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走向这一方面来看，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二十世纪全球史学发生了变革，革新了对史料与史学的理解，为史学家走出书斋，步入田野提供了契机。若就总体走向而言，二十世纪史学发展最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先是社会经济史学取代传统政治史、事件史，进而是社会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争雄。在此过程中,史学研究将眼光从王侯将相转到小民百姓，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和事件转向基层的日常生活。在此背景下，史家对史料产生了新的理解。

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国际史学界最为重要的进展之一，是法国年鉴学派在与传统史学交锋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新史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基本要旨在于，史学研究不仅要讨论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更要考察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新领域；不仅要关注英雄人物，更要关注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生活。七十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年鉴学派确立的史学研究范式受到了挑战,史学界出现了微观史学兴起、叙事史和政治史复兴、人类学与文化批评影响日益显著等趋势，社会经济史的地位有所动摇，反思色彩较浓的社会文化史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主流之一。这种史学关注的重心已不再是社会经济结构本身，而是历史上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及宇宙观和价值观。

为了重构历史上的社会经济结构，重构过去普通民众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史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向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批评等学科借用概念和方法，而且需要挖掘新的史料，甚至对史料本身进行再定义。由于不同国家在社会发展、文献保存方式等方面存在不小的差别，史家对史料的利用也出现了各自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学界在史料利用上出现的一个新特点，就是史料的搜集和解读，与田野考察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这一特点的出现，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与欧洲大多数地区不同，尽管中国社会正发生巨变，但诸多传统的社会文化事项尚未退出中国民众的生活，不同种类的民间文献仍被生产和使用，特定社群传承的历史记忆仍保存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明清时期塑造的社会文化景观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宗族、村落、社团等不同社群，成为保存民间文献的资料库，这为历史学本位的田野调查的开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沃土。事实上，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校的历史学者，就开始与人类学者合作，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学术风格，对海内外史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基本特征之一，即重视民间文献的搜集，强调田野考察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

田野调査方法的引入，对史学研究实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一点学界讨论似嫌不足,在此单就史料问题稍做展开。具体来说，笔者认为，步入历史田野，在三个方面为学界拓宽了史料的诠释空间和解读方式。

其一，拓宽文献的种类。由于传统史学依赖的历史文献，一般是由朝廷和士大夫留下的，它们对普通民众的记载不但非常罕见，而且充斥着各种偏见和误解。社会经济史和社会文化史将眼光转向丰富的民间文献，这些族谱、碑刻、契约、账簿、唱本等民间历史文献，为了解地域社会的结构和运作，理解地域社会与王朝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信息。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史学家极大地拓宽了自身的研究领域。

其二，口述史料和实物史迹的利用。对民间文献的挖掘和利用，为重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对我们意欲探求的研究对象，文献本身所能提供的信息，毕竟常常是有限的。为探知历史的某些关键细节，有必要对生活在历史现场的民众进行访谈，搜集积淀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历史信息。在中国这个文字书写传统早就确立了地位的国度，这些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可以说与文字记载必有各种交涉，但历史记忆的存续，依托的是社会实体，文字的存在并非不可或缺，从史源上说，它们常常是自成系统的。当然，由于历史记忆与社会群体互为表里，社会群体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记忆的变动，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口述史料在重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另外，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还可能发现与重要历史进程有关的实物，即历史进程的非文字性的遗物， 它们以其独特的方式，有时为重构历史提供关键的提示。

其三，历史信息的增量。步入历史现场，并不仅仅意味着搜集文献、实物，进行口述访谈，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史家还可能发现解读史料必不可少的信息，甚至发现史料本身不曾承载的信息。这是因为，在田野中搜集的史料，通常说来尚未脱离史料生成的空间和社会语境，而对这—语境的了解，无疑有助于对史料的解读。同时，假如在同一空间和社会语境中，发现了若干种史料，那么，由于这一原因，这些史料之间的关联，就很容易被建立起来。民间文献的这一属性，通常是图书馆保存的普通文献所不具备的。这种文献生成语境和不同文献之间相互关联的信息，对史料解读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对史料与史学的新理解，意味着开展田野考察的重要性。这些理念部分地可透过课堂教学来传授，但若以田野考察的形式，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相应的方法，当可收到更为理想的效果，这是我们推动田野考察的学理上的考虑。

因此，无论从传承厦门大学历史系本身的学术与教学传统，还是从中国史学本身的新进展来说，我们推动历史系学生的田野调査实践，都并非出于一己的喜好，而是有学术传承和学术动向上的考虑的。

二、田野调查的两种模式

基于自身学科特性的考虑，由历史学者开展的田野调査，虽脱胎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但在调査对象、目标等方面，与主流人类学的做法有所不同。透过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解读，重构历史发展进程，一直以来都是史学训练的基本目标。在通常情况下，对历史过程的重构，无论如何也无法离开文献。因此，历史学本位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文明社会开展的田野调査，既以重建过去的事实为目标，不可避免地是围绕文献的搜集、历史过程的重构而展开的。那么，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又如何兼顾田野调査的（尤其是以社区为中心展开的）整体主义学术关怀呢？

在过去八九年的时间里，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的田野调查，概括起来曾尝试过专题导向和社群导向两种模式，两种模式各有利弊。在这门课程启动之初，我们就意识到，田野调查应以社区调查为基本模式，而社区调查的基本精神，是对某一社区社会生活的不同侧面，进行全方位地考察，从而对这些不同侧面之间的关系，达致一个相对整体的理解。因此，从第一届开始,我们便釆取蹲点调查的方式，以某个村落或相对独立的空间—社会单位为对象，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不过，由于本科学生人数较多，必须分组开展工作，但应如何进行分工呢？专题导向和社群导向这两种模式，就是在此考虑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所谓专题导向模式（topic-oriented model)，是指以被调查社区之社会生活各个重要侧面为主题，将学生分成若干调査小组，让他们分头考察社区生活的相应侧面。这是我们在本科田野调査中采取的主要模式，这一模式的基本规范，是在2005年宁都东龙调查中建立的，此后的2006年福安廉村调查、2007年九峰调查、2008年永定高头调查、2010年安溪湖头调查、2012年永安贡川调查，采取的都是这种模式。

在东龙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将学生分成五个小组，分头负责对生态与经济、风俗礼仪、家族组织、宗教仪式与地方公共事务进行调査。后来考虑到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将生计部分从生态中独立出来，专门安排一组进行调查，于是，从2006年廉村调查开始,我们将调查小组从五组调整为六组。由于各组调查对象不同，他们在调査过程中侧重搜集、阅读的文献也各有侧重。除地方志这种基本文献外，生态组侧重关注地理类文献，尤其是不同文献中出现的地图资料；经济组侧重关注契约文书与账本；风俗组侧重关注礼单、家礼簿；家族组偏重各种谱牒文献；宗教组侧重宗教仪式文献；地方公共亊务组主要依靠谱牒和碑刻。通过各组在调査内容与文献搜集方面的协调，我们的调査便有可能顾及社区生活的主要侧面（各组的具体分工，参见表1),对其进行相对综合的考察。

所谓社群导向模式（community-oriented model)，指的是在学生分组时，指定每组均考察一个相对独立的社群单位，对其进行综合的考察，2004年的连城四堡调査和2009年的诏安官陂调查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2004年的四堡调查，是历史系本科生第一次组织田野调查。四堡拥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庭院式建筑，当地称之为“九厅十八井”，由于一个建筑通常居住着数户至数十户人家，这些建筑构成相对独立的社区。因此，当时就从这些建筑中选取六座，作为基本调査单位，安排六组同学进行入户调査。与此相似，官陂属于闽西南土楼区，与“九厅十八井”建筑相似，土楼也是个由数个或数十个家庭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单位，也适合进行社群导向模式的调査（不过同是在闽西南土楼区，我们在2008年高头调査中没有釆取这种模式）。透过考察住户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象征空间，我们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落实整体主义的理念，将他们生活的几个主要侧面联系起来。

应该说，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专题导向模式的优点是分工明确，简单易行，缺点是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区研究的整体主义关怀；而社群导向模式的优点是基本落实了整体主义精神，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而且研究报告最终可能免不了以专题的方式来呈现。为了避免各组出现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问题，达致对社区的相对整体的认识，我们在指导学生开展田野的过程中，也曾尝试过相应的解决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方案是开座谈会的方式。具体做法是，在田野期间，毎晚组织学生开座谈会，汇报各组当天田野调查的成果，鼓励各组相互听取、交流各自搜集的文献与口述资料。透过这种沟通方式，各组也就可能对社区生活的其他侧面达致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不管采取何种模式，田野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来完成。第一步，到达田野地点后，可组织学生先参观社区周围的地形、耕作方式、河流系统、交通路线及村中重要建筑物如祠堂、寺庙、学校、村落等，让学生对社区先有直观的、整体的了解。第二步是安排学生围绕各组的专题，到村中进行文献搜集、田野访谈与参与观察的工作，这一步是田野的主体部分。第三步在田野工作行将结束时，根据学生每晚的汇报，安排他们对遗漏、忽略的问题进行补充调査。

毫无疑问，第二步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一阶段，教师应每天密切观察学生的田野工作状态和进度，及时了解并帮助克服他们碰到的问题。每晚召集学生汇报他们当天的工作进度，并对他们第二天的工作做出具体的安排。这一步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该指导学生如何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民间历史文献。在田野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数量不等的民间文献，这些文献若处理不当(如原本的系统被打乱），它们本身的学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应在具体实践中，让他们了解系统搜集文献的意义和方法。其次，应尽量让他们养成就地解读文献的习惯。和官方文献相比，民间历史文献中碰到的不少问题只能就地解决，若碰到这种问题，就有必要访问当地知情人，以此补充文献的不足。最后,应鼓励他们学会和社区中不同的人打交道，学会用村民熟悉 的说话方式和他们聊天，在和村民拉家常的过程中，搜集到当地重要的社会文化信息。实际上，由于文献记载本身的局限，大量有关社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情况，都是必须通过这种拉家常式的访谈来了解。

这里还有一个田野调査的组织与指导的问题。具体来说，带队老师应在田野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经过我们的观察发现，老师的过多参与，可能导致学生的依赖心理，从而影响到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但因学生没有田野经验，他们在开展田野之初，往往无所适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了两种方法。其一是在田野开始时，带队老师有限度地参与各组开展考察，老师在具体的考察中做示范，而学生在此过程中观摩、学习访谈等田野调査的基本技巧。其二是安排有一定田野调査经验的研究生参与调査，让他们参与各组的田野调査活动，在此过程中引导学生开展田野调査。由于田野调査时间有限，这些方法一般可以缩短田野调査的训练过程，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开展田野调査的基本技巧。

三、调查团队、考察地点与主要收获

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査，是在带队老师与历届本科同学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由于田野调査是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具体课程名称是“实习”)，原则上所有同学均需参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只有少数同学因饮食、生病等原因无法参加。带队老师方面，大致的分工是：具体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一般由班主任负责（当然，他们也参与调査），而田野考察的开展，文献的收集、整理与解读，及每晚的例行报告，则主要由刘永华、张侃、饶伟新三人负责进行指导、组织。同时，我们还邀请了有着丰富田野经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系的黄向春前来参与指导。2008年参与高头调查的吴幸钊女士，当时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正在高头进行田野调查，因此邀请她参与指导。此外，郑振满、鲁西奇、郑莉、罗桂林等同仁、朋友也曾短期前往调查点，慰问参与调査的师生，并参与对田野的指导(详见表2)。从2005年开始，为了让本科同学第一时间进入田野，我们还安排了具有一定田野经验的研究生参与田野调查。

从2004年至2012年九年时间里，我们的调查团队共进行了八次本科田野调査。考虑到经费、语言等方面的问题，历次田野调査的考察地点，均位于福建省及毗邻福建的邻省边境地区。这些田野点的选择，虽然与带队老师的学术兴趣、参与课程、人际脉络等不无关系，但在学术上最根本的考虑是，这些地区的文献基础较佳，人文景观保存状况良好，因此具备开展历史学本位的田野调查的基本条件。这些考察地点，比较集中于闽西南地区，四堡（2004)、九峰 (2007)、高头(2008)、官陂(2009)、湖头（2010)都位于这一区域，其他三次分别在闽东(廉村，2006)、闽中（贡川，2012)、江西（东龙，2005)进行。除2012年贡川调査外，历次田野考察完成后，各组均撰写了调査报告，共四十篇，另有资料汇编、资料编目等若干篇。我们从这四十篇报告中，选取了十八篇编入这个集子。

图1  历次田野调查地点分布示意图（林昌丈绘制）

2004年田野调査的主要地点，是连城县四堡乡。四堡位于连城北部，处于连接闽西北与闽西南的交通干线上，是个船型山间盆地，聚居着邹、马等大族。这一地区的雾阁、马屋等村，是清代南中国重要的雕版印刷、出版中心。清代来自邹、马等族的书商，开设了数十家书坊，在闽、粤、赣、浙、桂等地建立了书籍销售网络，赚取了可观的利润。目前当地保存的大宅子，大多与当地书业有关。由于当地人文景观、文献资料均相对保存良好，带队老师之一刘永华又曾在此做过长期的蹲点调査，因此熟悉当地的历史脉络与文献保存状况，并与当地老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加之此次调査是第一次本科田野调査，为确保调査的顺利进行，经综合考虑，我们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考察点。

四堡调査的方法，采取的是社区导向模式，侧重对当地“九厅十八井”传统建筑的空间利用问题进行考察。本书选入的《从熊云公屋到日升新宅》、《传恩房的个案研究》、《一个家庭的变迁》三篇报告，分别考察了当地的雄云公屋、传恩房与从钝公宅三座宅院，调査人员从访谈和文献入手，摸清了这些建筑的厅堂、房间、庭院、余坪等功能空间的产权归属与利用现状，重构屋内住户的系谱与社会关系，进而探讨同一建筑的各住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比较此类建筑与新式洋房在空间利用上的异同，并尝试梳理了空间利用方式的变动脉络。

透过这些田野报告,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一个当地空间利用的变化脉络。明清时期，出于平衡风水等方面的考虑，四堡当地分家时盛行“插花式”惯例，一个家庭的房间分散在大楼若干处，因此，一个家庭的住房无法构成独立的单元，而是与其他住户相互交叉。这种分家习俗的社会后果是，在大房子生活，就意味着住户和其他家庭有着频繁而密集的日常接触，各个家庭所能拥有的独立的隐私的空间，自然是十分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空间利用模式尚未消失，但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一方面，同一大楼的住户在公共空间的维护、仪式空间的利用等方面，仍旧进行相当密切的互动；另一方面，有的住户通过买、租、借等方式，将自身居住的院落“改造”成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私人性质的空间。这种发展趋向，很值得探讨当代空间变迁的学者注意。

2005年的田野调査，是目前唯一一次在福建省境之外开展的本科田野考察活动。此次的考察地点，是位于闽赣边境地区的宁都县田埠乡东龙村。这是位于江西东南山区的僻远山间聚落，是清初赣东南地区著名的“易堂九子”之一李腾蛟的老家，住民属于“老客”（区别于明中叶以降移入的新客）。由于带队老师之一饶伟新曾在此地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熟悉当地的文献与人脉，加之当地文献基础也不错，我们选择此地作为考察点。

此次调査采取专题导向模式，将学生分为五组，分别考察这个社区的生态、聚落与生计，家庭生活与日常礼仪，宗族组织，神庙信仰与仪式组织及地方公共事务等五个专题。本书收录的《东龙村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礼仪》一文，侧重描述了东龙村的婚姻、生育、分家与丧葬习俗；《东龙村的族谱、祠堂与宗族生活》一文，主要论述了村中的族谱、祠堂、祖先祭祀及祖源传说；《东龙村的神庙信仰与仪式组织》一文，重点讨论了当地神庙凌霄阁胡太公信仰与相关仪式、玉皇阁的念皇经活动及东龙的社崇拜等问题。

通过利用田野访谈与民间文献，这组报告呈现了东龙社区生活的三个重要侧面。《东龙村的家庭生活与日常礼仪》与《东龙村的族谱、祠堂与宗族生活》两份报告，整理了调查人员搜集到的几种颇有意思的民间文献，如前者搜集到五份礼单和若干阄书，并结合访谈讨论了当地的人生礼仪。这份报吿描述的当地命名习俗也值得注意。后者系统抄录了祠堂的神主牌位，搜集到碑刻数通，并依据族谱论述了李氏宗族的历史。《东龙村的神庙信仰与仪式组织》整理了当地神庙的轮值组织和财务管理档案，并描述了当地神庙祭祀仪式（尤其是念皇经的仪式）的过程。顺便指出，这篇报告讨论的念皇经仪式，很可能与晚清闽赣交界地区的民间教派有着一定联系，因此，报告整理的这些材料,可为日后开展进一步的相关调査提供基本的信息和线索。

福建省福安市溪潭镇廉村，是2006年本科田野的考察点。这个村子地处小型河谷盆地，位于闽东穆阳江中游（廉溪），是明清时期沟通闽东北与浙南的水陆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唐代进士薛令之的故居，现为陈氏宗族聚居地。明末，为了防止敌寇，村中筑堡自卫，今存部分堡墙。此次调査，仍采取专题导向模式，不过在原来五个专题的基础上，从生态组分离出经济组，因此共有六个专题。

在此次调查撰写的六篇专题报告中，本书收录了《寻找逝去的繁华》等三篇报告。《寻找逝去的繁华》由经济组的同学撰写。这篇报告透过实地勘察和解读文献，重构了明后期以降河道改道的史事，侧重探讨了这一变动对廉村一带集市贸易活动的影响。家族组撰写的《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民间宗族分析》主要依据族谱，论述了廉村陈氏宗族在族谱编修、祠堂修建、族产置买与管理及祖先祭祀等方面的情况，对这个宗族进行了功能分析。风俗组的《不为“三首”枉为人》，以廉村民众的一生为主要线索，侧重论述了他们从结婚、生育、祝寿、丧葬、祭祖、建房等相关礼仪、习俗，其中尤以对丧葬的描述最为详细。

我们前三年的田野点，分散在闽西、闽赣边界和闽东地区，从2007年开始，田野调査比较集中于闽西南地区。2007年田野考察的地点是闽南平和县九峰镇。九峰镇是个位于闽粤边境的古镇，与漳州其他多数地区不同，此地并不属于九龙江流域，而是韩江支流梅坛河上游。明代中叶，这个山间盆地的周边，曾是民众叛乱的重要据点之一。正德年间，王阳明平定闽粤赣边境地区叛乱后，在这一带设置平和县，其县治就设于九峰。目前这个山间盆地人口密集，是曾、朱、杨等大族的聚居地，也是客家、闽南两大族群交汇影响的地区，是个闽、客双语区。其商业发达，是闽粤边境的商贸重镇。

本书收录的《时间·空间·历史》，由生态组撰写，论述了九峰的历史景观，侧重讨论了九峰的城墙的建制及其军事、文化意义，城区的空间利用形态、生活场所与宗族关系，九峰的聚落环境与景诗景图，以及城隍出巡的主要路线，对九峰的空间构造进行了综合考察。宗教组撰写的《历时态和共时态视野下的九峰镇民间信仰》较为细致地论述了九峰的主要寺庙的历史沿革、空间安排、日常运作与仪式活动，并通过分析九峰城隍庙几通题名碑的捐款记载，具体讨论了明清以来寺庙修建与地域社会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九峰地域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进行了初步梳理。

位于漳州、龙岩两区交界处的高头乡，是2008年本科田野的考察点。高头乡位于永定县东南，东与南靖县相邻，是个地处闽西南山区的山间盆地，当地居民为客家人，目前江姓占住民绝大多数。高头位于漳州、龙岩交界地带的土楼区内，境内现有大小土楼149座。

本书收录的《奔波，为揣在心中的信念》，由经济组撰写，侧重论述的是高头的生计环境与生计模式，这篇报告的主要价值是提供了几个高头民众的生命史，为读者了解当地民众生计的变化提供了具体而微的信息。本书收录的另一篇报告《高头丧葬礼俗考察记》，由民俗组撰写。这篇报告在田野访谈与解读宗教仪式文献的基础上，较为细致地论述了高头的传统丧葬流程、与丧葬礼俗有关的物件、参与丧葬的仪式专家及其在仪式中扮演的角色、亲属对丧葬仪式的参与以及丧葬组织等问题，对高头的丧葬礼俗进行了相对全面的讨论。

2009年本科田野的考察点，是诏安县官陂镇。官陂镇位于诏安县北部，北面与平和县九峰镇交界，东临云霄县，西面与广东省饶平县接壤，是位于闽粤边境地区的一个山间盆地，也属于漳州、龙岩交界地带土楼区范围，当地有土楼 100多座。目前住民为客家人，讲客家话。主要姓氏为张姓。官陂因地处僻远，历史上是民众叛乱频发、官府难以治理的地区，可能是天地会早期起源地之一。

本次调査采取社区导向模式，本书收入的两篇报告，都是以考察当地土楼、城寨为中心撰写而成的。《尚德推贤仁里地，敦宗睦族故乡居》的考察对象是官陂尚墩楼，这篇报告论述了这座宅子的历史、空间生活、住户的系谱关系及权力关系、人生礼仪、信仰体系等问题。《兰花生幽谷，秀竹出大山》这篇报告，论述了兰秀楼的空间实践、宗族组织、神明信仰与人生礼仪。两篇报告都通过访谈与搜集各类文献，对调查社区社会生活的几个侧面进行相对综合的考察。

2010年，我们的调查团队考察的是安溪县湖头镇。湖头镇位于安溪县西北部，北与永春县交界，地处晋江上游蓝溪之滨，是联系泉州沿海与闽中地区的重要水陆中转站之一，历史上号称“小泉州”。湖头是福建著名历史文化名镇，是清康熙朝大吏、理学家李光地的故乡。湖头又是闽南著名的侨乡，在外华侨、华人超出本地人口。此次调査沿袭此前的专题分工，但最后一组负责的专题不再是公共事务，而是侨乡问题。

在本次调查的六篇报告中，本书收录的共三篇。《安溪湖头社会经济历史的田野调查与分析》论述了湖头的市场网络、商贸形态、民众生计模式等问題，并在解读在湖头搜集的账本的基础上，对湖头的民间借贷问题进行了个案分析。《湖头民间信仰调査》由四篇相对独立的报告组成：第一篇联系安溪和福建其他地区的资料，讨论作为信仰中心的“岩”的问题；第二篇从巡境、刈火和檀越主三个角度，讨论了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的关系；第三篇侧重探讨的是当地在族谱编纂完成时举行的谢谱（又称“圆谱”)仪式；第四篇是对湖头基督教、天主教的调査。这四篇报告以专题的形式，触及湖头民众信仰的四个重要侧面，特别是对谢谱仪式的调査，论述了族谱的仪式化过程，很值得谱牒研究者的注意。本书收入的最后一篇报告是《安溪县湖头镇侨台胞与原乡关系的田野调査与实证分析》，这篇报告在分析在湖头搜集的109封当代海外侨台胞与祖籍地眷属往来书信的基础上，对当地侨联会的社会功能及其变迁、湖头侨台胞与原乡的民间网络及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进行探讨。

综合历届同学的田野报告看，我们觉得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田野调査总体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通过参与田野调査，年轻的调査人员基本掌握了开展田野访谈的主要方法，学会了搜集、整理和解读民间历史文献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作为一门课程，我们感觉本科田野调査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本书收录的十八篇报告，就展示了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这些报告为未来的同学开展田野调査提供了范本，当然，也为对地方史有兴趣的同道中人提供了不少可资参考的信息和线索。

四、局限和不足

作为尚在实验中的一种教学模式，我们组织的本科田野调査，无论在田野考察阶段，还是在报告撰写阶段，都还存在不少局限和不足。历届本科同学撰写的田野调査，也因种种原因，在学术质量上参差不齐。正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将历届所有田野报告交付出版。即便是本书收录的田野报告，肯定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概括起来，历届田野报告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之处。

一、对考察主题的探究和论述。从学术角度看，较为理想的田野调査状态是，作者以某一主题为中心，展开细致的访谈与观察，力求涉及这一主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面，并对其进行具体而微的考察。但在田野考察或撰写报告的过程中，某些小组对相应主题的探究与论述，往往流于表面，缺乏深度，缺乏细节， 从而限制了田野报告的学术价值。

二、历史与当下之间的榫接。由于民间文献本身存在的局限，对历史过程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田野访谈与参与观察，可是如何在这些来自当下的信息的基础上重构历史进程呢？如何处理口述史呈现的过程与文献呈现的过程之间的关系？不少报告局限于口述信息，论述了某些专题相对晚近的状况,但对晚清之前的情况往往仅有简单的讨论，给人以缺乏历史纵深之感。少数报告仅限于一般性的讨论，时间维度相当模糊，在一定程度上有违我们推动田野的初衷。

三、地方史过程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我们推动本科田野调查的一个主要理念，是期望本科同学透过爬梳、解读不同类型的史料，重构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开展田野调査和撰写报告的过程中，不少同学由于知识结构和史学基本功等方面的局限，对史料的解读往往浅尝辄止，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讨论，大多仅限于堆砌史料、就事论事的层面，缺乏大历史的视野和关怀，难以建立地方史过程与重要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

“初生之物，其形也丑。”由于学术积累与研究功底等方面的限制，我们的本科生田野报告存在诸多局限与不足，是在所难免的。但对于绝大多数本科同学来说,这些报告是他们在学术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虽然稚嫩，却意义深远。我们将这些报告辑集出版，并定名为“田野学步”，原因即在于此。

最后，交代一下这本集子的编纂过程和在田野调査中获得的帮助。本书的编纂工作是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同仁集体完成的。本书出版构想是由张侃提出的，这个构想得到了郑振满老师的支持，田野报告的审订工作，由刘永华和饶伟新承担。考虑到这是本科生的成果，我们对田野报告的审订，遵照一个基本原则：对于每篇报告的内容，除订正明显的事实错误外，尽量维持其原貌。我们审订重点是对报告的行文和注释进行规范化处理。

在2004年至2010年，我们在田野调查过程中，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帮助。 其中，四堡的吴德祥，东龙的李江宝、李新荣、李良锦，廉村的陈柳峰，九峰的郑庆喜、朱忠飞，高头的江寿生、江龙济、江存忠、江镇榕、江荣光、江汉清，官陂的张南山，湖头的李清黎、许月心、许堃地等诸位朋友，在村落向导、入户调查、资料收集乃至食宿安排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我们谨向他们以及许多未记名的当地父老乡亲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文为《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2004—2010）》导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注释从略。]

《田野学步——厦门大学历史系本科田野调查报告集（ 2004—2010 ）》 导论.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