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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莆田平原的儀式聯盟」演講紀要
  发布时间: 2018-06-27   信息员:   浏览次数: 51

201866日,北京大学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三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郑振满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访问教授杨建华、孙歌、赵刚、韩潮、严志斌,访问学者张治、戴海斌、苏芃、孙正军、徐建委、刘亦师、高波参与讨论。

郑振满教授首先介绍了他和美国学者丁荷生(Kenneth Dean)合作编撰的《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Ritual Alliances of the Putian Plain)一书。此书分为二卷,卷一为导论,概述莆田历史上的神明谱系、庙宇系统与仪式传统,探讨宗族与宗教的演变轨迹;卷二为乡村庙宇与仪式联盟的调查报告,共涉及750多个村落、2800多座庙宇、153个“七境”集团、15座区域中心庙宇。由于此书在国外出版,国内学者较少关注,目前计划再出简明的中文版,集中探讨仪式联盟的建构过程与理论意义。

根据地质勘探资料显示,莆田平原是沿海湿地,唐以后历经围垦和水利建设,逐渐形成福建沿海四大平原之一。郑振满教授指出,在莆田平原的开发过程中,宗族与宗教组织发挥了主导作用,这就奠定了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基础。然而,民间的宗族与宗教组织并非一成不变,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与国家的礼仪制度与正统意识形态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组织形式、建构新的仪式传统。我们研究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其实就是为了揭示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

郑振满教授认为,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不允许普通民众祭祀祖先,自然也不会有民间的宗族组织。莆田历史上的世家大族,最初在佛教寺院中建功德祠,因此便形成了以寺院为中心的仪式联盟。南宋时期,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莆田的士大夫开始创建家族祠堂,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宗族组织。至明代前期,莆田的世家大族都有奉祀始祖的祠堂,宗族的发展突破了国家礼制和程朱理学的限制,成为一种“庶民化”的宗族组织。

莆田的早期地方神大多是从事“巫祝”的历史人物,并于宋代陆续纳入国家祀典。《宋会要辑稿》中便有不少赐封莆田地方神的记载,海神妈祖是其中之一。宋代士大夫利用祀典制度改革地方神的祭祀仪式,形成以“春祈秋报”、”迎神赛会”为特征的里社祭礼。然而,明初实行的宗教改革要求乡村各里建立“社坛”和“厉坛”,定期举办祭祀社稷之神和孤魂野鬼的仪式活动,禁止举办以地方神庙为中心的迎神赛会。明代初期,莆田各地曾建立符合国家礼制的“社坛”和“厉坛”,但并未废弃原有的地方神庙,不久就恢复了以神庙为中心的迎神赛会。明代中期,莆田地方官曾多次发起“毁淫祀”运动,试图将地方神庙改造为“社学”等教化场所,但最终不了了之。在此过程中,莆田的士大夫设法将“社坛”纳入神庙之中,建构了社、庙合一的仪式传统。

莆田历史上的宗族与宗教组织,实际上是民间的自治组织(或说合作体系)。明清时代,随着民间自治化的发展,宗族和宗教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各种超宗族和超村落的仪式联盟。在莆田平原,仪式联盟的基本形态是“七境”集团,即若干个“境”的联盟。所谓“境”,即可以独立举办绕境巡游仪式的社或庙,通常有明确的地域边界。在“七境”集团中,一般都有共同的庙宇和仪式活动,每年定期举办联合巡游、进香及神诞庆典。更为重要的是,“七境”集团通常是负责水利、交通、赋税、治安、教育等公共事务的地域共同体。

自明清以来,聚落形态的变化与水利、市场、土地等利益冲突导致了“七境”集团的分化与重组。清代后期的“乌白旗”分类械斗,集中反映了地域社会的矛盾冲突与仪式联盟的象征意义。“乌白旗”的分类标志是庙里的旗,敌对双方分别树立乌旗或白旗,若持中立立场则必须树红旗。而在实际上,“乌白旗”械斗并非起因于宗教信仰,而是地缘政治。为了压制“乌白旗”械斗,逐渐形成了以区域性庙宇为中心的仪式联盟。这些仪式联盟通常包括当地所有的“七境”集团,其中既有乌旗,也有白旗或红旗。一旦发生分类械斗,区域性庙宇或出面调解,或组织大规模的巡游仪式,使械斗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在晚清、民国的地方权力格局中,这些区域性庙宇实际上就是社区权力中心,其权威超过了地方政府。

最后,郑振满教授指出,莆田历史上的仪式联盟,反映了地方权力体系的仪式化过程。民间的仪式传统导源于国家制度,因而也可以被视为“国家内在于社会”的历史过程。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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