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书研究的问题意识
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振满
民间文书的整理与研究，更重要的是怎么去提炼问题意识，特别是在文书世界里，大家去找什么? 利用这些文书能做些什么事? 究竟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民间文书研究的大方向在哪里? 这些问题，是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的。
昨天读了吴才茂的文章《超越地域与民族: 清水江文书研究再出发》一文(刊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5期)，就是超越地域、超越民族，作者提出的几条我觉得都很重要: 一是资料怎么去拓展，做文书不单单只能看文书，还有很多相关资料; 二是比较研究; 三是古文书学的脉络; 四是民族的特性。这些我都非常赞同，可以让学界同行去想更多的问题，去看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应该放在什么样的学术脉络里。当然，我觉得还需要有更大的野心，去寻找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大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在整理民间文书，这些工作究竟何种程度上能推进学术讨论和整个学科的发展。赵世瑜教授说要用清水江文书重新去理解西南地区的历史，重新去解读整个国家的历史，这个是大方向。其实这个问题，到今天，我认为不单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怎么接地气，怎么能够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做出自己的解释。
我认为民间文书的利用，其实始终还是有点小。在中国大一统的王朝国家体制下，普通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因为始终都有一套王朝制度，这个是大家都要面对的，不管是内地还是边疆，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实大家都是要面对的。所以，我很赞同吴才茂所说的超越民族与超越地域。昨天我们还谈到，清水江文书的研究是不是应该跟台湾的民间文书进行比较，台湾也有很多民间文书，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有的做得很精致。清代台湾面对的同样是王朝国家，那里的很多问题，可能和清水江地区是一样的。
黎平文书绝大多数是白契，那么它的产权是怎么确认的，产权又是如何交易的? 福建的契约也大多数是白契，虽然福建情况很特别，其山林在宋代就开始私有化了。众所周知，传统中国山林是公共资源，它其实没有私有化的。但福建从宋代开始私有化，那些世家大族有权力的人，想办法到政府去报税和注册，然后就说那片山林是他们的了。但到了明代以后，就开始打官司，很多人就会去抗议说: 我们几十个村，我们很多姓，本来我们就靠这个山放牧、砍柴、水源、墓地，怎么世家大族就给占了? 现在能看到很多明代的碑刻，就是打官司之后刻出来的碑。所以，山林慢慢都转移到乡族，很少私人能够控制山林。清水江文书前几年好像也讨论是共有还是私有，这个是很多人很多层的问题，福建的山地基本上没有私人能够控制，所以，交税的山地其实也很少，大部分都是集体的，或者用乡族的名义占有，或者地方社会的名义占有，当然还有分水的问题，等等。但是，经营基本上是私人，他们真正在使用那些山。这些产权问题非常复杂，民间到底用什么去处理这些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另外， 我想也是普遍意义的问题， 以前说中国是两个社会，一种文字社会， 一种无文字社会。但是现在发现这么多的民间文书，文字对普通人太重要了，普通老百姓都非常懂得怎么用文字来管理这个社会、来处理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事务。特别是在贵州，贵州原来很多人是不会认汉字，不会讲汉话，可是他们会用汉字来处理问题，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的? 我记得岸本美绪也讨论过，她把徽州文书和清水江文书做比较(［日］岸本美绪著，张微译:《贵州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山林契约文书比较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4 年第 2期) ，她发现很奇怪，即清水江文书在内容上有特色，但契约文书是一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子? 在别的地方，譬如厦门大学历史系有个学生做过福建的一个小地方，就考虑文字怎么下乡，怎么进入那个山沟沟里面去，通过研究，他发现在宋代形成的文献、明代形成的文献、清代形成的文献，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就契约而言，它从宋代、明代以后，变化就非常多，早期的契约大部分是产权交易，后来租佃变得非常复杂，譬如“一田二主”，“山皮山骨”，等等。这类的东西，到清代中期以后，福建很少这种交易的，连租佃都很少，全部变成债务，看起来是买契卖契，背后其实都是债务，它基本上是典当抵押，就是产权变成了一种债务关系，这背后其实就是商业化组织。契约文书形式的变化，其实体现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所以，我是想，做民间文书研究，既要做综合的考虑，又要有开阔的视野。
（本文为《黎平文书》首发式论坛专家演讲之五。原载《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8年第2期，第6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