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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東_薪火:中國海洋史學的發展歷程
  发布时间: 2018-07-1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112

薪火:中国海洋史学的发展历程

厦门大学历史系  王小东

[内容提要]海洋史学是历史研究中一种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范式。20世纪90年代杨国桢先生开辟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新学科,提出“海洋本位”和“科际整合”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推动海洋史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为历史学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国海洋史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21世纪以来杨国桢先生率先提出“海洋史学”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深化海洋文明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引领中国海洋史从边缘走入主流。近年来杨国桢先生开始反思西方的“海洋文明论”和“海洋国家论”,努力构建中国海洋文明的话语权,中国海洋史学进入了新时代。

[关键词]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海洋史学;海洋文明;杨国桢  

中国海洋史学的发展繁荣与海洋强国的现实需要息息相关。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有着悠久的海洋文明史,中华海洋文明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动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需要中国海洋文明的历史经验,释放历史积累的能量。因此,中国海洋史学和海洋文明研究越来越重要,而回顾中国海洋史学的发展历程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看清了过去所走的道路,方能认准今后前进的方向。

一、拓荒:“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创立

中国海洋史学是从涉海的各种历史研究发展而来的。中国涉海的历史研究,以南海交通为起点,有一百年的历史,发展出多个研究领域、多个学科分支。但受陆地思维定式的制约,在长期的研究中存在如下普遍性问题:其一,忽视中国的海洋传统,认为西方是海洋文明,中国是陆地文明;其二,忽视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方法,将海洋发展视为陆地发展的延伸;其三,忽视海洋对历史全局的影响,涉海研究长期分属于区域史、专门史的范畴和以中国为本位的单向思维,缺乏比较世界史的视野,难以形成宏大的研究格局。

改变这一格局的主要推手是杨国桢先生。他在青年时代就接触涉海历史研究,1960年参加《古代泉州海外交通史》的编写,但参与涉海研究却没有海洋文化的自觉,直到1988年受电视片《河殇》的刺激开始反思,到1990年代初形成“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比较完整的思路,疏导壅塞、辟开新径,并指导博士研究生深入探讨。

1996年,杨国桢先生率先公开在《中国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提出“中国需要自己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对“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概念和内涵作出创新性论述,呼吁“从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划等号的旧观念摆脱出来”。他的文章经《光明日报》转载而传播开来,引起学界的反响和跟进,中国海洋史学开始兴起。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

第一,提出中国既是陆地国家又是海洋国家的历史定位。早在1940年代,就有人提出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的说法。1980年代,这个说法再次在台湾海峡两岸学术界被提出。但第一次加以论证、提出论述的是杨国桢先生。199412月,他论述“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的历史表现,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可以通过内部变革自发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内在根据之一”。后来,他从不同的角度把这样的历史定位具体化为“中国既是东亚的大陆国家,又是太平洋西岸的海洋国家”,或称“中国是一个兼具陆海、生态环境多样性的大国”。南昌大学陈东有教授对此评价道:“‘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这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句,却有着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它不是站在海边面对广阔深邃的海洋发出的浪漫感叹,而是在对中国海洋历史文化和中国海洋发展现状作出积极的反思之后,面对陆地发出的‘天问’”。

第二,开创“海洋本位”研究体系。海洋本位的理论出发点在于矫正中国历史文本中海洋史“陆地化”的认知偏差,让原本附属于陆地史的有关研究回归海洋性的本质,站在海洋活动群体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以海洋为中心把握中国海洋发展的全局。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以“海洋本位”的思维开展研究,是海洋史研究与涉海史研究的根本区别。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李庆新研究员评价说,“厦门大学杨国桢多年来倡导建立‘海洋本位’的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体系,在中国海洋史学研究中‘开风气之先’。”华南师范大学陈贤波教授认为,“近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区域研究方兴未艾,可以作为巴勒克拉夫预言的注脚,但是在这一领域具有理论的雄心,尝试在既有的研究思维下‘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的著作,至今仍是凤毛麟角。正因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多年来所致力倡导建立‘海洋本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体系,就具有‘开风气之先’的特别意义。”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教授指出,“关于‘海洋本位思想’的概念是由厦门大学著名的海洋史专家杨国桢教授提出的,……力图树立一种海洋本位的新观念,这一学术探索极其可贵。”

第三,倡导以史学方法为基础,进行“科际整合”。吸收人文社会科学的考古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民族学(中国沿海族群)、宗教学(佛教、道教、海神信仰)、社会学、民俗学(海洋民俗)、经济学(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以至自然科学的海洋科学、技术科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中的中国海洋学史、中国航海技术史的新成果为思想养料。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涉及多个领域,研究内容涵盖围绕海洋而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既包括诸多的专门史,又与其它多学科交叉。要建立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分支学科,必须跨越传统史学的界限,既要从原有的相关专门史中整合吸收养分,但又不能做简单的拼凑,要对海洋社会、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等相关领域进行互动整合。与此同时,“有必要引进欧洲、美国、日本关于多元化海洋史的观念和研究模式,加以吸收消化,发展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方法”,进而提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关于“海洋区域”、“海洋经济”、“海洋社会”、“海洋文化”的概念磨合。

20世纪90年代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最突出的成果是1998年杨国桢先生主编出版的《海洋与中国丛书》(8本),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标志着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构想已初步实现,为中国海洋史学奠下坚强的基石,逐渐成为蔚为大观的学术领地。

杨国桢先生的拓荒奠基之功,首先表现在推动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为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与赞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指出,“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提出,丰富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内容,完善了中国历史研究体系和结构,促进了史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评价说:“杨国桢教授在长期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丰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致力于开拓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国海洋史学和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学科建设、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等各个方面,作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影响深远的贡献。”厦门大学王日根教授指出,杨先生“冷静反思了我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实现了从传统的大陆史观向大陆与海洋史观并举的转变,还了过去一向被忽略的海洋史应有的地位,改变了过去仅重陆地史研究或把沿海地区看做陆地的延伸的偏向。他所做的努力符合世界史学潮流,具有比较世界史的视野,也不乏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钞晓鸿教授也指出,“世纪末的海洋史探讨引人注目,这不仅仅是研究地域与侧重点的转移,而且是对以前研究视角的转换与更新”。

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对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根蟠研究员主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1977-1996)》,肯定了“杨国桢等人则试图在沿海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基础上,把沿海经济史、海外贸易史、华侨华人经济史、海疆史、海洋海业史等揉合在一起,建立海洋经济史学科”的努力,并在学科发展的若干思考中指出:“我们过去比较重视对农耕文化及其变迁的研究,相对忽视对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研究”,“这种状况和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大国不相称。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研究亟需加强。这不但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对学科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史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史的两翼。既有主体,又有两翼,中国经济史学科才能更好地腾飞。”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指出,“以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为首,倡导和创建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学派,逐渐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越来越多的学人将目光聚集于这一属于多学科交叉的史学分支领域。”东北师范大学孙强认为:“以杨国桢先生为代表的厦门大学学术群体,在陆地海洋互动史观和世界视野下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开拓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先人向海洋发展的努力和经验,重新审视了中国海洋经济、海洋社会的价值。”

在社会学领域,杨国桢先生最早提出“海洋社会”的概念,为海洋社会学的产生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海洋大学庞玉珍教授指出,“在我国首次提出‘海洋社会’这一概念的是著名社会经济史专家杨国桢先生”,“杨先生对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和涉海学科的构建,起到了积极开拓作用”。广东海洋大学张开城教授指出,厦门大学杨国桢教授等学者的若干重要研究成果和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呼吁与提倡,“为海洋社会学的出现提供了知识源泉和学科增长点”,“1996年,杨国桢教授首次提到‘海洋社会学’,并在《论海洋人文科学的概念磨合》、《论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建设》、《论海洋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等文章中多次提到‘海洋社会学’,具有开创性意义。期间并就‘海洋社会’一词进行了界定。‘海洋社会’概念将‘海洋’与‘社会’联系进来,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性范畴。”中国海洋大学崔凤教授认为,“杨国桢对海洋社会学的产生的贡献是非常重大的,这不仅表现在杨国桢首次提出了‘海洋社会学’一词,而且表现在他提出了建立海洋社会学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开展海洋社会学的研究等方面。”浙江海洋大学沈佳强教授也说,杨国桢先生“对‘海洋社会’的界定是把社会学的概念运用于海洋活动中,其开创性的工作对今后‘海洋社会’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广东海洋大学刘勤也指出,“自1996年杨国桢教授在国内首次提出‘海洋社会学’概念后,海洋社会和海洋问题渐进成为学术时尚,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研究者加入。”

二、入流:“中国海洋史学”与海洋文明研究的深化

进入21世纪,海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1世纪也被称为“海洋世纪”。中国的崛起,首先并且取决于在海洋的崛起。杨国桢先生感知这个时代潮流,举起“中国海洋史学”的旗帜。2004年,他在《海洋世纪与海洋史学》中提出:“海洋史学是海洋视野下一切与海洋相关的自然、社会、人文的历史研究……它与原有涉海的各种专门史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海洋为本位的整体史研究,在于它以海洋活动群体为历史的主角,并从海洋看陆地,探讨人与海的互动关系,海洋世界与农耕世界、游牧世界的互动关系……因此是认识历史多元化、多样性不可缺席的视界。”至今为止,这依然是“海洋史学”概念最精辟全面的论述,既有理论深度,又不乏方法论意义,成为中国海洋史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2003年至2006年,杨国桢先生主编出版了《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本),引领中国海洋史从边缘走入主流。北京大学世界史研究院包茂红教授认为,“第二套丛书(12)除了继续深化前面的研究领域之外,还相继开拓出海洋社会史、海洋灾害史、海洋文化史、航海技术史等研究领域,把中国海洋史研究推向了新高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丽副研究员总结说,“近年来,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厦门大学的杨国桢教授率先呼吁国内史学界关注海洋问题,并从1998年开始先后主编了《海洋与中国》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从中可以窥见这十余年来中国学者在海洋史研究方面的探索和进步。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强化了海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拓宽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韩国海洋大学东亚学系河世凤教授评价说,“在这个丛书中,中国的‘海洋区域’不仅仅是指中国所领有和管辖的海域,还规定包括大陆海岸带、岛屿等陆地领土以及中国人的海洋活动所影响的海外和地区。……因此海洋史研究把限定在大陆的中国史领域,扩大到了通过海洋的中国人的移民地域。”

随着中国海洋史学的兴起,杨先生的主张也得到世界史学界特别是全球史学者的呼应,而有全球史视野下的“新海洋史”的说法。首都师范大学夏继果教授指出,关注海洋本身的“新海洋史”,“如何做到海陆融通是海洋史研究顺利发展的关键。事实上,中外史学家在这方面已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中国著名海洋史学家杨国桢先生就指出:‘海洋世界的空间结构,是由大陆海岸地区、岛屿、海域组合而成的。’全面关注这些构成元素,便于海陆融通的实现以及海洋互动区的构建。”杨先生“特别强调‘人’在海洋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笔者之见,关注人本身是全球史的一大特色,新海洋史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新海洋史”的研究视角由陆地本位转向以海洋为中心,把海洋本身作为研究的前提、方法和“视座”,突显海上人群的主角地位,这些观点在杨国桢先生的“海洋本位思想”中早已论及。

中国海洋史学的理论方法也得到国际史学界的呼应。在欧美,海洋史悄然兴起,并向“全球史研究的核心学科”转向。美国学者因戈·海德布林克提出“科际整合是海洋史研究的新方向,将全球史与海洋史结合、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有利于解决当前海洋史学科所面临的窘境”。《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李红岩研究员指出,“杨国桢教授关于海洋不仅是通道,而且是人类生存、发展场域的观点,代表了目前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

海洋意识的觉醒,中国海洋史从边缘进入主流。显著的表现是近年来各类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刊物纷纷创办。2009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成立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2010年起主办《海洋史研究》辑刊。20109月,上海海洋大学成立海洋文化研究中心。2011年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主办《国家航海》辑刊。20127月,由南京大学牵头成立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全面推动南海问题综合研究。201312月,北京大学建立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以海洋战略、海洋人文社科、海洋科学等为重点研究领域。2013年,浙江师范大学成立环东海研究所(后来发展成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编辑出版《环东海研究》。20169月,海南大学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2016年起,上海师范大学主办《海洋文明研究》辑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指出,“海洋史在中国国内与国际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发展势头良好,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对海洋的了解和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共同焦点之一。海洋史研究已不再仅仅是一种书斋式的精深学问,而渐渐成为一门具有现实意义的‘显学’。”海洋史学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学者重视,“海洋本位”与“科际整合”的理论与方法倍受推崇,历史学者对现有的历史叙述和阐释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逐渐改变我们重陆轻海的历史观念。随着中国海洋史与海洋文明研究的不断深入,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多元性的认识,有利于营造全民族关注海洋文明的氛围,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并投入到中国海洋发展的洪流之中。

三 使命:构建中国海洋文明的话语权

杨国桢先生指出,“认识中华海洋文明史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现代化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重新审视海洋文明的概念,进行修正和重构,掌握学术话语权,是一个创新性的任务”。2009年,杨国桢先生出版《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2016年,主编出版十卷本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深化海洋文明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凝炼成如下系列的重要观点:第一,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中国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同时产生和发展。第三,中国海洋文明不同于西方海洋国家的海洋文明。第四,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陆海一体结构中。第五,中国海洋文明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国强研究员评价说,“《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的出版具有标志性意义,其一它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体系的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二它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若干理论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三它标志着在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领域,一支以老带新、功力扎实、富有开拓精神的学术梯队正在形成。”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评论说,“杨国桢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发挥了‘预流’作用”,该书“每一专论,或提出宏论,或提出新见,或提供新资料,无论关于海洋人文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荦荦大端,还是关于明清海洋史实的具体考述,都不乏真知灼见,有力促进了中国海洋文明研究。”“这一饱含作者近十年心血的结晶成果,既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学界有关中国海洋事业和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就,也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指出,“杨国桢教授团队的新作《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10)从中国自有的海洋文明史的思维出发,对海洋文明的概念和内涵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了修正和重构。同时,在海洋史的研究中主张打破传统以陆地为本位的思维惯式,建立以海洋为本位的新的思维模式,并首次提出了以海洋为本位划分中国海洋文明史的历史分期问题,这对于中国海洋文明以及海洋史学的研究具有学术创新价值的重大意义。”“该丛书的出版为推动中国海洋文明的研究做了很好的理论铺垫,为接下来海洋文明研究在空间性、时间性、系统性等方面全方位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海洋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庆新评价说,《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阐发了中国学人对海洋文明理论的鲜明主张和独特见解,展示了中国海洋文明研究的雄辩话语权”,“揭示了世界海洋文明的学科分类、发展模式及多样性特点,廓清前人对中国海洋文明种种不符合实际或有意无意的疏忽、误解,以及不专业的臆测发挥。”

杨国桢先生的中国海洋文明研究,源于历史学又跨越历史学,正如《中国社会科学》副总编李红岩研究员所言:“杨先生实际提出了从人文社会科学的涉海研究到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再到海洋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序列性构想。这一构想,已经不仅具有启发性,而且具有战略性”。福建师范大学汪征鲁教授指出:杨国桢先生“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的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发展史学,具有发凡起例之功。……如果说昔日,傅(衣凌)先生广泛、深入地利用民间资料,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方向,那么今天,杨国桢先生又开创了中国海洋文明论与中华海洋史学研究的新方向,真是无独有偶,前后辉映,堪称学林佳话”。

当今,国际风云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给中国作出的战略判断和历史定位。中国海洋发展深深扎根在悠久的海洋历史记忆中,继承弘扬中华海洋文明,实现现代化转型,是中国海洋强国必走的一条路。杨先生指出,“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的历史研究大题目。只要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尚未完成,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就一直在路上,不能停止。”中国海洋史学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代年轻菁英在茁壮成长,一定能够开创新局面,取得新突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2期,第7480页。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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