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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_「地方的近代視野」座談會紀要
  发布时间: 2015-12-0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483

搜尋20世紀以來歷史學著作,「地方」應為頻繁出現的關鍵字之一。在西方歷史學界,出於對民族國家宏大敘事與菁英觀點的反省,在20世紀中葉以降,由下而上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儼然成為文化史、社會史的基調。無獨有偶,20世紀後期,許多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也開始尋求國家以外的敘事元素。在傅衣凌等前輩學人的領銜之下,華南學派逐步開展其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研究取徑:以地契、碑刻等民間文獻,輔以田野調查還原地方脈絡,從而以地方的邏輯重新理解歷史。令人好奇的是,以菁英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思想史學者,又會如何看待地方社會研究?

事實上,南宋以來士人的地方化,早已暗示思想與地方社會的關聯。目前關於宋代與明清禮學的研究,在在指出士人係以禮作為地方建設的藍圖。由此可見,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研究思考,在地方場域中應可產生更多交集。2015年6月1日,臺大歷史系舉辦「地方的近代視野」座談會,邀集北京大學羅志田教授、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華東師範大學馮筱才教授與本系羅士傑教授共聚一堂,希望促成社會史與思想史深度對談,並試圖綜觀四位學者對宋以來地方社會發展的理解。限於篇幅,本文無法全盤再現座談會當天的討論內容,僅歸納羅志田、鄭振滿兩位教授的討論亮點,並梳理與會學者的相關討論(以下省略敬稱)。


「禮下庶人」與「封建論」:非官方力量的凸顯

作為座談會的首位發言人,羅志田首先提出「禮下庶人」的觀點。他認為,南宋以降的「禮下庶人」,帶出庶民社會的型塑過程,是秦漢大一統編戶齊民以來的另一巨變。近世以來許多士人不約而同闡發「封建論」,顧炎武甚至強調要「寓封建於郡縣」,都是從超越國家的角度,重新思考較為合理的社會單位。如此一來,地方顯然成為主軸,因為比起國家,地方更能貼近一般人的生活經驗。

從地方看待國家,實際上凸顯「一般百姓」的力量。羅志田對此提出三個重要的思考脈絡,首先是《周禮》所勾勒的制度與秦漢大一統政治格局之間的緊張。秦漢均為大一統,漢初也多承秦制;然而漢武帝以後,《周禮》成為治理天下的主要思想資源,造成一種長期延續的內在緊張,即大一統時代的國家藍圖卻不得不參照依據「小國寡民」時代的封建政治狀態構建而出的想 像體制。不過,在禮下庶人的過程中,《周禮》中的「鄉官」始終都是重要的思想資源提供者。其次是皇權與地方的關係,羅志田認為皇權並未要求全面滲透並支配 基層,明清以來的中國才能以小政府的格局,管理偌大的國度。因此,如蒙文通所言,近代人所謂君權與民權的對立,在古代並不存在。近代以前中國史的常態是,中央雖然專制但並不集權。這同時也涉及第三點──地方政府與地方社會的脫鉤。由於中央政府強調「不擾民」,卻又不相信地方官,而採取諸如迴避本籍的做法,最後導致宋以來郡縣空虛化的現象。

透過禮下庶人的過程,士人逐漸發現,在傳統的家、國之間,還有「地方」這一方天地,遂以地方作為「平天下」的基地。考量宋代的處境,宋人所從事的地方建設也可理解為某種「亡後之圖」:面對異族的統治,卻仍可在地方上保有獨立自足的體系,使老百姓繼續維持日常生活。不過,這些「禮下庶人」的工程,並未直接針對一般人。無論是朱子所提倡的《家禮》或鄉 約,其實剛開始都是以讀書人為對象;後來顧炎武提倡「寓封建於郡縣」,更是寓封建於讀書人。也就是說,在傳統士人的思考維度中,思想並非直接作用於社會,而是必須以讀書人作為渠道。因此,討論思想與社會的交集,不能忽略傳統思想中「化民成俗」的面向。

歸納以上討論,以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地方,下一步便涉及「地方菁英」的課題。宋代以來士人在思想中所提出的設計,諸如鄉約、家禮等,成為地方菁英的舞台。就這點而言,鄉約也可理解為皇帝與讀書人爭奪 「道」在地方上的代表。然而必須注意,在實際的歷史場景中,鄉約由里甲所掌控,與士紳關係不大。儘管如此,無論這套體制是做為社會的顯性秩序,或是隸屬於 特定派系的隱性權力網絡,仍可視為由士人提出的可由地方落實的「道」。


「民間邏輯」:國家與思想皆內在於社會

緊接著羅志田的討論,鄭振滿提出許多回應。首先,他認為在中國社會,分權才是常態。宋代以降所謂的專制,其實是指皇帝與大臣、以及官僚體系內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其範圍有限。從各種類型的民間文獻可以看出,所謂地方始終變動不居,而且政府並無法全面干預百姓的生活。例如嘉靖九年(1530)朝廷曾討論建家廟拜始祖,但後來在地方上,很多人自己建家廟拜始祖的行為,跟中央的設計其實沒有因果關係。如果政府真的有專制集權,那必然是以地方自治為前提。這很類似費孝通與吳晗在《皇權與紳權》中提出的「二元國家」,其中暗示的是一個不需國家也能運轉自如的地方社會。

反映在思想的發展上,「國家不可靠」成為士人思考的出發點。關於南宋以降「禮下庶人」的現象,鄭振滿指出,理學家實際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沒有國家的前提下,設計出讓社會繼續運作的機制?他認為朱熹已經注意到,南宋因為法治、稅收等都集中到中央,致使地方空洞化。因此,改良鄉約、擘劃《家禮》其實都是為了在國家之外另起爐灶,建立以地方為核心的社會秩序。若從這點反思帝國的統一,或許可以說,思想與國家的發展都是社會實況的體現。

    以地方為基礎反思國家,還必須注意人民如何「玩 弄」國家。鄭振滿提醒,很多地方長期沒有國家的傳統,邊緣地帶尤其明顯。許多地方士人考上科舉,從此擁有被認證的身分,開始打著國家的招牌,實為利用國家的標籤來鞏固或爭奪權利,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方式打壓別人。也就是說,民間所建構出來的「國家」,實為依循民間的生存策略而生。明清以降,士大夫藉由禮維持秩序,地方上也衍生出許多殊途同歸的機制。這些機制如何合作?如何共謀?是進一步思考國家與地方關係的重要課題。


其他討論

以上討論的關鍵在於:如何定位「地方」。馮筱才指出,本次討論的地方其實有四種定義:相對於國家對立面、地方政府與基層官吏、民間村落中人們自己的認知,以及基層社會自然形成的一種體系。舉例來說,共 產黨反對「地方主義」,其實是注意到籍貫與地緣可能會影響中央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不過這也可能是南下幹部與本地幹部在衝突中,相互想像出來的既定印象。另 一方面,毛與蔣的「反地方主義」,則是指不遵循中央政策的做法,而不是指地方社會的宗族。因此,若要徹底討論近代史上的地方,應該要更細緻理解所謂「地方」是哪個層次、哪種意義以及涉及哪些對象。

關於地方在思想與社會面的討論,如何進一步發揮到近代歷史的進程中,是本次討論會的主題。羅士傑便好奇,19到20世紀以來,中國歷經現代化與資本主義的衝擊,地方社會原有的組織網絡產生哪些變化?他引用王奇生的說法,認為清末民初的學人普遍注意到中國沒有團體,所以要建團體,而這就是政黨能夠成立的原因,目前學界已開始注意到黨派組織與基層社會網絡 的關係。凡此都顯示近代地方社會產生很大的變化。那麼,延續本次討論的課題,今日我們該如何梳理近現代社會的「民間邏輯」?

對此,羅志田提出「國進民退」的觀點。他觀察到 近代國家的概念與過往不同,不僅要確實做出建設,而且還要求有立竿見影的效果;然而此快速變遷,民間無法適應,致使民初許多政策在地方激起反彈。除此之外,由於國家的擴張,許多地方改革從地方自主變成必須由國家賦權。因此,他認為所謂「國家內在於社會」的現象已經改變,在近代是「國家要變成社會」。鄭振滿也同意清末民初確實發生劇變,不過他認為各領域的變遷並不同步,而且有些知識人認為重要的衝突與矛盾,在社會上其實沒反應。也就是說,20世紀到底發生哪些本質性的變化,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並且必須比較不同的地區與地方社會,才能找出更為深刻的軌跡。

比較羅志田與鄭振滿的論點,可以看出兩者都注意到地方的力量,卻有著不同的思路。羅士傑歸納兩人的論點,認為鄭振滿重視的是民間邏輯,強調從田野讀出資料的立體感;羅志田則提示地方上由文人所構建的 「知識傳統」,兩者的視角分別為「地方人們在生活中建立國家」與「士人堅持文化傳統來建立社會」。羅志田認為,這還是回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問題。傳統的集權政府,其實允許民間有自己的對策,此為中國歷史的常態。不過在民間,每個地區狀況皆有所差異,同樣是鄉約,各地的實踐便不同。相對於鄭振滿所指出,華南地區科舉成為文化競爭資本的現象,江南地區的人則會主動送土地、房子給考上科舉的人。因此,不能將中國各地的社會實況一概而論,畢竟不同的區域有不同的生態與社會條件。然而,無論是民間邏輯或知識傳統,或許都可視為百姓面對生存的不同策略。這兩者如何共構出近代中國的地方社會?仍是未來值得探究的課題。

(施昱丞撰文,原载《臺大歷史系學術通訊》第19期,2015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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