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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亮_地方神廟與社會文化變遷——南昌西山萬壽宮碑刻研究
  发布时间: 2017-08-12   信息员:   浏览次数: 753

地方神庙与社会文化变迁

——南昌西山万寿宫碑刻研究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李平亮

一  前言

南昌西山万寿宫位于新建县西山镇,距离南昌城约30公里。因西山别称“逍遥山”,故西山万寿宫亦称“逍遥山万寿宫”。明清以来,由于万寿宫逐渐成为江西地方文化的象征,西山万寿宫的影响日益扩大。时至今日,每年农历八月前后,西山万寿宫都要举行规模盛大、长达40多日的“朝仙”活动。

前人关于西山万寿宫的研究,大多是从道教史的视角,考察唐宋时期净明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荷兰学者施舟人考察了以西山为活动中心的许逊教团,由民间教派演变为正统道教的历史过程。日本学者秋月观瑛认为,两宋时期国家对道教推崇促成了西山万寿宫的发展;宋以后的西山万寿宫,失去了国家性的宫观资格,具有更浓厚的民间信仰祠庙的色彩。郭武、黄小石、张泽洪、李刚等学者围绕许逊崇拜与净明道的发展,论述了西山万寿宫的历史及其“净明祖庭”地位的形成原因。此外,有不少学者从地方史或民俗学的角度,对西山万寿宫的文化意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西山万寿宫的历史文化内涵,但未深入探讨明清以来西山万寿宫的时代特征。

自宋代以来,伴随着西山万寿宫的发展,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历史文献资料。就笔者所见,现存有关西山万寿宫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明正统《道藏》中收录的《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净明忠孝全书等》、《修真十书》等;二是宋代以来地方文人所作的诗文和政府官员发布的告示。这些文献资料大多收入历代西山万寿宫宫志,还有少量散见于文集和地方志;三是山志和宫观志,如《逍遥山万寿宫志》,现存重刻或重修于清道光、光绪和宣统时期的3个版本,另有道光二十年刊刻的《黄堂隆道宫志》、乾隆三十一年刊刻的《西山志》及民国十三年刊印的《西山志略》。此外,西山万寿宫现存大量碑刻资料,尤其是尚未收入历代宫志的题名碑。本文主要依据这些碑刻资料及相关文献资料,探讨明清时期西山万寿宫与当地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

从时间上来看,西山万寿宫的碑刻集中产生于明后期、清前期及清后期三个历史时期。就其内容而言,明后期和清前期的碑刻主要是记述当时西山万寿宫重建的经过,清后期的碑刻则登载了大量捐款者向西山万寿宫捐款的具体数额,以及重建费用的收支明细。从涉及的社会群体来看,明后期的碑刻集中反映了士绅和党正阶层与西山万寿宫复兴的联系,清前期的碑刻集中体现出地方官员和士绅对西山万寿宫的塑造与影响,清后期的碑刻则全面展现了士绅、商人和香会等不同社会力量在西山万寿宫这一历史舞台上的合作与竞争。

上述碑刻资料表明,在明清西山万寿宫的发展过程中,官员、士绅、商人以及香会分别扮演了不同角色。那么,随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加入,西山万寿宫的文化内涵发生了什么变化?国家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和制约地方社会文化变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揭示地方神庙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意义。

二  士绅、党正与明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复兴

西山万寿宫奉祀净明忠孝道的祖师许逊(许真君),其早期历史经历了由祠到观、由观升格为宫的演变过程。据说,东晋时许真君仙逝后,族人于其旧居所创立“许仙祠”。到南北朝时,许仙祠改名为“游帷观”。不过,直至唐代以前,尽管许逊崇拜开始与道教发生了一定的联系,但“游帷观”主要还是许氏族裔和里人举行祭祀活动的中心。进入唐代,随着声势浩大的道教运动的开展,以胡慧超为首的道士群体对许逊崇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造,使之与道教的联系得到加强。至晚唐时期,形成了以许逊为代表的“净明忠孝道”。两宋时期的崇道政策,使许逊崇拜和西山万寿宫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白玉蟾、施岑先后编撰了《修真十书·玉隆集》、《西山许真君八十五化录》等书,使净明忠孝道发展为一个具有成熟教义和教派特征的道教派别,而西山万寿宫作为净明祖庭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并一直延续到元代。

元明之际,西山万寿宫的殿宇在战乱中被焚毁殆尽。洪武元年(1368),曾一度重建西山万寿宫内的正殿,但此后又趋于衰败,直至万历年间才得以全面复兴。曾任兵部侍郎的南昌人万恭,在《重新玉隆万寿宫碑记》中记述:

      豫章西山耸起萧峰,高入云天,锐剌空蒙,有石室据其顶,宋淳佑时所建。凌八荒,御八风,折而南图,控天而下,或播为大阜,或岐为迅涛,若万马奔腾。穿峡者为飞空火,为翔云鹤,六十里驻于玉隆之基,许敬之先生炼丹故处也。万历四年春,余偕李司寇迁、吴司空桂芳、李学使逊,溯萧峰而息于其故宫,寻唐垧,登宋封,则苍薜峨峨,顽石嵯嵯,而千百之复道遗迹、书检留琼,皆不可复识矣。已乃围手植之耆桧,索点金之遗扄,无不可见敬之先生者。而寂寂仙幢,萧萧钟鼓,彼所称千二百年枝委地,吾复兴,即令师出豫章,竟安所凭借哉?折而东,有古树焉,即飞来木,高可数寻,风霜万剥,肤理尽落,窍为虚中,内可容五人,外一窦,可俯而入也。余危坐树中,仰视则窍中云影霞光,若鼎彝翡翠;旁视则四壁峰层障拥,若追蠡奇绝。余倚而歌之。歌曰:“炼得身形似鹤形,古松枝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浑无说,云在苍天月在坪。”声冷冷上彻天窍,下震地窦,三公者凛然,招余而出之,余声犹在树中,皆大恐。余笑曰:“此于敬之先生,固入其玄牝而鸣其仙籁者耶?然故宫禾黍,不可复见矣。”归而谋诸张学士位,乃以万历十年中秋,觅仙迹,吊颓宫,载谋之谢大理丞廷杰、邓太史以讃,而万司马恭为之疏劵,遂纠值正殿而新之。乃抚院曹公大以五十金率而至,按院贾公如式以五十金率而至,合之乡好行其德者,约七百金有奇。始事于万历十一年七月,而学士复藉胥太府遇,下檄新建县丞张濯董其事,十三年秋乃成。正殿凡七楹,缭以石垣,华以赭垩,广袤规制皆若故,而堂构则更新矣。

由上引碑文可知,万历时期西山万寿宫的复兴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万历四年,万恭与李迁、吴桂芳、李逊等人游经西山万寿宫时,其地已是“故宫禾黍,不可复见”。游归之后,万恭即与张位商量重建之事。万历十年中秋,万、张两人再次“觅仙迹,吊颓宫”,并与谢廷杰、邓以讃等人商议重建之策。万恭撰写了募缘疏文,得到了江西巡抚曹大埜、监察御史贾如式各捐金五十的支持,加上当地乡民捐款,共募集经费“约七百金有奇”。万历十一年七月,西山万寿宫正殿开始重建,南昌知府胥遇委派新建县丞张濯监理其事。至万历十三年秋,重建正殿告竣,还新增了奉祀南宋理学名臣真德秀的逍遥靖庐和奉祀道家神灵的三清殿,西山万寿宫由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万历时期西山万寿宫的复兴,主要得力于万恭、张位等高阶乡绅的倡导和推动。那么,这些乡绅在地域构成上有何特征?他们在重建前后又有哪些社会活动?为了全面反映这一时期当地士绅与西山万寿宫的关系,现将有关资料列为下表,并略作分析。

从上表可知,万历时期参与西山万寿宫重建的士绅,都是来自南昌府的南昌和新建二县。他们或是积极谋划,或是解囊首倡,或是作疏募化,无不以重建西山万寿宫为己任。不仅如此,从万恭“爰属乡之父老具呈当途”的做法,我们不难觉察当时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据《胥太尊给募缘簿》记述,当时出面向官方请求重建西山万寿宫的人群,并非常南昌、新建二县的士绅群体,而是新建县二十二都的党正鞠邦正等人。鞠氏在给南昌府的呈文中,强调西山万寿宫为“历朝敕建宫观,载在祀典”,因而重建该庙“非崇异端,实造民福”。而江西巡抚等各级地方官员在各自的批复中,都表示重建费用巨大,“官银难以照数给助”,主张通过由官方授权、会首劝募来筹集资金。因此,尽管江西巡抚曹大埜、监察御史贾如式两人分别“以五十金率而至”,但他们还是将重建西山万寿宫视为一种民间行为,表现出官方与西山万寿宫之间的某种距离感。值得注意的是,在江西各级地方官员的公文中,还有“蒙朱批送乡宦为首之家”的说法,并将万恭、张位、邓以讃、谢廷杰等四人列名于公文末端,表明由党正阶层提议重修西山万寿宫,正是体现了地方士绅的集体意愿。因此,我们可以将万历时期西山万寿宫的重建,视为以士绅、党正为代表的地方利益集团兴起的象征,而通过此次重建工程,官府、士绅、党正等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得到了整合。

通过对《重建玉隆万寿宫碑记》和相关文献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发现明后期江西地方社会权力体系的演变,也不难看出明后期官方宗教政策的重大变化。明朝建立后,加强了对各地寺僧道观的控制与管理。《明会典》规定:“凡庵观、寺院已给度牒僧道,有田粮者编入黄册,与当地里甲户一体纳粮当差,并于户下开写一户某寺院庵观、某僧某道,当几年里长、甲首,无田粮者编入带管畸零下做数。”此外,明王朝还将未获得国家认可的庙宇,一律归入“淫祀”之列。据《明会典》记载,明代江西被列入国家祀典的庙宇仅有十座,而南昌府仅有忠臣庙列入祀典。在明初至万历朝的近200年时间中,西山万寿宫长期趋于衰败,无疑与当时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级地方政府执行的宗教政策逐渐发生了转向。到万历前期,南昌府有数十座庙宇和忠臣庙一同被列入地方志中的“祀典”栏。新安人范涞任南昌知府期间,在地方士民的要求下,对南昌城附近曾经纳入官方祀典的庙宇进行了一次全面修复。可以说,正是明后期官方宗教政策的转变,为西山万寿宫的复兴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明后期的西山万寿宫,实际上已经成为里社祭祀的中心。明初推行里社制度,要求全国每里建一社坛,奉祀社稷之神,于每年的二月和八月举行祭社仪式。与此同时,政府又禁止民间的其他宗教活动。如《明会典》记载:

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徉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其民间春秋义社,不在禁限。

由此可见,在明代法定的民间祭祀中,除了里社祭祀外,其他宗教活动都是非法的。但是,由于官方所倡导的里社祭祀仪式脱离了民间原有的里社传统,因而无法在各地全面推行。至明后期,许多地方的里社祭祀活动,已经与民间神庙系统有机结合。西山万寿宫的“南朝”仪式,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

      “南朝” 始于唐宋时期,指的是许真君前往黄堂隆道宫拜谒其师谌母。南宋道士白玉蟾在《修真十书·玉隆集·续真君传》中记述,在“南朝”仪式中,“乡之善士咸集,陈宴享之礼”。至明清时期,这一仪式活动仍是西山万寿宫祭祀系统中的重要仪式之一。不过,从明中叶开始,“南朝”仪式已经与里社祭祀活动相结合。据光绪《逍遥山万寿宫志》记载:

里人仰体许公忠孝至意,仍于八月三日奉仙驭往谒之。此南朝之所由昉也。同社首事者,惟金田、泉珠十五姓轮行之,约三年一举。迄明万历间,社拆为二,金田上下十姓为东社,泉珠左右五姓为西社,轮行扈跸。岁五月朔,告事者诣宫设醮,卜珓问行旌,或数年、或数十年,而后一允所请,公盖虑疏固怠而数则罢也。

由此可知,在明万历朝之前,负责“南朝”这一仪式的是里社社首,而社首则由金田和泉珠两地的十五个姓氏轮流担任。到明万历年间,原来的里社分析为两个社,其中金田上下十姓属“东社”,泉珠左右五姓属“西社”。分社后的“南朝”活动,则改由东、西二社轮流负责护送许真君前往黄堂宫。另据一份名为“大明嘉靖三十六年后累届南朝编年”的文献记载,从万历五年至万历二十八年间的三次“南朝”,均是以同社的名义进行。东、西二社轮流护送“南朝”,始于天启二年,并一直延及至清光绪三十三年。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随着以“南朝”为代表的民间祭祀活动与里社制度的结合,明后期的西山万寿宫实际上已经成为里社祭祀的中心。

三  官员、士绅与清前期西山万寿宫的演变

明末清初,西山万寿宫因战乱而进入了一个衰败期,宫内“明塘湮塌,茂草榛芜,杂店纵横,淫荤秽藉,羽流星散,市侩云翔”,就连“逍遥靖庐”亦为市庸占据。不过,自康熙年间始,西山万寿宫的规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至乾隆时期,俨然已是一派胜景。乾隆五年,新建县举人丁步上在《重修玉隆万寿宫石镌記》中,详细记述了清前期西山万寿宫的演变过程,对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颇有助益。兹引述如下:

        间尝历名山,得纵观古仙人奉祀之场,多宫观嵯峨、缔造丽都者,大率后人因境地之佳,遂创祀以名其迹,然亦或兴或废,非必尽为当年里居,报功崇德于不朽也。我祖师旌阳令许先生,晋忠孝子臣也。学本净明,生平为国为民,诸伟绩文献沿传,更仆难数。江右食德最厚,所在无不庙祀。独西昌逍遥山为发祥故址,世传先生晚退隐于此遐冲云。宋改观曰“玉隆宫”,厥后创修不一,迄于今风雨飘摇,零落黯淡,拜谒祷祀者惟悄然付之太息。岁戊午,邑中国学郭君云崇奉大中丞岳公登高之呼,受周麾振兴命,予从兄如则与云崇诸君子同首其事。既落成,云崇复征予言记之。予曰:“是役也,中丞岳公、方伯阿公已勒鸿章纪成于正珉矣,愧予末学,敢赘辞?”君曰:“惟大人纪其成,故更请综今昔修创之迹,镌铸诸石,为来许劝。庶上不负宪台培护至意,下不负四方善士乐助之诚,且亦见此地实有其不朽于后世者在。”予韪其言,因思我旌先生以忠孝之精诚,格天地,通古今,今兹睹庙貌,相与维持其废坠者,皆国家忠孝之选,为世之仁人君子所忻慕而乐道。予尝征诸文献矣。初玉隆宫敕建于宋,式仿西京宫制,后毁于元之壬辰。迨明万历十年间,大学士张公洪阳、司马万公两溪诸乡先生,偕中丞曹公各当事任兴复计,大殿乃成。越七年,惟三清殿得重修。国初己亥,雪堂熊少宰倡建玉宸宝阁。康熙己酉岁,中丞董公复建谌母阁。是年粗建关帝殿者,惟羽士徐守诚。后迁建三官殿,皆赖其广募之力。岁庚申,王方伯又捐修殿阁,此皆前人之序记,尤历历详备者。溯明以来,虽未克复宋时旧制,亦洊加恢廓。今远者历百余年,近者亦历七八十年。肇创者不易,后之继美尤难也。幸际岳公抚我江右,成民之暇,致力于神,毅然思所以维持忠孝迹,谋之各宪,佥同倡善心。方伯乃檄下郡县酌议共襄厥事,郡太府董公先为士民乐助告,且与邑大夫朱公选本乡之干练老成堪为付托者,偕君而九,指画规制,拣委乌山巡司廖亲相董视,盖上下敬共欢然,喜为先生蠲《清庙》、颂《閟宫》也。时大中丞暨各宪台悉捐俸首倡,君素好义举,慨任管理,率千金,并请郡邑印疏,分柜投缘,同首事者亦争先捐率。选材鸠匠,择吉兴工,色色具饬,共结庐为寝食所。一木石,一布置,皆归指课也。四方之闻风慕悦者无不鼓舞相劝,赍金钱以佽成绩。旧所建殿阁,撤朽易新,缮完增葺,一归于苞茂严整。大殿之东,薙草剪芜,新构关帝殿,凡皆金碧陆离,赭垩绚奕,并绘圣像金容,俨然璀璨;其西先贤之靖庐旧址也,今重建后则西山真公像祠。登半山之高,有楼曰“望仙”,可远眺万象。折而北不数十武,为偶来松下静室,有曲径通幽之趣。左之偏更辟隙地,别为黄冠居室,遥与靖庐夹辅殿阁若两翼然。即廊庑、斋厨,无不清肃。缔造既备,环以石垣,而重门已将将其有伉矣。嗟乎!莫为之后,虽盛弗传。举畴昔黯淡零落之迹,一望峻宇华檐,星罗棋置。美哉,玉隆宫兴之盛事也。即苍松枯柏披拂而环带者,亦掩映生色,逍遥胜地,耳目又一新矣。岂等之古今诸仙迹极一时壮丽,旋有时叹铜驼于荆棘者哉?夫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向使非旌先生之忠孝,与各当事大人之忠孝相为感通,而当事大人又默孚乎付托之多士、乐助之众缘,以鼓其作忠作孝之心,亦乌能不介而孚、相与维持忠孝之故绩于弗替也?后之同志者又将睹庙貌,嗣而葺之,其弗甘让美于前人矣。大中丞岳公名浚,方伯阿公名兰泰,郡太府董公名文伟,邑大夫朱公名允元,乌山司廖公名宁退;若首事姓氏,已刻董公劝助榜文。至计费若干金,又首事者所能纪,予不必述。始事于乾隆三年之仲夏,竣功于四年之仲冬。上抚兹盛举,亦忻慕而乐道之。彰往昭来,不辞固陋,君遂命石工镌于殿之西,以窃续大人之正珉,且惧且惭。

时皇清乾隆五年庚申岁上已之吉。

由上引碑文可知,清前期西山万寿宫的发展,既延续了原有的传统,又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首先,从清康熙年间至乾隆时期,西山万寿宫的日渐繁荣,乃是江西各级地方官员主导的结果。如碑文所言,在康熙年间,江西巡抚董文伟和布政使王新命先后修葺或创建了谌母阁和关帝殿。乾隆初期的全面重建,涉事的官员既有上至省城的巡抚和布政使,也有下到府县政要和乌山巡检司。他们或是捐俸首倡,或是发文劝募,或是监理工事,将一套完整的地方行政体系渗透于重建工程的不同环节,使之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其次,虽然碑文的作者丁步上拥有举人的身份,但并未参与倡导或实际的重建工作。当时受江西巡抚岳浚之命负责具体事务的,乃是丁氏之兄如则和国学生郭云崇等人。至于劝捐首事,则由郭云崇和其他8位“干练老成”之人充任。与明万历时期万恭、张位等乡宦倡导重建,由党正呈文并募缘的做法相比,清初的重建过程有很大差异,表明士绅群体在西山万寿宫事务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此时士绅群体未能在西山万寿宫的舞台上展示自身的政治力量,但从丁氏在碑文中追溯和强调张位、万恭等人与明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历史联系来看,地方士绅对西山万寿宫的认同并没有被削弱,而是将其视为一种重要的地方文化传统。因此,正如我们将在后文所看到的,当地方政治环境得到改善之时,他们又将全心投入到西山万寿宫的各项活动之中。

最后,乾隆时期西山万寿宫重建的费用筹集,借用了明万历时的做法,即除了江西巡抚和各级官员的捐献外,还通过官方发文劝民乐助来获得所需的资金。“设柜募缘”这一传统的延续,不仅体现出西山万寿宫这座庙宇的民间性,还为地方社会不同阶层与西山万寿宫的历史发生联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现实途径。

在清代前期,江西地方官员为何大力倡导并支持修建西山万寿宫呢?当地士绅为何未能在重建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呢?笔者认为,这应与当时江西地方社会变化直接相关。

清初,江西战乱频仍。顺治八年,降清明将金声桓在南昌重新打出反清旗号,不久为清王朝派兵镇压。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乱”爆发,江西再次成为战争的前沿。历经多次战乱的江西社会经济,呈现出一派衰败之景。如江西巡抚安世鼎所说:“窃惟江右一省,迭经寇乱之余,百姓不绝逃亡,妇女被掳散失者难以计数,所存寥寥,喘举皆锋镝余生。户鲜盖藏,室如悬磬,方苦谋命之不遑,又虑追呼之迫切。”更为严重的是,“自甲寅变乱,闽寇窃据湖东……从贼者不可胜数”。这一态势又因政府行政能力不足而不断恶化。据时人汤来贺记述:

      昔民多富足,而江右鲜盗;偶有一盗,则官必锄之。今一郡之中,殷户无几,而寇盗充斥,剽掠频闻。官司不究强盗,而专困失主,故民间不敢控告。或有势豪被劫者,偶一鸣官,则又讳强而为窃,且听其仇攀,株连受引,延引无辜,使良民立破其家。而真盗反因而得计,或渔猎于狱间,或优游于事外,捕快狱卒,反为真盗之爪牙,听其指使,以诈民财。如斯养盗,盗风不日炽乎?

由此可见,清初江西社会几乎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因而安定民心、重建地方秩序必然成为地方官员的首要目标。如江西布政使王新命就说:“江右之要务,莫急于安民。”因此,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加强道德教化,各级地方官员身体力行,支持并参与西山万寿宫的重建。江西巡抚岳浚在《新修万寿宫碑记》中,对此做了如下解释:

      玉隆万寿者,晋许真人之游帷观也。……旌阳……神功赫奕,彪炳人间,至今故老史乘中犹能传其轶事。若夫舆论道以忠孝为宗,净明为本,世特称为忠孝神仙焉。夫忠孝之义大矣。芸生之众,不外为子为臣,而神圣之道亦唯此。克忠克孝,天之经、地之义也,人之纪也。忠孝全而人道尽,人道尽而其道可儒可玄,其人可仙可圣。……今旌阳之德若此,其功若彼。《记》曰:法施于民则祀之,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宜乎。豫之民之岁祀勿辍,而崇德报功于不朽。……是役也,初非予之尚崇仙灵,表扬玄教,诚念其功德之及民于今不朽,而乌可令其故居宫阙之或朽乎哉?

由此可见,岳浚褒扬许真君的“忠孝之义”与倡导重建西山万寿宫,乃是将其作为一种教化手段。当地文人在自己的论著中,也同样强调了许真君崇拜的教化功能。如时人许力臣就认为:“独从真君仁孝发挥,觉仙佛路径不出吾儒范围,可以正人心、维风俗。

清初江西的士绅阶层,在战乱冲击和官府的压制下,无法对地方事务进行积极的干预。顺治朝举人、时任刑科给事中的南昌人谌名臣,在论及当时江西五大困事时,对士绅阶层的状况有如下描述:

一曰士困于文教不兴。江西民无末作,习儒者多,即以南昌一邑论之,每次应童试者不下六、七千人。丙戌、辛卯、甲午乡试,每次中试者多至二、三十余人,少亦十余人。今三年入学者才十五人。有司呵叱凌辱,等诸奴隶。

一曰绅困于摧抑苛求。臣闻近来废绅有稍饶者,官府凌辱索诈,种种不堪。或有刁民以一纸虚词、希泄私念,官府便视为奇货可居……

不过,自雍正以后,士绅阶层又逐渐恢复元气,在西山万寿宫的各项事务中重新活跃起来。如乾隆时期新建县国学生郭云崇,不仅为重建西山万寿宫捐助千金,还随同举人丁步上修辑了《逍遥山万寿宫志》。嘉庆年间,新建县士绅胡执恕鉴于西山万寿宫“倾倒堪虞”,故上书江西巡抚,恳请“批示各属详加筹画,妥议章程”,“以重皇伦而隆祀事”。嘉庆六年,胡执恕等用重修真君殿余资,在宫内增建了文昌宫。道光十八年,士绅公议重修西山万寿宫,新建人、州司马胡昕芝“备赀倡首,各绅耆竭力劝捐”。通过以上各项活动,士绅阶层逐渐恢复了在西山万寿宫中的主导地位,而官方则相应退居次要地位。

清前期地方官员对西山万寿宫的支持,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文化内涵。前已叙及,早在明万历时期,西山万寿宫就与里社祭祀紧密联系在一起,许真君也被忠孝乡的东、西二社视为里社之神。然而,由于清初江西地方官试图将许真君塑造为江西全省的地方神,这就引发了东、西二社与地方政府对许真君这一象征资源的争夺。嘉庆三年的《奉宪安腹碑记》,对此有如下记载:

      新建县正堂朱宪示谕:“省属”两字本无歧异,如抚宪管辖全省。示谕阖属军民者,不必更改。至忠孝乡彰善之称,系表扬真君懿行,并非东、西二社之美名。且福神久为江西阖属人民仰戴,童稚咸知,何得以此乡里争执,可见无知。姑候临期节除,以省烦冗、以息争端可耳。爰诹戊午六月十一未时,县主亲谒殿庭,安腹开光,重新许祖圣像。真仙降生于吴赤乌二年己未正月二十八子时,冲举晋宁康二年甲戌八月十五吉时拔宅飞升,祈恩保吉。阖属信士、弟子祠下众姓人等,同奉祖师江西福主、九州都仙、神功妙济、龙沙会主万寿真君锦腹,安腹八字戊午、己未、癸卯、己未。

      皇清嘉庆三年岁在戊午冬月日立

由上述碑文可知,嘉庆三年六月重新塑造西山万寿宫内的许真君神像,在神像开光前,地方官员以许真君为全省之神,因而在祭文中书写“省属”二字。而东、西二社则声称,许真君作为“忠孝神仙”,应为忠孝乡的乡里之神。为此,新建县令特地发布文告,强调许真君“久为江西阖属人民仰戴,童稚咸知”,而忠孝乡并非东、西二社之美名,因而在开光时不必书写。至神像开光之日,新建县令亲赴西山万寿宫主持仪式,并于事后立碑示禁。经过此一事件,许真君逐渐由“里社之神”向“全省之神”转化。嘉庆八年,江西巡抚秦承恩因西山万寿宫祈雨得应,奏请加封许真君为“灵感普济之神”,列入官方祀典,进一步加速了许真君向“全省之神”的转化,成为江西地方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共同祭祀的对象,西山万寿宫开始由明后期的里社祭祀中心向跨地域的祭祀中心转变。

四  绅商、香会与清后期“跨地域祭祀中心”的形成

同治时期和光绪末年,西山万寿宫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重建。在此过程中,不同的地方利益集团与西山万寿宫的关系呈现出新的历史特点:地方政府不再是西山万寿宫重建的倡导者,士绅阶层在西山万寿宫事务中的占据了主导地位,商人阶层借助经济实力分享西山万寿宫的领导权,普通民众则通过香会组织与西山万寿宫发生联系,并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登上这一地方政治舞台。

同治七年,在以刘于浔为首的地方士绅主导下,西山万寿宫进行了新一轮的重建,并于同治十三年完工。在此次重建过程中,士绅阶层不仅在经费募集上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而且取得了西山万寿宫各项收入的支配权。为此,南昌知府和新建知县联名勒碑示禁:

        署南昌府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王、为新建县正堂加十级纪录十次陈颁示勒碑事。据阖省绅士等禀称:“窃照西山万寿宫为净明许眞君飞升福地,经合省官绅劝捐修复,并经禁止不准私设篷摊,阻碍道路。其贩卖各物人等,每届香期,由局酌设板篷,听予租赁,岁收租钱约计二百串,以备修葺之费。办理数年,规模整肃。而向来岁修尚有签资一款,所收甚巨,归住持道人经理。近因年久废弛,漫无稽核,以致半归私匿,半属虚縻。现在大工将及告成,自应妥为筹划,垂诸久远。兹绅等公同核议,查得住持道人本有赡田,所有秋季签资约在七八百串,酌提一半归为岁修,一半给与住持津贴。其春夏冬三季签资,仍归住持经理。拟于本年香期为始,自七月望后,由省城万寿宫请司事二人至山,搭盖板篷,并专管正殿签资。设立逐日簿,至九月底结算。除给住持一半外,实存若干,并所收摊租一并缴存省城,以备岁时修葺之用。庶几事归核实,费不虚縻,禀恳察核颁示立案,以便遵照勒石,垂诸久远,实为德便,上禀。”等情。据此,除如禀立案外,合行示谕。为此示仰住持人等知悉:“倏届季秋香期,仍由省城万寿宫酌派司事二人,照旧至山,搭盖板篷收租,所有正殿签资,自应逐日设立收簿,至九月底结算若干,半给住持,半归省城,以备岁修之资。”自示之后,务各遵照派分。倘有私匿情弊,诸该绅等随时指禀地方官查拏究惩,以肃香规,而垂久远。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同治十二年闰六月二十三日

清代后期,地方士绅还借助编修志书,巩固和强化对西山万寿宫的控制权。光绪三年(1877),以刘于浔为首的士绅阶层重修《逍遥山万寿宫志》,将旧志中“不谐音律、不合体裁者,悉为删削”,并详细记述同治时期士绅重修西山万寿宫之事迹。光绪四年,“阖省士绅”呈禀江西通志局,再次强调士绅阶层在同治时期重修西山万寿宫中的核心地位,“恳请大局俯赐采录别为立记,续入通志,垂诸久远。以著灵应之迹,以遂向往之沈”。宣统元年,以赐进士出身、新建人魏志良为首的士绅群体重修了《万寿宫通志》。魏氏本人对此亦有如下评述:“夫庙貌之崇隆,犹是外观之饰;而篇章之记载,实有其内容之者,君于修殿后立谋修志,洵可谓知所重矣。”正是借助修志这种文化创造,士绅阶层成功地将自己的文化印记植入西山万寿宫的历史之中。

在重建西山万寿宫的劝捐活动中,逐渐确立了各地士绅阶层的领导地位。光绪三十四年,丰城县为重建西山万寿宫募捐,专门设立了董事机构。在14位劝捐董事中,共有例贡2人、监生7人、同知衔2人、守备衔1人,另有新式士绅——议员2人。由此可见,无论是传统士绅阶层,还是新式地方精英,都在处理万寿宫的相关事务中居于领导地位。

      清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与商人集团的积极参与也有密切关系。早在乾隆四年,当江西地方政府发出募缘重建西山万寿宫的榜文时,“远近风从,士民踊跃,商贾欢腾,捐输乐助,源源而来”。道光年间,广东豫章会馆总首、丰城人刘芳,以一己之力重刻了乾隆时期编修的《逍遥山万寿宫志》。同治年间的重建费用,主要由“绅商富户解囊乐输”。光绪年间的修缮之资,亦是由裕厚昌、怡生厚、乾大信、德盛、大生、惠元祥六大钱号各垫银千两,作为省城劝捐局的开办费用,而全省鞋业、帽业等七个行业公会和大量的商号,也多次为修建西山万寿宫募集或捐献了大量款项。 在设立于省城的劝捐总局中,各行商董无不名列其中。这些历史现象,无疑反映了商人阶层在西山万寿宫的地位日益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西山万寿宫的发展史上,香会组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中叶以来,每年农历七月底八月初,江西各地信众纷纷赴西山万寿宫朝谒许真君,他们大多组成“朝仙会” 结伴而行。“朝仙会”一般是以村落为中心,由村民自愿组合而成,然后选出三人分别任“香头”、“二香”和“香尾”。如光绪《南昌县志》记载:“朝旌阳宫,村人争醵钱为香会,名‘朝仙会’。自初一始会,或数十人,或十数人。一人为“香头”前导,刻蛟龙长二三尺佩于左;一人为“香尾”殿后,荷红旌书‘万寿进香’四字。余皆缨帽长衫,鼓乐群行,示大患既平,民气欢腾。佩蛟龙者,谓就驯扰,以象其功也。日数十百群,鼓乐喧阗道路。是日多轻阴,俗呼为‘朝拜天’。”民国《丰城通志稿》记载:“真君会,邑崇祀许旌阳,结会进香,几无村无之,大村或至数会,按岁轮值,司安仙、谢仙之责。每年七八月间,往西山朝谒。城内复有‘盔袍会’,由永保、永佑、永宁、永长、永丰、永恒六会轮带盔袍,于每岁八月朔,宿山上盔袍。注:召集进香,安奉神位曰‘安仙’,朝归散福曰‘谢仙’。西山有万寿宫,即许祖殿。盔袍者,许者之盔袍也。” )直至清末民初,以十数人或数十人构成的香会组织,仍是江西广大地区乡民进香的主要形式。

清末民初,各县香会组织的捐款是西山万寿宫重修费用的主要来源。如光绪三十四的《西山局收支碑》,明确记载了香会组织的捐款总额,分别是“杂色洋边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三元七角”,“足钱五千零九十三串六百二十一文”和“香钱九千一佰零八文,洋边一元三角正”。宣统元年,各地香会又向西山万寿宫“捐洋边共洋一百三十四元正,足钱二百四十五千五百二十文”。民国四年重修许真君正殿及各殿楼盖的主要费用,仍是来自丰城、高安、南昌、新建、清江、进贤、奉新、临川、安义、鄱阳等10县香会的捐助。在现存西山万寿宫内的近70通题捐碑中,详细记载了每个捐款香会的籍贯及名称。根据笔者对这些捐款碑的初步统计与分析,除了安义、鄱阳和奉新3县外,上述其他各县的香会组织都有数百个以上,其中丰城县更是多达近2000个。那么,这些香会组织在地域分布与社会构成上有何特点呢?现以丰城县为例,略作分析。

在丰城县香会捐款碑上,我们可以看到近 600个不同的地名,而现今丰城县的地图册上标明的地名也只有500多个,这充分说明了香会组织在丰城境内分布的密集性和广泛性。就香会组织的社会构成而言,大多数由同地同姓之人组成,如潭埠熊同庆会、吴山谢福庆会。此外,有的香会由异地同姓或同地异姓之人组成,如“捐龙洋四元”的香会组织,有朱坊、粮溪皮永胜会,东湖、张湖陈世德会,潭坊周、谢合庆会等;有的香会组织号称“和兴会”、“合庆会”、“同兴会”和“同福会”等,其成员显然是由多个姓氏组成。

在丰城县内的不同地区,香会的组成方式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现以白渡墟等7地的香会组织为例,将其组成方式的情况列为下表:

从表2看,拥有香会最多的是大江口,共14个;最少的是下埠,仅有2个。这些香会组织至少由两种不同方式构成,但一般各地都有某种主要的组织形式。如白马塘、大江口均以同地单姓为主,白渡墟则以同地众姓的香会组织居多。有的地方同时出现各种不同类型的香会组织,如下埠、袁家渡、榨下及曲江等4地。

香会组织的不同组织形式,与其地的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正是由于各地信徒通过不同的方式与西山万寿宫发生联系,使之成为跨地域的祭祀中心。晚清时期西山万寿宫的“朝仙”仪式和信徒的地域分布范围,充分体现了其作为跨地域祭祀中心的特质。

“朝仙”指的是广大信众前往西山进香的活动。相传许真君于东晋宁康二年受上帝诏命,于八月十五日飞升。后来,乡民将每年农历的八月初一至十五定为“朝圣期”,有时朝拜的时间也会延至八月底,甚至九月初。早在乾隆时期,就有众多香客前往西山万寿宫朝仙进香。当时官府的禁约称:“每年正、八两月,恭逢真君圣诞、升举之期,四方香客朝参络绎而来。” 在清代江西各地方志中,留下了诸多“朝仙”的记载。如道光《靖安县志》记载:“八月,邑人朝拜许真君,恐走趋后。有膝行至生米乡之铁柱观者,盖其上升处也。”《南昌府志》亦云:“旧传许旌阳以八月十五日拔宅上升,居民感德立祠,宋时赐额‘玉隆万寿宫’。元明迄今,自八月朔,远近鼓吹朝拜,至十五日而最盛。”据清末的报纸记述:

        俗传八月朔日为许真君诞辰,各属乡愚之朝拜者均络绎于途,每不远数百里跋涉而至,以朝拜省城万寿宫及西山万寿宫为最多。其乡愚恒以十数人为一班,前行者执一木龙为香头,后行者□一旌,大书“某某会万寿进香”等字样。其余则戴大帽、执鼓乐,鱼贯而行,名为进香。复有手执一小木凳,不拘男女,均披发束裙,行数步辄一跪拜。由家至庙,有数十里者,亦不惮而为之,名曰“烧拜香”。至于乘马御车而往者,复趋之若骛,犹水之归壑焉。

西山万寿宫信徒的地域分布范围,明后期主要为南昌、新建二县。到清前期,当地士绅为了扩大重建经费来源,多次请求江西巡抚发文外府州县,广为劝募。由于资料缺乏,我们无法得知当时有那些州县向西山万寿宫捐款。不过,在光绪三十四年西山万寿宫重修时留下的捐款碑上,可以看到已有40多个州县或官方机构为其劝募捐助。从行政归属来看,这些州县或官方机构涉及江西全省十三个府,这充分说明了西山万寿宫不但为全省的民众所认同,而且同样为全省范围内的官方机构所认同。

      明后期及清前期主持或参与西山万寿宫事务的绅士群体,大多来自南昌、新建二县。至同治时期,西山万寿宫的绅董,有的来自南昌府的南昌、新建两县,有的来自瑞州府的高安县。担任首事一职的成员,则出自南昌府属的7个县和南康府的安义县。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以刘于浔为代表的、具有全省影响的高级士绅成为西山万寿宫的领导者,开始以“阖省士绅”的名义处理西山万寿宫的各项事务。

晚清向西山万寿宫捐款的商人,也具有极广的地域性。如道光年间捐资重刻《逍遥山万寿宫志》的众多商号及商人,分别来自南昌、瑞州、建昌、临江、抚州、吉安、广信、南安等八府所属各县。到了清末,向西山万寿宫捐款的商人和商号,既有省城的商铺和行号,也有江西各地县、乡一级的商号,甚至连河南、广东等地的商号,都相继加入了题捐者的行列。

      最后,从光绪三十四年和民国四年的捐款碑来看,当时重修许真君正殿和其他殿宇的经费,大多由丰城、高安、南昌、新建、清江、进贤、奉新、临川、安义、鄱阳等十数县的香会捐助。来自不同地域的各个社会阶层,借助于各种仪式活动和参与捐款,不断强化与西山万寿宫的联系,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对西山万寿宫的认同,使西山万寿宫由里社祭祀之所演变为跨地域的仪式活动中心。

五  余论

      本文通过解读西山万寿宫的碑铭资料和相关历史文献,考察了明清时期地方神庙的时代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内涵。笔者认为,明中叶以前的宗教政策,导致了西山万寿宫的衰落。明中叶以后,由于国家宗教政策的转型、里社与神庙的结合、党正和士绅等地方政治势力的崛起,西山万寿宫再次复兴,成为当地的社区性仪式中心。清前期,江西地方官员为了实行道德教化,大力推崇许真君崇拜,将其列入国家祀典,使之由里社之神转变为全省之神,强化了西山万寿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清后期,西山万寿宫作为跨地域的仪式活动中心和文化认同标志,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士绅、商人及香会组织,成为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地方权力中心。由此可见,明清时期西山万寿宫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反映了江西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

      本文对于西山万寿宫与地方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主要依据现存的碑铭资料,尤其是与庙宇修建和仪式活动密切相关的历代碑铭。在结束全文之前,试对这些碑铭的史料价值与解读方法略作说明,以期就正于方家。

首先,与其他类型的历史文献相比,碑刻资料更具原生性与公共性,有助于我们还原历史事实。就现存西山万寿宫历史文献而言,无论是《道藏》收录的道派资料,还是历代文集、方志及宫志,都是经过了多次的编纂或重修。在此过程中,编修者往往对文献进行筛选或删改。如光绪《逍遥山万寿宫志》的编纂者,对旧志中“不谐音律、不合体裁者,悉为删削”。尤须指出的是,由于文本资料的编纂者大多是地方官绅,因而难以看到乡民在西山万寿宫的历史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而保留在西山万寿宫内的题捐碑,则是成百上千的乡民或香会组织参与西山万寿宫的历次重建的忠实记录。因此,只有将各类文本资料和碑刻结合起来,才能对西山万寿宫的历史进行全面而客观的重建。

其次,通过解读西山万寿宫的历代碑刻,可以从较长的时段探讨相关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及其演变过程。明后期、清前期和晚清时期西山万寿宫的重建,都留下了为数不等的碑记或捐款碑。这些近400年来留下的碑铭资料,不仅详细地记述了历次重修或重建西山万寿宫的前因后果,而且如实记载了历次重建或重修的主导者、参与者和经费来源,使我们看到了地方政府、士绅、商人和香会等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在西山万寿宫的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变化。如明后期的乡绅与党正,清前期的地方官与士绅,清后期的商人与香会,相继登上了西山万寿宫的历史舞台,留下了自己的碑刻铭文。在这些碑铭资料中,直接反映了地方社会文化的时代特征及其演变趋势。

第三,西山万寿宫有不少记载仪式活动的碑刻资料,有助于探讨地方神庙与区域文化网络的互动过程。自宋元以来,西山万寿宫逐渐由国家宫观演变为民间祭祀中心。不过,以往的学者由于考察时段和史料的限制,未能深入揭示明清时期西山万寿宫象征意义的转变过程。通过解读西山万寿宫的现存碑刻,我们不难发现,明后期的西山万寿宫实际上是里社祭祀之地,清前期才逐渐成为区域性的仪式活动中心。至晚清时期,始有大量的香会组织前往西山万寿宫“朝仙”,并捐献大量款物。通过对这些香会组织的出现时间、地域范围和构成方式的分析,我们不仅能够对西山万寿宫的社会文化内涵有更为全面的把握,还可以深入揭示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网络形成的内在机制。

第四,西山万寿宫的碑刻展现了神明信仰与地缘政治的内在关联。在现存清末民初西山万寿宫的捐款碑中,可以看到有来自丰城、南昌、新建、高安、清江等十数县的每一个香会组织的捐款数额。而在这些向西山万寿宫捐款的香会组织中,丰城县的香会组织不仅数量最多,捐款数额最巨,且拥有在八月初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为宫内许真君神像更换盔袍的权利。因此,如果我们以这些碑刻为中心,梳理丰城县香会组织在西山万寿宫各种仪式中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的来龙去脉,深入分析许真君信仰背后不同地域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利竞争,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西山万寿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多元理解。

最后,西山万寿宫的碑刻有助于我们开展具有历史人类学意义的田野调查。在清末民初西山万寿宫的捐款碑上,每一个香会组织都写明了具体名称和来自何地。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能够回到“历史现场”,访问乡民,搜集族谱、会册等其他民间历史文献,找出家族、会社、行会等不同社会组织与香会组织的联系,从不同角度解读碑刻中的内容,深化对西山万寿宫与地方社会文化的认识。

限于篇幅与学力,本文未能全面揭示西山万寿宫碑刻的史料价值与社会文化内涵,只能留待今后继续努力。应当指出,在现存的西山万寿宫历史资料中,碑刻铭文只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历史文献。为了深入揭示西山万寿宫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对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留下的历史资料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而不能局限于对碑铭资料的收集和解读。

(原载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15437页。注释从略。)

李平亮《地方神庙与社会文化变迁——南昌西山万寿宫碑刻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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