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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中國史研習營紀要
  发布时间: 2018-07-17   信息员:   浏览次数: 295

       2018年7月7日至13日,第六届中国史研习营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顺利举行。从2013年起,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秉承“合作、共享、公益、传承”的理念,联合举办中国史研习营,面向全国,选拔优秀本科生进行高水准的学术训练,已连续举办五届。今年则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接力,承办第六届。此次研习营在严格选拔的基础上,共录取20名营员。

       7月8日上午,第六届中国史研习营在公共教学一楼1505举行开营仪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朱浒老师主持,出席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冯筱才老师、中山大学温春来老师、厦门大学张侃老师,四川大学王东杰老师、张循老师,中国人民大学胡恒、邱靖嘉老师。冯筱才老师回忆起六年前有感于高校历史学学生之间的隔膜、各校培养的差异,以及学科分化、校际之间横向交流的缺乏等困境,几位老师一拍即合,筹办中国史研习营,并详细商讨章程,为历史学本科生搭建高质量的学习、交流平台。温春来老师代表第一届研习营的承办方进行了发言,面对同学们求知若渴的眼神,他体会到一种王阳明“聚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并希望营员们在此期间度过纯粹的学术时光。张侃老师着重强调学术传承的重要性,王东杰老师则期待营员们在今后可能从事的学术生涯中体味“幸福”。

       开营仪式后,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老师以“宋代历史再认识”为题,给营员们带来本次中国史研习营的第一场专题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邱靖嘉老师主持。邓老师指出历史学的特性决定历史需要反复被追问、被反思,“再认识”要从史料细读开始,从材料的原点入手,对过去的成说提出挑战。接下来,邓老师从三个角度来谈如何对宋代历史进行再认识。第一,从时间、空间入手,长时段来看,宋代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广义来说,宋代是一个时代而非单一政权的历史,而认识宋王朝离不开对周边政权的认识;第二,宋代有相对开明的国策基调,邓老师以科举制度为例,讲述宋代如何通过“立纪纲”来“召和气”;第三是宋代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对于这一进程的认识,既关系到唐史与宋史的基本定位,也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走势的把握。

       邓老师最后指出宋代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使其无愧为中国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本次讲座不仅带领学员深入探究宋代历史世界,也在历史学方法上给同学们以启迪。

       8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侯旭东老师带来“走上日常统治之路”的精彩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老师主持。从“日常统治”说起,侯老师分析了历史研究中“日常”与“日常统治”的意义,并以道光十二年闰九月为例,瞥见“平淡”的公文事务中道光在位几十年间的常态,这种常态作为基调,低沉地展开,却相较于鸦片战争这样的“变”被遗忘。侯老师强调发挥“日常”作为分析性的视角,在政治史、制度史之外补充日常统治史的重要性。侯老师又以自己常年关注的简牍领域为例,考察悬泉置中“传舍的使用”,挖掘几百年间各地反复发生的日常事务。不同于以往的“传车”“传马”的孤立研究,侯老师转向研究人、制度与传舍之间的关系及其历时性变动。最后,侯老师提及研究日常统治的方法是开放的,需要不断发现新问题,拓展新领域,兼收并蓄,并根据需要吸收和创新方法,面向未来。

       讲座之后,学生从史料与视角、如何运用“一手材料”、初学者如何面对日常生活史的角度提出问题,侯老师一一给予了耐心解答。本次讲座提倡转换视角,发现新视野与新问题,给学生带来很多启发。

       8日晚间,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举行了第一场史料研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冯筱才老师向学员们传授了多年治学中研读报纸史料的方法与心得。

冯老师着重强调了史学研究必须重视的两个方面:一是“信息”的空间结构,即结合表里来探索“因果”,了解“实情”;二是“知识”的时间脉络,即注重连续性,打通“现实”、“过去”与“未来”。关于报纸史料的特点和作用,冯老师认为史料具有平等性,从档案到小说皆为平等史料主体,需要认真对待。此外,报纸史料主要仍是为政治宣传服务,是引导公众思维的舆论工具。但报纸史料自身信息具有多元化、立体化的特点,可以提供大量具体人事线索与历史细节,能够帮助读者有效地进入历史语境,提供较多的“无意史料”。这就需要研读者从报纸中找出线索,把报纸当作复合的信息空间,关注信息背后的故事,做史学界的“福尔摩斯”。

       在冯教授独到的读史方法和独特个人魅力的启迪感染下,整场史料研读会的氛围几度达到沸点,学员们提问与回答的热情都十分高涨。

       9日上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老师进行了题为“元明‘君父’至上与全民‘配户当差’”的讲座,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刘文鹏老师。李老师以唐宋变革视阈下的元“诸色户计”与明“配户当差”为题进行了探讨。他首先梳理了元代“诸色户计”制在蒙古、汉地、江南的实施及明代不分南北“配户当差”制的演进,指出元“诸色户计”是蒙古草原社会分工和军事征服的“副产品”,明“配户当差”则兼有迁民、授田、屯田、里甲等内容,实乃秦、西汉编民耕战与元“诸色户计”二者的混合。元明二制来由虽异,本质实同,均是主奴或主从领属,均直接带来了全民服役。随后,李治安老师就元明二制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反思。李老师认为,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一方面,是对编户齐民及四民秩序的侵蚀,严重恶化了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还提供了君臣主奴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并将北方民族父权制主奴或主从领属旧俗与儒家纲常糟粕相混合,造成政治文化层面以臣僚奴化为代价的帝制独裁。

       李老师视野的宏大,运用史料的纯熟,研究的精深均令在场的师生受益匪浅,讲座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9日下午,澳门大学茅海建老师进行了题为“康有为与进化论”的主题讲座,由四川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王东杰老师担任主持。

       在讲座开始,茅老师首先讲解了问题来源。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变革,而康有为作为这次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也相当西方化。但如果细读康有为此期著述,实则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接下来茅海建老师重点阐释了康有为在各个时期对“进化论”的迎拒。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在不同阶段对进化论的态度各不相同。一开始,康有为对严复所译“天演论”是回拒的;在《〈礼运〉注》等“大同三世说”的重要著作中,康虽大量使用“进化”一词,但仅仅是“拿来主义”式的运用;“大同三世说”虽主张进步,却不是进化论所催生的;康在《大同书》中甚至将“进化”与“天演”当作意义不同的概念来使用。由此,康有为对进化论的学理并未真正理解,这种理论在他的头脑中亦未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学说。

       在讲座的最后,茅老师耐心回答了学员们提出的问题,整场讲座在轻松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9日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循老师以《张溥<七录斋集·史绪>》为例,与研习营的同学们进行了仔细的研读与讨论。

       张循老师指出,在阅读古代文献时,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掌握作者的基本情况,二是对作者留下来的文字资料进行仔细解读。而后张循老师对《七录斋集》中《史绪序》一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分析,并就文章内容与同学们进行交流与互动。《史绪序》对于了解明末清初思想转折十分重要,张溥认为八股文与汉唐经学是同样的一种学问,八股文也是经学,发挥经典中的思想来写作文章,代古人立言,不要随意另造体裁,而要遵守前辈大家的规矩,将自己的创新融入到原有的规矩之中。由于时文的空前繁盛,经学的正统地位逐渐被大家所忽略,于是张溥力图通过八股文编选,通过尊经重古主张的施行来重建经学的正统地位。张循老师强调在阅读文献时要注意将文字背后的内容包括当时的时代背景相结合。本次研读以小见大,通过重点解读“史”字在张溥一文中的内涵,对明末清初思想和学术世界进行了重审。

       10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老师进行了以“中国近世宗族——从人类学的问题到历史学的解释”为主题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温春来老师主持。

       宗族研究是明清乡村社会史的重要问题。刘老师以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部的宗族组织》一书中的相关表述为导引,讨论了人类学家对宗族问题的看法。在刘老师看来,传统人类学研究存在不足,例如把宗族本质化为系谱性团体,却不从继嗣的系谱法则入手分析,从功能性团体的角度理解宗族历史,却缺乏社会和文化功能的分析等。人类学的分析也无法揭开为何血缘法则能与社会分化现象共存问题的谜底。宗族往往伴随着大量族谱的编撰,在刘老师看来,族谱编撰的真正出发点,不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叙述历史的方式去规范并表达编撰时下的关系。因此,在研究宗族发展和结构中,必须要着眼于本地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权力关系格局,如齐民社会、里甲制、家庭向家户的转变、单系继嗣群体出现等都是研究宗族问题无法绕开的分析视角。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其实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讲座最后,刘老师还谈及自身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展望。虽然讲座以宗族问题为核心,但学员们对历史人类学的整体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0日下午,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老师为研习营的学员们带来了以“明清史的新认识”为题的学术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周健老师主持。

       郑老师从中国与全球化、人口流动与城镇化、政治体制的转型、礼仪秩序的建构四个问题出发,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对明清史的理解。

       在郑老师看来,明清时期的中国积极参与了全球化进程,并长期保持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无论是官方的郑和下西洋活动,抑或是民间的航海行为,都促进了中国与全球建立紧密联系,进行多维度交流。清代人口流动与城镇化问题是明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整体而言,明清时期呈现了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趋势。郑老师以明清疆域、国家性质的差别为背景,分析了明初军户和匠户为政府提供服务、明中叶流民四起的社会现象,勾勒了明清以来从军镇到市镇的发展趋势。明清时期也是政治体制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国家赋税制度经历了从里甲体制到一条鞭法、从实物财政到白银财政的转变,与此同时大量的新式社会组织开始涌现,民间自治行为在政府授权之下也日益增多。礼仪秩序的建构是近年华南学者关注较多的问题之一,郑老师从宗法伦理与家族组织,里社制度与地域组织,行善积德与公益社团等层面向营员们介绍了礼仪对社会秩序所起的重要作用。

       讲座中,郑老师还针对各个专题向学员们推荐了经典著作及新近学者的论著,为同学们把握明清史发展脉络及了解学术界前沿动态提供了有益指导。

       10日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老师以中古石刻史料龙藏寺碑为例,给研习营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史料研读课,并与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互动。

夏老师指出中古史的材料相对较少,除了传世文献外,石刻是中古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石刻史料的应用,不仅对于中古史研究,对宋元明清历史的研究同样重要。在如何利用石刻史料上,夏炎老师认为主要分三步:第一步,要看石刻史料的原石。若无法看到原石,就要找到石刻拓片。第二步,要看石刻的拓片,夏炎老师给同学们展示了自己所收藏的拓片,并让同学们近距离观看、触摸拓片。在使用石刻资料时,要注意将录文与拓片、原石进行核对。第三步,进行石刻的录文。在保证原石、拓片、文字录文基础上才可以进行研究。研究石刻史料,还要关注碑刻的流传过程以及碑刻的研究史,例如都穆《金薤琳琅》、王昶《金石粹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及地方志中的金石史料等。

       夏炎老师以《龙藏寺碑》为例,对石刻的录文进行了详细讲解,让研习营的同学们进行逐字的辨认、句读,并且从制度史、宗教史、思想史、社会史等视角对碑刻文字中涉及的历史问题进行解读。

       11日上午,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老师与研习营的学员们围绕1876年的《救护遇险船只章程》及相关材料进行了史料研读。张侃老师从前因后果、历史纵横对该则史料做了不同层次的分析。第一个层面,张侃老师认为,传统的习俗并不能通过法律章程消解。抢船实则为地方的惯例,无法在短时间内破除,即便是法令颁布后,也需要地方政府不断调整,这也是构建新海洋秩序的关键。第二个层面,张侃老师提出,想要破解救护遇险船只难题需要不断的“克服”,而“克服”需要时机与条件的配合,福州船政局的建立提供了这样的历史契机。第三个层面,张侃老师将之放置于中外关系史的视角中,分析新型国际格局出现时地方官员的应对。史料解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张侃老师论文写作前期思路形成的过程,为学员们独立进行科研工作提供了方法上的指导。

同时,在史料研读的过程中,张侃老师与学员们分享了许多地方风俗与田野经验,进一步加深了同学们对沿海地方社会的整体化认识。

       1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老师围绕“大数据与清史研究:以《缙绅录》解读为例”,给研习营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史料研读课。

       首先,胡恒老师对前数字时代史学研究中的数据使用以及数据资源的类型与发展进行了讲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提出建立历史统计学,60年代西方计量史学兴起,80年代中国诞生过一系列计量史学的研究成果,这时的数据统计规模小,以手工统计为主,并且集中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清代文献由于其多、乱、散、新的特点,需要资料库建设和量化分析的引入,并且有大量系统性资料的存留,具备构建各类大型数据库的良好基础。目前,清史研究领域资料库的建设呈现基本文献库与专题文献库齐头并进态势。数据库建设为新时代的清史研究带来方法论转型的可能,也存在肢解史料等诸多问题,故机遇与挑战并存。

       随后,胡恒老师对《缙绅录》文本及其特点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与研习营的同学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缙绅录》是一类记录官员的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科举、现任官职、任职地点、官职品阶等基本情况的专书的统称,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可靠性和全面性的特点,这为理解清代官僚结构、国家治理、地方政治、社会流动等问题提供了系统性数据资料。胡老师以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为例,对如何利用《缙绅录》数据进行了讲解,也带给同学们如何在空间中理解清朝政治的思考。

       11日晚,第六届中国史研习营学术沙龙在人文楼四层大会议室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朱浒老师主持,复旦大学刘永华老师、中山大学吴滔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周健老师、中国人民大学胡恒老师参加。

       经过连续四天高强度的学习与交流,这场沙龙给了学员们一个放松下来畅谈心声的机会。学员们普遍认为,这几天授课信息量很大,从中古史到明清史、从历史人类学到大数据研究,大大拓宽了学术视野;与同学及老师们的交流能够提供新思路,产生新兴趣;感受史学思之深、思之广,学习如何能将社会科学方法融入史学研究,同时也提出若干建议,对下一届中国史研习营表达了更高的期待。

       辅导老师也依次向学员们交流自己的治学经验和心得。吴滔老师认为研习营能感受到南北各校研究风格的差异,短期内受到多元的熏陶。做历史要会通,要重视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交叉学科的研究,学习学科基本原理概念的理解而不是拿来主义。研习营举办的目的就是给大家提供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刘永华老师讲到学习历史最关键的是学习对人生的态度,一种观察和反思的方法。生活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我们要认识他者,认识自我,历史学和人类学是很好的视野。做学问最高的境界就是能融会贯通。对其他学科要有一定深度的了解,跟进最新的学术成果,能为历史学提供新的视野,与其他学科对话。

       周健老师是第一次参加中国史研习营,感叹现在的本科生已经具备良好的历史学训练,并且视野宽阔,有的同学已经具有原创性科学研究的能力,有着多种可能性。并建议对于自己不太了解的领域,进行集中学习,将陌生的领域减少,同时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

       胡恒老师借用今年人大毕业典礼上校长的致辞,与学员们交流了六字经验。第一,“别怕”,做研究工作有时是比较孤独的,在同行、同道携手前行中会获得支持和力量,一如本届研习营;第二,“别急”, 认真读书,不要着急写作与发表,要忍受孤独,坚守就会有所获益,要着眼长远,后发制人;第三,“守拙”,本科阶段打好基本功非常重要。

       12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老师为学员们解读了美苏冷战形成之际毛泽东一份“内部传阅”的文字。杨奎松老师通过对这篇文献的精细研读及不同版本间的比较,揭示出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战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敢于冒险的精神。本次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耿化敏老师主持。

       杨教授首先将这份文字的内部传阅版和毛选版进行逐字逐句的比较,揭示出不同版本间存在主语的转换及内容的补充,提示学生们在阅读《毛泽东选集》时要注意不同版本的选择。

       接下来,杨教授结合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与国际形势的影响及毛泽东个人的性格特点来精细分析,解读毛泽东撰写此文的动机和目的、战略决策变动的轨迹及他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等议题,指明毛泽东在1946年这段时间里思考问题的重心仍在国内,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一步步做好政治和思想准备的心态。

       杨老师这份文字解读,对学员们解读文献具有典范意义,既强调文献内部多重逻辑关系的重要性,也展现出以编年史的方式解读历史的具体方法。整场讲座的氛围轻松热烈。

       1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黄兴涛老师带来关于概念史研究的讲座,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朱浒老师主持。

       黄老师以自身经历说起,从关注近代中国新名词问题,到提出从“语词、概念、话语”三个层面来把握新名词问题的方法。随后于哈佛燕京学社访学期间,他接触了德国概念史家柯史莱克“概念史的实践”等研究并加以借鉴。黄老师在讲座中概括了概念史的方法、内涵和特质。他总结道,概念史是一种认知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整理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该方法对于认知中国近代史具有特殊价值,因中国近代正是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概念的系统整体而深刻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相互表里、彼此互动。通过概念史研究,考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基础性变革,有助于全面深入解释近代国人的思想世界、生动呈现立体化的复杂历史因素,并具人文资鉴与反思功能。之后,黄老师以自己的研究——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和运用为例,具体呈现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采用概念史方法的过程与成果。

       讲座后,同学们提出了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中古史研究的借鉴与启发、语言学转向、“上帝”概念在中国的翻译、改革开放时期与民国时期的“现代化”概念通相异之处等问题,讲座气氛热烈。

       研习营的特色之一是田野考察,此次考察点安排在门头沟区的妙峰山。12日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老师针对次日的考察进行了指导与说明,并对妙峰山的两个文本——金勋的《妙峰山志》、顾颉刚主编的《妙峰山》——向同学们提出行前需要思考的若干问题。清代、民国时期,每到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这里朝山祈福、进香的人络绎不绝,人群主要覆盖京兆、直隶北部一带。随着顾颉刚等人对此地的探究,妙峰山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源地。说明会中,刘老师首先探究文本作为史料其自身的制作过程,挖掘文献作者意图、时代背景,并追问作者在民俗调查中非学术的、有关自我的认知的收获。接着关注寺庙情况、进香活动,提醒同学们理解宗教作为终极诉求的意义,从宗教的思想观念层面和社会层面关注妙峰山的进香活动,并对提供的资料中可能的研究方向做了指导,包括进香活动背后的地域和人群、兴起的时代、进香组织的兴起与发展对社会变动的影响、进香过程中产生的人员流动等,追究其社会、文化意义。

       13日一早,经过一小时的车程,研习营考察人员一行来到了标有“金顶妙峰山”的大门前。从东岳大帝庙开始,刘永华老师带领同学们一一领会妙峰山的空间结构,并用上了田野考察的“独门武器”——面粉。用面粉抹过的清代碑刻,识读起来更为清晰方便。师生围在一起现场读碑,并加以抄录,探究碑文背后的人群和时代。随后走到惠济祠、灵感宫、玉皇顶、傻佛殿,并和当地的管理人员聊天,让同学们见到了田野中如何做口述。玉皇顶的回廊中,同学们领略了妙峰山云雾缭绕的风光,愉快度过了午餐时光。返程时走的则是当年香客们走过的林间小路,同学们相互扶携,满载而归。

       13日晚,第六届中国史研习营迎来结营仪式,由朱浒老师主持。南开大学余新忠老师、复旦大学刘永华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周健老师、中国人民大学邱靖嘉老师参与了仪式。朱浒老师结合与在座同道同仁认识的经历,指出集合各学校之力、搭建学习平台的公益精神要传承下去,并肯定这几天来学员们的学习态度。随后,老师们一一为学员发放结业证书,并祝贺各位学员圆满结业。余新忠老师感慨道,中国史研习营薪火相传、不断接力,带给承办者一种工作的使命感,也希望学员传递这种精神,保持学人的理想和情怀,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

       在学员们热烈的掌声中,第六届中国史研习营顺利落下帷幕,而同学们的历史研习之路还任重道远。期待各位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不负时光,勇敢前行。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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