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癸酉平阳尧庙改制考
——《三圣庙碑》解读
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刘永华
2004年夏，笔者因参加一个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活动，有幸参观了山西临汾市的尧庙。庙中现存碑刻多通，其中一通明代正德碑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这就是本文讨论的立于正德十六年（1521）的《三圣庙碑》。碑文记载了正德癸酉（八年，1513）山西省级官员主持改建尧庙一事的来龙去脉，其主题触及清理尧庙祭祀空间的具体经过。从山西返回后，笔者查找了方志、文集、碑刻集等文献资料，大致弄清了平阳尧庙的由来，尤其是宋元之际尧庙的修建情形，并基本理清了正德癸酉改制倡导者的具体背景和改制背后的缘由，重建了历代修建平阳尧庙的历史事实，尤其是重建了从道教进入尧庙，至道教被清除出尧庙的大致过程。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一 《三圣庙碑》释文
为了便于下文的讨论，兹先将《三圣庙碑》的释文抄录如次：
进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同修国史经筵讲□东吴顾鼎臣撰/
上
平阳尧庙，/历唐、宋、元，迁革凡几。/昭代正统中，右布政使石璞奉/命修建，乃增拓规制，群观为耸，既往之迹，咸载旧文。数十年来，又多倾坏，且异教日崇，神宇参错，而舜、禹合祠一室于尧殿之后，舛陋莫有甚焉。巡按/监察御
夫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击壤之民，亲蒙帝力，犹曰何有于/我，矧数千载而下，去圣逾远，苟非上者作而起之，他日遂移于异教，而忘圣人之功，未可谓无也。
系以诗曰：/于皇三圣，代天聿兴。建极作则，辅相裁成。攘除灾害，立我烝民。敦典庸礼，敷教明刑。天位与贤，一中心传。大弥天地，/细察鱼鸢。蕴抉太古，斯文肇宣。君师民物，万世赖焉。实沉之墟，放勋遗都。祠庙有严，先民是图。岁久敝倾，异教蕃芜。/过而弗顾，非圣者徒。学道稽古，维周柱史。是黜是崇，乃经乃理。庶官祇徳，百工喜起。三圣妥灵，明禋自始。吏民骏奔，/永介禧祉。
正德十六年岁次辛己夏四月吉旦 佥事□□张□参议□□周□张纶
□□张禬 山西监察御史周伦 分守参政马□ 平阳府□□闵槐 同知□□ 通判赵旡 推官东郊
周宣 分巡副使□□□□张仁乔年
张英 佥事□□
[接上行]临汾县知县崔海 蒲州□士王□鳞书篆
[接上行]蒲州王□□子
此碑现存于今山西省临汾市城南尧庙内，碑文共25行。这篇碑文亦收入顾鼎臣《顾文康公三集》， 碑文中漫漶的部分，就是根据这部文集补齐的。在正面解读这通碑文之前，我们需要先行介绍尧庙早期的历史，以期为理解正德癸酉的改制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二 元代以前的帝尧祭祀
帝尧和舜、禹号称“三圣”，历来被视为后世帝王之表率，大约从汉代开始，就已得到官方的祭祀，以后历有变更。据乾隆元年（1736）《山东通志》载：
《会典》：帝尧陵，在东平州祭。史称：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葬在谷林，在今濮州西南。平阳有尧庙，谷林有尧陵。自汉至宋，或祀于平阳，或祀于谷林。至元始祀于东平州，以其地属东平路，而祭于路所治之地也。明洪武初，仍元之旧而祭之。
可知祭祀帝尧的地点，历来就有争议：一是山东东平州，这里据说是帝尧的出生地，也是尧陵所在；一是山西平阳府，这里据说是帝尧都城所在。
《山东通志》收录了《尧陵考》一文，作者不详，对历代朝廷对帝尧的祭祀地点进行了考辨和梳理。作者认为，朝廷对帝尧的祭祀，至迟可上溯至汉代，一开始就是在尧陵所在的山东东平境内（成阳；濮州）举行的：
至于历朝祀典，按《熹平碑》云：圣汉龙兴，缵尧之绩，祀以上牺，曁于亡新，礼祠遂绝。是西汉初已有成阳之祀矣。后汉元和二年（85），章帝东巡狩，遣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尧于济阴。延光三年（124），安帝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帝（168-189在位）时，从廷尉仲定之请，修祠复旧，岁以春秋奉太牢祀，见《灵台碑》。又《寰宇记》：尧陵在雷泽。唐贞观十年（636），诏禁刍牧及春秋祭酬。又《文献通考》：宋乾德四年（966），诏先代帝王陵寝，各给守陵五户，长吏春秋奉祀。其尧陵下注：在成阳谷林。熙宁元年（1068），知濮州韩铎言：尧陵在本州岛雷泽县东谷林山，陵南有尧母庆都灵台，请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户，免其租税，俾奉洒扫。诏给守陵五户。政和三年（1113），定《五礼新仪》，乃享陶唐氏于濮州，以司徒契配。合而观之，前代之祀尧陵者，未有不于谷林者也。
从作者所举证据看，历代对尧陵的祭祀，都是在东平境内举行的，但是中间时断时续。不过，这里涉及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历代朝廷是否祭祀尧陵，或东平境内的尧陵是否为祀典规定的祭祀地点的问题（因为尧陵常常并非朝廷祭祀帝尧的唯一地点），而是朝廷祭祀帝尧比较重视的究竟是尧陵还是尧都的问题。对此，《尧陵考》也进行了讨论：
然有以帝都为重者。后魏太和十六年（492），诏曰：“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此后则唐显庆三年（658）、天宝六载（747）、宋乾德元年，皆祀尧于平阳。至四年（966），诏给守陵，则于濮州之谷林也。是以徽宗径祭濮州，陵庙合享。宋既南迁，金、元举祀，仍属平阳，而濮州之祀遂废，惟存元徐世雄书帝尧墓一碑而已。明洪武四年（1372），太祖诏祀先代陵庙，乃祀尧于东平州。祭文曰：“考君陵墓在此，特遣官奠祀修陵。”是年，遣编修葛守诚赴东平葺陵建祠，著为祀典。
可见北魏、唐、北宋均以平阳尧庙之祭祀为重，至于金、元两代，朝廷对东平尧陵的祭祀一度中断，而平阳尧庙成为朝廷祭祀帝尧的法定的唯一地点。 这种局面至洪武初年才彻底改观，改在东平尧陵举行。下节讨论的姜善信重建平阳尧庙一事，正是在元初此庙被列入祀典的背景后进行的。
关于平阳尧庙的早期沿革，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四“尧庙”条综合了历代的重要记载。这条记载首先综述了北魏至唐代祭祀平阳尧庙的相关记载：
《北魏纪》：太和十六年，诏曰：“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令牧守摄行祀事。”《魏土地记》：平阳城东十里汾水东原上，有《尧神屋石碑》，庙在城南八里，旧址在汾西。晋元康中建汾东。唐显庆三年，移建于此。齐天保元年（550）六月辛巳，诏：尧祠、舜庙下及孔父、老君等载于祀典者，咸秩无遗。《水经注》：汾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隋制，祀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唐开元礼》祝版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开元神武皇帝讳谨遣具官姓名，敢告于帝陶唐氏，惟帝则天而行，光被四表，式遵祀典，敬以制币、牺齐、粢盛、庶品，祇荐于帝陶唐氏配坐，敢昭告于唐司徒，惟公敬敷五教，弘赞彛伦，率由旧章，配享于帝陶唐氏，敬以制币”云云。天宝六载，以羲仲、和叔配。《元和志》有尧帝庙，在临汾东八里及南六里。
与前引《山东通志》的记载相比，这部分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更为详细。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记述的北宋、金、元三代对尧庙的祭祀情形：
宋乾德元年，诏以稷契配，每三年仲春月行享，牲用太牢。开宝九年（976）七月丁亥，命修前代帝王祠庙。咸平元年（998）十一月，诏葺历代帝王陵庙。淳熙四年（1177），静江守臣张栻言：“臣所领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尧山，高广为一境之望，祠虽不详所自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弥明诗刻，即知其来旧矣。臣已肇修祠宇，请着之祀典，俾长吏检校葺治。”从之。金皇统三年（1143）重修，高平郡范櫜撰记。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闰二月，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尧庙。又至元间，道士姜善信募修，诏赐额曰“光泽之宫”，殿曰“文思”，门曰“宾穆”，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翰林直讲学士王盘奉敕撰记。
从上述记载可知，北宋时期，虽然徽宗曾祭祀帝尧于濮州，而历朝还是以平阳尧庙为重，其间涉及平阳尧庙之祭祀与修建者凡四事。元世祖至元年间，朝廷还赐庙额、赐白银、良田，进一步肯定平阳尧庙作为祀典庙宇的地位。这里很清楚地指明，至元尧庙重修一事，实与一位名叫姜善信的道士有莫大的关系，这位姜善信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主持修建尧庙？让我们在此稍作停留，来探究这位道士重修尧庙的原委。
三 至元姜善信重修尧庙事
现存姜善信重修尧庙的最完整的记载，是上引《山西通志》提到的元翰林学士王磐所撰的《修尧庙记》。此文收入民国《临汾县志》，兹引述如下：
平阳府治之南尧帝庙，李唐显庆三年所建，岁远，渐就倾圮。有靖应真人姜善信欲更择爽垲，重建庙貌，请于朝。上嘉其意，赐银二百锭，仍敕有司下太原木场，给官材二千根，皆辞不受。勤力节用，以身道[导]俗，凡阅岁而庙成。为地七百亩，为屋四百间。躭躭翼翼，俨然帝王之居。殆与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者易观矣。经始于至元二年（1265）之春，落成于至元五年（1268）之八月。诏赐其额曰“光泽之宫”，殿曰“文思之殿”，门曰“宾穆之门”，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仍诏词臣制碑文以纪其成。翰林直讲学士臣磐当属词。
谨按祀典，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时以春之仲月，其地以当时所居国邑。祭伏羲于陈州，神农于亳州，少昊于兖州，颛顼于开州，高辛于归德府，唐尧于平阳府。盖圣人之心，其于天地万物，虽一视同仁，不以远近为亲疎，至于父母亲戚所居，松楸坟垄所在，则亦不能漠然无情，与陌路同也。是以周公封于鲁，而四世反葬于周。孔子去齐，接淅而行，去鲁则曰迟迟吾行也。其不以乡党同陌路也，昭然矣。由是观之，因其功德之懋而有祭，而必于其乡者，圣人制礼缘人情也。
因其岁年之远，而有敝敝而改图其新者，知者创物从时宜也。善信读老庄之书，从方外之教，以虚无淡泊为宗，以因循自然为用，然而嘉闻仁义之言，乐道尧舜之事。前修禹庙，数载功成。今建尧祠，三年有效。可谓知虑明敏，操守坚固，通方不滞，好谋能成者也。尧大圣人也，德被群生，泽流万世，即欲称道其美，是犹褒天地之大，誉日月之明，无所容其辞矣。乃述立庙之本末如此。
这篇记文主要谈到了三层意思：一是尧庙的重修过程；二是祭祀帝尧的地点；三是姜善信其人修建尧庙的主观动机。
这篇文章首先回顾了唐代创建尧庙一事，然后提到姜善信欲重修尧庙，请于忽必烈，再主持重修工程的过程。此庙之重修，从至元二年到至元五年，历时四载，其间朝廷曾有意拨款支持，被善信谢绝。重修竣工后，特赐庙额，并赐白银、良田若干为香火费。因此，这个重修工程不仅得到朝廷的首肯，而且朝廷在财力、物力上也给予了一定支持。文中对第二件事的讨论颇出人意外。第二段文字的意图，虽则谓祭祀前代帝王，祀典以为应以所据国邑，而王磐试图辨明的，则是“因其功德之懋而有祭，而必于其乡”，亦即前代帝王的家乡，也可以作为祭祀他们的所在，这似乎是在为东平州祭祀帝尧辩护。这点让人觉得费解，俟来日再考。
在这篇文章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此次尧庙修建的主持人姜善信。王磐称善信“读老庄之书，从方外之教，以虚无淡泊为宗，以因循自然为用，然而嘉闻仁义之言，乐道尧舜之事”，又称赞他“知虑明敏，操守坚固，通方不滞，好谋能成者也”，说他还曾“前修禹庙，数载功成”，言辞之中，似乎说他是个相当入世的出家之人。这一点还需要详加说明。对于姜氏的身分，碑文中仅提到他是一位被敕封为靖应真人的道士。所幸陈垣的《道家金石略》一书中，收录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翰林直学士李槃撰《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一通，对姜氏的生平介绍较详，兹引述全文如下：
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
翰林直学士朝列大夫臣李槃奉敕撰
三洞讲经师渊静大师李永和书丹
至元十一年（1274）春正月十有八日，靖应真人姜公卒。是年冬，其门人提点尧禹庙事董若冲而以讣闻，且征词以表其行。上追念久之，□□御□都予（下阙）诏臣槃述其事。臣学术空疏，承命战栗，然叨预禁林，以文字为职，诚不敢以鄙陋辞。
谨按公讳善信，字彦诚，□□□□人，□太公望之后，世以□为业。父某向（下阙）轻财重义，好周人之急，乡党以是称之。母李氏。公资禀沉默，状貌奇古，自童丱间已有超俗之志。及长，白诸父母，求为（下阙）之年□□南□□□山，求其所（下阙）师者寻又走商颜，为季父所追，迫令还家。未几复辞去，亲知其不可留，听其所如。闻莲峰真人靳道元住玉□洞，志操（下阙）其□□纳之，授以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戒云：道家者流，以清净虚无为体，谦恭慈□为用，不为嗜欲所汨，不为尘俗所染，□□□□□学□矣（下阙）峰殁，即以法席付之。自是而后，洞居者十余岁，块坐一龛，心如止水，境与神会，万象了然，皆在吾目中矣。醴（下阙）结庵于泉北，故以碧云额之。
时汤火之余，饥馑荐臻，暴骨蔽野，公恻然悯之，为作黄箓醮。凡张超、黄神等（下阙）闻公名，欲一识其面，未暇给也。迨己未（1259）奉命南伐，驻师曹濮间，召公驰驿，谒于帐殿（下阙）行蔑不济矣，但克敌之后，秋毫无犯，使江汉之民，按堵如敌，此仁义之举也。上曰：吾将拉公以行，（下阙）人事多中，凡有益于公家者，示款密而陈之。上嘉纳其说。已而乞还故山，以金鞍白马宠其行（下阙）其圣眷之隆盖如此。癸酉，上遣使谕公谒皇子安西王于长安，王待以殊礼，造膝（下阙）归，一夕召若冲等属以后事，言讫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八。是夕二鼓，有青虹贯斗之祥，既欲□色（下阙）旧隐也，道俗送之者以千数。自非福德兼具，其孰能动人如此其盛者也。
公专静（下阙）见禹庙倾圯，慨然以修复为事。初庙地狭隘，又面势背河而东，甚不称邦人瞻仰，（下阙）几二百楹，焕然为之一新。庙成，上褒其功，因问禹以所行之道，公引《尚书》太（下阙）世犹古之世也，陛下诚能思政求贤，即今之尧舜也。上悦而从之，官（下阙）方辐辏共相兹役，曾不逾时，而能事斯毕，告成于上。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下阙）起之，其经营规度，勤亦至哉。……
宣授光宅宫真人董若冲
□□至德大师提点孚惠宫事（下阙）
知孚（下阙）
大元至元二十六年三月清明日记
安□府路等（下阙）
此碑有阙文多处，多少影响了对姜善信其人的了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姜善信，字彦诚，卒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十八岁，可推知他大约是在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出生的。对于善信的籍贯，碑文漫漶不清，不过，据雍正《山西通志》记载，他应该是山西赵城人。 从碑文看，姜氏的父母应该是没有功名的富户。善信出家后，拜莲峰真人靳道元为师，学习“相术诸阴阳韬略之学”，得其衣钵。靳道元修道之处，碑文录作“玉□洞”者，实际上应该是王刁洞， 而《山西通志》姜氏本传作“碧云洞”。碑文提到，己未年忽必烈召见善信，之所以说“奉命”，是因为此时忽必烈尚未继位。《山西通志》本传系其事于“中统间”，当误。姜氏劝导忽必烈之事，与早期全真道士的行事如出一辙。 从碑文看，善信曾追随忽必烈一段时间，后又屡次为其出谋划策，这就是《山西通志》本传所云“后屡聘言事多中”事。可以说，姜氏与当时统治者的关系相当密切，他主持重修尧庙、禹庙，与这重背景实不无关系。又，自
这通碑文还提到姜氏奏修龙门禹庙，此庙即韩城龙门山之神禹庙，禹庙修成后，朝廷命学士王鹗作《龙门建极宫记》，记其始末。此文收于《韩城县志》，文曰：
臣闻诸先儒，法始乎伏羲，而传乎尧，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三圣相承而守一道。……祀典曰：能御大菑者祀之，能捍大患者祀之，禹之平水土也，挈天下垫溺之民，而寘诸安平之地，又奚翅（啻？）御菑捍患而已哉。历代绵远，祀礼没疎，积习成风，漫不加省，有人于此慨然于废弛之余，广其庙貌，以极崇奉，得不谓之贤乎？今道者姜公其人也。公名善信，河东赵城人，年十有九，挺身道流，师莲峰靳贞常，结居王刁[涸]（洞），籍有道价。属陕右兵乱，士大夫避地者，往往衣之。一日，语及禹门神祀因兵而毁，惜无为经画者。时公侍侧，乃潜有兴复之志。师亡，公即抵其所，陋其旧制，而将益之，鸠众议工，其鸿基鉅址，当叠以大石，而无隙可攻，俄沙其际，沙尽石乃可出，人咸以为异。公精诚感发，助役者多自负所食，不远千里，欣欣跃跃，若神使然。肇基丙午，而落成于壬戌，为殿五楹，其门称是。两庑间架，各十有八，寝殿营于其后，别为道院。殿则有四，方丈云斋，无一不具。又广构神祠，凡可以为国祈禳者，悉有香火之奉。……上在藩邸，熟闻公名，召而询之，言多应验。即位之初，三见征聘。公奏对平实，中多禆益。陛辞，敕赐宫曰“建极”，殿曰“明德”，阁曰“临思”。仍命大司农姚枢大书其额，以示归荣。
根据碑文的说法，修建禹庙的工作，前后历时十七年，开始于丙午年（1246），竣工于壬戌年（1262），此即《元史·世祖本纪》所载中统三年四月辛卯“修河中禹庙，赐名建极宫”一事。《世祖本纪》又载，至元元年（1264）七月丁酉，“龙门禹庙成，命侍臣阿哈脱因代祀”。盖禹庙重修工程完成后，至此方遣侍臣前往祭祀。
《道家金石略》还收录了至元十二、三年（1275－1276）白话圣旨碑二通，都与姜善信有关，现分别转录如下。
其一：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光宅宫真人董若冲继靖应真人姜善信在平阳路荣河、临汾县起盖后土、尧庙，及于河、解、洪洞、赵城修理伏羲、娲皇、舜、禹、汤、河渎等庙宇。仰董若冲凡事照依累降圣旨，依旧管领行者。仍仰本路官司常加护持，禁约诸人，毋得沮坏，及使臣军马人等，不得安下骚扰。准此。
至元十二年二月日
提点成若安立石
其二：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里皇子安西王令旨：道与管军官人每并军人每、州城县镇达鲁花赤官人每、来往行踏的使臣每，遍行省令旨：
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克温、先生、达失蛮，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告天祈福者那般道来。如今照依着在先前圣旨体例，地税、商税，不拣甚么差发休著者，告天祈福者那般。这平阳府有的尧庙、后土庙、禹王庙里住持的姜真人替头里董真人，交先生每根底为头儿祈福者那般收执行踏的令旨与也。这的每宫观房舍里，使臣每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要者，田产物业休夺要者。这先生每休倚做没体例勾当者。没体例行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令旨俺的。
鼠儿年（至元十三年）
根据冯承钧编《元代白话碑》记载，上述两通碑文实勒于一碑之两面，碑立于上文论及之韩城神禹庙，两碑均勒汉文与八思巴（Phags-pa）字母译汉文音，是为今日可见八思巴字母蒙古语碑文之最古者。从碑中圣旨可知，除重修禹庙和尧庙外，姜善信和他的弟子董若冲等还重修了山西南部的一系列重要庙宇，包括荣河县的后土庙和河津、洪洞、赵城、解州等地的伏羲、娲皇、舜、汤、河渎等庙。这些庙宇供奉的基本上是传说中上古时代的文化英雄，没有一个神明完全属于道教系统。那么，为什么姜善信如此热衷于修复这些庙宇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现存的史料不是对此语焉不详，就是给善信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修尧庙记》称其“嘉闻仁义之言，乐道尧舜之事”，《龙门建极宫记》称其“追崇往圣”。在这些作者的笔下，善信几乎成了以保存中华文化托命的士大夫。在宋元鼎革之际的华北地区，这当然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重修庙宇的背后，恐怕还有更为具体的考虑。让我们回过头细读上引记文。善信重修禹庙，除修复原殿、寝、门外，还在殿后别建道院，作为道士住宿、修炼之处。尧庙重修工程竣工后，朝廷“赐白金二百两，良田十五顷，为赡宫香火费”。从圣旨碑还可了解到，善信重修的后土庙等，都有房舍和田产物业。从这些线索，我们是否可以说，善信通过主持重修的工程，将自身的势力渗透到本来他并没有支配权的庙宇呢？要知道，在善信的背后，当有一群数量可观的门人，《敕赐靖应真人道行碑》称善信飞升后，“道俗送之者以千数”，其中应有不少善信的门人。而且，从这通碑记还可看到，善信弟子董若冲的称号是“提点尧禹庙事”。这个称号自然意味着对尧庙和禹庙的控制权，而控制这些庙宇的契机，很可能就在于善信重修这些庙宇本身。换言之，通过重修尧、禹等庙，善信实际上将自身的势力渗透到这些庙宇，实现了对它们的控制，这无疑为他的衣钵传承提供了直接的物质基础。从明代的碑记看，直至明代中叶，尧庙还控制在道士的手中，这些道士是否姜善信的嫡派门人，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德辛酉改制面对的尧庙的祭祀格局，应该就是由姜善信发其端的。
四 从正统至正德
大德六年（1302），亦即至元尧庙重修三十多年后，山西发生地震，尧庙的主体建筑被毁，仅存垂拱、寝殿、皇英、丹朱二祠及宾穆门。至明代正统十一年（1446），尧庙才得到大规模的重修。主要的原因（尤其是在明代）在于朝廷祭祀帝尧的地点，已经转移到山东东平府的尧陵。根据上文的讨论，此事发生于明洪武四年。由于平阳尧庙不再被列入朝廷的祀典，自然也就无法得到朝廷拨付的专款，来启动修复的工程。另一个原因是，明太祖加强了对道教的控制，对道教采取抑制的政策，这种局面到明中叶才有所改观，在这种政策下，由道士倡导重修应该会遇到不小的阻力。不过，从下文引述的资料看，平阳府的地方官还是定期举行祭祀帝尧的仪式。
正统十一年重修尧庙之举，并不是由朝廷下令进行的，其主要动力来自于山西省级的官员，主其事者是山西左布政使石璞，而经费主要来自省财政拨款。陈循撰写的《尧庙重新记》记录了此次重修的经过，兹引述如下：
按尧都平阳，至唐显庆三年庙始建，元至元间，道士姜善信乃大而新之，扩地至七百亩，为屋至四百间，命其殿曰文思，门曰宾穆，宫曰光宅。大德六年秋，庙圮于地震，仅存垂拱、寝殿、皇英、丹朱二祠及宾穆门。自是春秋常祀，皆于遗址所立之屋，苟且行礼而已。
今山西左布政使临漳石公璞，深惧无以称祀神意，适明诏屡下，举祀典，遂发公帑余资银二百两、麦千二百石，俾照磨所检校盐山刘因、平阳府通判历城李茂董其役。工兴之日，会大风拔襄陵县树，得合抱木百余株，人咸以谓神助。遂治地于故垂拱殿之前，为正殿九间，其高六丈有奇，殿四旁环以庑，为屋凡四百间，前则故宾穆门，又前为亭，亭之前为仪门，而外为棂星门。严严翼翼，壮伟宏耀，俨然帝者之居。经始于正统丙寅七月，落成于丁卯九月。又惧无以居守者，乃营屋于故光宅宫之东，备诸器用。而复壤地之见侵于民者，得若干亩，并置农具，择道士之素谨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为永久计。
自大德六年地震后，尧庙被毁，以至“春秋常祀，皆于遗址所立之屋，苟且行礼而已”，终元一代，平阳尧庙仍是祀典庙，因此，估计每年官方还在这里定期举行祭祀。文中“明诏屡下”云云，应该不是说朝廷重新将平阳尧庙祭祀列入祀典，而是朝廷要求各地官府恢复对祀典庙的祭祀。以此为契机，身为山西左布政使的石璞乃拨专款，命下属重修尧庙。这是此次重修的政策契机。石璞，字仲玉，临漳人，永乐九年（1411）举于乡，入国学，选授御史，历任江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工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左都御史等职，入《明史·列传》。这次重修历时一年有余，开始于正统十一年七月，次年九月竣工。
此次重修的规模比较大，修建的房屋达四百间。不过，从正德辛酉改制的过程看，此次重修并未在根本上触及尧庙的祭祀体系——这个应该是由姜善信开创的体系，至正德辛酉重修时才被完全改变，庙中的道教祭祀单元被保留下来（详后）。更值得注意的则是，文中所说的“又惧无以居守者，乃营屋于故光宅宫之东，备诸器用。而复壤地之见侵于民者，得若干亩，并置农具，择道士之素谨愿者主之，俾守且耕食于其中，为永久计”云云，也就是说，在这次重修中，特地为道士营建房屋，提供耕地和农具，让他们可以在庙内生活，帮助照看庙中的香火。因此，正统年间主持重修尧庙的地方高级官员，对道教因素（道士；道教神明）在尧庙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对道教因素的态度，到正德辛酉重修时，才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七八十年中间发生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由于资料的局限，已经很难弄清这些道士本来就住在尧庙，还是临时从其他道观招来，更无法弄清他们是否姜善信的传人。不过，在姜善信飞升八十多年后，至元十七年（1357）河东乡贡进士张昌所撰《田宅之记》中，提到姜善信重修尧庙，世祖特赐田宅事，又说在此后几十年中，田宅日益增广，尧庙的道士乃集议立碑为记，其中就提到了尧庙提点张志德、提举樊德安等人， 说明迟至元代末年，尧庙仍旧控制在道士的手中，结合下文尧陵道士的资料，大致可以认为，明代尧庙虽然不一定控制于道士之手，但道教在临汾的传承可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延续性。
正德八年，在周伦的主持下，对尧庙进行了重修。顾鼎臣的《三圣庙碑》和韩文的《增修尧舜禹庙碑记》都记录了此次重修的过程。根据两碑的记载，自正统重修后，“数十年来，又多倾坏”，“其殿宇、门庑等处，率多倾漏”。同时，两碑的作者都注意到，道教因素在尧庙中的地位，让前来祭祀帝尧的地方官员深感不安。顾鼎臣指出：“……且异教日崇，神宇参错，而舜、禹合祠一室于尧殿之后，舛陋莫有甚焉”；而韩文则称：周伦在祭祀帝尧时，见到尧庙不仅年久失修，“且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像其中”，于是，与同僚商议曰：
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况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后，渎莫甚焉。
于是“悉命撤而正之”，对尧庙的祭祀体系进行了整理。根据韩文的记载，他的具体整理方案是：“更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阁则三圣并祀其上。仍榜尧殿曰放勋，舜曰重华，禹曰文命，阁曰执中。”尧庙主体建筑修复后，“复于三殿之前，各树门匾，尧曰俊德，曰协和，舜曰元德，禹曰祗德。殿之周围，鼎建新屋五十二间，廊房六十八间，翻瓦通计四百五十间，增盖斋宿并盛奠房各一所，共十八间”。
很清楚，周伦利用这次重修的契机，对尧庙的祭祀体系进行了清理，剔除了他认为与礼制不合的神明，并对祭祀舜、禹的地点进行了调整。在改制之前，舜、禹合祀于尧殿之后，而尧殿左右分
对于周伦对尧庙祭祀体系的清理，韩文和顾鼎臣都给予肯定。韩文认为，经过周伦的清理，“名分秩然，礼法详备，使吾人于千百载之下，讴歌击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气象，如亲见之者，岂不休哉！”顾鼎臣也指出是举“合道揆，适时宜”，具有防止民众“移于异教”之功，认为尧庙改制，事关名教兴衰，于移风易俗实大有裨益，因而对周伦的事迹击节赞叹。
弄清了正德尧庙改制的具体情形后，现在我们转入讨论主持改制的周伦（1463－1542）其人。按，周伦《明史》不立传，不过，焦竑的《献征录》收录了无名氏所撰周伦小传，云：
南京刑部尚书周伦，直隶昆山人，弘治己未（十二年，1499）进士。初授新安知县，选为监察御史，以建言忤逆瑾，罚米二百石输边。瑾诛，复原职。历升副都御史、南京工部右侍郎、南京刑部尚书。召入为刑部尚书，寻复改南京刑部致仕。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卒于家，赐祭葬如例，赠太子□保，谥康僖。
小传对周伦的记载非常简略，除了其籍贯、出身、任职、谥号外，我们只是了解到他不愿依附刘瑾，因此受到后者的报复。所幸周伦的诗集《贞翁净稿》传世，中间留下了一些重要信息。
《贞翁净稿》十二卷，拾遗一卷，现存嘉靖三十七年（1558）周凤起刻本（凤起为周伦三子，时任太仆寺丞），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诗集前有序言数篇，其中赵士英的《贞翁净稿叙》对周伦的生平进行了概要的评述：
先生之才之趣，大抵出于天成，而尤根于理学。观其在新安建静修书院，以教学者；在平阳创尧舜禹三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因河清而论《春秋》不书祥瑞，恐开侈心，疏止乌思藏番供与宫中佛事，以辟异端，廓如也。此其理学何如哉！其人品何如哉！是故当逆瑾宠赂熏灼之世，而不容于瑾，罢其官归；处张、桂炳用之日，而不有所附丽，徊翔南署，听其请老，讫不得大行其志，以终太平之功。
周伦疏止乌思藏（《明史》作乌斯藏）番供与宫中佛事，见于《明史·西域三》。正德十年，乌斯藏来贡。“时帝惑近习言，谓乌斯藏僧有能知三生者，国人称之为活佛，欣然欲见之。考永、宣间陈诚、侯显入番故事，命中官刘允乘传往迎”。阁臣梁储等以“西番之教，邪妄不经”、“骚扰邮传，为官民患”等由，上疏劝止，“帝不听”，周伦当时任十三道御史，和礼部尚书毛纪、六科给事中叶相等上疏，正德皇帝还是拒不采纳。
周伦与张璁、桂萼结怨一事，《明史》也稍有提及。此事发生于嘉靖初年，起因于杨一清与张、桂等因议“大礼”而互相倾轧。张璁因议礼入阁后，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张璁等颇不平，于是上疏阴诋一清，而一清屡求去。当时给事中王准、陆粲“发璁、萼招权纳贿状，帝立罢璁、萼，且暴其罪”。张、桂的同党霍韬以为“张、桂行，势必及我”，“遂上疏力攻一清，言其受张永、萧敬贿。一清再疏辨，乞罢。帝虽慰留之，而璁复召还，韬攻益急，且言法司承一清风指，构成萼罪。帝果怒，令法司会廷臣杂议。出刑部尚书周伦于南京，以侍郎许讃代。”结果，一清落职闲住，“疽发背死”，在愤怒中离开了人世。考《明史·七卿年表》，周伦于嘉靖八年（1529）五月任刑部尚书，九月改南京刑部尚书，可推知此事发生于嘉靖八年。不久，周伦请求致仕，回家乡居至去世。从上述记载中，周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清楚，他可能受到了杨一清的支使，但更可能是两党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并未依附于张璁、桂萼一党。
周伦在山西的经历，我们所知甚少。不过，在《贞翁净稿》中，收录了《谒明道先生祠》一首，颇值注意：
河南程夫子，西附泽学宫。岂尝宰属邑？去后遗芳踪。学续孟氏绝，派接周孔宗。斯文寄天地，所在皆周充。道在神亦在，随寓当致隆。人文开圣化，剖析伊谁功？庙貌复小创，百代人心同。椒浆酹霜露，恍若承春风。薙艹凛懿范，断碣莓苔封。名宦杂木主，翼翼西与东。伐石新旧剥，汰亵专尊崇。郡吏应曰可，士庶忻相从。翌日告事集，昭阳作噩冬。
河南程夫子指的是程颢（1032－1085），他曾在北宋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间出任平阳东面的泽州属县晋城的县令。金末元初，在当地士大夫建构地方学术传统的过程中，程颢令晋的事迹开始被不断言说，程颢设立“乡校”的事迹也开始被不断提起，当地对他的祭祀也次第举行，在泽州学宫侧设立了
结合上文对周伦生平行事的讨论，大致可以认为，尽管周伦未必是礼教的卫道士，对推行教化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但是，他在京城和外地任职期间，对维护仪式的正统性，实际上有相当高的自觉性。周伦清理尧庙的祭祀体系，并非出自他一时心血来潮，而与他平日的行事作风大体是一致的。
最后，还需要对《三圣庙碑》作者顾鼎臣的情况稍作评论。据《明史》本传记载，顾鼎臣（1473－1540），字九和，昆山人。弘治十八年进士第一。授修撰。正德初，再迁左谕德。嘉靖间，历詹事、礼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礼部尚书，嘉靖十七年（1538）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寻加少保、太子太傅、进武英殿。十九年（1540）卒官，年六十八。赠太保，谥文康。有《顾文康集》等传世。从《明史》本传看，鼎臣对礼仪的态度，与周伦判然有别。担任礼部右侍郎期间，“帝好长生术，内殿设斋醮。鼎臣进《步虚词》七章，且列上坛中应行事。帝优诏褒答，悉从之。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因此，鼎臣以所谓的“异端”或“左道”媚君，开了嘉靖朝士大夫撰写青词的先河（这些青词未入文集，应为鼎臣子孙所削），这是第一点。嘉靖十三年（1534）孟冬，享于太庙，命当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顾鼎臣及侍郎霍韬捧主，“二人有期功服，当辞，乃上言：‘古礼，诸侯绝期。今公卿即古诸侯，请得勿避。’礼部尚书极诋其非，乃已”。这件事也说明，顾鼎臣为了一己的荣辱，可以毫不顾忌时人看重的丧服礼仪，这是第二点。另外，顾鼎臣担任阁臣之时，李时、夏言先后担任首辅，“鼎臣素柔媚，不能有为，充位而已”。可见鼎臣政治上没有多少建树，在儒、道之分的立场上也暧昧不清。不过，鼎臣官侍从时，曾上疏厘定东南赋役失均问题，并首倡建筑昆山城，使昆山免于倭乱，乡人曾立祠祀之。应该说，江南老家对顾鼎臣的风评还是不错的。
归有光在为《贞翁净稿》所作序言中曾提到，自嘉靖继位以来，昆山人担任尚书者凡四人，“毛文简（毛澄——引者）为礼部尚书，朱恭靖（朱希周——引者）为吏部尚书，顾文康公以礼部尚书入殿阁，三公皆大魁，由禁林迁，独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周康僖公自御史优游寺院而至”。周伦和顾鼎臣都是江苏昆山人，但前者长后者十岁，比后者早六年成进士，而后两年去世。归有光又说周伦“为人清癯，萧然如野鹤，居官不事名迹”，其性格与顾鼎臣应该是颇为不同的。因此，两人的关系可能不会太好。不过，在周伦修复尧庙之时，顾鼎臣正在京城做官，他身为进士第一，在当时大约颇有文名，因此，周伦写信给他，请他撰写重修碑记，也并不是出人意料之事。不过，出人意外的是，他的请求幷没有得到顾鼎臣的同意。顾氏撰写碑文时，尧庙已落成五年。所幸在这个时期，鼎臣尚未牵涉到违反礼制的事情，因此，他还可以抓住周伦改建尧庙一事，大谈特谈礼仪教化的大道理。
五 明末以降平阳的帝尧祭祀
作为故事的尾声，我们还要交代一下明末以后平阳帝尧崇拜的一些变化。首先应该说明的是，自正德辛酉重修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尧庙再次毁于地震，朝廷“奉旨发帑建修，颁发御书匾额”，增修万寿宫。道光十三年（1833）重修。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火，光绪间（1875－1908）年由镇守刘广才重修。1938年，万寿宫毁于日军之手。日本投降后，晋军拆毁了舜祠和禹祠。
从《临汾县志》看，与前述正德辛酉的格局相比，民国时期所见尧庙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中间是广运正殿，祀帝尧；右边是重华殿，祀舜；左边是文命殿，祀禹；后为光天阁，右丹朱祠，祠左娥皇女英祠，东为三圣考庙。舜和禹的位置被调换，这不知是由于编者视角的变化，还是因为两者的位置已被置换。原先三圣祠后为奉祀尧、舜、禹的三圣阁，如今改为光天阁，在附近添建了安置帝尧妻室塑像的娥皇女英祠和奉祀尧、舜、禹三人父亲的塑像的三圣考庙。这些变化很可能发生于康熙或光绪重修期间，而且在供奉重要神明的庙宇内，划出专门的单元奉祀其妻室和祖考，乃是清代相当通行的一种做法。每年季春，地方官绅诣祭尧庙。
另外，围绕尧庙的祭祀，在当地兴起了尧庙庙会，日期是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这个庙会开始的年代不详，但据说至康熙朝，日期改为
正德重修尧庙后更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是尧陵作为地方祭祀中心的兴起。这个帝尧陵，位于今临汾市东
嘉靖十八年的重修，历时三月。三月开工，五月即告竣。此次重修，有两点值得注意。在重修期间，赵统与平阳府同知刘崇儒、通判于慧、推官冯时雨等议定春秋二祭的仪注、祭器、祭品等，并将之刻于碑阴（即《祭祀仪注》）。仪注后列“献官并执事人”中提到：“献官并县知县东，分献官、本县县丞西，分献官、县学□□，如遇□□挨次选用。礼生十□名，俱县学生员。”可见，借此次重修，官府开始正式介入尧陵的祭祀。此其一。此次重修虽源于王汝楫的倡导，但赵统在中间扮演的角色也不容忽视。据《临汾县志》记载，此人是陕西临潼人，进士，嘉靖十五年（1536）担任临汾知县，在任期间，曾“豁里书飞诡之积弊，免阖邑荒地之征输；严惰农之禁，立社仓之法”，又“作社学，修文庙”，因政绩斐然，入县志《名宦录》。时人亢思谦所撰的《邑侯赵公遗爱碑记》，更提到“嘉靖丙申（1536），我邑侯讳统以制科来令于兹，……邑多淫祠，侯存其有功德于民者，其不合祀典者撤之，乃新帝尧之陵焉”，可知赵统还曾在临汾毁淫祠，足见其行事于上文讨论的周伦实有相似之处，此其二。不过，据嘉靖十八年碑文记载，在重修陵寝庙的过程中，在都宫外东建斋室，西建神庖，南建神厨等，“又辟一门于西中，为守冢道士院一区，凡屋二十间，置守冢道士五”。此处又可见赵统虽曾毁淫祠，对道士看守陵寝则不以为忤，这一态度似有别于周伦。可知正德、嘉靖时期，在以恢复礼制为己任的士大夫当中，对道士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
到清代后，我们对尧陵的详情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乾隆年间临汾一位地方官李早荣撰写的《尧陵殿宇碑记》，讲述的是乾隆五十年（1785）前后李氏主持重修尧陵殿宇的经过。早荣开篇即指出，“尚论古帝者，多称尧舜，而平阳乃陶唐故都，临汾为伊祁旧里。其时巡之举，二典弗传，是帝陵之在此冀方也明矣。”然后他提到平阳尧陵的建筑和当地人对尧陵的祭祀活动：
谨稽县志，城东七十里郭行、北乔二里间，俗谓之神林，又谓之神临。陵高一百五十尺，广二百余步，旁皆山石，惟此地为平，土深丈余，已言之凿凿矣，乌得以其祀在东平也而疑之。故清明佳节，二里联香火盛会，以伸拜埽之情。九月上旬，主斯地者骏奔而对越之。春秋二祭，沿而不废，不知几百年于兹矣。
早荣提到的尧陵，在临汾县东七十里，位于郭行、北乔二里交界之处。他说，每年清明，二里百姓在此“联香火盛会”，又提到在此举行“春秋二祭”，从上下文看，这些应当不是全县联合举行的，由地方官府主持的祭祀仪式，而是由上述二里组织的跨村落的仪式表演，因此，明嘉靖年间官府介入尧陵祭祀的做法，可能并未延续至清代。接着早荣提到，乾隆五十年三月，他因公务途经尧陵，见到拜殿破败的情形，于是与当地士绅商议重修，得到地方人士的响应，重修的经费，按地丁钱粮均摊，作为回报，早荣许诺，日后若有可能，将免除当地的部分差役。至同年十月，早荣重访此地时，重修工程业已开始，但当地人告诉他说，工程需三载方可竣工。因此，在写《尧陵殿宇碑记》时，尧陵的重修工作才刚开始不久。
乾隆五十年以后，在知县王简的倡导下，对尧陵殿宇进行了重修。这次重修的主要经费仍然由郭行、北乔二里筹集，但也得到了临汾其他里的捐助，王简提到：
（尧）陵隶郭行、北乔二里之墟，二里黎庶，累代尸俎祝之，封壤护之，近复缭以垣壁，创建享殿、坊楔、舞亭、斋舍、庖湢，交辉于柏青云白之间。……二里之唯为陵事单出里，如《郊特牲》所云“唯社邱乘供粢盛”者，所以美报也。六十四里两坊之不供粢盛而出邱乘，亦如不出邱乘而供粢盛以美报矣。推之一人之心而合，推之万人之心而合，推之一世之心而合，推之亿万世之心而合，故曰天也。
不妨推测，清中叶以后，尧陵祭祀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之中，参与尧陵祭祀的村落增加了，因此捐修尧陵的也乡村范围扩大了。
目前，笔者尚无机会考察临汾尧陵，不过，根据当地文史工作者的调查，陵园内保存了十余通碑刻，中间提到的两个史事值得注意。其一，每逢清明时节，附近八村居民，鸣锣击鼓，云集陵园，供献祭祀，举行香火盛会。同时由县府官员主持，举行集体祭祀的仪式。届时还聘名班优伶演戏助兴。参加祭拜的游人，来自临汾本县与附近的浮山、翼城、洪洞、赵城、襄陵、汾城等县，甚至包括邻省的香客，可见尧陵已成为区域性的帝尧崇拜中心。其二，尧陵建筑包括了正殿、献殿、配殿、厢房、耳房、斋室、神庖、神厨等，其中献殿之西为守冢道士院一区，共有房屋二十间，因此，即使相信正德尧庙改制后，道教被从尧庙清除，我们看到，在尧陵，道士还是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作为仪式专家，直至民国时期可能还继续影响着临汾的帝尧崇拜。
结语
本文考察的是金元至明代道教与尧庙的一段因缘。道教以姜善信重修为契机，在金元之际进入尧庙，至明代正德年间，才被周伦为首的省级高级官员清算。在这段因缘中，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金元时期，道士主导了尧庙、禹庙等大型祀典庙的重修。金元时期，华北创建、重修了不少伏羲、女娲、尧、舜、禹、汤等上古文化英雄的庙宇，这本身就是个有待解释的文化史现象。本文对姜善信生平的考察，表明一些与朝廷关系密切的道士，与这一现象有着相当大的关系，他们通过创建和重修活动，控制了地域社会中的重要庙宇，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客观上改变了华北某些地区的人文景观。
其二，明代士大夫对道教的态度，从明代中叶起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统朝重修尧庙的石璋等人，对尧庙中的道教因素还熟视无睹；到了正德朝，周伦等人却不再能够无视道教在尧庙中的存在。这中间的变化值得思考。因篇幅所限，这里无法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不过，这种变化与礼教实践在明中叶的兴起应该说大有关系。明代中叶，一批士大夫倡导礼教实践，广东的黄佐（1490－1566）纂《泰泉乡礼》，重整乡村礼教秩序；陕西的吕楠（1479－1542）、马理（1474－1555）等上追北宋《吕氏乡约》，以习礼相标榜；同时，福建的张岳（1492－1552）、林希元（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等倡导礼教的复兴，一时礼教秩序的确立成为士大夫共通的课题。 这种思潮的兴起，很自然影响到士大夫对道教的态度。事实上，正德癸酉尧庙改制只不过是明中叶礼教重整过程中的一个插曲。笔者在考察明代神乐观时，也发现了类似的过程。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建神乐观，确立了指派道士在郊祀中赞礼、奏乐、舞蹈的制度。正统朝以前，对这一做法持攻击态度的士大夫并不多。正统、景泰朝以后，对他们的批评开始越来越多。 这种变化固然与道教势力的扩张有关，归根结底，却应该是士大夫强调礼教实践的结果。当然，从对赵统的讨论还可看到，在明中叶致力于重修礼仪秩序的士大夫当中，对道教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像赵统那样的士大夫，尽管可能对淫祠深恶痛绝，但对祀典庙宇的道教因素似乎就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其三，时下对明史的讨论中，多强调嘉靖朝的“大礼议”之争对朝野的影响。诚然，以“大礼议”之争为契机，朝廷的礼制和政制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不同的区域社会也加快了转型的步伐。不过，从本文对尧庙的讨论看，士大夫对礼制变革的酝酿，并不开始于嘉靖朝，而是在正统朝至正德朝之间展开的。这样看来，嘉靖朝的礼制变革，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开端，另一方面也应视为明代中叶士大夫对礼制进行讨论和实践的一个合理结果。换言之，围绕礼制的话语和实践，在“大礼议”之争之前，是如何在士大夫中间，在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层面展开的，应该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明史的基本问题。
（收入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56—4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