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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浩_接管天下——北京市城市接管的歷史實踐及其思想意涵
  发布时间: 2017-05-1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37

接管天下——北京市城市接管的历史实践及其思想意涵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何浩

导言

19491953年这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研究中,抗美援朝、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等几次运动往往成为人们的关注重点。对这些运动方式、形态、走向的讨论,使人们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结构、形态、性质的认识产生分歧。比如一些论述认为,镇反等运动错杀大量无辜者,三反、五反使得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些研究则认为,问题是,这样的“错杀”在当年的历史结构中,为什么没有动摇中共的统治基础?也有人从后设的视角出发,试图把新民主主义时期从社会主义时期的大叙述中剥离出来,以革命与社会建设二分的方式(于光远为代表),重构新中国建国史。暴力/历史必然性、专制/人民自由等等理解方式逐渐成为人们讨论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核心范畴。

人们对建国史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论整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各个方向展开。但另一方面,“建国”所实际对应的实践内容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使得我们的自我理解也成为困难。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运动都是在新中国这一特定社会基体之上发生的。讨论这些运动在历史结构中的位置,必须以讨论这一特定社会基体为前提。那这一新的社会基体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又是如何被建立新中国的实践再次打造?这一新的社会基体内在运作和结构脉络所提出的历史要求和提供的历史空间又是什么?

从创建新中国的“进城—接管”本身而言,无论在时间或空间上都进度不一、错落有别。是进入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是文化中心还是商业城市?是东北城市还是西北城市?是进入北平、南京、上海,还是进入保定、青岛、厦门?是和平接管还是战争接管?哪些人进城?哪些人留在农村?还有大量相反方向的,比如哪些出城,哪些南下?这也就意味着,“建国”是一个内部构造差异极大的历史过程。

因此,本文关注的是,如果我们依赖于既有的理论整理不足以理解当年“进城”的历史实践,那本文希望以重返的方式,再次从中国当代历史内在脉络出发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中共在“进城”后如何展开实践?这些实践的展开方式对应着中共怎样的历史理解和“中国”理解?这些不同理解又怎样影响到此后随即展开的诸次运动以及诸种运动方式?这些实践方式所打造后的中国社会基体,又会呈现出怎样特殊的历史形态和历史结构面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这些历史实践及其思想内涵,对于我们理解自身状况的意义何在?由此,这些历史内在脉络的整理就是一个基础性且前提性的工作。这一工作将从中国当代史历史内部建立自我校正、平衡的参照点。

本文所说的接管天下,并非是要全面讨论接管时期的所有方面。而是试图从几个方面讨论接管天下的实践方式,以及这些历史实践方式背后对应的历史感觉、历史理解的思想意涵。从论述材料来说,本文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北平的和平接管》、《中国青年》等文献为中心,论述对象主要是北平接管实践过程中的两三个方面。之所以选定这几个方面,是这些材料当中,这三方面比较能表现出社会基体再造过程中社会上、下不同层面的调整和变动。

一、实验场:中共接管北平的特殊考虑

1948年左右,关于新中国首都的猜想逐渐集中到北平。与接管石家庄、沈阳、济南等城市不同,“外国记者估计共产党要在北平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首都。……他们把北平当作共产党能否统治全国、能否管理城市及工商业的测验。因此,我们接管北平工作的好坏及所发生的影响,不是孤立的某个干部或北平本身的问题,而是联系着整个世界的观瞻,是中国人民能否在共产党领导下管理自己的问题。”叶剑英说,现在我们要向全世界、全中国人民表示,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中央特派彭真同志来领导我们,并调动了许多干部,要把北平当做一个城市接管的实验场所。”

为此,19485月,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津,中央决定把中共晋察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改为中共中央华北局。19481221日,中共中央与华北局决定了中共北平市委的人员组成名单:

彭真:北京市委书记

      叶剑英:第一副书记军管会主任 北京市市长

      赵振声(即李葆华):第二副书记

      其他组成人员: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萧明、王鹤峰、张秀岩、韩均等11位。

      194911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成立,成立布告中明确提出中共进入北平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下设四个部门,如下表:

名称

职能

警备司令部兼防空司令部

负责肃清一切反革命武装及散兵游勇,执行军纪、军法及戒严、解戒等事项,并有效地组织防空。

市政府

负责市区内民政、公安、司法、交通、卫生、消防等一切市政建设,管理市区内工农商学各业,管理财务、贸易、金融及有关外国侨民诸事项。并按工作需要设立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等机构。

物资接管委员会

负责接收并处理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之企业,协同本市有关之主管机关进行接收,接收后分别移交各该主管机关管理,负责动员一切公私力量,指导对城市粮食、燃料等供应事项,沟通城乡关系等。并按工作需要设立财经部、交通部、卫生部、军政部、房屋地产部。

文化接管委员会

负责接管一切属于国家的公共文化教育机关及一切文物古迹,属于本市者由教育局接管,按照工作需要设教育部、文艺部、文物部、新闻出版部。

  

叶剑英于194914日在《关于军管会问题的报告要点》中指出:“内城5个城区、外城7个区,城郊8个区,人口206万,若连新区即有290万人”。北平市委及军管会的组织构建之后,又迅速从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等相关部81门调集了大批干部参加接管北平,当时调集的干部约 8000人主要集中在河北良乡等待入城。

中共对新中国干部与群众的比例构想,19481028号曾有一个相关决议。当时认为,人民解放军在19487月到19506月可能夺取国民党统治区域中的1亿6千万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和大城市。到19506月,中共将面临3亿3千万人口和1000个左右的县市。根据中共以往的经验,每一个新开辟县,至少需要县级及区级干部75人。平均5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需干部60人。“此外还需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

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仅仅接管北平,中共就准备了8000干部。即便按照20个区,每个区需要准备100人估算,也只需要2000人左右。而这预备的8000人远远超过了中共构想中的一般规模。这就是说,接管北平其实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情形,它基本上是集中了中共尽可能有的条件,来塑造一个接管典范。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必定将尽力调动它以往的实践经验,来面对这一历史任务。我们恰好可以通过梳理接管北平的历史实践,来集中清理中共在几十年革命中的经验内涵,以及中共是如何调动各种经验来塑造这一典范。但同时,这一接管即便非常成功,其经验的某些层面也绝非其他城市可以轻易推广,因为很难再有其他城市的接管具备这样大规模的干部准备以及其他条件。可这是否意味着,接管北平的经验,不具有某种可以剥离其历史条件的思想意涵呢?

从当时警察干部训练班的构成和使用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北平接管干部的集中程度,以及中共希望将北平接管作为一个成功典范的思路。1948 年,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全国战略形势发展得非常快,党中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料全国解放即将到来,指示中央社会部组建接管大城市的情报、保卫干部训练班,培养接管城市的干部。中央社会部接到此项任务后,部长李克农根据党中央指示,马上通知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晋绥分局社会部各自选调人员,并对各局在人员安排上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求西北局选调10人、晋绥分局选调12人、华东局选调28人、华北局选调50人,共计100人到中央社会部参加培训。训练班开学前夕,组织上又从北平派来了8名党员大学生,共计108人,这样,训练班还有了一个美称:“一百单八将”。开学的时候,训练班主任谭政文曾明确告诉大家,做好长期学习的准备,训练班长则2年,短则1年,原则是直至完全掌握了管理大城市治安管理能力为止,然后,或回到原来城市,或服从中央决定,到全国各地城市开展公安工作。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些干部是为接管全国大城市的警察安全系统培养的。但19481214晚,李克农告诉大家,所有人不再回原城市,全部进北平,跟随谭政文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局。李克农也曾质疑,如果这些干部都去了北平,天津和其他大城市怎么办?周恩来说:“精兵强将调去北平,可以把北平当成接管大城市警察局的一个样板嘛!”

这实际上是将全国干警的精英全部用于北平的接管。对旧警署的接管关系到对城市基层社会人口、户籍、生活状况的掌握,接管干部是否得力,是否顺利,直接关系到对于城市面貌细节的掌握程度,也是了解各行各业的基础。北平能够在接管后很快展开建设,跟这些干部的集中使用很有关系。

集中干部是第一步,而第一支进城队伍的纪律作风问题,则不仅关系到中共争取民心的第一步,还展示了中共在改造中国近现代以来军事割据、军纪涣散方面的过人之处。

北平是和平接管。和平接管与战争接管不同,交出方是和平起义,是朋友不是敌人,接收方应当和气相待,商量办事。和平接管要讲究方式方法,比战争接管烦麻事多,有些同志不理解,不习惯,工作不痛快、不顺心,有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接管部队对于接管纪律的领悟和执行能力就非常关键。

在选择第一支入城队伍时,中共精挑细选。最终挑选的这支队伍是第41军。41军进驻北平是毛泽东亲点,41军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的神勇表现。不过选择41军还因为塔山战役时战事激烈,后勤无法及时供应,当时“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有很多苹果,我们的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毛泽东语)的严明纪律。41121师入城之前还在全师展开了政策纪律教育和“评入城资格”的活动。

全师上到师长、政委,下到炊事员、驭手一个一个评,谁不够条件,就不得入城执行任务。据说,有一位副指导员在张家口战斗中留下了一支缴获的钢笔。司号员在评议中批评他说:“你在张家口可以拿钢笔,到北平谁能保证你不拿东西?我看你没有资格入城。”那位副指导员连续检查了两次,士兵代表大会仍不同意他入城。结果他流着眼泪找到团长、政委作保,才勉强通过。最后还是自己向连上保证,由团营作保,以后一定要很好执行纪律,才允许他入城。这个运动对保证执行纪律作用很大。

打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并非水到渠成。军队纪律松弛、腐坏堕落,军阀割据,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的一大心病,但对军队的改造鲜有成功。即便中共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过程中,对部队的建设摸索出不少创造性的经验,可精心挑选的队伍中仍然会出状况。而面对新情况怎样迅速有效地调整和改变这些状况,则更能看到中共长期武装建设中开展出来的一些实践经验、敏感性和应对能力。

所以北平市长叶剑英说,“你要学会游泳就要下水去,灌几口水,以至溺死几个人都在所难免。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一向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斗争中学习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勇敢地进城,另一方面又要战战兢兢地去干”,“我们党二十余年来对各种干部如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干部培养都是如此。”

这种在多年实践中培养和积累出的对现实状况能够迅速做出调整的敏感力和能力使得叶剑英格外自信。事实上,中共一方面强调在实践中学习,不以固定模式教条化处理新问题,要在实战中肉搏寻路;这就意味着,中共不但对自己以往的历史实践所整理出的经验相当自信,而且此时的这个自信感不是真理在握式的教条化,而是具体且有弹性和活力的,是在不断成功翻转中国社会困局的历史实践中逐渐积累而成。可另一方面,在挑选参与接管北平这场肉搏战的人选时,中共又会调动自己的各路精英,把这些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配合中共政治思路、已经在实践中具备一定敏感力的干部集中投放到北平接管之中。或者说,叶剑英在接管北平时,将自己以往处理现实问题的经验方式表述为见招拆招,没有固定方式,但这个没有固定方式的实践方式又需要相当高配合度的中共精英来执行和保证。这将一方面在接管北平过程中集中展示出中共多年的经验整理、运作机制、自我构成方式的历史内核,也会进一步考验这些历史内核在新历史结构之下的历史有效性。而中共正是依赖这样一支干部队伍来开展革命、建立新中国的。这支队伍的建构方式以及如何使用这支队伍,本身也成为理解新中国历史实践的一部分。如此一来,通过考察这些干部在接管北平这一全新局势下所呈现出的各种状况,以及中共在针对这些干部的实际状况所不断做出的调整,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深入新中国历史基体曲折再造的方式和过程,探究新中国的历史内在肌理是如何展开,新民主主义又是以何种方式被推进、被转折和被替换。

二、干部问题

19491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194921日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进城之前,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就对接管步骤和方式已经有所构想。194916日,彭真在《掌握党的基本政策,做好入城后的工作》的讲话中强调:“进城以后,我们总的任务是推翻旧的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彻底摧毁、肃清反动势力的残余。但必须注意把旧的国家机构和企业机构区别开来。国家机构即政权机关、军事机关、警察、法院等,对敌人的此种机构,我们必须彻底粉碎。至于工厂、商店等企业机构,我们应予以接管和改良。”进城后,219日,彭真再次指出,“接管的对象有三种:一种是国家机构,接过来后须彻底粉碎。例如军队、市府、法院等,过去全是压制人民的,如果不粉碎,我们进去了也会脱离群众”;“再一种接管对象是工厂。工厂接管以后大部分照原状维持,不许粉碎,将来再加以研究改良”;“最后一种接管对象是学校。对学校也只能去掉反动分子,大部分不动。”

接管对象的差异将对应着接管干部分工的差异,分工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又会引发攀比之心。而且处理接管对象方式的不同,也会考验接管干部的应对能力和实践分寸感。并且,中共上层看待城市的眼光与接管干部的城市眼光并不一致,如何调整和调动这些干部的思路,尽可能配合中共的政治构想和社会重组,虽然是老问题,但需要新方式。再则,8000多干部内部本身,职位不同,来源不同,经历不同,差异也很大。军管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些各个行业的接管干部问题。

1949331号的《北平市民政局接管工作综合报告》里,谈到了进入北平以来干部思想作风的各种问题:

干部思想问题很复杂,有些土改后新提起来的农村干部,因自己文化水平低,无城市工作经验与城市知识,到城市来感到做工作困难,怕犯错误受处分,想回农村工作。区级以上的较老的一些农村干部,因有相当农村工作经验与斗争历史,自傲自满,表现在对旧人员的骄傲,对城市知识不够谦虚学习,又表现出对青年学生摆老资格等,并有对党提拔青年学生表示某种程度不满,以为党看不起自己,但经过几次会议动员,批评检讨,已经有很大进步,这些同志容易接受党内批评,转变比较快。新参加工作的学生干部,一般积极热情前进心强,但缺乏建设国家的经验,对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研究甚少,满足自己的文化水平,对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不起。因此,新老干部关系问题、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关系问题经常发生。

      不只是干部内部问题。进城后,干部如何面对新形势新状况也出现了新问题。一些从老区来的干部,对城市的纪律生活过不惯,感到不自由,想回农村工作,并有个别干部存在着进城发“洋财”的思想。……有的同志对入城工作要求很高,不愿做小工作,如某某某不当管理员,某某某不愿做收发工作,某某某不欲做招待所的工作。有平均主义的要求,对城市中的正规生活,大、中、小灶的分伙吃饭,不同干部参加不同的会议、看不同的文件等不满意,甚至不服从组织分配。

这些问题不仅是接管北平的干部会碰到,在全国的接管工作中都相当普遍。接管工作中干部的分配其实也是人员工作的重新安排和大调整。在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大变动时期,接管干部成分构成复杂,中学生、大学生、老干部、新干部、老区、新区、解放区、国统区等等不一而足。不同经历的人会连带着中国传统的、现代的各种眼光对自己在新社会中的位置期待也不同。如果不对干部中的这些不同预期做出及时回应和处理,攀比名利之心、个人利益为重等思想都会滋生和蔓延,这势必将从内部侵蚀和腐化干部的责任感、上进心和中共的凝聚力。当时在不少报纸杂志上对这些问题都有持续讨论。

军事大胜之后,进城接管战利品,一些干部却被安排做收发工作,这的确会让人产生巨大心理落差。打赢天下的胜利者的内部出现了接管天下所必须面对的社会组织上的结构性裂痕。胜利者如何再次通过重组社会基体来重组自身?这个问题不仅是1949年接管时期的干部思想问题,还曾是一些杂志(比如《中国青年》)1950年连续十期讨论的社会话题。可见这一干部思想问题在当年的社会影响性和持续性。我们暂且以《中国青年》杂志中关于干部或知识分子不愿做收发工作问题的讨论为例,看看中共精英处理建国实践中接管干部以及新民主主义时期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的具体方式、论述方向和整理视角。

《中国青年》从1950211日第32期发起关于“和一个做收发工作同志的谈话”问题讨论,到1950715日第43期为止,陆续收到107篇来稿。参与讨论的读者也很广泛,有干部、工人、军队战士、学生,还有14个做收发工作的青年。

这次讨论的引题是丁浩川的同名文章。丁浩川谈到了1948年秋天他对一位被安排到一个小城镇去做收发工作的大学生的谈话。而当时不少人对于“收发工作何必由大学生来做”心存疑问。这意味着,收发工作连带的革命与个人前途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于革命内部。而在战争时期,历史重心有所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引发大讨论。当接管城市、重组社会结构在全国展开后,这一问题关联到越来越多干部、学生和一般知识青年的命运与前途,越来越成为中共不能忽视的问题。而丁浩川的文章直接把如何使用干部的政策问题,转为干部自身的态度问题;将这一问题的现实逻辑转入了对个人与革命关系的伦理讨论。

丁浩川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未来干部如何认识自己和改造自己,是否能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安排。比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对于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总是个人第一,自命不凡,计较个人名誉地位。这样的干部“虽然也能为革命做一些工作,但困难的是,怎样与革命融为一体?”

在中国现代历史语境中,“个人服从组织”作为政治理念和社会组织原则并不难以被理解,甚至并不难以让干部或知识分子接受。困难的是服从组织分配之后的工作态度,如何能够调整和调动出积极性?《中国青年》中的相关文章其实大多集中讨论后一方面问题。不过这些文章在整理出相当经验的同时,也漏掉了很多经验得以形成的历史结构中的历史环节。

丁浩川的总结文章就谈到,工作岗位尽管有高有低,职务范围尽管有大有小,但这都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都是革命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队伍中的炊事员、饲养员和勤务员能够跟机关首长、负责同志一样有高度自尊、一样努力工作、一样愉快生活的理由。丁浩川的确谈到了中国革命在实践中展开后所连带出的很特殊的人际关系形态和生活面貌。但在中国革命中,政治上的平等为什么就能在工作实践上连带出自尊感、激发出努力工作的热情、感叹生活很愉快?这中间需要怎样特定的方式来调动干部以配合中共的政治构想?中共需要怎样调整思想和工作方式才能激发和召唤出它所需要的干部?这些中间环节的缺乏使得《中国青年》相关文章的论述虽然把握到了某些特殊历史面貌,但对于这一历史面貌的构成机制不够有说服力。

实际上,《中国青年》持续十期的专题讨论还需要结合杂志中的其他相关内容来一起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历史整理中,并不像我们后来所认为的那样,只重视阶级论、集体论等思想教化。以第四十五期冯文彬讨论全国青年团组织工作的报告为代表,很多文章都谈到了要加强青年团的组织工作,而不是一味强调个人修养和自我改造。人民事业要依赖组织形态来具体展开,那组织的特定形态就会影响、决定人民事业的性质。冯文彬强调,要重视“不同的地区、工厂、学校、农村、机关和不同的单位,在组织发展上应有所不同;群众经过斗争、教育和没有经过的,应有所不同。”在第四十九期蒋南翔的文章中,他也极力强调要发展有力的组织形式,应对组织结构内在的溃散。组织要与实际工作结合,组织上要加强任务的阶段性检查工作,要注意提拔积极分子等等。在看似没有给个人留下多少发挥空间的“个人服从组织”论述构架之下,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却发展出了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

正是这些多方面、多层面的构想和安排,才能在主体意识和社会实践中搭配出一个互为支撑的组织结构,在这样多层次的结构之中,干部主体的改造、工作态度的调整才会得到组织机制的有力支持,并反过来再次校正干部的主体意识。这样,工作态度的调整、生活内容的改变、组织形态的改变,也才能帮助干部建立起对“革命”以及革命所要求的具体的“政治”内涵的丰富感觉和深入认识。通过这样多层次的实践将个人重新编织到组织之中,也重组了中国社会基体的结构形态,从而进一步建立起个人与革命之间更深的关联。正是个体与组织形态反复的这种实践过程,对中国社会基体展开了再打造和重构,并决定性的确定出“革命”“政治”在建国后的新民主主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内涵,使这一时期的“革命”或“政治”既不同于延安时期,也不同于19531956以及196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

也正是如此,我们才会明白,北平接管期间,市政府下属的民政部门的工作总结中为什么在陈述了接管干部的种种思想问题之后,会格外强调支部领导、干部使用政策等组织因素的作用。

第二,支部在领导上经常掌握主动,能与大家打成一片,了解情况,及时处理问题,经常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使不正确的思想不能蔓延生长,这是在这一月来的工作中体会最深刻的一点,如初进城时曾有一度组织生活不够严格,干部思想即开始混乱,支部发现后,立即进行研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检查,发扬民主,培养正气,揭发错误,并有重点的领导了小组会,展开批评,因此使干部情绪迅速转入正轨。以后类似这样的大会曾进行过三次,所以使干部情绪保持饱满,支部领导上的主动,这是很重要的原因。第三,干部使用上,一般的比较适当,用其长处,补其短处,使干部真正发挥自己的所长,如工作组干部的配备,使工作有经验的工农干部,偏重于小组领导接近群众;有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干部,偏重于整理材料,这样就使彼此都感到各有所长,因此做到关系融洽。

这当中,很关键的环节在于支部领导的方式,支部“能与大家打成一片,了解情况”正是调动组织机制良好运转的一个关键。组织因素的活力其实又是由非组织的因素来补足、充实和支撑。怎么才能“打成一片”,则连带着中共在多年革命实践中开展出来的群众路线等等丰富内容。而这些非组织因素的活力又反过来得到“严格组织生活、全体党员大会、检查、民主”等组织机制的调整、校正和引导。在这种打成一片、开展—深入—检查的反复实践过程之中,整个社会基体的人际关系、感觉氛围也被重构了。

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北平接管时期,革命者如何深入重组社会基体。

三、接管旧警署

前文提到,彭真在接管北平之前说过,新中国的成立必须要粉碎旧的国家机构。这里面就包括旧警署。粉碎旧国家机器,其实关系到的是以何种方式分解、重组中国社会。在实际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

接管前的北平,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组织十分庞杂,肃清敌特是接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深入、全面了解北平城内的敌情、社情动态,1月中下旬,中共先后派了两批人员先遣入城,秘密调查国民党、三青党、三青团、警察局和各系特务的动向。主要是通过地下关系调查了解警察局内部情况。当时国民党在北平设了“内758”共20个区,即:城内7个区,外城5个区,郊区8个区。结果发现大多数警察的生活也很苦,经常吃窝头咸菜。旧警察来源多为产业或手工业工人、苦力、贫雇农、城市贫民、中农、自由职业者、少数家庭贫寒的中学生等。他们在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下失去土地和职业,为了生存当了雇佣制的国民党警察。但是,在统治阶级长期的反动宣传下,他们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反动思想教育,参与或执行了对人民的镇压,染上了欺压、敲诈老百姓的恶习等。

而北平军管会给每个区配了3名负责接管的公安人员,组成小组。但这样少的接管干部,如何粉碎旧警署这种与基层社会盘根错节的国家机构呢?

      我们且以分配到内五分局的魏相如的经验为例。魏相如被分配接管北平市警察署内五分局。他们奉命组成了一个三人领导小组。整个小组工作级的干部不足十人,加上两个班的纠察总队战士,总共30多人。内五分局的驻地是德胜门内大街刘海胡同。辖区南至北海后门,北至德胜门,东至地安门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共有21个派出所,分成五片设有五个分驻所。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政权统治不得民心,只能靠警察控制地面,所以设的派出所多而小,基本都设在街面上的木板房子里。夏热冬冷,每所只有七八个警察。的确如事先调查的那样,旧警察生活很苦,有些只好靠“刮地皮”凑合生活。例如,端一个碗到副食店,只掏一铜子向老板讨要点香油、酱油和一棵大葱,回来用开水一冲,泡上从家里带来的窝窝头,就是一顿饭。也有向居民住户讨要点咸菜吃的。

不仅仅是旧警察自身生活贫困,社会环境无人管理而日益恶化,更麻烦的问题在于接管中碰到的各种社会状况与中共自身政治理想之间的差距,比如怎么出门巡视办公都是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这在农村工作中从未遇到过。

“我们当时缺乏交通工具。大多数分局都接管了一辆三轮挎斗摩托车,而我们只接收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那三轮车夫是个秃顶的小老头,油头滑脑的旧警察作风很严重,缺乏劳动人民对共产党解放军的那份感情,甚而有些看不上我们这些身着土布灰军装,脚穿纳底儿布鞋,胸配军管会符号,有些土气的共产党干部。我不喜欢这个小老头,更不愿坐他的三轮车。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二十多岁的大男人,让一个小老头蹬车拉着去开会,去查勤,思想上不好接受,心里很不自在,不是个滋味。但又不得不坐,因为当时的北平只有五辆公共汽车,而且德胜门大街也没有站,分局也没有一辆公用自行车。再者,刚进了城,道路也不熟,所以,不管坐在三轮车上内心多么不舒服也得坐。”

按阶级论的逻辑,坐着人力车办公,这与之前思想意识中地主资本家老爷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联系在一起,是旧社会不平等社会组织形态的表现特征之一,绝不是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并且是共产党员从思想意识到工作方式都必须克服的,也是粉碎旧国家机器的题中之义和逻辑延伸。但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状况却令人无法按照这样的政治观念开展新中国的社会重组工作。粉碎旧国家机器、接管城市后所跨出的第一步,就与政治思想观念相违背,也与社会重构的思路不符。建国实践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并不是建国原则(阶级论的政治原则和政策)所能理解和处理的。

      魏相如坐着小老头的三轮车下派出所查勤,既不符合阶级斗争政策,而且总也发现不了问题。他每到一个派出所时,发现警察都坐得很整齐、很精神,似乎都有所准备。他很纳闷,可问题出在哪儿呢?他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次数多了,他发现,每到一个派出所附近,小老头就使劲按喇叭,他的喇叭叫声有特点,是一种哇哇叫的。他意识到,是小老头在给旧警察们通风报信,共同欺骗军管干部。

城市市民并不配合中共接管干部对“人民”的预期。中共的军事胜利并不意味着人心归向的政治胜利和社会自然重组。在魏相如和小老头与旧警察之间,存在一个政治理念、社会组织、生活连带等多层次的隔膜和断裂。魏相如眼中的那个理所当然应被摧毁的世界,在小老头、旧警察们眼中,却是历史发展中被造就为某种程度上彼此互为依存的生活空间。这些在历史波折中自我营造的小生活空间并不会自然而然对意在解放他们的新力量放行。在军事胜利后,新中国不仅需要面对特务、土匪等可以直接指认的现实状况,更大量需要面对这些原本以为会自然配合自己的基层社会现实。这不是在敌/我关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范畴之内可以辨认的关系,无法直接运用阶级斗争方式处理。阶级斗争的建国理念需要非斗争的工作方式来展开,一旦非斗争的方式在实践中成功重组社会,从而也将重构阶级斗争的历史内涵,以及建国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内涵。

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在历史中形成的这种警民关系,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直接改变,但并非不可改变。中国社会基体的这种状态本身并非是铁板一块,它也是在现代历史发展中逐渐构造而成。如何重构,则可以看出中共接管干部和接管组织对于中国社会在现代历史中所遭遇困境的理解程度。补充新力量,以分化、稀释旧警署的人员结构,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思路之一。

市公安局的主要思路是给一些分局分配一部分地下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很快成了警察队伍的骨干。“这些同志都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共产党充满期望和热情。他们工作积极,进步较快。有些很快就当了分局的股长或派出所的所长。当时,还从高中毕业就失业的学生中,有条件的招收了一批干部,经过培训,也成了分局机关和派出所的骨干力量。另外,从工厂的优秀工人中招收了一批民警,经过培训,充实到各派出所。这样,改革旧警察机构和清理旧警察人员、组建新的警察队伍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可见,当时对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需求很大。而对于进入社会重组后学生成员良好精神和工作状态的保持就成为又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上文讨论到的《中国青年》中相关主题文章关涉的内容。

除了补充新力量,对旧机构仍需要打散。对于旧警署人员,除少数年纪轻、当旧警时间不长、家庭出身和现实表现好的予以留用外,都先后分别做了处理:凡军统、中统特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一律除名,并一一进行登记后,有的判处管制,有的送市清河大队管训(后去茶淀开发建立清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把一批年轻力壮的组建到建筑工程队当工人,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自食其力的技术工人了;对一部分年龄较大、有文化的警官,帮助他们组建了刻字、誊印社,这既发挥了他们的长处,又适应了社会需要,维持生活不成问题;有少数人愿自谋职业或做生意去了。

要重组社会基体,不仅仅是从人员结构上做出调整就能完成。人员结构的构成会影响社会基体的具体结构,但社会基体具体结构的运作形态是否有活力,是否能有效处理生活中的诸多事件,却需要成员对这一基体的良好运作具备更为微妙的感觉和意识。

      据魏相如回忆,内五区在北平市是一个贫困、落后、又脏又乱的地区。没有自来水,没有下水道,没有冲水厕所,粪便靠人工每天来掏,喝的水靠卖水的每天送一次,分局院内有一个压水井,这水用于洗菜、刷锅、洗衣服等。德胜门大街全是土路,冬春季节浮土能没脚脖子,夏秋季节一下雨,整个大街就成了个半米多深的大泥塘。什刹海全在内五区境内,完全变成了一个乱泥塘、臭水坑、垃圾场,全区没有一个垃圾处理站,垃圾满街乱倒,什刹海周围的居民全往什刹海里倒垃圾,弄得臭气熏天。一刮风,灰尘满天飞,干部外出工作回来就是满脸灰,进门就得先洗脸。

不仅是内五区,普通市民生活环境的恶劣在北平相当普遍。比如北平外三区的居民,也多是社会下层的贫困户。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不少人家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这些贫困户则又是接管工作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外三区第1920两个派出所的民警建议分局组织居民自救。比较典型的自救案例,则是“龙须沟”。“龙须沟”是外三区与外五分局管区相连的臭水沟。晴天臭味难闻,雨天污水泥泞;夏天蚊蝇成群,冬天路滑难行。群众积怨很深。派出所民警和街政府干部提出组织居民挖龙须沟,区政府批准了这个方案。先后组织居民166人,挖出农用肥料、淤泥5606车。可挖出的这些肥料淤泥怎么堆放?如何处理?通过多个部门的组织,挖出的这些肥料正好可以卖给郊区农民,换取玉米16818斤。这又反过来解决了部分群众的口粮。群众通过这一事件,很容易把新的人民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作比较,一致认为还是共产党好,树立了刚刚诞生的人民政府的良好形象。

与经由老舍的话剧《龙须沟》叙述之后,将治理“龙须沟”事件直接纳入政治意识形态范畴讨论不同,在接管干部的回忆中,建国时期的治理龙须沟首先是与调整警民关系、重组基层社会相关。治理龙须沟所对应出的历史经验不只是后来被纳入反动政府/人民政府的意识形态结构之中得以阐述的被狭隘化理解的“政治”部分,也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思想改造所能涵盖,它还对应着建国时期接管北平的中共干部面对城市生活新状况时,对于“社会”、“组织”的丰富理解(将城市与农村联系和组织起来,而不是从现代意识或政治理念出发将之割裂),而这些又反过来撑开了这一时期中共干部对于“政治”工作特定内涵的历史理解。

接管干部对于警民关系的处理,看似超越阶级理论,但对应的是中共干部在多年革命历史实践中、在各根据地和战争时期的实践中翻转中国社会困局所摸索出的经验,以及在新的现实状况中对经验的再激发和再调动。

当年的接管旧警署干部回忆当时他们的政策叫“赶毛驴”,对旧警职人员既团结又分化和改造。具体有七条:

一是拉下打上,团结改造下层旧警职人员,打掉旧警察头目的威风。

二是上严下宽,对上层头目严厉,对下层人员适当宽厚,利用上下层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三是生活上宽,政治上严。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活上适当给予一定照顾。

四是大胆使用,严格管理。敢于交给他们任务,让他们感觉接管后不是不要他们的,他们的饭碗不会没有,但虚伪蛮横的旧作风必须改掉。

五是鼓励好的,批评差的。当时一个叫李增奥的旧警察,工作积极,在破一起女尸投井案中,很快找到了破案头绪。还有韩光华、李自忠,为老百姓清除垃圾,得到大家的肯定。很多旧警职人员的工作态度开始积极转变。

六是集体面前要求从严,个别工作适当放宽。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关心,他们也就心悦诚服地为新政权服务。

七是工作和娱乐相调剂。每周六我们接管人员和旧警职人员一起参加同乐会,加强了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干部跟旧警职人员打成一片,一方面,宣传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例子讲解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了解他们的想法,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大胆揭发不法行为,安心维护新政权。

粉碎旧国家机器属于阶级斗争范畴,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会根据现实状况、意识认知对阶级论展开重构。按理说,即便是下层旧警察,也存在欺诈镇压百姓的行为,但在实际的粉碎工作中,接管干部却并不将旧警署看做是一个同一性的机构,而是看做一个可分解的、内部存在诸多差异的历史构成体。在拆解旧警署后,以新的组织方式(拉下打上;鼓励好的,批评差的)、工作方式(生活上宽,政治上严;大胆使用,严格管理;集体严,个别宽)、生活方式(工作和娱乐相调剂),重构出基于被再激活的信任感、责任感、尊严感所构成的正义的新秩序。

不仅是针对一般市民,在整顿市容的运动中,与工商等部门合作,一起参与的派出所接管干部也和乞丐经常生活在一起,不拘不束的有什么说什么,安慰乞丐,教育乞丐,替乞丐解决问题,帮助乞丐写家信,并督促乞丐洗澡、理发,衣服破了,鞋不能穿了,尽可能的予以更换,乞丐们在外存放的东西,协助找回来。干部们不断深入群众和乞丐们聊天或谈论问题,由实际行动中,逐渐改变了乞丐对日本、国民党时代那种残酷的收容方法的恐惧和顾虑,现在表示亲爱团结。由于热忱相待,感动了不少顽固不化的不良分子,同时也搜集了乞丐很多宝贵的材料。

这样多层次多层面的机构重组不仅是在派出所内部,而且在整个生活层面都开始发挥积极作用。据派出所干部回忆:

当年广渠门分驻所当街住的一个老人出门倒脏土,发现不远处有个东西在闪光,原来是个金戒指。老人高兴极了。这时,一个巡逻的巡警刚好经过,问老人:“看什么宝贝呢?”老人拿着捡到的金戒指对巡警说:“这东西是我捡的,既然咱俩看到了,这样吧,把它拿到当铺去当了,咱俩一人一半分了它。”巡警脱口说:“那行,一人一半。”两人就一起往当铺走。走着走着,巡警的脚步慢了下来,最后停了下来,对老人说:“这东西不知道是谁的,咱可是捡来的,我们正学三大纪律呢,捡来的东西可得交公啊。”这戒指后来就交了公,这件事在百姓中传开了,还上了《北京日报》,百姓纷纷议论说新政权就是好,把旧巡警改造成了新公安。

派出所在新中国基层组织中承担着特殊功能,如何理解这种特定形态的社会组织方式,这种政权形式对应的历史实践经验是什么?如何在政治学、社会学上理解这样的历史实践?不止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派出所如此。1963年在全国推广的枫桥经验,就是源出自当地派出所的经验。2008年的电视剧《营盘镇警事》中呈现的河北某派出所所长的先进事迹,也并非简单的好人好事可以理解。“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这些经验对应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结构又要如何整理呢?它跟建国时期的历史实践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简单的归之为专制统治的一种方式吗?

四、派出所取代街政权

在接管旧警署过程中,派出所干部和民警逐渐开展出层次丰富的实践经验,有效重组社会基层,中国社会的整个基体也被再结构再打造了。而在这过程中,分驻所干部和民警自身也积累和发展出相当丰富而中国化的现实感、组织感,从而有力支撑这些派出所去承担实际上由接管工作组发展而成的街政权的许多功能,这其实已经远远超出它作为国家暴力机器所应承担的诸如管理户口等政治和行政功能。对于基层政权形式来说,派出所与街政权的功能和关系及其与上层机构的关系都需要被重新考虑。

在接管初期,北平市军管会曾以少数老干部和大批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组成工作组,分派到各区各街调查情况,宣传政策,发动群众,配合进行肃清反革命武装,检举特务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兑换伪金圆券,发救济粮,摧毁伪保甲等工作。工作组的性质是人民政权的临时派出机关,后来很快发展为街政权。

      194924日,北平市人民政府下属的20个区政府宣告成立。各区实行“区工委一工作组一工作小组”的工作体制,其具体做法是:将各部门分配来的干部混合编成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区工委),下设若干“群众工作组”,工作组再进一步按地面分为“工作小组”。例如,内五区(也称第五区)配备了干部120人,“分成政权、公安、工委、办公室(联络组在内)、工会、青年、妇女及五个群众工作组”,每个群众工作组十三、四人,由“新老、学生、解放区、公安、回民各种干部混合组成”。五个群众工作组根据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区19个保的管辖地面,“分成十九个工作小组”;

各区街道工作组成立于19492月初。3月,个别工作组转为街政府。6月,北平市除个别区外基本上废除了城市保甲制度,并以街道工作小组成员为班底建立了街政府。“街(乡镇)政府设正副街长各1人,各部门业务设委员3人至5人及文书1人,共9(其中副街长兼民政委员,故实际为8)分任之”。街政府成员的出身多为学生、工人、三轮车夫、小商贩等。大多数区的街政府下设置了闾组,闾长绝大多数是由工作组培养的积极分子担任。

正当北平市初步建立起区、街(乡镇村) 政府之时,194935~ 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指出,随着革命形势的根本变化,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北平市区、街(乡镇村)政府的建立,大体恢复了城市及郊区的社会秩序,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复杂而艰巨的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则要求城市中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适应城市自身特点。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在 1949 43日北平市党员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北平要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城市工作路线,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城市工作的特点是集中,应该由市级机关解决的问题,譬如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工人工作等问题,都不要分散到各区去,应该统由青委、妇委、工委去做,区委只是帮助。

4  24 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指出,在城市工作中要彻底转变农村的工作方式,不要用农村的工作方式来管理城市。城市工作的特点是集中领导,区、街一级组织应是市级组织的派出机关,一切都要集中到市级机关,市一级的机构还要加强。此后,天津和北平之所以改革区街政权组织,刘少奇关于城市管理方式要适应城市特点的论述无疑是重要的思想认识来源。

1949630日,北平市军管会作出了撤销街道工作组和街政府的决定。该决定指出:“现代城市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集中”,因此不必设立街一级政权,“一切工作应尽量集中于市一级来进行”。工作组和街政府撤销后,其干部大部分被安排到派出所工作,街道工作组的历史使命正式完成。

      据时任北平市公安局第一处 ( 秘书处) 处长的刘涌回忆:19496月,根据中央和市委指示,街政府和派出所合并,取消了公安局分驻所。街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转到派出所工作,所有派出所都有了任领导职务的接管干部。公安局基层机构以接管干部为主。7月初,北平市改区政府为区公所,区公所成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并委托市民政局领导。区公所设区长1人,下设秘书、民政、调解、文教等13科,干部18(干杂人员共24)。同时,街政府被取消后,实际上与派出所合并,街政府的干部大部分转到派出所工作。据市公安局统计,街派合并后,街政府干部701人充实于派出所,治安警、户籍警和行政警在派出所内实行分工与合作。

这样,不仅派出所的干部与民警本身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而且新加入的派出所成员也大多是做群众工作的街政府干部。从工作方式、社会感、现实感来说,这两者并不冲突。也正是因为基层政权的集中是建立在这些有效且丰富的历史实践基础之上,中共对地方政权的收紧,并未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阶段造成后来的严重后果。

换句话说,派出所在积极面对处于现代特定历史形态的、特定历史困境的中国社会基体时,打破了西方现代国家机构对于治安警察的界定,也没有延续北洋军阀以来以及国民党时期的警察治理方式,也绝非简单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中里甲制的管理方式。我们看到,在龙须沟的案例中,接管干部不可能、也并不是按照传统里甲制或乡约方式来处理基层问题。他们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城市的特定历史状况时,需要发展和摸索出新的现实感与敏锐力,而不能直接挪用传统伦理资源。比如,现代城市生活的组织结构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生活垃圾的处理,民众生活问题的处理,警民关系的调整,警察治安能力的强化,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除了秉承中国传统“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的理念,还需要对现代组织系统和组织方式有敏感力,需要将这种现代组织系统扎根于中国城市市民特定的感觉意识之中,在二者间建立起有机的连带感。

因此,我们看到,在19502月彭真的报告中,他所强调的加强派出所联系群众的职能,并不是基于人民政权的口号,而是对应着丰富历史实践内容的经验整理。他说:

应该取消街政权,取消警察分驻所,改造和加强派出所。政府应派大批的得力干部与革命的工人和学生到派出所里去,并吸收旧警察中经过改造可以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分子,健全派出所。只有这样,公安局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来实行人民民主的统治,并有效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公安分局下的分驻所,应即取消,由公安分局直接领导派出所,这样不但可以使工作迅速,而且可以使公安局的领导机关更加接近群众。

派出所基本上已经改造了,但我们派去的干部还太少了。派出所是联系群众最多的地方,我们要十分重视。忽视了这个,不管你别的工作做得多好,还是不行的。我们要朝着派出所里的干部全是忠实的党员,紧密团结联系群众,成为群众核心,居民的领袖的方向去做。做到这样,就完全不需要像现在167千公安人员了。但现在就恰是派出所里我们党员干部最少。将来区街如何联系,请各区同志考虑,总之,我们要做到使派出所成为人民政府的代表,群众的代表。

人民民主统治要依靠人民群众来实行。但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参与政治统治?城市规模的巨大使得每个城市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政治统治成为不可能。那在人民民主统治的政治理念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之间,怎么衔接与建立连带?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锦缎都需要这根针来灵活编织。也就是说,当北京市委强化派出所在基层政权中的政治功能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派出所作为政权形式基本单位的活力来自于哪里?密切联系群众。派出所的活力不是来自它“是联系群众最多的地方”,而是来自于它能“密切联系群众”。这就需要它的实践方式能对中国社会基体良好运作的一些基本要素展开再次激活,并由此发展出来警民之间的某些特殊历史组织形态和互动形态。如此,我们才会看到北京市对撤街道政权建派出所的经验总结中,强调“应派大批的得力干部与革命的工人和学生到派出所里去,并吸收旧警察中经过改造可以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分子,健全派出所。只有这样,公安局才能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来实行人民民主的统治,并有效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这一经验在195412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公安派出所组织条例》中被再次肯定。《条例》第五条中规定,“公安派出所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处理人民来信,接待人民来访,并且在居民会议或者居民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工作,听取人民的批评和建议。”派出所的这一历史特定形态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建国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它是中国革命的创造性经验在新历史状况下的拓展和延续。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关,派出所是政府行政组织的一个机构。它的实践内容其实反过来定义了新中国公安机关的政治内涵。

社会基体的组织重构不仅是社会基层的重构,它还包括整个社会结构的再调整。在彭真当时的理解中,把什么当做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这将关系到中共接管天下胜败的核心。

五、彭真的“根本问题”

      社会基体再打造的方式之一是重构政权形式。不少研究者也把建国史中政权建设的讨论重点集中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主与专政问题。的确,民主,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政治实践内容。但从政治学层面抽象讨论专政与民主无助于我们理解新中国建国时期民主与专政的具体历史内涵,也无助于我们具体把握二者的历史关系。刘少奇就明确说,建国初期的民主其实是与专政紧密不可分的。“北京市人民民主政权更加走向民主化,是在军事管制的条件下进行的。有些人……把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与人民民主政治的实行和发展看做是绝对对立、彼此不相容的东西。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可见,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政治的落实其实并不单纯依赖于形式化的民主。其次,建国时期对“政治”内涵的历史确定并不只存在于这些与当下的政治理解相关的思想构架之内。在彭真等人眼中,建国实践的基本问题其实并不是专与民主问题,而是工商业问题,因为它们“牵连到一些根本问题”。

彭真在194916号就谈到他对城市与乡村的理解: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城呢?农民为什么要这个城呢?北平的粮食问题应该怎么办呢?攻下北平,币制问题容易解决,粮食问题比较困难。只往城里送粮食,农民不拥护,但若把城里的工业品送到乡下,农民就高兴了,把城里的知识分子送到乡下为农民服务,农民就痛快了。合作必须彼此互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任务在于解放生产力,使城市为农民服务,城市农村互相交换物资。在这当中,商业即为彼此交换的媒介,商业搞不好就交换不了,弄得两头糟糕。所以,我们进城以后,除了推翻旧的政权建立新的政权以外,必须抓工商业。如石景山钢铁工厂、纺织厂等,要组织起来供给他们原料。还有许多手工业者,如不好好组织,他就没有饭吃。所以,必须好好组织,用他们生产的东西,供给农民使用,这样他们就有饭吃了。大家都有了饭吃,无产阶级的天下就好坐了。

无论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来说,还是从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的结构秩序来说,都很难理解彭真这里所着重的商业的重要性。从中共阶级论的政治视角来看,很难给工商业留下这么重要的结构性位置。但在彭真接管北平后的整体性意识结构视野中,反而把工商业放置在根基性的位置。先经济后政治的秩序结构,对应的是中国传统“先养民再教民”的天下观和政治观。换句话说,这里对应的政治感觉其实是“令敌人越来越少,让朋友越来越多”。

但怎样才能养民?彭真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由各地运来的几千万斤粮食,怎么才能送到市民的手中呢?排队领取不成,交给保甲长分配更不成。另一问题就是城里工业品如何收集起来送给农民?王麻子刀剪铺的剪子怎样才可以运往冀鲁豫梁山泊的李逵手中?所以必须有国营商店及合作社做好商业工作,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取农民原料给工厂,取城市工业品运往乡下,彼此互通有无。”

但要将各行各业组织起来,首先需要能配合自己政治构想的各层干部、有相应的有效的组织方式等等。接管城市之后,按理说,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青年都是可依赖的对象。可问题的复杂性出现了。彭真说,工人阶级虽然在理论上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不要认为每一个工人都会立刻拥护我们”。因为我们长期在农村,回到城市,变生疏了,如久别的亲人一般,心情虽热,但话一时无从谈起。工厂又分为公营和私营,公营工厂中应选劳动英雄,它的工作人员应当同我们一样。工人物质生活必须保障,奖励处罚制度也必须建立,好坏分子也必须分清,主要的是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对私营工厂,首先要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白自己是受资本家的剥削的,应说明私营工厂和公营工厂之不同;其次,还应说明私营工厂在今天还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国计民生。我们是为了发展社会经济而保护工商业,并不是为了资本家的私利而保护工商业;再次,我们一方面与资本家联合生成,一方面也必须有斗争。至于工厂委员会,在私营工厂中可以慢点组织,先在一两个工厂做试验。开始时可先开座谈会,也可召开工人大会,广泛地宣传讲演,使工人活跃起来。

而要将知识青年的学生吸引和转换过来,工作重点和方式又有不同。“首先要给他们讲中国往哪里去,世界往哪里去,人民往哪里去,你们往哪里去,历史进化的道路,社会发展的阶段等问题,引导他们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其次,还应尽量发动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工作。”因为“大都数学生的阶级意识比较模糊。与工人常在一起,有利于他们确定阶级立场。与农民接近,主要应与贫雇农接近,使他们实际体验贫苦农民的生活。”进北平以后,我们要使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预计会在北平造就大批学生干部。

由于北平是大城市,所以农民问题也有特殊性。首先,北京近郊今年(1949)是否分地还未决定,打算先调查一下,提出具体办法以后解决。但必须宣传我们的土改政策。可以对贫雇农说,在你们组织好以后就可以分地。对中农,我们不侵犯,不动其土地。对地主不打不杀,不侵犯地主的工商业。但对少数保甲长(坏分子)则必须进行斗争。另外,有关农民的借粮问题,则可以从恶霸手中取粮借给贫苦农民,但事先需先好好调查研究。

在农村土改时,贫农是发动运动时主要团结的力量。而接管北平后,却存在着一个如何处理城市贫民的问题。“对贫民问题我们应如何看呢?城市贫民是革命集团还是反革命集团呢?原则上他们是革命的。究竟他们是我们的群众?还是国民党的群众呢?他们是我们的群众。但因为这一集团内部极其复杂,所以不能笼统对待。这一集团包括有各种不同职业、不同成分的人,有的是流氓,有的是小偷,有的是侦探,有的是反动派的狗腿子,也有流亡地主、没落贵族,也有真正劳动而不得一饱的。在这些人当中,劳动者是我们的朋友。这些人共同之点是穷,但气味又各不相同,有的接近无产阶级,有的接近剥削阶级,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一开始不要先找贫民,而要先找工人、学生、手工业工人等,然后再做贫民工作。”

不但各种原本可以依赖的力量其实在历史时刻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满足中共的政治期待,而且进城时对中共表示热烈支持的群众,也逐渐开始分化,内部差异开始逐渐暴露。

1949216号彭真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他写到:

第一,群众“在入城式前后的几天,是狂热的欢迎,拥护解放军和咒骂国民党。……但我们还不能认为群众像老解放区的农民那样,已和我们成了知交,绝不是。当时多数群众似尚未暇考虑他们要求解决的具体问题,他们和我们还有点像是泛泛之交,听说我们好,也看到我们的军队能打仗,纪律好(这点自然很重要),但关系还很浅,因此很容易听信谣言,部分群众听到一阵谣风,即可临时动摇其对我们的信仰。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第二,最近几天群众的情绪还是热烈的,尚处在高潮中(有些学生为了帮助兑换金圆券,为了出去宣传,为了开会,可以一天不吃饭而不喊饿)。但头脑一开始有些冷静了,转而考虑具体问题,转而注视我们的具体政策和实践了。公营企业的工人在考虑工资或复工问题(但比较是安心的);私营工厂的工人和商店店员则担心失业(有些私营企业风传要裁员),或酝酿要求改善生活;国立大学的学生在考虑前途、公费,有的并在议论‘总吃小米吗?!’(这在前些日子是无人议论的);私立学校教职员学生在考虑私立学校能否办下去,政府对学校和学生生活能否给点津贴,在考虑职业、生活、前途了;大批失业知识分子则关心我们能否给以出路;三轮车夫因为现在坐车的人既减少,又恢复了电车,在纷纷问我们怎样办?贫民则焦急的等待着看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办法,等待着新的福音(优待兑换贫民很满意,有人称为福音)。绝大多数群众则关心金融、物价能否稳定,并希望物价降低,群众的思想感情复杂起来了。……不少群众已感到我们是为群众办事的,和国民党根本不同。但这只是见面之后一点好的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具体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北平还有极大数目既无财产又无正当职业的贫民,靠卖破烂、跑小市、贩白洋、捡煤核、侍候人为生,并且有不少专供奢华享乐的职业,不然就会完全失业。他们有的没有饭吃,没有工做。“我们有的同志宣传解放区没有乞丐,现在进了北平不能笼统这样讲了,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人主张给贫民发救济。拿什么救济呢?粮食是要从农民身上出的,有些东西是要从工人身上出的。我们慷慨,慷谁的慨呢?还不是慷工人、农民之慨!对贫民中少数有急需的人,救济是必要的,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假若每接收一个城市就救济,那农民一定会说:“千万不要再攻下城市了。”问题如何解决呢?只有组织贫民生产。有些逃亡地主要动员回乡。有些人可以往东北、西北移民。主要还是组织生产,生产必需品。”

      北平200万人口中的各种社会力量都不能很好配合自己,而北平需要重构重组的各行各业人口又如此之多。可中共的接管干部只有8000余人。彭真说,“组织贫民生产是长期的艰巨的工作,要有资本、工具、销路,更要紧的是,要打通贫民的思想。现在我们只有5000党员(2000地下党员,3000解放区调来的党员)。把北平200万人组织起来,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

      这就需要根据新的历史状况再次调动各行各业群众自身的积极性,使这些群众本身能够重焕生机,而不能凭借军事胜利为支撑的政治理念、以5000党员替代200万群众的具体生活困境。当整个城市的生活构架被如此充分的撑开之后,当政治理念无法替代实践展开所要面临的具体社会状况时,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基体之所以为此的历史脉络、如何针对这些历史结构做出有效翻转,就替代了抽象阶级论思考,成为新接管天下的根本问题。彭真说:

过去中国经济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很大。……北平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的城乡关系早已打断,新的城乡关系尚未建立。第一,乡村究竟需要城市供给些什么,不但我们,连产业家和商人都不大清楚。第二,今后城乡如何分工并建立有机联系,乡村副业和手工业如何分别情况进行技术改良或者转业等问题,都需要系统地解决。第三,在土改后农民的生活是改善了,但因土改为时不久,生产力尚无大的发展,加以战争负担较重,农民对于较大的生产工具如新式水车、抽水机、机器磨等之购买力尚不大,而零星的小农具则并不需要向大城市购买,城市工业品的销路尚需开辟。……有些战时工业转变为和平工业时,也发生了原料、销路及若干技术的改造问题。……民族工业机器陈旧破损,原料与流动资金均缺,有些工业如织布业等,因技术落后,既不能与津沪等大机器生产竞争,又难与乡村的家庭副业竞争,处境甚为困难。劳资纠纷对私营企业曾是严重威胁。部分工业产品销路困难,原料亦缺乏或太贵。……目前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仍很严重,以肥皂业为例,三、四月间突然增加200余家,近来因生产过剩已倒闭50余家。

      要处理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是政治理念或简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能足够理解、充分感受的了。而是要重新建立一些框架,为这种历史实践所遭遇、所开展出来的认识和感知赋予新的理解视角,将这些不便于被归类的、却又极其真实而具体的历史实践经验重新进入我们的讨论。这些实践是在直接面对中国社会基体在现代以来所遭遇的困境时,努力翻转中开展出来的丰富面向。而承担这些历史实践的,则是这样一群人:“我们不怕衣服穿的不好、房子住的不好。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要建立新中国。我们不比房子住的好坏,要比如何做好工作,如何为工农服务。等到工农生活改善了,都有好房子住、有沙发坐了,我们才能有。这就是共产党!没落阶级讲究浮华、排场、奢侈,这有什么用处!”

六、结语:“这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事情”

本文从接管北平历史实践过程中的几个方面出发,初步梳理了中共在“进城”后展开实践的一些具体方式,以及这些实践的展开方式所对应的中共革命者的历史理解和“中国”理解。这些实践方式所打造后的中国社会基体,呈现出一些特殊的历史形态和历史结构面貌,并深刻影响到此后随即展开的诸次运动以及诸种运动方式。

首先来说,新中国对社会基体的打造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多层次多层面的建国过程。新中国的成立一定程度上是以1949年全国军事胜利后的“进城”为标志。它准确指出了中国革命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当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快速向全国推进之时,进城,这一空间上的变化成为革命军事胜利的标志。但“进城”这一空间位移,往往不仅仅被描述为一场军事胜利的推进,它还对应着从农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的多重历史感觉和历史认知。不止于此,进城这一军事行动的政治意涵还被描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以及与美国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对抗的加剧。

因此,深入历史内在脉络,把握进城接管的实践所打造后的新中国社会基体具体形态,就成为我们理解新民主主义时期新中国的一个历史前提。从城市接管来说,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以及中国革命的特定方向带来的中共干部缺乏城市管理经验,当他们进入不同城市开始接管时,也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情形,中共自身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接管方式。从接管石家庄一定程度的失败,到接管沈阳、济南等经验的调整,再到接管北平时的慎重,“进城”呈现出了非常复杂的面貌。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民主主义的展开正是在这一不同层次的、面对不同复杂局面的“进城”过程中曲折往复地前行,而绝不是整齐划一的列队检阅。它是整个社会在各个层面上的流动、调整、重构,而不是某些概念的稳定内涵的位移。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也不是解放战争时期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也不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而是被以各种城市接管和农村土改等历史实践再次打造之后的中国。在这样的历史实践当中,无论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彼此都被改变了形态。接管城市之后的中共,其理解中国的方式、构想中国的方向都发生了变化。抗美援朝、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正是在这一特定历史基体基础之上展开的。

这就迫使我们在展开理论思考之前,必须调整我们的论述前提,必须对新中国这一特定历史基体展开充分的再认识,而不能简单地将抗美援朝、镇反、土改等运动本身当做新民主主义时期历史实践的全部内容。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历史基体的变化起伏之中,暂时搁置以既知的几个历史环节(如诸次运动等)作为讨论历史内涵的方式,破除掉以既定概念和在已知脉络中来整理历史的方式,重新紧贴历史内在构成脉络(如以接管城市的建国行为为核心的实践展开等),考察中共各阶层精英如何重构社会关系?如何重组社会基体?如何重建社会结构?在充分的重返历史当中,我们才能尽量把握建国前后中国社会基体的消长起伏和历史要求,才能真正把握和理解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种种历史实践、运动的准确历史位置。在这一基础之上,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种种理论讨论(阶级斗争扩大化、“回归论”、“过渡论”等)的开展才会获得一个坚实的基础,进而,关于“从农村到城市、传统到现代、落后到先进”的种种论述也都需要进一步被调整、校正或充实。

比如镇反运动中,北京市委对于大批枪毙罪犯将引发怎样的社会反响,一开始并没有把握。1951315日,市委专门召开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执行分期分批大批处决反革命罪犯的计划。参加会议者除了市协商委员会委员之外,还有市人民政府委员,以及政府各局处负责干部、各区协商委员会主席、各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业界和大工厂、大学校的代表180人。会议陈列展览的反革命罪犯的罪证(实物及典型案卷),作揭露反革命分子罪行的报告。我们从当时人们的反映中可以看到镇反运动的处理方式所对应的历史心理。许多群众说,“人民政府杀人,也和咱们商量,真是当家做主了。”“人民说杀就杀,真是人民政府。”“国民党是暗杀活埋,见不得人,人民政府却和大家商量了再杀。”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感动说:“这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事情。”“这个会开得很成功,在杀人问题上获得了各阶层人民代表的支持,因此也提高了干部的信心。事实证明这样的动员性质的代表性质的会议的确可以解决杀不下去的困难,并减少不必要的波动。”

随后,325日,北京市大张旗鼓地杀了199名反革命罪犯,结果收获很大,反映很好。不但没有引起群众恐慌,并且受到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反而加强了中共与城市市民的联系。

过了一个多月,1951518号,北京市委就召开了北京市协商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审查与讨论第二批大批处理反革命罪犯的处刑问题。而参会人员不仅仅是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委员,还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陈叔通、史良、朱蕴山、吴羹梅等16人参加。

这些民主人士对于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处刑新办法最感兴趣。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说:“这是合乎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一种创造。”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汤用彤说:“对一部分应该杀的反革命分子给以缓刑,用意很好。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也可以试试看,可以取得很好的经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认为这个办法“仁至义尽”,并将死刑、死刑缓期执行、徒刑、取保释放、管制比喻为“新五刑”,“佩服得五体投地”。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感到很兴奋,临行时说:“杀人的事叫大家讨论是从来没有的事。”

北京市委自己也在尝试、比较之后认识到了镇反运动中这种处理方式的有效。他们的总结是:第一,杀得准。事前市委组织了6人委员会负责审查,并集中了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20余人,经过5次反复研究,才最后定案。第二,杀人通过了群众。北京市委除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进行了讨论,并在包括各阶层、民族、党派(中央和市的)、团体、机关、工厂、学校及基督教、天主教、佛教、耆宿等各方面共5500多人的代表会议作了报告,举行了控诉外,又由代表分头到工厂、学校、居民区去进行了传达,在分批执行之日,又分批举行了控诉会,仅郊区即有35千人参加了控诉。

枪毙罪犯通过群众讨论的方式,其实这并不一定就能在群众中获得中共所希望的回应。单纯的群众讨论形式若孤立于社会基体结构中的其余部分,不能与社会基体的组织结构、生活结构建立起相扶相持的连带关系,也可能流于形式化。但讨论枪毙之后,群众会说:“你们可真辛苦了到我家去坐坐罢,喝完凉水也好”,这些话当中所表现出的亲切、紧密的人际感觉意识,就绝不是民主的、但孤立的群众讨论形式所能连带出的感觉和氛围。

这种历史感觉和氛围正是那些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不断锻造、积累、整理、重构自身的干部,再次通过激活群众自身活力的方式,重组和重构了整个社会基体,翻转并重建了中国社会基体的正义形态,连带出整个社会氛围、社会感受的改变和重塑。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之下,镇反中对所谓反革命的惩罚和镇压,群众不再是鲁迅笔下那些外在而麻木的看客,镇压也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对与每个人都紧密相关的正义秩序的实现和护持。它所对应的历史状况是通过社会组织重组、社会结构调整之后,群众对新的正义秩序的信任感的重建,是对中国社会基体重获生机、从而自己的生命也获得一个有情有义的开阔空间后的身心抒发。整个镇反运动是在1949年以来,被建国实践不断再打造的这样特定的社会基体之上展开的。它并不是一场抽象的惩罚和枪决。在材料所呈现的这些实践方式背后,我们还需要看到这些实践方式得以展开的这个社会基体的特殊历史形态、面貌和氛围,以及在这一特定历史结构中人的特定感觉、心理和情绪。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形态的新中国伊始,我们才能真的理解陈垣那句颇令人吃惊的话所对应的历史感受:“这是三代以来所没有的事情。”

(原载贺照田、高士明主编《人间思想第三辑:作为人间事件的新民主主义》,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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