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5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卫所的地方化与明清制度的延续性”。文研院特邀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主持。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李新峰、博士后毛亦可，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邓庆平出席并参与讨论。
郑振满教授首先介绍道，卫所是明代的特殊制度。许多人和地都被划归到军队，形成了卫所。作为明史中的重要议题，很多地方史的研究都离不开卫所的背景。从地方脉络来看，卫所在明、清两朝虽有区别却是不可切断隔离的。
宋怡明教授接着描述了自己所做的卫所“热图”——通过地理上一个个的卫所地点来解释明代的军事状况。宋怡明教授表示，在明代，有义务当兵的那些家族的族谱里往往详细地记载有处理自己与国家制度之间关系的方式。接着，以泉州地区的族谱为例，他讲述了颜家六个儿子在卫所当兵的故事。宋怡明教授认为，作为军户被派到卫所的大都是外地人，且明代军队在正规打仗的操军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军（即屯军）。操军住在卫所里，屯军的主要任务则是种田，以供给操军。屯军若要进入地方社会实现地方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跟其他的战友建立一个共同体；二是跟当地的老百姓产生关系，如婚姻网络、经济手段等。
接下来，宋怡明教授从三方面概述明清制度的延续性。其一为延续性，清朝建立以后并未马上将所有的明朝卫所取消，豫州卫所就被延续了下来。其二是明代卫所的制度遗产。当敦煌玉门关在清代面临军事威胁时，人们就联想到卫所，且知道它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另有福建东山岛也利用明代留下来的卫所文化资源来处理他们与清廷的关系。其三是明代卫所留下来的一些其他因素。如安溪湖头镇的侯山庙因在明代有大量的屯军入驻，故而留下了一些民间信仰的宗教因素，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李新峰教授表示，著名史学家顾诚先生经过艰苦阅读，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明代的卫所和州县之间是否呈现出分庭抗礼的关系？二者是否在空间分布、人口和土地管理上呈并列关系？顾诚先生的初步结论是肯定的。但李新峰教授认为，如果按照顾先生的思路进一步深化，就会发现他的结论是不成立的。李新峰教授表示，从社会组织来说，明代的卫所系统并不仅仅是军队。由于军队都有随军家属，所以其实存在一个像军队大院这样的组织形态。在对沿海、西北和西南的卫所进行比较后，李新峰教授发现，尽管存在一定区别，但这三个地区的卫所和州县享有一个共性情况，即卫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政区色彩要弱于传统的司府州县系统。因此，李新峰教授认为，卫所是明帝国疆土管理系统的一个辅助系统。而且，也正是因为卫所在州县面前是辅助的角色，才使得清代的卫所归并州县后成为一种自然的状态。
围绕明清两代之间制度转变的问题，毛亦可博士从卫所机构设计的变化和卫所下的军户变化两方面切入，介绍了自己关于清代卫所跟州县的研究成果。毛亦可博士发现，过去，人们都把卫所当作是清朝从明朝完全沿袭下来的、需要改革和扬弃的制度，但其实清代有新建的卫所。清朝一方面在裁减，另外一方面也在新建。总体来看，这些新建卫所总数不大，且多在边疆。当边疆的一些地区无法直接建设州县却又需要管理组织时，清廷就会采用卫所制度，迁一部分汉族人做屯军，以卫所屯田的形式控制边疆地区。此外，毛亦可博士还发现，土地上，屯田的所有制并不是随着卫所并入州县而立刻成为民间所有的土地，而是经历了一定的波折后慢慢变化的；人口上，军户改为州县管理以后，人户编制从原来卫所的编制里脱离出来的形式在南北方也存有一定的地理差异。总之，卫所从明朝到清朝的改良过程是复杂的。
邓庆平副教授讲述了自己关于蔚州卫的个案研究。她从顾诚先生关于卫所与州县的两套关系讨论出发，以河北张家口市蔚县为研究对象。从明清的地方志中可发现，清初蔚县卫所归并州县的过程非常复杂，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直到乾隆年间才完成。更重要的是，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三次蔚州卫的调整都由地方民众推动。从顺治年间，清廷就讨论要裁撤蔚州卫与蔚州合并，但地方上的军户当街抗议，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邓庆平副教授认为，是地方历史本身而非国家意志决定了清初卫所改制的走向。邓庆平副教授进一步推测，因涉及土地、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过程，清初北部很多地方出现家谱也与卫所有关。由于户籍、土地管理、科举制度等方面的不同，明代卫所制度在地方推广以后塑造了卫所和地方两个体系的人，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到清代，一旦要调整卫所制度，原有的一套卫所制度可能就会发挥影响。对于未来北方地区卫所的研究方向，邓庆平副教授指出，需要在身份（包括卫所制度给予人的身份和族群的身份，如蒙古人和真人等）、生计、宗教生活或礼仪系统上做更多的挖掘。
赵世瑜教授表示，学者们应当根据老前辈们开辟的极具学术意义的话题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以顾诚先生对卫所制度和州县管理体制的讨论为例，李新峰教授提出的问题，就是沿着顾诚先生的两套帝国疆土管理系统而深化出来的。而针对这个问题，赵世瑜教授表示，可以从很多层次去分析。一是制度设计，从初衷来看，统治者是否将卫所和州府当作两套管理制度有待商榷。二是主辅关系，在州县系统为主的制度中，卫所制度可能是辅助性或从属性的地位——但这样的主辅关系，从逻辑上并没有完全改变或者否定这是两套管理系统。由此，赵世瑜教授认为，虽然李新峰教授的观点非常正确，但顾诚先生也并未说过卫所的系统是主要的（或说与州府是等量齐观的），所以，其观点不足以动摇。三是具体的实践层面，官员们认为，士兵总逃跑是因为家属不在身边，所以从明代前中期开始，政府允许家属可跟随到服役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人们眼中的卫人，即随军家属。军队大院逐渐有了自己的食堂、自己的学校，但卫人和当地人在口音、风俗习惯等方面都非常不同。此时，就亟需打破区隔，与当地频繁互动，实现地方化。
针对卫所的地方化，赵世瑜教授进一步剖析道，卫所的人与地方的人被认为是两部分人。卫所人所用的语言就与当地人不同。现今湖南、江西许多地方保留下来方言，就被认为是卫所的语言，与周围地方的人说的方言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卫所军人的后代以及受到卫所影响的一些本地人，慢慢形成了文化、身份上的区隔。其次，卫所制度通过身份、信仰等因素代表国家制度，而在精神层面之外也形成了一些实际的利益问题。卫所制度涉及到人们在当地社会的身份、位置、发言权等，而这些实际的利益甚至会改变族群的结构。第三，地方反过来也会给卫所制度带来新的变化。制度是实践的产物，一旦涉及到利益，就免不了在老百姓、地方士绅精英、军户和国家、制度、官府之间频繁互动。
卫所在明代采取世袭制度，就说明政府希望这套制度维系下去，且这套制度的维系对国家很重要。清代在边疆地区新建卫所，也是因为这套系统是人们熟悉的，而为了保留这套制度，就要去适应老百姓的需求而改变。因此，赵世瑜教授强调，人们不能够将制度看成僵化、缺乏弹性的东西，也不能把它看成是脱离人们日常生活实践、自上而下的主观创造。此外，尽管州县在明朝占有较大的比例或说重要的位置，但并不能说，在社会生活层面，卫所的军官、军人、家属在地方上所占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都比州县的人民或者其他的士绅低。赵世瑜教授还表示，卫所系统的军人及其家属在贸易、商业市场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常常被忽略。以前，人们比较关心十五、十六世纪中国腹地和中心的全球性贸易，但其实，边缘地区或周边的边疆地区才是首先发生贸易接触的地带。在这些地方，势力最强大的恰恰不是州县，而可能是卫所。例如，西南边疆、沿海地区或沿边地区是卫所分布最密的地方，卫所的人在这些地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志伟教授则提出，卫所的地方化是假定的，甚至是现在研究出来的。当人们谈卫所地方化时，是假定卫所以外的行政建制或国家建制叫做地方建制。但是，卫所跟州县并不是国家构造里的不同部分。也就是说，并不能说卫所属于国家，而州县属于地方。我们需要从国家体制的原理出发来看卫所制度。以北朝到唐代的府兵制变化为例，一般通史认为，府兵制是兵农合一的制度。但其实在北周，府兵制并非如此。直至明代，卫所和州县也不像隋以前的府兵制那样呈现出那么明显的分离。刘志伟教授认为，从两套组织原理出发，卫所本身就带出很多问题。尽管卫所里大多是外地人，但在西南的卫所也有本地人。在南方，尤其是福建和广东，卫所则更加复杂。例如，卫所有自己的学校和科举，而福建和广东科举成功的人士大部分是军户，出自卫所，但这些军户又大都是原籍军户。此外，至于屯田问题中的公有、私有问题，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其转变中的复杂性。
总之，刘志伟教授认为，在讨论卫所地方化时，需要把问题想得更为复杂，尤其是落实到很具体的每一项措施、每一个现象分析时更要谨慎。只有这样，当人们分析明清制度延续性时才不会太过简单化。毕竟，在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前后两个不同的朝代），军事制度与别的制度不一样，它往往不直接将前朝的整个军事组织接受过来。卫所并非简单纯粹的军事组织和国家机器，所以，可在其基础上延续下去。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与延续州县不一样的是，清代基本不再以卫所作为军事力量、武装力量的承载点。
最后，郑振满教授进行总结概括。他表示，卫所很重要。尽管有时并没有很大的管理权，但它确实带动了人口流动和跨区域发展，甚至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其次，卫所是多元的，其在很多地方同社会发生关系时呈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管理人口，有的地方管理地产，有的地方不管理任何事务……不可以对卫所进行简单概括。最后，卫所制度具有延续性。制度包含有丰富的内涵，不只表现在屯田和劳役的问题上，也可表现在诸多不同的层面。直到今天，卫所制度塑造的帝国社会（包括文化）也一直在影响着人们。因此，我们需要从不同角度去研究它。而此次论坛的重点则在于，从卫所的角度去理解什么是国家。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