正面触及。至明代后期，在文人的笔下，神乐观道士成为时人嘲笑的对象。在清人杜文澜所辑《古谣谚》中，“神乐观祈禳”和“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网”、“国子监学堂”与“翰林院文章”一道，被列为“京师十可笑”。一般士大夫对神乐观道士在王朝礼仪中扮演的角色开始表示不满。郎瑛在《七修类稿》中，便对王朝礼仪任用“太常黄冠”一事提出质疑：
尝读《周礼》，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礼，大司乐主乐，皆明德新民之士，圣贤之徒也，所以肃虔百职，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岂惟集事完礼文而已哉。今乐既作于神乐观之徒，而赞相行礼者，又皆太帝之黄冠，天朝大礼大乐，付于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田艺蘅更直截了当地称：太常寺与神乐观道士“皆异端也”，让他们在祭祀中赞礼、奏乐，“天神何为而格哉”！他还指出：“至于府州县，则奏乐于道士，相礼者乃吾儒也”。透过“异端”与“吾儒”这一对截然相反的措辞，他自身的立场已然表露无遗。郎瑛和田艺蘅反对道士奏乐和赞礼的理由，都集中在后者不属于儒家，无法履行感格神明的职能。到嘉靖朝，随着朝廷扩充乐舞生，崇信道士，士大夫对神乐观道士的批评，直接引起了世宗的关注。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他在降敕中指出：
朕惟为国以礼，盖大典也。恭惟皇祖用事郊庙，供役之人，曰乐舞生，置神乐观，取其洁也，庶乎可以奉神之役也。然直谓之观，即今宫观耳。况尝于是观出醴泉焉，其生本道士也夫。何近来文臣以为邪人，不宜事郊庙，不当用不知礼不晓攻，当专任以进士，别取以供乐舞，此辈悉宜除之。
尽管世宗这番话另有别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察觉到当时士大夫对神乐观道士已有诸多不满，这想必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入清以后，政治气候开始对道教越来越不利。虽然清初朝廷继续册封龙虎山天师，但清初的统治者对道教势力基本上持抑制态度，对道教的神仙之说也多有批评。清世宗倡导三教合一，主张利用三教为统治服务，算是清代较为重视道教的皇帝。高宗登基后，朝廷在尊崇藏传佛教的同时，进一步贬低道教首领的地位，限制道教的活动。乾隆四年（1739），下令禁止龙虎山天师至各省开坛授徒。次年，正一真人诣京祝万寿，朝廷下令停朝觐筵宴之例。乾隆十二年（1747，一说十七年[1752]），下令将正一真人之品秩由二品降为五品。在这种情况下，对神乐观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乾隆七年，终于对神乐观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对于这次改革的原委，《大清会典事例》载云：
[乾隆]七年，谕：“朕因时飨，聆太常寺笙箫管籥之奏，至不能分别宫商，何以交神明而达诚敬？朕命庄亲王、三泰、张照为总领乐部大臣，非止辖和声署也。嗣后一应太常寺乐部事务，俱著管理。又闻向来太常寺乐员，系道士承充，夫二氏异学，不宜用之朝廷。今乃令道士掌宫悬、司燎瘗，为郊庙大祀骏奔之选，暇日则向民间祈禳诵经以糊其口，成何体制？太常寺乐员，嗣后毋得仍习道教，有不愿改业者削其籍，听为道士可也。……”
从表面看来，乾隆下令改革神乐观的缘由，是因为他对太常寺低水准的表演甚为不满，更为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太常寺乐舞生乃由道士充任，作为“二氏异学”，他们是“不宜用之朝廷”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乾隆对道教的抑制态度。
乾隆朝对神乐观的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清理太常寺和神乐观的道士。根据乾隆七年上谕，神乐观道士不得仍习道教，不然就必须离开神乐观。次年，改神乐观为神乐所。乾隆二十年，又改神乐所为神乐署。与此同时，乾隆八年，还对神乐观崇奉的神祗进行清理，除玄天上帝仍旧奉祀外，将天师、文昌等神尽行撤出。另一方面，改革乐舞生管理制度。乾隆七年，成立乐部，“凡太常寺神乐观所司祭祀之乐，和声署掌仪司所司朝会燕飨之乐，銮仪卫所司卤簿诸乐，均隶于乐部。钦派礼部并内务府大臣各一人，暨各部院大臣之谙于音律者，总理乐部事务。遇坛庙大祀，总理乐部官在御史侍班处，大朝日在都御史侍班处侍立，以监视奏乐”。新成立的乐部，将神乐观与和声署（前身为教坊司）合而为一。经过这场改革，神乐观本身的职能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由于道教的因素被清洗，道士引导王朝祭祀礼仪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五、结语
从洪武十二年创建，至乾隆七、八年间改组，神乐观共存在了三百七十四年。在三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神乐观的主要职员都是由道士充任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道士来自南方地区，以正一派道士居多。这些道士控制了神乐观，逐渐把持了太常寺，进而渗透到礼部，从而影响了明代的朝政。对本文讨论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道教与儒教互动的情形：神乐观道士不是作为道教神职人员表演道教的科仪，而是作为赞相礼仪的礼生，或是演奏音乐和表演礼仪舞蹈的乐舞生，参加到王朝祭祀礼仪当中，表演属于儒教的祭祀礼仪，并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儒教与道教关系史上，这也许是最为特殊的侧面之一。
这样一段儒道因缘，是在相当特殊的环境下展开的。在经历唐宋两代的辉煌时期之后，士大夫的话语开始对道教越来越不利。南宋以后，朝廷确立了理学的正统地位，道教已被归入“异学”、“异端”，至少在话语层面说，士大夫必须与道教保持距离。不过，由于一位出身平民的开国皇帝认为道士“务为清净”，创立了神乐观道士主导王朝祭祀礼仪的制度，然后作为“祖制”的一个部分，这种关系一直维续下来，道教与儒教因此仍旧维持了一段特殊的关系。然而，一旦改朝换代，这种“祖制”便失却了合法性。当清代的统治者下定决心贬低、打压道教之时，道士在王朝祭祀中的主导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直接的冲击。经过乾隆七年的改革，一个持续了三百多年的制度宣告退出历史舞台，道教与王朝礼仪之间的一段密切而特殊的因缘终告结束。
（刊于《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