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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振滿「閩南僑鄉的跨國文化網路——祠廟碑銘解析」演講紀要
  发布时间: 2018-06-19   信息员:   浏览次数: 23

201853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六期在北京大学燕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主题为“闽南侨乡的跨国文化网络——祠庙碑铭解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郑振满担任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担任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担任评议,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孙歌参与讨论。

讲座正式开始之前,赵世瑜教授对郑振满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学术成果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郑振满教授从地区基本情况出发,简要说明了闽南语使用人口在中国本土与海外的分布格局,并指出:虽然闽南地区的划界存在一定争议,但其文化保持一体;闽南语在海内外的广泛使用,体现了当地突出的移民传统(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东南亚诸国均有分布)。接下来,郑振满教授以直观体现闽南文化系统的碑刻为主要资料来源,结合诸多实地考察的文字与图像,从独特的视角为听众带来了关于侨乡跨国文化网络的历史学解读。

郑振满教授首先介绍了闽南的祠堂与庙宇系统。他表示,研究所用的大量碑铭均来源于此,祠堂庙宇及相关仪式也是文化生态保护的重要对象。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闽南地区仍保持着原生态的传统图景。接下来,郑振满教授具体区分了家族祠堂与庙宇系统的不同概念,详细说明家族祠堂、村社庙宇、中心庙宇及佛教寺院的区别,以及这一系统在地域上的差异,如厦门等地的寺庙就有着广及东南亚的庞大网络与可观的香火收入。他重点展示了这些祠堂庙宇中的碑刻片段,并由此理出闽南与海外建立联系的历史脉络。

郑振满教授认为,闽南与海外建立联系的过程可分为几个阶段。根据目前找到的资料,这一过程最早可追溯至明清之际;清代乾隆至嘉庆、道光年间的碑刻则较少;现代则可分为一九五零到八零年代及八零年代以后,与海外的联系在各时期都体现了不同的形态。明清之际的闽南移民在海外没有建庙,但存在依附于老家庙宇的仪式组织,实际是老家仪式系统的分枝形态。而到清代中叶,闽南移民开始在海外建庙,与老家形成对等关系。这种海外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多元化的状态。

以龙海县岱州慈济宫碑刻为例,郑振满教授讲述了顺治、乾隆年间,“旅居吕宋”的海澄县人为维持原乡祭祀活动,在海外建立基金会、共同捐资确保家乡寺庙运转的过程。另一些碑刻也对海外侨民如何运用资金支持家族祠堂庙宇进行了说明。康熙三十五年的《重兴龙池岩碑记》则记录了住持僧人为重建庙宇赴海外“募诸外国大檀越”的事件。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的《吧国缘主碑记》同样叙述了当时华人领袖与信徒在海外募集资金建庙的经历,并在后来衍生出了诸多学术解释。

郑振满教授指出,由于厦门等地港口的开放,明清之际闽南的海外贸易曾较为开放,海外移民众多;而自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十九年,海外贸易政策屡次变更,限制日益严格,对逾期不归者甚至有抄家、充军等惩罚措施。自乾隆以降,大量来自闽南的海外移民(尤其是行商者)滞留海外。东南亚地区由此普遍形成土生闽南人的社会群体,并开始建祠、修庙,形成独立的社会组织。郑振满教授指出,由于过去资料较少,人们一度以为这些移民无法回乡、脱离母体,但现在看来,这段时期的海外移民仍会采用隐姓埋名的方式保持与老家的密切往来。

以谢仓蔡氏为例,道光、嘉庆年间的碑刻记述了马六甲华人领袖蔡士章在海外建祠、处理祖先问题的过程。郑振满教授介绍,海外华侨有着拜祭祖先的必然需求。他们参与祠堂建设及其他公共事务,包括移民客死他乡时的招魂仪式,且这些问题会向子孙后代延续。这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即马来西亚槟城五大家族。明清至今,来自同一地区的五大家族在东南亚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仍屡次返乡并举办各种仪式,并围绕祭祀资源投入展开了“家族竞赛”。当时的碑铭很好地记录了这些内容。

1860年规定出入境自由之后,移民可以改变在“弃民”身份威胁下隐姓埋名返乡的方式,合法公开地回国,并广泛参与慈善公益、海外董事会等地方事业。同时,当地衍生出专门为华侨办事的行业,整个海外网络开始打通,一些不相关人物也开始参与其中。城隍庙等庙宇也开始起到与海外的连接中心作用,并接受大量捐款,展开持续性的扩建甚至重建。郑振满教授提到,目前正有一项有关于碑铭等文本材料的数据库工作,尝试围绕人名和地名信息的联系,追溯海外跨国文化网络的形成和运作。

讨论跨国网络的运作机制时,郑振满教授着重说明了在清朝海禁的背景下,海外移民如何完成文化网络的联系与维持。他提到,华人在海外的首要工作是处理公墓问题,而这其中又包括了招魂、超度等仪式,体现了华侨面对灵魂问题的紧张感。其二则是解决祖先祭祀的问题,帮助老家建立祠堂、保证祭品。此外还有对保护神的需求,在离乡时把地方神“带出去”。整体而言,闽南侨民在逐渐改变传统的同时保持了与本土的联系。

至于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郑振满教授援引《一海一庙》书中的表述,指出其商业网络是通过在每个港口建庙而建立,庙起到了“商业据点”的作用。海外移民每形成一个新的聚居点,首先完成的就是建庙工作,且主要为“土地庙”,庙中同样包括了记叙性的碑刻。追溯这些庙的历史,实际也是在追溯当地海外移民史与商业发展史。清代中叶开始形成了一批服务于跨国网络的“专业人士”。这一职业最早为季节性来往、捎送物资与信息的“水客”,以帮助维持海外移民与本土的联系;而到清代后期,佛教僧人也承担起了远赴东南亚募捐、操办仪式的工作。现在的东南亚华人聚居区仍有佛教寺院的系统,但郑振满教授提到,这方面目前仍缺少深入的研究。

接下来,郑振满教授进一步分析了跨国网络的理论意义。如王赓武先生所说,东南亚华人是“没有帝国的商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策略,并在军队与政府支持的西方殖民者都无法真正立足的地区扎根,且现代东南亚的命脉仍有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郑振满教授指出,这些华人长期处于自治的状态,甚至承接了收税等来自国家的管理工作,也因此与当地人产生了一些冲突。在这背后是东南亚华人“同乡同族同业”的传统与组织,家族与家族之间又以庙的形式连接起来。甲必丹与亭主制度是这种格局的具体表现。晚清之后,闽南诸多地方公共事务与社会变革都与华侨密切相关,海外的董事会、基金会广泛地参与其中。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民主国也受到了菲律宾华侨的支持。

最后,郑振满教授讨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相关议题。他提出问题: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是否有足够大的力量,真正起到对人的管束作用?从碑刻内容看来,这套政策与制度当中仍存在许多空间。如果只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理解中国的海洋史,许多历史的事实将被遮蔽。明代至今持续不断的海外移民的过程,也是建立跨国网络的过程。

王铭铭教授与赵世瑜教授对郑振满教授的讲座作出了回应,并展开丰富深入的交流。王铭铭教授认为,闽南与海外联系的分枝模式、双边模式与多元模式在现代共存,其地区间的差异仍待人类学、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王铭铭教授还对华南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发展前景进行了介绍。同时,他对闽南侨乡文化的现有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目前关注的时间跨度仍以明清为主,而没有反映更漫长的历史。华侨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商业贸易与宗教现象融合一体,学者在研究时应避免物质与精神的两分。赵世瑜教授则认为,如果暂时搁置近代民族国家背景下的跨国概念,闽南海外移民的过程实际与国内的跨地域流动没有太大的差异。郑振满教授肯定了这一点,并联系离散社群的概念进行阐释。华人对国家制度与资源的利用,也指向了这一群体发展的不同可能性。

讲座中的交流环节,郑振满教授对听众的提问一一进行解答。在回答海外移民如何解决冲突的问题时,郑振满教授认为,虽然活跃于东南亚各行业的华人有一定的组织,但他们缺少成文商法和统一章程,并非完全独自解决在当地卷入的纠纷。当时的西方殖民政府也保留了一些华人诉讼档案与合同文件。而在谈到闽南地区基督教传播的问题时,郑振满教授认同了华侨在传教过程中的作用,同时简要分析了基督教进入闽南时发生的异化现象,并认为不同教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宗族仪式的参与。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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