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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田野與日常探尋中國社會變遷 ——專訪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发布时间: 2018-06-28   信息员:   浏览次数: 31

从田野与日常探寻中国社会变迁

——专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

4,一个周五的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来到了宋怡明教授位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海纳百川”的字画,简单大气,颇为醒目。初识宋教授是在两年半前他刚刚接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之时,此后便常常见他风风火火穿梭于不同活动的场合。他说话声音洪亮,反应迅速、风趣幽默,作为一位中国历史学教授,总觉得他似乎太活泼了些,但也因此,他主持的活动气氛总是相当热烈。一直以来记者希望能和他有更深的交流,以更多地了解这位曾经本科研读国际关系、之后转入明史研究的外国教授,一位在美国哈佛大学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的加拿大人,一位常年造访中国闽南地区村庄、寺庙的“华南学派”历史学者。他的专著《被管制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不久前在美出版,这成为我们此次交流的契机。

日常政治: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最新专著《被管制的艺术:晚期帝制中国的日常政治》去年底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首先我想问一下,这里说的“日常政治”是什么意思?

宋怡明:什么是“日常政治”?简单些说,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权威规范、制度等。很多时候,许多政治行为实际上就是世俗的日常互动中的一种,人们间接而不是直接地与国家机制进行互动,通过应对以及利用规则,转而达到获取自己利益的目的。

“被管制的艺术”这个概念是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治理的艺术”(the art of government)以及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不被管制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启发而命名的,但是我希望读者能看到,这并不是一个所谓热门语汇的选择,而是一个认真的研究。明代的情况从根本上不同于斯科特研究的“佐米亚”(zomia)区域,被管制的艺术并不是在被管制或者不被管制之间的一个基本选择,而是对于什么时候被管制、如何最大化被管制时的收益、最小化成本等问题的算计和考量。

这本书很快就有中文版问世了,一家中国出版社已经购买了中文版权,正在翻译中,现在大概已经完成3/4,明年应该就会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是一本与明朝军事制度有关的书,我可以说这是一本研究军事史的书吗?

宋怡明:这本书虽然与明朝时期的军事有关,但它谈论的不是传统军事学话题比如战争、战略等,而是中国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艺术,讨论老百姓在当时的军事制度下如何与其迂回的艺术,也就是开始所讲的“日常政治”。中国老百姓与国家之间互动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但是之前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二分法,即他们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服从,要么是反抗。而事实上,老百姓很少百分之百服从国家,也很少百分之百反抗。他们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其实是既有服从也有反抗。

我的研究以军事制度为切入点,试图了解当时的老百姓如何与影响他们但未必决定一切的统治制度、政策打交道。通过研究,你会发现,老百姓会采取很复杂的策略来应对国家制度、政策,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统治制度对他们的负面影响。我们从国家的档案资料、会典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明代的军户与卫所制度对老百姓影响很大。明代的军户制度,就是每个军户有义务出一男丁去卫所当兵,只要你登记为军户,你就得永远送男丁去当兵。朱元璋的意思是,国家需要多少兵丁,我就设多少军户。这样就有足够的兵源,但问题是老百姓并不是那么听话,他们想尽种种办法来应对,既能完成国家的义务,又不至于让家庭遭受太大打击。

制度套利:明代军户多种变通应对卫所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时的军户主要采取哪些应对策略?

宋怡明:轮换,可能是他们最容易想到的方法。让几个儿子轮换,或者是只让一个承担义务,其他几个通过支付钱财作为补偿,这样的话,事实上是把国家的义务合同化、货币化了。把如何安排写在合同里,明确哪个儿子去当兵丁,哪个要出钱。这是个很有趣的事情,并且这个合约成为他们家族的一个协定,写在了族谱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700年前信息相对落后,但是家族内部的约定等在族谱里都能找到很详细的记载。

除了刚才说的轮换,还有一个办法是分家。比如我看到泉州某一个家族族谱的记载是这样的:军户的父亲去世了,有两个儿子,那么他们如何承担兵役的义务?他们采取了分家的办法,即老二分得家产的绝大部分,老大分得小部分,但是老二家从此承担兵役的义务,而此事与老大家再无关系。然而,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老二家又有三个孩子,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产补偿给服兵役的一方,那么还有什么办法来处理义务承袭?这时他们想到祠堂牌位——以在家族中的牌位作为回报,也就是说承诺给去服兵役的儿子及其后代,祭祖时牌位排在第一位,以此作为承担兵役义务的回报。而对于政府而言,它不管谁去,只管有没有人去。

此外,军户们也发现,其实没必要让自己家族的人去,完全可以雇人去做兵丁。我的书里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家军户找到一个和尚代替,给他买了块田作为回报。族谱里还写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和尚从此由原来的陈姓改姓王,兵役义务由他的后代负责。但是,和尚怎么会有后代?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也很有趣。

你看,虽然我的书在谈军事,其实与军事并没有太大关系,更多的是社会人类学。

《中国社会科学》:您在书里说,您考查的并不是中国的地方历史,而是通过对地方的研究来揭示中国的日常政治特点。虽然您考查的是明朝的中国,但是这种明代老百姓的“日常政治”贯穿历史,也存在于当下?

宋怡明:每次我在中国演讲,学生总说这种情况和我们现在太相似。我在我的书里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叫作“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实际上,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现在,制度套利现象很明显。也就是说,如果要利用国家的制度,必须要理解国家的语言,利用官方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当老百姓碰到困难、纠纷,需要打官司时,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即使是我书里讲的那些明代的老百姓,他们也需要懂得如何套用国家话语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这种情况和现在的中国也很相似。这种日常政治是不是一种文化?是不是从祖宗那里学来的?我也不知道,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从历史传承下来的日常政治文化,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老百姓善于找到与国家打交道的办法,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日常政治文化,我也难以回答。

族谱:家族变迁反映社会历史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报》:族谱是您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之一,您是如何去寻找这些族谱的?

宋怡明:我的研究不是在图书馆完成的,而是在田野里。我学术的老祖宗傅衣凌(1911—1988),历史研究不可以在图书馆做,要去跑田野。所以,我们需要去民间收集(民间)文献、族谱等,有时候你跑好几天才拿到一个族谱,有时候一天就能拿到好几个。还有一点对我很重要,书的最后两章是谈民间信仰的,即通过谈民间信仰, 如拜什么神、办什么仪式等,来了解明朝的历史。这很花时间,需要在当地待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一个地方信仰的历史,然后还要把历史与社会联系在一起,才能写得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跑田野”的时候,会有什么困难吗?

宋怡明:其实都还好。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困难。有一次,我住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什么招待所或者旅馆,所以我只能睡在戏台上。那个地方有个风俗,就是要牵着马去还愿,到了正月,人们纷纷前来还愿,到处都是马,那些马能放在哪里?只能放在戏台,所以我就得和马一起睡觉,这对我来说是件又困难又好玩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是正月,大家都很兴奋,天天喝酒,我一般都选在春节或者别的节日去,因为那时才能看到各种祭祀以及其他庆祝活动,所以,我就需要陪着他们一起喝酒,但我同时还要工作、做笔记等,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我和厦门大学的学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的这本书离不开那里很多学生以及老师的帮助,其中有郑振满老师,我要特别感谢他,虽然他年纪大了,但还是跟着我经常跑田野。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初您怎么会跑到“华南学派”名下?

宋怡明:一开始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我选的是国际关系,后来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我慢慢发现我希望了解的问题不是国际关系,而是历史——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他们的思想为什么是这样,这些都是历史问题。我之所以能来哈佛,就是因为我为“华南学派”代言。华南学派也被称为是“历史人类学派”,它的宗旨是“以小见大”,就是从基层社会去了解中国历史的大变革,我们所谓的区域史、地方史,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特别有趣或者特别有意义,而是我们认为可以从该地区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去谈一些很大的问题。我以前完成的《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一书,当时的想法就是考虑到一些学者把金门作为一个个案,研究“威慑”(deterrence)、“边缘政策”(brinkmanship),但是几乎没有人考虑到住在金门的人。金门是个社会,因为地缘政治的演变,金门的家庭、经济、教育、男女关系、宗教等方面都受到影响。我那本书的研究对象,同样是老百姓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我认为在讨论冷战等历史的时候,不能只讨论高级政治,还应该注意到老百姓日常生活对那段历史的影响,否则是不完整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梳理家谱、族系等民间文献时,有没有利用数字科技来帮助您更好地得出结论?

宋怡明:我利用了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他站起来从书柜里拿出一本书并翻开一页,指给记者看)这张图是“明代军事基地分布热图”,热图就是哪个地方军事基地多,颜色就深,哪个地方军事基地少,颜色就浅。这就是我利用GIS做的一幅热图,我们通过这个热图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明代的军事策略,你看这些颜色比较深的地方的位置,都在什么地方?从北到南,防御满族的、倭寇的,以及与苗族交界之地、大运河流域等。这是我非常骄傲的一幅图,就是用GIS做的,通过它就可以看清楚明代的军事战略部署。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完成这本书用了几年时间?

宋怡明:我从2008年来到哈佛,在当时的入职演讲中我就提到,接下来我要研究的就是明代的军户问题,应该说那个时候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从真正开始写作到完成,应该有七八年时间。

明史研究的未来很光明

《中国社会科学报》:去年您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学手册》,这本论文集总共收录了近30篇论文,相比于写专著,做论文合集是不是容易一些?

宋怡明:不是,事实上难度很大,但是非常值得。如果你是刚进入历史学领域的话,通过读那本书,你会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历史教学意义挺大,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因为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可以很快地为研究者列出该领域的书单、指出学术界的发展趋势等,可以说,对于刚进入这个领域的学者,这样一本书可以为其节省好多年的“血泪”。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体来说,您觉得美国或者西方的明史研究情况如何?

宋怡明:西方的明史研究没有清史、近代史那么热门,但是我认为明史研究的未来很光明。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新的资料,比如族谱、碑刻等,有一些非常好的发现。其次,现在中国国内明史研究很热,很多学者对明史感兴趣,我们可以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我在这里想提出两点:首先,对于研究中国历史而言,显然来自中国的学者有更多的经验,而且他们文献读得很快,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就对自己的历史更了解,我认为我们仍然可以作很多贡献。其次,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是非常复杂的、多方面的,人们会很简单地说“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中国的传统就是这样”,那不是学术。当人们这么做时,只是提出了一个政治论点,并不是严谨的研究论点。我们在进行研究时,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观点,应该认真去研究其中存在的各种假定,展示中国历史的真实性和复杂性。

努力拓展费正清中心的对外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转眼您担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已经两年多了,有什么感受?

宋怡明:应该说现在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以前只做教授的时候。原来觉得自己当教授很忙,现在我才发现当时其实很轻松。但是,虽然忙,这个工作让我有大量的机会结识新的不同的人,比如来自大学的、学术机构的以及来自商界的、政界的人们,这让我的经历更加丰富,我非常喜欢这点。不好的一点是,可能自己做研究的时间更少了。我现在正在做两个研究项目,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研究上,但是现在看起来挑战更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我的观察来看,觉得贵中心近两年有了不少新的项目、新的变化。

宋怡明:我是多么荣幸,能做费正清中心的主任。我想谈谈让我觉得骄傲的几件事。首先,我们有一个让我觉得很骄傲的出色的团队,他们的敬业和努力是我们保持中心地位的关键。我们承担了一些新的系列讲座,比如,“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系列讲座,同时我们参与合办“头条之外的亚洲”,以及聚焦美国政治变化如何影响亚洲,并举行“特朗普的亚洲”等系列讲座活动。

其次,我们还推出新的公共媒体平台:博客和播客。通过这些公共媒体,我们邀请那些具备学术专业知识的专家与媒体记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分享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和看法。当然最让我觉得骄傲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刚出版的一本论文合集《中国研究:问题及批判性洞察》,这本书收集了36篇论文,目的是向公众阐释正在影响中国的主要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该知道哪方面的情况等。我们的学者把他们几十年的研究各自浓缩在一篇3000字的文章里,这很不简单。这本书产生了很好的反响,我对此非常欣慰。

对我来说,我关注提高中心的“公共参与度”,通过拓展与外界的交流,让美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现状。显然,对于我的同事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术研究,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研究去促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比较复杂的时刻。

《中国社会科学报》:都是研究中国问题,费正清中心和燕京学社有何区别?

宋怡明:燕京学社并不属于哈佛,它是个独立机构,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它可以设在哈佛,也可以设在其他地方。很多来访的中国学者对此有误解,就问你们为什么会有重叠的研究机构,实际上,我们重复很少,因为燕京学社的宗旨是提高亚洲国家的教育水平,支持的主要是海外亚洲学者,而我们主要支持哈佛学者研究中国。还有一个经费的问题,燕京学社有完全独立的经费,它有很大的基金支持,这也是它有能力运作哈燕图书馆,以及各种访问学者的项目的原因所在。

新趋势: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您曾经说过,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及专家已经不能与费正清时代同日而语,但是不能否认,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学术机构,它在学术界,尤其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宋怡明: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目前还是西方甚至全世界研究中国问题最权威的机构之一,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主要是靠我们团队的实力,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我可以举好多例子。比如,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正“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现在不能单独研究中国事务,我们的研究范围要扩大至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对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因此启动了一个“中国与非洲”的研究项目。现在中国在非洲的各种领域都很活跃,从外交到基础设施建设,从公共卫生到教育、贸易、移民、投资、文化交流等。在以前,我们研究中国教育问题,只会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内教育,而现在,我们也会关注中国教育在非洲的作用与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当下我们中心与费正清时代相比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在研究一些很传统的项目,比如中国外交、南海问题时,需要了解中国在南亚的地位、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等。即使是研究那些非地缘问题,比如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最常讨论的环境问题时,可能20年前,我们研究中国环保就是研究中国的污染问题,而现在,我们研究中国对整个世界气候变化的影响、中国对改善气候变化所起的作用等。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会发生这样的演变?因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

另一个变化是,现在和中国同行展开合作的,已经远不止是“中国研究”专家,而是已遍及哈佛各个院系,包括自然科学研究者、经济学者以及来自商学院、卫生学院的研究者等,如何与不同领域的学者展开有效的合作,也是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有趣的挑战。

此外,现在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有很多方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需要向大众、政策制定者提供信息,向他们说明中国的情况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费正清中心一定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为中国做宣传,而是要让人们知道,当他们在讨论美中关系时,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关于美中关系,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希望。现在双方之间的交流远远超出以前,我们与中国同行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我本人每年在中国的演讲大约有十几场,所以在人员交流层面,我认为美中关系还是呈现出非常积极的趋势。

(撰稿/《中国社会科学报》驻波士顿记者  冯黛梅。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628日第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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