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新屋_黎士弘與周亮工的交遊及其影響——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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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屋_黎士弘與周亮工的交遊及其影響——一個社會文化史的分析
  发布时间: 2018-07-30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0

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及其影响

——一个社会文化史的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  朱新屋

[摘要]明末清初的闽西客家地区,形成了以李世熊、黎士弘、雷鋐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成为当时福建地区可以颉颃福州、泉州和莆仙的文化中心。其形成的重要契机,既有内部的血缘和地缘等因素,也有外部的业缘和交游等因素。其中就后者而言,尤其以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为典型。通过条梳细分两者之间交游的脉络,从士人生命史和心态史等角度,可以看到这种交游对闽西知识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影响。正是这种交游,不仅将闽西知识群体的影响扩大到全国,而且也提升了这一知识群体的知识品质,从而奠定了历史时期闽西客家地区重要的文化传统。

[关键词]黎士弘;周亮工;交游;影响

  

通常从宏观角度考察福建社会文化史的进程,都习惯强调福州、泉州和莆仙等地的中心地位,对闽西客家地区则较不重视。实际上,明末清初的闽西客家地区,形成了以李世熊、黎士弘、雷鋐等为代表的知识群体,成为当时福建地区可以颉颃福州、泉州和莆仙的文化中心。其形成的重要契机,既有内部的血缘和地缘等因素,也有外部的业缘和交游等因素。其中尤其以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为典型。除此以外,交游研究本是人物研究的重要基础,但以往学界普遍侧重于对历史史实的梳理和现象描述,很少从士人生命史和心态史等角度,深入分析交游带来的内部和外部影响。本文试图以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为例,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分梳两者交游脉络的基础上,讨论这种交游带来的内外影响。

一、“吏事”与“文章”:黎士弘的生平

现存黎士弘的传记资料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史或官方记载(如地方志),以《清史稿》、《江西通志》、《宁夏府志》、《甘肃通志》等为代表,侧重强调传主的仕宦生涯,即“吏事”;一类是民间或士人记载,以《国朝诗人征略》、《全闽诗话》、《榕城诗话》、《雪桥诗话》等为代表,侧重强调传主的诗文创作,即“文章”。晚年黎士弘自题刻像,又拈出自己的矛盾定位“业儒也,而辞章浪得名;从宦也,而循良谬有声”,其反思亦举以“辞章”(文章)、“循良”(吏事)两端。由此可见,“吏事”(立功)与“文章”(立言),实际上是贯穿于黎士弘一生的两条重要线索。

黎士弘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明清鼎革之时,已然26岁,身份是崇祯五年(1632)的生员(博士弟子员)。虽然综观黎士弘现存诗文传记,那种交织于清初士人身份认同的心理纠葛,似乎并未体现在黎士弘身上。加上检视各类传记资料,似乎可以看到尽管黎士弘仕途顺利,吏事显著,但时人及后人更多的是记住了他的诗文之名。以诗歌而论,终清一代诗话或诗汇共收入黎士弘的诗歌26首,其中《闽酒曲》和《至西昌知周栎园先生无恙且得手书》还被反复收入、品评。拈出这两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旨在强调黎士弘身处明清鼎革时代,且师从著名的明代遗民李世熊,其对出处的选择必曾有过考虑;与此同时,个体身份的建构是在交游网络中自我定义与被人定义的。因此,这提醒我们似乎有必要从黎士弘自身的角度,来考察“吏事”与“文章”这两条线索在其生命中的交织纠葛、轻重取舍。

简而言之,以黎士弘的自我定位来看,从其年轻时期开始,就注重“文章”多于“吏事”。他在30岁首次刊刻诗集时,回忆年轻时期的志向,即说:“仆行年几三十矣,少时抗怀高尚,以为十五年读书,十五年仕宦,四十以上便当杜门深山,著不朽之业,而今竟何如也。性情颓落,所志无成。”以四十岁“杜门深山,著不朽之业”来看,其所定义的前半生是25岁之前读书,2540岁之间出仕,40岁以上即居乡著述。当时黎士弘已经年届而立,举业功名却还只是前明生员;从后设角度来看,距离清朝举人还要6年,出仕更在12年以后。所谓“性情颓落,所志无成”当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从康熙元年(1662)出任江西广信府推官开始(16621668),黎士弘历任江西永新县令(16681671)、巩昌及甘州司马、陕甘布政司参政等职(16711679),其仕宦生涯(“吏事”)恰与年轻时期的自期自许相当(15年—17年)。然而从始至终,黎士弘都对“吏事”一端态度暧昧,对“文章”一端则苦心经营。在《磨刀诗》中,作者以刀自比写到“而何半寸锥,处囊示其耀。苟且就功名,纯钩坐相笑。有光难赠人,出门数年少”。本诗所作年代不详,但可推定作于年轻时期,其所说固然指自己磨刀未成,出仕的自身条件尚未成熟,但“苟且就功名”一句,似乎透露出作者对吏事的某种态度。至认识周亮工(1648)以后出游江南,在《罢对南还检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五韵别伍化臣段伟儒》中又写到“出处皆无策,迟留贱一身”,则可看成是黎士弘对出仕表示犹豫的明证。后来有朋友至家中做客,黎士弘起床稍迟而受客人责怪,他在自嘲诗中为自己辩护时,已明确写到“东阁任随来恶客,本怀不拟拜三公”,似可知其对仕途升迁并无太大兴趣。至35岁时,黎士弘上书钱谦益,对这位“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坛大家直陈心迹,“弘生三十五年矣,束发受制举之书,虽间收时誉,不无自厌薄所为。赖先世之积,颇有藏书,日夕编摩,弟兄自课,约略手抄殆将二百卷,为诗古文亦约略数百余纸。”在这里直接将“制举之书”(吏事)和“诗古文”(文章)对举,可明确看出作者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取舍。

虽然在出仕为吏事的17年中,黎士弘尽心竭力,颇有廉名,如在广信府推官任上,“莅事精敏,刑狱多所平反”;时人又说“遇黎则生”。但他在吏事上的自期自许既然不高,后来更是“宦趣飘零”(以至于以平定陕甘有功升任布政司参议而“以母老乞归”),那么就不难理解时人及后人对他的评价同样视文章重于吏事了。不过仍有必要理解黎士弘一面对吏事不甚感兴趣,另一面又出仕为官且积极处理政事的矛盾心态。就前者而言,黎士弘为前明生员,明清鼎革之时受到业师李世熊之影响,对出仕新朝有一定的犹豫,此为其一;明清时期科举名额有限,而一般生员和举人难以得到出仕的机会,这对于一向不太自信的黎士弘(详下文)来说,也是必须考虑的层面。就后者而言,出仕不仅是维持生计和兴旺家族的需要,对于生于处在万山之中的长汀的黎士弘来说,出仕也是加强交游、辨时论文的需要。

终黎士弘一生,其最高功名只是举人,其最高官职只是布政司参政(从三品)。若不与外界士林以诗文交游,可以想见其命运,很可能流于地方性的文人而缺乏全国性的影响力。不过尽管他感到“仕宦飘零”,对于外出交游却一直充满渴望和热情。正是在后来“交南北之士数十百人”,才能得到徐世溥“今海内人士,能为古文辞者,汉阳李文孙共卿两人耳”的评价——周亮工则认为黎士弘自可以单行,而李文孙不足与之轩轾。这对于一向以简傲闻名的周亮工来说,可谓是异数。毫无疑问,在黎士弘交游的“数十百人”中,以周亮工对他的影响为最大;甚至扩大言之,周亮工对当时整个闽西知识群体的影响都首屈一指。

二、“沧浪”与“十洲”:黎周交游考实

以黎士弘的交游网络而言,与他交游最深的,一是李世熊,一是周亮工。有趣的是,前者由师而友,后者由友而师,均为亦师亦友之关系。从现有资料来看,黎士弘与李世熊的交游以(闽西)地方事务为重;黎士弘与周亮工的交游则以诗文唱和为主。其交游有内外之别,其影响亦有大小之分。虽以内外而言,周亮工属外部交游;但以影响而论,自应首推周亮工。正如周亮工在《讬素斋文集序》中所说“予与愧曾交数十年,曩游八闽,一时文字,交惟愧曾托契最深。”“托契最深”正是两者交游的真实写照。

黎周之间的交游机缘,得益于周亮工顺治四年(1647)由扬州兵备道参政擢升为福建按察使(据《清代职官年表》可知,其时为4月)。《(周亮工)年谱》载:“由浙入豫章展鸿胪公墓,遂从杉关入闽。抵光泽,寇乱道阻,公遂于邑中莅任,任城守之责。土寇李凤毛自五都出,公出奇破之。”因沿途有阻隔,直至同年10月才抵邵武(樵川)。黎士弘与周亮工之相识,即在次年(1648)的邵武。但是另一方面,黎周之能在邵武相识,实与闽西长汀的地缘环境及黎士弘的心态有关。

长汀“僻在一隅”,处在“万山中”,对于闽西长汀这种十分偏僻乃至封闭的环境,黎士弘一直十分敏感而在意。从长时段来说,闽西长汀地区直到李世熊和黎士弘等人的出现才有可以匹敌外界、知名全国的文化人士。对于这点,李世熊和黎士弘也很清楚。如李世熊在康熙庚申年(1680)给黎士弘的信中,即写到“吾汀文章,郁塞既数百年。近方芽茁长,养使畅茂参天者,非门下谁肩此责乎?”黎士弘在《族谱自序》中也感慨闽西文化的落后“夫一里之中,为儒不数家;一家之中,为儒不数人。”这样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加上对历史的这种认知以及对自我历史角色的定位,黎士弘从小在闽西山区的经历就让他产生了有点儿自卑,同时又渴望外出交游的心态。三十岁首次刊行诗集时,黎士弘就首先反省了这种环境下的心态,他说“嗟夫!使仆当时不稍自爱,重与乡里同征逐,不知此十五年中见天下几人,读天下几书,而累惭积愤,又似不似近日否也。”“累惭积愤”四字,点出了这种环境下黎士弘的心态。虽然在视野上,黎士弘没有为环境所束缚,但“不接于大人君子,即是文可驾贾班、言可凌崔蔡,亦何能无欢而笑、不戚而啼,以一发其胸中之奇乎”的环境,毕竟客观上对他的交游产生了限制束缚,所以从小开始,黎士弘就非常羡慕司马迁不仅“才高一代”,而且“家世史官,去秦楚之际未远。又亲见孝武之世,王侯将相,伟绩丰功;登封战猎之雄,宫阙楼观之美”。后来在《上钱牧斋先生书》中,黎士弘直言自己“卑且贱”,所写诗文为“寒俭无聊之语”。以上所论应较为合理,可见黎周之能在邵武相识,似乎是黎士弘北游南回时,途径邵武,闻周亮工之名——尤其是爱才、爱交游之名——前往暂住,以为请益之见而来。

与黎士弘相比,周亮工的举业和仕宦都顺利得多。周亮工在崇祯十三年(164028岁时即进士及第,次年出任山东潍县令,至顺治四年(1647)擢升福建按察使之前,已有非常丰富的仕途阅历和廉吏声誉。查《(周亮工)年谱》,其在福建先后任官八年(16471654),加上身陷囹圄、回闽候审的四年(16561660),共为十二年。其间与黎士弘在福建(长汀)的时间重叠者有七年(16481654),因此黎周面对面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具体情形,因史料缺略,难以详言。唯从周亮工在福建的仕途情况可约略言之。周亮工于顺治四年(1647)经杉关入闽抵达邵武,次年与黎士弘相识;至同年(1648)夏天,周亮工回到福州任上,黎士弘跟随为侍从;至同年(164810月,周亮工奉令北上,黎士弘应已离开福州返回家乡;至顺治七年(16509月,周亮工北还返闽,以闽西(上杭,即杭川)有反清之乱而奉命西往,至年底乱平而后返回福州,这段时间应与黎士弘交往甚密;至顺治九年(16522月,黎士弘北还返闽,即第一时间拜访周亮工;随后似随从周亮工至漳州解郑成功之围,并在周亮工代理兴泉道任上(1653)从学署中;此后周亮工因谣言深陷囹圄之困,黎士弘曾在此期间前往福州视看(1661),次年(1662)出任江西广信府推官后,黎周遂不复有晤面之机缘。综上所述,黎周之间的直接交往,仅限于四个时间段:顺治五年(1648)春—秋;顺治七年(16509月—12月;顺治九年(16522月—顺治十年(165312月;顺治十八年(1661)。因此两者同在福建的时间虽有七年重叠,但前后见面的时间不超过三年。加上周亮工所任福建各类地方事务极为繁忙,两者之间的交往时间又应缩减。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简短的两三年直接交往时间,让黎士弘、周亮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是在后两个时间段,奠定了黎士弘后来“栎园门人”的地位,而其实际功能,虽言为周亮工之幕僚不为过。后来黎士弘出仕江西广信府推官开始,所行吏事极为出色,应与这段时间在周亮工署中受到的锻炼有关;甚至黎士弘之所以出仕,也有可能是得到了周亮工的举荐——毕竟在明清时期,举人出仕的情况并不太多。但也正因为两者直接交往的时间不多,所以今日所见两者交往的史料均以讨论诗文、书画为主,其中诗文唱和主要发生在会面的时期,书画讨论主要发生在离别时期。两者交往的内容,也就以诗文和书画为主。因此以“沧浪”和“十洲”对此进行概括,似亦不稍嫌简略。

在黎士弘《讬素斋诗文集》中,直接与周亮工有关的诗歌有19首,文章有9篇。返观《周亮工全集》,或因晚年焚稿之缘故,现存与黎士弘有关的诗文仅有8篇。可见黎周之间的交游,以黎士弘为积极主动。其诗文唱和亦可分三阶段言之:第一阶段为顺治五年在邵武(樵川)的诗话楼唱和。邵武诗话楼,原为望江楼,这是周亮工在福建任职期间除平定寇乱之外的首次文化建设。在邵武期间,周亮工不仅与闽地诸子多所唱和,而且将这些唱和的诗篇结集,由黎士弘协助进行,可知周亮工对黎士弘的看重。大约从这一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16481652),黎士弘渐次外出交游,周亮工特题诗以赠,其一为“媿曾天下士,到即诵君贤。不及观标格,时从谋简编。诗能删世好,交或引余前。我友怀人去,相看意倍坚。”诗中流露出周亮工对黎士弘诗文和品格的赞赏。在邵武的交游,“日夕讨论文章、性命之学”,因此可知在邵武的这段时间,黎士弘不仅诗文方面受到周亮工及时贤的指导(从黎士弘诗集首次刊刻即得到周亮工赐序可知),视野方面也大为拓展。也是在这一时期,黎士弘请周亮工为诗集作序,在序言中,周亮工有意问到“愧曾之自视与所以视余为何等哉?”实际上从一开始,黎士弘就钦服周亮工备至。他在诗中写到“拜手长河呼共话,风流谁更似先生”。这时即以“先生”称呼,此后慢慢进化到以“门生”自称。第二阶段则是顺治七年至顺治十二年(16501655)在长汀与福州(三山)、泉漳等地往返的唱和。在顺治八年(1651)和顺治九年(1652),黎士弘连续两年为周亮工赋诗祝寿(周亮工分别为40虚、周岁),并在福州和泉州两地为《续怀帖》、《尤难为怀集》、《清漳唱和诗》和温陵扳辕作文,两人情谊越益深厚。特别是在顺治七年(1650)周亮工前往闽西镇压反清叛乱时,黎士弘写诗答复,其中写到“念经年别挑灯坐,闻数行来出户迎”,当时黎周分别两年左右,其欲再次相见的心情之渴望与迫切跃然纸上,诗中又称周亮工诗为“好句”,称《郄咢新集》为《史记》,并在诗中首次以“门生”自称。此一时期,黎士弘颇多单方面的唱和诗作:周亮工作《九龙滩口号》,他和以《读周元亮先生九龙滩口号》;周亮工作《海上昼梦亡姬成诗八章》,他和以《续周栎园先生海上梦亡姬诗》;周亮工作《闽茶曲》,他和以《闽酒曲》。第三阶段是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十一年(16551672),通过通信、怀友等方式遥寄唱和。周亮工在顺治十二年(1855)后受谣言下狱,先深陷京城,后回闽候审。期间郑成功部在闽南攻打漳州等城失败以后,转而围攻福州。周亮工借机得以再次暂时启用,黎士弘作诗遥寄为庆;后周亮工下狱致死的传言被证实为假,黎士弘又再次喜不自禁,赋诗遥和。而在这一时期两者最为重要的交往,是通过诗文、书信对书画的讨论。

如果说诗文为黎士弘所长外,那么书画则是黎士弘所短。这构成了黎周交游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周亮工之精通书画艺术,在当时已是全国知名,更在其诗名之上,如钱谦益即曾说“栎园好近代名士画笔,藏画甚富。舟车南北,恒贮箧衍。予以为栎园非独爱其画而已,其栖托盖有进于此者。”与诗文唱和相比,黎周之间的书画讨论脉络相对清晰。从黎士弘诗文集来看,两者之间进行过三次讨论,讨论对象分别是:仇英(十洲)、唐寅(六如)和吴凤起的画。不过很显然两者的讨论不在同一个等级上,黎士弘两次收集前代名人(仇英、唐寅)绘画寄给周亮工,都被认定为赝品。由于周亮工文集中未见回信,无法完整还原两者讨论书画的具体过程,但从黎士弘单方面的写作中,可以看到后者既惭愧又敬仰的心情。这种心情在《购得仇十洲手绘呈周元亮先生》、《以仇十洲手卷致周元亮先生札来云定宋元佳手非十洲所办再用前韵》、《以十斛米换唐六如手卷托郑惕菴致周元亮先生札来云非真笔也再叠前韵解嘲》三诗中体露无遗。从前两首诗来看,“仇英”的手绘似是山水画,他在对这幅手绘进行了一番描述后,谦虚地说到“高文快事知相须,留待昌黎作画记”。得周亮工手函相告“定宋元佳手非十洲所办”后,他仍然十分赞赏这幅手绘,甚至以五代黄荃、唐代韦偃作品相比,但他信服周亮工的鉴定“待公定眼认谁手,我能执笔为公记”。至唐寅手卷时,黎士弘用十斛米换来的画作再次被周亮工鉴定为假,不觉自嘲起来“平生看画拙慧性,无鉴刻画疑粧靓。”而周亮工在回信中很显然细心教授黎士弘怎样鉴别画作,“长幅大卷卖五郎,指唐指董皆唯命。作者何人费度忆,亦画云烟隔深树。耳食口授皆言佳,辨其真者无一二。”这两次经历以后,黎士弘对书画艺术变得谨慎起来,也不再搜画寄于周亮工。唯一一次寄画,出自同县画师吴凤起之手。此次附去书信一封,在对吴凤起生平遭遇作了一番介绍后,希望周亮工这位“书画之董狐”鉴别,确定是否可传后世以不埋没吴生(凤起)之名。由于无法看到周亮工的回信,不知此次鉴别结果如何。抱着谨慎态度的同时,鉴赏水平似乎有所提高。与书信同时寄去的还有对十二祯画作的附加说明。说明中特地以“精神”为主题论说诸画作,颇能得论画之旨。实际上,黎士弘从小即开始学画,对绘画也充满兴趣,但无奈所学未成,只能通过周亮工的教诲以为鉴别。书画虽非举业所必备,但是书画本身作为一种长物,在明清时期士人(文人)的生活世界中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黎士弘自不会不知道这点,在多次鉴别受挫以后,他多少有点儿沮丧地写到“成名未必泉台事,止为伤心落笔时。”意思是说自己不懂得书画不会影响成名(成名不用等到死后[泉台]),但是仍然为自己低下的书画欣赏水平感到伤心。

在黎士弘的眼中,于诗文,周亮工是“昌黎”“子瞻”;于书画,周亮工是“书画之董狐”。除此以外,于立功政业,周亮工“年才强仕”“致大官、成重名”,为当世之“韩欧”、“孙公”。或许是因为黎士弘自己在立功政业上“未尽其用”,所以他觉得周亮工在这方面“人生荣名至此极矣”。由此看来,在黎士弘的眼中,周亮工是“立功、立德、立言”方面的完人;这种完人带给黎士弘的影响无疑极大。黎士弘也一直心怀感激,甚至说“弘之学问稍有成立,他日夫子纵进一觞,弘得簪笔左右,杂其言于伶人歌工之侧,将以娱观而美听焉”,不惜于与“伶人歌工”为伍,认为这是“报夫子之命者也”。

虽然在邵武相识周亮工之前,黎士弘已经“文名益噪”,但真正让他获得与李世熊和李昌祚(文孙)齐名并进而为世人所熟知者,的确是在与周亮工交游之后。以周亮工在当时士林的地位及其广泛的交游网络,黎士弘必从中受益匪浅。虽然周亮工死后被列入《贰臣传》,但在当时并不影响他的声誉(以至于在他受陷下狱后,有多人试图为其翻案),作为“栎园门人”的黎士弘,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了。如果说这还是交游带给黎士弘的外在影响的话,那么在诗文理论和诗文创作上的变化,则是交游带给黎士弘的内在影响。此由下文申说之。

三、“古文”与“时文”:黎士弘的文论

关于黎士弘的文论,前人似乎已有定论。因黎士弘在《文集自序》中称“少时诗好李贺,文好王勃,竭日夜以求之者,盖十有五年”,后人咸以此说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评论到“今观集中(《讬素斋文集》)诸作,大抵多宋人末,绝无一篇与子安、长吉近者,盖嗜好虽笃,而才地则与之不近也。”这种看法实际上多有偏颇。黎士弘在《文集自序》中已经知道自己不足于学李贺、王勃,并且综观《讬素斋诗文集》,其风格毋宁与宋人近似。这在魏礼的序言中已经明言,尽管魏礼将黎士弘比于苏轼言之太过,但在《讬素斋诗文集》中的确处处可见苏轼的影子,“东坡”或“子瞻”等字眼在诗文集中总共出现过14次,可见其有意效仿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古诗文名家。然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应当看成是当时时代潮流、黎士弘自身经历以及周亮工的影响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诗文兴趣上说,黎士弘从年轻时期开始就有很明确的取向。这种取向概括言之,就是舍“时文”而取“古文”,与此相对应,是舍“章句”而取“义理”(如《活字》“达夫玩义理,庸人死章句”)、舍“内学”而取“外学”。这种取向耦合了黎士弘在“吏事”与“文章”两者之间的价值取向——概括言之,时文、章句和外学与吏事同一范畴,古文、义理和内学与文章同一范畴。也正是因为黎士弘在年轻时期就有了明确的取向,与周亮工的交游才能在(诗)文论中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无论黎士弘《讬素斋文集》,还是周亮工《赖古堂文集》中,均没有直接的诗文理论,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影响无法从理论上直接阐发。但是由于周亮工为当时诗文名家,深谙诗文之学,并且对黎士弘所知甚深,故而其对黎士弘诗文理论和诗文创作之影响,仍有辙迹可循。

其实在首次为黎士弘《讬素斋诗集》作序时,周亮工就对黎士弘的修短优劣有很清晰的认识,他说“(愧曾)为诗廿余年而门以外一无杂交,故其诗虽数变纷纭之见,终不足以移易之”,并形象地写到“当其歌哭无端,离合自验,兀兀独坐,神情屡失时,愧曾之心亦良苦矣”。这段论述托言极大而批评甚婉,其言外之意,当指黎士弘在与他相识之前,虽然追求诗歌风格的变化,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当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交游不广、历世未深。诗文创作的这种基础,在后来为《讬素斋文集》作序时,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表达:“历观古人文字,有十年一赋者,子云《草玄》亦经年闭户始成,是其得之静密者深也。司马子长涉江淮、历会稽乃能成一家之言,颖滨言与当世名公巨卿,游听其议论宏辩,观其容貌秀伟,而知天下文章莫过乎此,是其得之历览者宏也”,因此在周亮工看来,诗文若要“卓灿古今”,不能只靠“气”而必须“(有)所得力”。这段话虽出自周亮工之口,却几乎可以看成是黎士弘的夫子自道。前已述及,黎士弘从年轻时期就对司马迁能遍游天下羡慕不已。常年居住于闽西长汀的这种环境中,使得黎士弘能“得之静密者深”;直至后来出游江南,交游亮工以后,黎士弘对司马迁的羡慕才在某种程度上化为行动的力量,才能“得之历览者宏”。这种生命经历,使得黎士弘无论为诗、为文都能灵活去取,不呆板泥古,堪能得周亮工“取途于八家,而由不囿于八家”的杂糅风格。

周亮工诗文方面对黎士弘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真”的追求。明代以来的诗文理论,所主创获不多。从弘治、正德年间开始,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的唐宋派,主张继承文以载道的古代传统,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种复古思潮为后来的桐城派所继承;至明代末期,以“公安三袁”为代表公安派及以钟惺、谭元春等为代表的竟陵派一反其道,主张抛离文以载道的包袱,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延续到周亮工、黎士弘的时代(清代初年),士林世界的诗文理论变化多端,恰如潘耒在《讬素斋文集》中所说“后世之士,学无根柢,辞有枝叶。本无独见而妄思立论,本无至性而强欲造端,于是不得不以模仿蹈袭为能事。言文者,一以为左史,一以为庄骚,一以为韩欧;言诗者,时而主汉魏,时而主三唐,时而主宋元。”但是尽管如此,从潘耒的批评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格调说”逐渐式微,“性灵说”(求真)已经占了上风。周亮工与黎士弘身处当时的时代潮流中,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如袁枚(“性灵说”的集大成者)即在《随园诗话》中记载周亮工“诗以言我之情也”之论,其间引用汪辑(舟次)的评论,更是可见这种从“格调说”转为“性灵说”的典型体现,“《赖古堂集》欲小试神通,加以气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气格,定减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终不愉快”。又如沈德潜即赞周亮工诗“情真韵远”,后人言及此论,咸称“情真”为实,“韵远”不必。黎士弘对周亮工求真的文风也自有体会,在《尤难为怀集序》中,他将周亮工与屈原和宋玉相比,说“夫江山草木,岂得解愁;及雨凄霜,何预人事。所驷马车中,长日划手指襟,使山川应接不暇,即先生宁自知,其遂至此哉!戴天覆地,今古茫茫,屈子胸中无端而忽有问;秋色佳哉,致殊足乐,宋子胸中无端而忽有悲。要皆孤怀侠性,根据宿胎,每触绪相关,如逢故物,情所独往,即至戚不得争,即豪贵不得问也。”这里不仅强调要抒发个人性情,还指出文要有所根柢,这与前段所言“静密”、“历览”诸论可相仿佛。后来周亮工为《讬素斋文集》作序,几乎使用了相同的话来表达,可见黎士弘后来诗文的趋向,已甚为周亮工满意,同时也实践了他自己的诗文主张。

至康熙己巳年(1689),已67岁的黎士弘第三次刊刻诗集,在《自序》中直接提出“真”、“境”与“气”等问题:“诗以情至,非情至则不真;诗以境新,非境新则不动。然无师承良友感激观摩,则气有时而衰,即情至境新,终不能达其意之所欲言,而思之所必至。”在序言中感慨“昔时师友,现在无多”,必是想起了15年前(1672)去世的周亮工,这段对“真”、“境”与“气”的诗文理论,也就不妨看成是“师承良友感激观摩”影响下的结果了。正是在当时的时代潮流和周亮工的影响下,黎士弘以“真”为标的,反复倡导“诗以言志”、“文者心声”,可谓是“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的典型论调。后来黎士弘多次论说求真,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同样作于晚年(年近80岁)的《随笔记四则》,因怀念师友,作“沧桑之感”而想起了与周亮工谈论诗文的往事。回忆两人谈及李世熊,周亮工问到“泉上李君元仲数十年旧学,何以竟不成名?”,黎士弘答以“诗文好作怨语”;周亮工不免再问及李世熊之怨与他自己的怨有何不同,黎士弘答复说“李君之怨,如寡妇夜啼,不能终听;若先生则如好女怀春,极怨处是先生极艳处。”这段诗文理论堪与宋代俞文豹之论柳永与苏轼之异同相比,这也是黎士弘第二次论述周亮工对真的追求。

对于黎士弘的诗文风格,周中孚虽认定“好之(李贺、王勃)而未能学之”,但仍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诗一本性情,刊落浮华;文则踔厉清矫,其气充以完,其辞辨以达,大率得之宋人。”这种评论与时人评价相应,可谓解语。不过也应当看到,这种风格的形成,不仅与黎士弘身处长汀能“得之静密者深”有关,也与周亮工及南北士林的交游从而能“得之历览者宏”有关;尤为重要的是,周亮工以当时诗坛的求真精神相授受,这也是直接促使黎士弘能够“刊落浮华”、“踔厉清矫”的原因所在。

四、简短的结语

明清之际闽西客家地区知识群体的出现,在当时曾经引起士人的广泛注意。如蔡世远写到“汀州多敦朴则古之士,而长汀宁化为之最,盖有李元仲、黎媿曾二先生之遗烈焉”,魏礼则将黎士弘看成是“闽南首出”的诗文名家。这种影响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外部的交游网络有关。如果从士人生命史和心态史的角度来说,黎士弘的自我定位是“文章”高于“吏事”,同时身处闽西山区地区虽略有自卑,又目光宏大,渴望交游。至与周亮工交游往来,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使他得以享誉天下士林,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功转换了自己的诗文风格,并且在知识(书画)的品质方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出发检视黎士弘和周亮工的交游,不难发现其对奠定历史时期闽西客家地区文化传统的贡献。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客家研究辑刊》2014年第1期,第148157页。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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