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常建华
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史学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至今已经40年。特别是1986年10月全国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若以此为界标，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也有30年之久。有必要总结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史，把握其特色与趋势。这里就近40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学术脉络、重要议题、成就与不足，作一概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我拟将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大致经历10年。
（一）酝酿: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反思（1976年10月—1986年9月)。首先，社会生活史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构的宏观社会历史理论模式，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史“骨架”，需要补充生活的“血肉”。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以补充由于既往研究的理论模式而缺乏的历史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思想三大块，学术重心是阶级斗争史与农民战争史。《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以及云南大学历史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分别于1983 年8月和1985年5 月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试图突破僵化的阶级斗争决定论，把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民众生活纳入视野。田居俭为会议论文集所作序言《略论中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变迁》( 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 ，倡导开展“具体”层次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哲学学者王玉波还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1984 年5 月2 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重提历史学家吕思勉对社会生活的重视，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冯尔康率先发表《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 年第1期) ，强调“恢复、开展社会史的研究，已是当今史学界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认为“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立体的史学，形象化的史学，科学的史学”。接着王玉波发表《为社会史正名》 ( 《光明日报》1986 年9 月10 日) ，区别社会史和社会发展史，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社会史可以说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
史学研究者认识到有必要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乔志强借用社会学的概念和框架倡导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光明日报》1986 年8 月13 日) 一文中提出，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
其次，文化史的兴起也为社会史开辟了道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具有经济社会史的特征。20 世纪50 年代以后社会经济史和农民战争史研究盛行，在揭示普通人民大众的经济生活方面取得不少成绩，但反映普通民众精神生活的著述甚少。1985 年李侃、田居俭向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提交的论文《近五年(1980—1984) 中国历史学概述》指出: 文化史研究的兴起，是中国史学界近几年出现的新气象，一些古代区域性的文化受到重视，一些长期致力于断代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也开始注意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成就。文化史的研究从1984年起进入高潮。文化史的研究涉及作为人民大众文化的生活方式，也引发对社会史的探讨。
再次，区域史为社会史扩展了地理空间。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区域史重视一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在20 世纪80年代以前已有傅衣凌等学者研究。80年代初，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 一书表现出较强的区域社会史特色。由于社会经济史自20 世纪50年代之后一直比较受重视，80 年代初国家制定“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时，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涉及的主要区域有广东、福建，以及苏松杭嘉湖、西北地区。
（二）发轫: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1986 年10月—1996 年)。1986 年10 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天津人民出版社发起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举行，标志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当时学者们强调研究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冯尔康提交会议的论文《开展社会史研究》( 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7 年第1期) 提出“中国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它本身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冯尔康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框架，还体现在《清人社会生活》(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一书上。冯先生主持编纂了《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 ，总结以往的学术史。学术界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视，还体现在宋德金的《金代的社会生活》(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 上。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了198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十卷本断代史丛书，并于1987 年6 月召开了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该课题组重要成员彭卫出版《汉代婚姻形态》( 三秦出版社，1988 年) 这部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著作。乔志强主编了新框架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 。
1988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蔡少卿、孙江《回顾与前瞻——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后来发表在《历史研究》1989 年第4期) 认为，社会史主要应研究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其广义定义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其狭义定义可以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普通人的经历，并指出: “由于社会的日常生活与经济状况、政治活动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人们有理由对其予以较多的关注。”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 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一书，翻译介绍了国外社会史的研究。
这一时期还举办了4 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1990 年第三届由四川大学主办，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宗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弊端的历史考察。1992 年第四届由沈阳师范学院主办，会议主题是“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研讨重点有三: 社会结构与农村变迁，历史上的灾变与社会救济，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构架与功能。1994年第五届由西北大学主办，会议主题是“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1996年第六届由重庆师范学院主办，中心议题是：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人们关切的主要是社会史的理论体系、社会生活史、区域 ( 地域) 社会，也针对一些社会现实进行历史性的讨论，如社会问题、灾害救济、乡村社会等。第四届年会上，还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冯尔康出任会长。1996年7 月开始编辑《社会史研究通讯》。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社会史会议举行。199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举行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北戴河举办了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
（三）成长: 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1997年—2006年)。这一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史理论进行了更深入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社会史学界在界定社会史上存在分歧，经过讨论逐渐缩小，趋于消解。
南开大学于1986年成立社会史研究室，1999年重新组建为社会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并创办了学术年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跨学科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社会史与人类学结合，历史人类学成为最活跃的学术领域，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后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给社会史研究增添了新活力。由于重视地域社会史，地理学也深刻影响历史学，王振忠倡导历史社会地理学研究。
新的社会史理论探讨，也带来对社会史史料的新认识。冯尔康出版了《中国社会史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提出了社会史史料学的概念。郑振满则倡导民间历史文献学，他在《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 年增刊) 中强调，广泛搜集和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是新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必由之路。
这一时期共举办了5 届社会史年会: 1998年苏州大学主办第七届，将“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作为主题； 2000 年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第八届，主题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2002 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第九届，主题是“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2004 年厦门大学举办第十届，以“礼仪、习俗与社会秩序”为主题; 2006 年安徽大学举办第十一届，主题是“地域中国: 民间文献的社会史解读”。由上可知，社会史学界讨论的问题比较多元化，富有开放性。第十届年会学会改选，倡导社会史研究的老一辈学者荣退，“文革”后的新一代学者成为学会的主导力量。
（四）壮大: 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2007年—2017年) 。该时期由社会经济史研究发展演变出来的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发生了向日常生活史的转变，在新历史认识论影响下民间文献更加受到重视。民间文献、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交融，促进了社会史学科建设 (参见常建华《开放与多元: 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组织的“历史·田野丛书”自2006年以来推出10余种，并出版《清水江文书》3 辑。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自2009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论坛，已经举办9届，并出版“民间历史文献论丛”，2013年起推出《族谱研究》《碑铭研究》《仪式文献研究》。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2005年起出版《徽州文书》5 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于1997年起每年举办一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并于2009 年创刊《江南社会历史评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2008 年推出，2011 年出齐，计有25 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重视社会生活史研究，出版了《社会生活探索》6 辑，出版有关社会文化的访谈录、论丛等系列出版物。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12年出版“田野·社会丛书”4 种，编有集刊《社会史研究》。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2008 年推出《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2014年推出《清代宗族史料选辑》，出版资料丛刊多种，特别是2015年推出《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选辑》(104册) ，自2011年起连续五年举行了以中国日常生活史为主题的研讨会，涉及日常生活的多样性、生命与健康、地方社会、民生问题、物质文化内容。
这一时期社会史年会共举办了5届：2008年中山大学举办第十二届，主题为“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 2010年聊城大学主办第十三届，以“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为主题；2012 年山西大学主办第十四届，主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2014年江西师范大学主办第十五届，将“生命、生计与生态”作为主题;2016年武汉大学、三峡大学举办第十六届，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国计民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社会史学界比较关心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与人本身，映照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特别是第十五届年会提出了颇具特色的“三生”研究模式。
从2005年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牵头，利用社会史年会间歇期的单数年，举办“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青岛大学举办了首届，以“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为主题; 2007 年新疆大学举行的第二届讨论 “晚清以降的经济与社会”; 2009年贵州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三届以“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控制与文化传播”为主题; 2011年苏州大学举办的第四届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区域社会”; 2013年湖北大学举办的第五届讨论“社会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2015年河北大学举办的第六届讨论“华北城乡与近代区域社会”; 2017年杭州师范大学举办第七届，主题为“地方文献、区域社会与国家治理”。还连续编辑出版了7 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集刊”。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近代社会史专业委员会。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这里侧重于社会史理论体系问题，分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一）社会史的概念之争。从1986 年中国社会史正式兴起后，对于什么是社会史存在三大分歧，即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及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历史研究》1997 年第1期) 对此进行学术梳理，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建议借鉴费孝通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定位，走综合的路线，一是研究全盘社会结构，二是从具体研究对象上求综合，从而把握当代社会史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区域社会三大研究特征。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 年第2期) 进一步将社会史表述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并分别从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作为整体的社会史、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三方面论述什么是社会史，使得这一讨论更加明晰。
（二）整体性、碎片化、政治史与区域社会史。社会史有广义、狭义之分，学术研究有宏观与微观之别，具体理解上会见仁见智。新时期的社会史脱胎于宏观的社会经济形态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应在区域史中把握社会史的整体性，微观史学的个案研究可以有效地探讨事物整体。有些学者则认为国内的社会史研究出现零碎、细小的弊病，强调通过整体性来纠正。
杨念群提倡“中层理论”以摆脱宏大叙事的纠缠，改变史学界“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新社会史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杨念群《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历史研究》2004 年第4 期) 强调“意识形态”“社会动员形态”的研究。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质疑区域社会史多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研究现状，认为应改变“村落研究取向”，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河北学刊》2005 年第1 期) 强调要与传统史学对话，也主张反思政治史，把握好社会史与政治史关系。常建华《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07年) 对于上述讨论阐发了自己的认识。
2012年《近代史研究》( 第4、5 期) 组织“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涉及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中杨念群《“整体”与“区域”关系之惑——关于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现状的若干思考》主张摒弃“区域”与“整体”二元对立的刻板模式，转从“政治合法性”与“政治治理能力”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中国历史演变的轨迹和特征；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在了解国外已经讨论过“碎片化”问题后而发的“经验之谈”尤其值得关注。
（三）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社会史研究中，历史人类学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研究风格值得关注，此类研究也是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显现的。这一学术流派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从区域人群活动与相互关系把握社会，重视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民间文献。其学术追求，或许用科大卫所著《明清社会和礼仪》(曾宪冠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所要表达的: 通过个案研究，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刘志伟、孙歌《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关于区域史研究认识论的对话》( 东方出版中心，2016 年)强调说，由跨区域的边界和人的流动去建立地区空间概念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取向出发，区域就自然可以成为一个研究单位，他特别强调进行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研究，区别于以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学。赵世瑜所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三联书店，2006 年) 、主编《大河上下: 10 世纪以来的北方城乡与民众生活》(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与《长城内外: 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作了有益的尝试。
历史人类学通过田野调查与解读民间文献理解“人群”和“生活方式”。郑振满说: “每一种民间文献可能都和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有关。如果不把民间文献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不了解各种民间文献的作者和使用范围，也不能真正理解民间文献的历史意义。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田野，就需要历史人类学了。”( 刘平等《区域研究·地方文献·学术路径——“地方文献与历史人类学研究论坛”纪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2010年) 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以新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 是使用田野调查发现民间文献的重要著作。
（四）社会文化史与日常生活史。我国较早的社会文化史，比较强调揭示社会精神面貌。文化史的研究有一个从研究文化生活、文化成就向社会生活转移的过程。杨卫民《新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述略——以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为中心》(《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1期) 认为: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历史学发展大的趋势是从政治经济史向社会生活、生态环境、生命史的转移，这不仅是史学研究本身的转移，还是当代文明和社会已经从欲望、本能、名利等转向生活、生命等本质的再认识上。角度的转换，意味着历史观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转变，一种新社会生活史观逐渐形成。”李长莉《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30年——热点与走向》 (《河北学刊》2016年第1期) 指出，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内容为风俗习尚、社会群体生活、城市生活与“公共空间”、消费生活、文化娱乐生活、生活史综合研究等，更多关注社会变动与生活变化之互动，更多注意生活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因素的相互关联和互动关系。不过，中国近代生活史研究的缺陷在于理论分析与理论创新不足。常建华《从社会生活到日常生活——中国社会史研究再出发》(《人民日报》2011 年3月31日) 提出社会生活史研究应当向日常生活史转变。新的社会生活史或者说日常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借鉴“新文化史”或者说社会文化史。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指出，社会文化史强调的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将社会史分析和文化史诠释结合在一起。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能忽视相关人群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或这些现象之于当事人的意义，在诠释文化现象时不能忽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该书涵盖5个主要问题领域: 国家认同，神明信仰，宗教仪式，历史记忆，感知、空间及其他。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取得大量学术成果。如有一批通论、断代、区域性的社会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士大夫、商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丰富多彩，城市、乡村的研究别开生面，民间信仰的研究精彩纷呈 (参见常建华《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8卷，2017年) 。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介绍，而采取以关乎学科建设和研究途径的方向性问题为主的思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
（一）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对于具有以皇朝接续为特征的中国史来说，探讨社会史，不应忽视社会群体之外的皇朝国家，国家与社会群体都是广阔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也构成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重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蕴含着丰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特别是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旧中国四种权力系统“封建四权”——政权、神权、族权与夫权，兼顾了国家与社会。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提出了中国社会存在着公、私两种社会权力，更直接地划分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与历史学家吴晗等讨论“皇权与绅权”，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此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理论对海内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90年代，海外学者讨论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影响到国内学术界，先是政治学后是历史学。这一影响表现在近代史、明清史乃至整个中国史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多的表述为“社会与国家”，体现出自下而上从社会看国家的研究立场。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王宇信与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孟宪实等主编《秩序与生活: 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刘后滨主编《日常秩序中的汉唐政治与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以及杜常顺与杨振红主编《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都反映了编(著)者对政治史与社会史结合的追求。明清史领域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成果较多，代表性的成果有郑振满《乡族与国家: 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三联书店，2009 年)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 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 、吴琦主编《明清地方力量与地方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以及李治安主编“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丛书”9 种。
值得注意，社会学学者李友梅《制度与生活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解放日报》2008年12月18日) 提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活实践始终存在无法摆脱的张力，主张尝试构建“制度—生活”的分析框架，以“自主性”为观察对象，更有效地呈现和解读这一社会变迁过程。这一想法或许也适用于社会史研究。社会史学者也在研究实践中敏锐抓住了制度与生活的关系，如刘永华《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可以预见，随着日常生活史研究、新制度史研究的展开，“制度与生活”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受到重视。
（二）结构与生活的社会史。新时期社会史强调对于社会群体的研究，重视从群体关系的结构探讨社会。有别于以往比较单纯重视生产关系，而兼顾法权关系的探讨，从阶级关系向等级身份的研究转变，或者说将两者结合起来。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到90年代中期， 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 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如田昌五与臧知非 《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朱绍侯 《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与《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 、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年)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中华书局，1980 年) 、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 年) 、经君健《试论清代等级制度》(《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等。
着眼于社会结构的研究，通贯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沈大德与吴廷嘉《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不同时期社会结构探讨方面，有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吴琦《明清社会群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等。
新时期社会史的重要特征是强调全方位研究普通民众的生活，社会史除了重视社会结构， 同时重视社会生活。前述社会生活史研究著作之外，还有宋镇豪《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蔡锋《春秋时期贵族社会生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 三秦出版社1998 年) 、秦新林《元代社会生活史》(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等。
社会生活史研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研究比较平面化、泛化、重视事项而忽略人的作用。尝试日常生活史研究的著作也有问世， 如唐代有黄正建《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 中西书局，2016年) 、彭梅芳 《中唐文人日常生活与创作关系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1年) 。明清的两部书: 宋立中《闲雅与浮华: 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赵园《家人父子: 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上述4部书中，有2位作者出自文学界。
近年来出现了日常生活史的法学研究。如郭东旭等《宋代民间法律生活研究》( 人民出版社，2012年) 、徐忠明编《〈老乞大〉与〈朴通事〉: 蒙元时期庶民的日常法律生活》( 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尤陈俊 《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 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等。
（三）生命、生计、生态的“三生”结合。社会史的跨学科属性日益突出， 在生态环境史、经济社会史、医疗社会史表现得比较明显，生命、生计、生态是中国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三者密切关联。
新时期自然灾害及其应对研究较早开展。李文海等人1985年以来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灾荒研究，关注灾荒与人民生活的关系， 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灾害与社会也受到关注，王振忠 《近600 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曹树基主编 《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 、郝平 《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2014年) ，以及李文海、夏明方主编 《天有凶年: 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 三联书店，2007年) 都是这方面的著作。
瘟疫随灾而起，讨论瘟疫与社会的关系，进而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与《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 、杨念群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是这方面的著作。与此相关，公共卫生的研究也得到展开，如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 》(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等。
医疗社会史关注的是疾病与社会的关系， 而生命与常态的谋生问题即生计与生态密切关联。彭卫对于秦汉人身高的研究， 体现了这种特色。
疾病、瘟疫以及灾害与生态环境也关系密切， 同时环境与人的活动关联。研究生态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是近年来的新方向。通论与综合研究方面， 代表性论著有王利华主编 《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 三联书店，2007 年) 、高凯 《地理环境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三论》( 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王建革《江南环境史研究》 ( 科学出版社，2016年) 等。
断代研究方面。古代社会早期的环境史研究代表性论著如王子今 《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明清以来的研究最为丰富， 冯贤亮 《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钞晓鸿《生态环境与明清社会经济》(黄山书社，2004年) 、赵珍 《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中心》(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均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王建革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著有《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三联书店，2009年)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等。
水利与社会关系也为成热点。研究南北方水利社会史的专著都有，讨论浙江的有两部: 钱杭 《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冯贤亮 《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论述山陕地区水利的也有两部专著: 胡英泽《流动的土地: 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中，涉及人的生计与生态的问题，如王建革、张建民的著作即是。但生态环境史的著作往往见物不见人，而传统的生计问题研究也往往脱离生态环境， 比较缺乏从生命形式认识问题。
生计是为了生存的谋生活动，不仅表现在士农工商的主要职业上， 也体现在各行各业上，涉及生计的研究很多，专门研究则缺乏。对于生计的认识， 也反映在衣食住行物质的获取与消费水平，这方面的研究渐多，王利华 《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赵兰香与朱奎泽 《汉代河西屯戍吏卒衣食住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 、何辉 《宋代消费史: 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九州出版社，2016年) 、黄敬斌《民生与家计: 清初至民国时期江南居民的消费》(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多涉及这些问题。值得注意的还有陈宝良最近对于明代社会变迁时期生活质量的研究，讨论到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与家庭生计的关系，还讨论了物价波动与消费支出等问题。
一般来说，生命与生态既是人地关系，更是天人关系，体现在生存之道上，以往的生计研究多从经济的角度考虑，生计也可以作为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的探讨，在当下的学术背景下，生计的探讨还应当与生命、生态结合。生命、生计与生态的有机结合，是探讨历史变迁的重要途径。
纵观近40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焦点还是如何把握什么是“社会”。从社会史研究复兴伊始，在何谓“社会史”上就存在争议，大致有广义、狭义的不同认识，好在社会史研究同行并不纠缠于概念之争，而是搁置争议，抓住社会史的基本问题与学术前沿力行实践，从研究中体验、升华对于社会史的认识，从而使得学术共同体成长壮大。近年来有关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碎片化、宏观与微观的讨论较多，颇多涉及社会史研究。愚见以为，研究价值并不能以题目大小分高下，还是要考究其学术意义。学术史告诉我们，“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经验之谈。学术研究从来以探索未知、追求真理为最终目的，也就是原创性，对于社会史同样适用。面向未来，社会空间的扩展，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联袂，跨学科的视野，或许是近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第5—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