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收藏   ENGLISH
網站首頁
中心簡介
研究人員
學術活動
出版品
研究資源
所內專區
首页  最新资讯
海洋史學與「一帶一路」——訪楊國楨教授
  发布时间: 2017-07-04   信息员:   浏览次数: 390

  编者按: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研究中国海洋史多年,他主编的10卷本、300万字《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近期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也是他主编海洋史研究系列《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伸,引起广泛的关注。海洋是沟通中外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空间。中国海洋史研究是一个新领域,方兴未艾,上述系列著作为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海洋史的重要内容。对此问题的梳理,兼具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

海洋史学与“一带一路”

——访杨国桢教授


一、投身海洋史学研究的历程与成果

问:杨老师您好!感谢您百忙中接受采访。首先祝贺您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这部10卷本、300万字的学术成果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您能否谈一谈这套书背后的故事。

杨:20101月,在我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开题报告期间,教育部社科司的领导和评审专家希望我做一个长远的、宏观的规划,出一个精华本,一个多卷本,一个普及本。当时我就把它作为厦门大学海洋史研究团队的5年奋斗目标,其中一个多卷本,就是您提到的这套10卷本《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多卷本的写作属于这个攻关项目的基础研究,也是该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实际上,这套10卷本是我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续。中国海洋史学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那时有关海洋的历史研究附属在经济史和中外关系史学科之下,海洋意识淡薄,海洋发展被看成是陆地发展的延伸,认为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观念根深蒂固。我率先从经济史学科入手,提出“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概念和论述,和博士研究生们几经讨论切磋,制定和践行系列博士学位论文研究计划,并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倡议建立中国海洋人文学。其早期收获就是1996年《海洋与中国丛书》被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00年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我们在每本书的扉页上打出我们的旗号:“展开海洋视野,敞舒海洋胸怀,挖掘海洋信息,探讨海洋成败,复忆海洋过去,关注海洋未来,重塑中国海洋文明,迎接全球海洋时代!”紧接着,《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被列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2011年,这套10卷本以《中国海洋文明史丛书》申报,被列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它们的主题和问题意识是一致的。

还有,这套10卷本和前两套丛书一样,是博士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我给博士研究生上的一门学位课程就是《海洋史学前沿追踪》,同学们就海洋史中的前沿问题展开探讨,师生相长,选出博士学位论文课题。从开题到完成答辩,都需要三四年时间,而列入出版规划直到出书,还需数年打磨,在这个过程,作为导师的我是要全程跟踪督导的,甚至协助完善论述,动手修改文字,最终才有这些书与读者见面,希望它们能有助于我国海洋史学的发展。

问:这也可以看出您主编海洋史书籍是经过长期精心谋划的,与如今某些大型丛书的主编不一样。自从“一带一路”和“海洋强国”战略提出后,中国学界和出版界都热衷于“高大全”的海洋图书,一些人抢占制高点,承领大项目,然后分散出去,短平快地出了不少书。在这套10卷本之前,您的团队已经有了两套丛书20本专题研究著作,几百万字的学术积累,为什么不编写《中国海洋通史》或者《中国海洋文明全史》呢?

杨:在策划这套10卷本之初,有出版社提议我考虑编写中国海洋通史,我认为中国海洋史学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海洋文明的多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刚刚起步,基础研究和专题研究很不充分,没有很深的文化积累,许多重大历史问题没有定论,已有的中国海洋叙事显得力不从心,甚至矛盾、错乱。在这种情况下,编写《中国海洋通史》的条件尚未成熟,如果执意为之,最多只是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具学术创新的意义,所以没有釆纳。我认为专题研究的创新价值更高,保持自己的定力,不忘初心,不以名利为依趋,最终会被国家与社会接纳和认同的。

问:据悉您投身于中国海洋史学,是研习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延伸和扩展。请讲一下您是如何转向的?

杨:我生长、学习、工作于厦门这个南方的小岛上,深受海风、海色、海味的熏陶,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接触海洋历史文化。1960年,与同学少年到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城市泉州实习,编写《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但亲近海洋,不等于就有海洋文化的自觉。大学毕业后,我追随傅衣凌教授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教学与研究,重心放在明清乡村经济社会,特别是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对郑成功、林则徐、陈嘉庚等海洋人物和事件的研究只是一种副业。激发我内心深处的海洋基因的事,是19851986年我和夫人翁丽芳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一年,曾在太平洋东海岸游历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墨西哥的蒂华纳等港口城市,在海边瞭望太平洋,在唐人街和亚洲图书馆感受“有海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历史脉搏,体悟到以传统王朝政治为中心的海洋叙事,湮没了多少中国人的海洋故事。不过那时,我还沉醉于传统土地契约文书的搜集和研究,还没有下定决心转向海洋。

直接刺激我转向海洋的是1988年的电视片《河殇》,该片宣称中国只有黄土地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言论,促使我下定了研究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决心。中国是否存在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是个敏感的话题,《河殇》把海洋孕育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同于资本主义,这是西方的主流话语,容易使人产生移植资本主义、全盘西化的联想。为此,1996年以后,我提出了“中国有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学术思路,并进一步提出“中国海洋史学”“中国海洋文明史”“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论述。

二、海洋史学研究的方法论

问:以海洋为本位,是您提出的海洋史学方法论,也就是把研究视角从陆地转移到海洋。那么,如何正确解读以海洋为本位的内涵和意义呢?

杨: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就是要摆脱过去以陆地史观的范式来研究海洋,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它是揭示海洋文明内涵的根本途径。理解这个方法,需要把握住两个本位。

第一个是要明确以海洋为本位,在地理基础上是以海洋空间为本位。海洋空间的概念,过去通常指地球表面的海洋水体。现代随着人类对海洋利用与认识能力的提升,海洋空间扩大了,包括海洋水体、岛礁、海洋底土、周边海岸带及其上空组合的地理空间和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从事海洋活动的空间体系,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等不同的层次,因此就会有海洋政治空间、海洋经济空间、海洋社会空间、海洋安全空间、海洋文化空间等不同称法。在同一历史时间,不同视野的海洋空间分布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都以海洋地理空间为基础。随着人类开发利用海洋的进展,不断扩充其内涵和外延,由此构成海洋的历史空间。

海洋空间的变动性,使它不局限于平面的海水,还要扩展到海中陆地(岛礁)、海底、海上、海岸的整个立体空间。置于这样的海洋空间结构下,才能化解海陆对立的旧观念,把海岸带陆地纳入海洋区域历史分析之中。这就要求:一要把握海洋活动流动性、越境性的特点,不以陆地思维确定的“海内”与“海外”标准来设限;二要抛弃专指海洋水体的狭隘观念,充分考虑相关陆地和天空的因素,完整地考察海洋发展历史进程。

问:您说要把握住两个本位,另一个是指什么?

:第二个是在研究对象上要以海洋社会为本位。所谓“海洋社会”就是在海洋活动中人与人结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海洋社会”概念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拓展的概念。根据发展的不同状态,“海洋社会”可分为“海洋社会的基层组织”、“海洋社会群体聚结的地域”、“海洋国家”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相互关联,存在紧密的互动,但具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特性,不可混为一谈。而且,这三层区分是从世界海洋发展角度出发的,因而专门标出“海洋国家”。海洋社会的空间,还可以是跨越民族和国家疆界,延伸到外海或海外国家和地区,形成互相联动,像“亚洲地中海”、“环中国海”等提法就是表达这个意思。这就要打破地域界限去理解海洋社会。

海洋社会的核心是海洋活动中的人,在海洋发展历史上,不同的海上群体和涉海群体塑造了不同的海洋社会模式,如古代的渔民社会、船员社会、海商社会、海盗社会、渔村社会、贸易口岸社会,等等。他们有各自的身份特征、生计模式,通过互动结合,形成不同风格的群体意识和规范。海洋史就是要去研究海洋社会中的结构、经济方式,及其孕育的海洋人文。

一些人认为中国传统海洋社会逐步消亡,产生了悲观情绪,但是在现代社会,原有的海洋社会发生转变,产生新的海洋形式。如渔民上岸,原有的渔村社会发生变化,上岸的渔民通过发展海洋旅游、渔村休闲业,还是要依赖海洋生存,这又重新构成他们的海洋社会。传统的木帆船被淘汰了,新的动力铁壳船依旧需要船员操作,他们可以加入海运公司,成为水手、大副、二副等,船上社会的关系只是进行新的适应、新的调整。还有像海底油气和矿产开采这些新兴的海洋活动,还可以生长新的海洋社会。

问:现在一些研究成果,对海洋的历史作用的认识存在分歧。一种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陆权国家,海洋并不重要,现代国家的发展要重建陆权。一种急于表达中华海洋文明是世界领跑者、优秀角色,提出中国或福建是世界海洋文明发源地,近代以前至少15世纪以前是海洋之王。这些现象可否看作是海洋史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杨:这些现象的出现,是中国海洋史学发展不成熟的表现。一些声音很高的人本身对历史毫无素养,写的书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他们看了一些历史论著就随意拔高观点,宏观架构出理论体系,当然会对社会产生误导。比如最近在海峡两岸引起轰动的南岛语族问题,考古学界、人类学界、语言学界的研究成果,把他们的一部分来源追溯到我国东南沿海或台湾地区。于是台湾有人说:台湾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福建有人说:福建是世界海洋文明的发源地。这是真的吗?我认为史学界应该重视,开展讨论,辨明是非。这类问题还有不少,不宜视而不见。

三、海洋史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问:2016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时,提出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您认为海洋史学能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哪些贡献?

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倡议,是平主席2013出访中亚、东南亚期间提出的,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这个建设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希望促进沿线国家深化合作,建设成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借用了历史的符号。置于更宏大的视野和更长远的历史中来审视,建设一带一路的内涵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它基于历史,又高于历史,凝聚了当代中国的智慧与创新。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共商、共建、共享,是贯穿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旋律。如果说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经济是核心,外交和政治是方法的话,那么将三者联结起来的便是文化,融通的文化不仅能够拉近上层的距离,更是能在民间交往中产生无法预估的力量。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众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其构建过程必定漫长复杂,需要海洋史学的参与。整合各国海上交往的历史资源,开展学术研究,可以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其次,海上丝绸之路在古代是以海洋中国海洋东南亚海洋印度海洋伊斯兰等海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互通互补和谐共赢的海洋经济文化交流体系的概念它早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出现的海洋世界体系这个世界体系以海洋亚洲各地的海港为节点,自由航海贸易为支柱,经济与文化交往为主流,包容了各地形态各异的海洋文化,形成了和平和谐的海洋秩序。以前中国与沿线国家对这段历史研究都很薄弱。只有通过深入的海洋史学研究,才能掌握话语权。历史概念的提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利用了历史语言的基础上,对即时性的目标而所进行的一种象征性的表述,其根本的目的在于对实际状况的直接把握。从长远来看,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会是一项历时久远的政策方针,未来的愿景是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这是前无古人的。由此,海上丝绸之路概念还应该是承载时间的通道,将历史的记忆与现在的战略互融互通,并让我们从中看到其未来发展的趋势。只有回望了历史才能够厘清当下,也只有把握了现在才能够放眼将来。

问:今年年初中央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各地贯彻落实。您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海洋文化主要体现哪些地方?

杨:所谓中华海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海洋、岛屿和海岸带直接或间接地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空间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后面两个合起来称作非物质文化。我们要吸收、继承和弘扬海洋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以培养国民对海洋认识的自觉。

海洋物质文化,体现在先民开发利用海洋留下的遗迹。有反映原始海洋生活的贝丘遗址、海洋聚落遗址;反映海洋生产的制盐作坊、渔业捕捞的工具、抵御风浪的海塘;反映海洋交通贸易的港口、古代沉船、造船遗址、指示灯塔、流通货物;反映海洋防卫的城堡、炮台、海战遗址,等等,它们背后都蕴藏着一个个海洋故事。有两件有关海洋物质文化保护的大事:一件是2016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申报的体现中外海洋文化交融的“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将在20177月召开的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进行讨论,有望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另一件是今年1月底我国正式申报海上丝绸之路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古泉州(刺桐)史迹世界文化遗产项目,有望在明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海洋非物质文化有海洋人群的风俗、信仰,海洋文学与艺术,海洋技艺等。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海洋相关的就有30多项。其中“妈祖信俗”和“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还分别入选2009年、2010年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问:近年来中国海疆问题日益增多,您认为加强海洋史学研究能为我们维护我国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哪些学术支持?

杨:我国与周边邻国的海洋纠纷,主要是海岛的领土主权归属与海界划分问题。现代海界的概念,对外是指国家管辖海域范围的界限,包括领海、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它是一个国家主权,或行使、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的标志。现代海界从古代海界发展而来,随着海域使用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海界概念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或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从西方海洋国家的海洋法律和实践来阐述这个历史过程,没有提及中国和其他濒海国家、岛国的历史实践经验。历史学界也很少有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因而产生一些认识的误区和偏颇。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关于海界的记述,蕴含着中国人对海界的自主认知。了解中国古代海界的观念,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海洋历史权利,对研究中国海疆历史和分析现在的海疆问题,都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至于海岛归属,国际上习惯做法,是以海岛的发现、命名、管辖来界定其所属,这就需要通过历史记载加以论证。环中国海的许多岛屿,在先民海洋活动留下的“更路簿”、航海图、见闻记载中都会有命名、标记,官方使节出访,或舰队巡洋也会有相关记录,甚至勒石刻碑宣示主权。挖掘这些海洋历史,是当前我国主张海洋岛屿所有权的重要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有关国际条约对归还我国海岛的规定,还有我国政府管理海岛的各种行动,都直接表明我国对相关岛屿的所有权。我们亟须对这些海洋历史进行研究,将研究成果展示于国际社会,消除误解,揭穿有关国家歪曲事实的阴谋,赢得国际社会舆论支持,维护我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国与许多相邻国家的海域宽度不足四百海里,因此专属经济区多有重叠。但在历史上没有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渔民可以自由到各地捕捞打鱼,为维护渔民的原有利益,可以到传统渔区作业,这也需要我们通过海洋史学研究,提出相关依据,然后与相邻国家协商,达成相应协定,以减少渔民损失,维护我国历史上一直享有的海洋权益。可见,海洋史学研究可以为我国当前处理海洋纠纷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根据。

问:您是我国海洋史学的重要开拓者,有丰富的治史经验,最后请您为我们从事海洋史学研究的年轻一辈,讲讲需要注意的问题。

杨:研究海洋史,要坐得住冷板凳,静得下心来,不要浮躁。首先,海洋史的资料说多也多,很多资料埋藏在各种官方典籍、档案、地方史志、私家著述、笔记小说和民间文献之中,也散见于海洋经济圈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文献之中,留存的海洋文献估计有近亿字。但是,说少也少,一个是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留下的文献是经过大陆文明的标准筛选过的,或是局外人用陆地的思维和言语描述解说的,远非本来面目。第二个是资料分散,缺乏全面搜集和整理,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难度,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这就需要花大力气去梳理,利用新材料,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个是近几十年来,因为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航海新技术的运用,以及老一辈航海人的去世,大量民间航海文献保管不善而消失。所以我们还要加大调查力度,加快收集民间文献。

年轻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不要跟风。不要急于求成,一项研究成果要经多次打磨,这样它才有足够分量沉淀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海洋史学发展需要一代新人的崛起奋斗,年轻一辈年富力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切身投入到这个事业中去,一起来耕耘。 

(厦门大学历史系朱勤滨采访整理。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3期,第4450页。)

海洋史学与“一带一路”——访杨国桢教授.pdf


版權所有: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地址:廈門大學南光一號樓二零四
         電話:0592-2185890 服務信箱:crlhd.amu@gmail.com
Copyright © 2010 , All Rights Reserved 廈門大學ICP P300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