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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_「山海環境與區域發展:樂清人文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綜述
  发布时间: 2015-11-01   信息员:   浏览次数: 580

10月24日至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温州大学、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温州市图书馆、温州市博物馆、乐清市历史学会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4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乐清,召开了“山海环境与区域发展: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乐清市人民政府、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乐清市历史学会协办。研讨会由乐清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钱宗、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任郑振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贺照田研究员、温州图书馆潘猛补研究员等主持进行,对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者的论文主要围绕着“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士人、观念与风习流变”、“民俗、旅游与遗产资源”三大主题展开。

制度、文化与社会变迁
  陈学文(浙江省社科学院)的《为御倭而建的明代乐清城堡烽堠——以实物来辩驳明代倭寇是“王朝的谎言”》通过对史料的精细考证与爬梳,论述了明代中叶以后,因倭寇活动猖獗,乐清沿海建立起由卫所、城堡、烽堠组成的多层次的海防设施,有效抵御了倭寇的侵扰。同时,该文也认为,乐清有如此多的城堡 烽堠,以实物形式证明了倭寇的猖獗和严酷环境,并指出,近些年来学界出现的否定抗倭正义性的“新论”乃是歪曲历史,混淆是非,超越了学术研讨的范畴,没有尊重历史和历史文献的记载。
  林枫(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乐清倭患再论——基于县志的探讨》可视为与陈文学论文相呼应的的论文,她通过详细梳理排比乐清方志中关于倭寇的诸多记载,认为明代乐清倭患始于洪武初年,终于嘉靖。为了应对倭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采取多项措施进行防御。然而事实证明,成效并不显著,军民依然伤亡惨 重。
  徐逸龙(永嘉县方志办)的《明代枫林徐氏和乐清抗倭》则根据方志、族谱、口传故事和田野调查资料,描述明代倭寇侵扰温州中县与县之间抗倭关系,经过对永嘉枫林徐氏组织楠溪乡兵戍守乐清蒲岐、翁垟等地的过程与诸多史实的重新考证,分析了徐氏抗倭首领因保护赈济当地贫民而被乐清百姓立庙祭拜的历史现象。
  刘永华(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的《从永乐〈乐清县志〉看明初的丛林归并制度》排比分析永乐《乐清县志》所载众多寺院、宫观、祠庙的史料基础上,讨论了明初丛林归并制度在乐清的实施情形,并通过分析乐清归并丛林的过程,论及归并制度对佛教寺产和仪式的影响。
  张侃(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雍正年间温州乐清的展复垦殖与寄庄代征》从光绪《玉环厅志》中存有的“寄庄”标示切入,展现了清初乐清沿海蒲岐、大芙蓉、小芙蓉、大荆、磐石、黄花、岐头等7个村的迁海和展复的具体过程,对雍正初年乐清一带的寄庄纳科等赋役征收问题进行初步讨论,文章认为展复(即展界复垦)不仅仅是社会过程,也是官员们进行利害取舍的官场博弈过程。

李世众(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从乐清县志看明清士绅的列女书写》对现存的五部明清乐清县志中《列女传》进行全面的整理和分析,考察了女性传记的产生与时代环境的关系,认为清中叶开始,官员通过旌表、地方士绅通过列女传的书写改变了女性典范的内涵,从而产生新的妇德观。
  朱新屋(福建师范大学)的《宗法与国法:从高谊看民国族谱编纂的现代性》通过分析乐清乡绅高谊的族谱编纂活动,认为其在编纂族谱时扬弃古法,推陈出新,将现代国法引入到宗族宗法中,在主观上反映了高谊由爱乡到爱国的文化逻辑,在客观上体现出民国族谱编纂的现代性特征。
  于薇(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周礼〉文本地域属性与西周田法东西差异:从程瑶田对井田制浍宋人诸说之批评谈起》从清人程瑶田《通 艺录·水地小记》中关于井田制的制沟洫浍之法的一组文章切入,认为我们要重视周人田法的区域差异性,由此进一步提出:上古文献乃是经过数百年的积累、拼 接,文本内容极其复杂,其中一些记录具有地域性,不适用解释或说明其他地区的情况。
  吴铮强(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宋代南方佛教社会的变迁——以温州寺院碑记研究为例》依据将近20通寺院碑记中呈现的寺院建造的组织者、捐资者、碑记作者以及文本主旨等方面的相互关系,归纳了宋代温州佛教社会变迁的趋势与模式:文人取代僧人成为寺院修造活动的文化权威;寺院日益沦为世俗禳祈的场所,与之伴随的则是僧人的腐坏堕落。
  宫凌海(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明清东南沿海卫所信仰空间的形成与演化——以乐清地区卫所为例》展现了明清时期乐清地区的磐石卫和蒲岐所的 神明构成、信众分布和宫庙日常运行,文章认为沿海卫所的神明体系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标准性”、“地域性”与“地方性”;入清之后,卫所祠庙的信众群体不断扩大,日常运作亦呈现宗族化的趋势。
  罗士杰(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城隍神与温州地方政治:以1949年黄式苏当城隍为讨论中心》以“黄式苏当城隍”的个案切入,梳理了明清以来温州城隍神与地方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讨论“地方宗教传统”与“民间声望”的论述话语体系结合,并成为政治场域的“政治灵验”的过程,进而反思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的“隐藏文本”与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政权内卷化”理论。

士人、观念与风习流变
  潘猛补(温州市图书馆)的《周邠与乐清》利用各种文集、方志等资料,详尽梳理了宋代乐清县令周邠的生年、籍贯、婚姻,重点考证了其在乐清的事迹,比如担任乐清县令的时间、活动以及滞留乐清的原因等,纠正了《全宋诗》、《全宋文》和其他相关文献对周邠生平的错误记载。
  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科学部)的《何文渊及其时代》认为永乐之后是温州重要的变革时期,何文渊是这一拨乱反正的中枢,通过对何文渊、章纶关系的探讨,深入了解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内容,可以为我们更好理解明代乐清地方精英的功能,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提供很好的角度。
  方长山(温州市博物馆)的《灵湫藏龙:文林雁荡之旅的思想史解读》从明代永嘉知县(后任温州知府)文林游玩雁荡龙湫事例切入,认为宋明儒家将龙(鬼神、雷电)等神异现象纳入理学体系成为一个可理解的客观存在,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观察,“怪力乱神”作为“天理”的外化形式,已经成为有效的介入宋明儒家思想世界的道德价值维度。文章还对思想史研究进行了方法论的反思,认为思想史不是思想简史,更不是粗线条的正反“矛盾论”,研究者一定要进入到被研究者的精神世界,方能避免“焦距失准”的问题。

方勇骏(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孙衣言“夷务”思想中的观念与情绪》在方法论的指向与方长山的论文有相似之处,论文旨在指出历史上思想观念呈现的多面性,他认为清代温州名儒孙衣言虽在公开场合所多次表达的对夷务的排斥和歧视,但这些尚不能说明他是洋务问题的绝对批评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很多言 论只是脱口而出的情绪性说辞,如果重构孙衣言言论的历史现场,其实可以看出这些话与他在官场中的恩怨纠纷以及对沈葆桢的个人偏见有很大的关系。
  杨换宇(南昌大学)的《保浙会是保国会的分会吗?》在挖掘辨析史料的基础上,澄清保浙会并非保国会的分会的历史事实,认为保浙会是陈虬等举子在某些浙商的影响下而设立的一个组织,其与康有为设立的保国会并无隶属关系。
  夏诗荷(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浅谈明代乐清文化的特点》立足于区域文化整体形态、对明代乐清文化进行分门别类地粗线条勾勒,认为乐清文化具有诗人多、文人多、方志多、外地来乐清的名家多的基本特征。
  张志杰(乐清市历史学会)的《乐清本土精英文化发展述略》整理已故许宗斌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地将乐清1600多年的精英文化发展概括为五个阶段:立县前后至五代,为沉寂期;北宋时期,为萌芽期和觉醒期;南宋至明末,为成熟期;清代为衰落期;民国以来的演变期。以春、夏、秋、冬四季对前四个阶 段进行了比喻性描述,形象地展现了乐清精英文化演进的历史延续性。
  吴济川(乐清市历史学会)的《宋代乐清书院与理学传播》认为书院是地方文化的独特风景线,两宋时期,乐清书院文化十分繁荣,尤其南宋,书院与理学之间结合非常紧密,同步发展,书院成为理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也因此推动了乐清文化的大发展。
  王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清代乐清的书院与地方士人群体的建构——以梅溪书院为中心的考察》以南宋至清代的乐清梅溪书院为例,考察了王十朋在书院历次兴废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认为在梅溪书院重建的历史进程中,王十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逐渐被符号化,而梅溪书院成为“王十朋元素”散播的主 要载体和媒介,在地方士人群体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王日根(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儒林外史〉所见乐清士风与世习》认为清代作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既可以作为小说来阅读,也可以作为社会史素材来分析,他认为小说中对乐清人匡超人生活轨迹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透露出乐清地方的士风和世习,比如包括婚姻、孝节、功名、社会价值等观念具有某些典 型性,亦有一定的普遍性。

    民俗、旅游与遗产资源
  谢觉晓(乐清市历史学会)的《乐清县名漫说》则重新思考学界关于乐清县名起源的三种说法,并一一进行了辨析,在此基础上大胆提出了自己的假设:永嘉郡新析置的县邑命名为“乐成”,有可能是受到当时侨置州郡县的风气影响;但是没有将乐成县建置为侨县,则与朝廷的相关政策有关。
  周能俊(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唐代乐成及其周边地域道教信仰影响因素析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司马承桢的《天地宫府图》、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以其他道教文献,分析影响唐代乐成与周边地域道教信仰流布的若干因素,认为这些因素推动道教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并成为信徒日常生 活的价值标准,进而成为地方文化形成的独特构成元素。
  尚洪浦(乐清历史学会)的《略说乐清民间信仰中的祭品》以民俗调查资料为基础,分类描述乐清民众祈神祭鬼的祭品,认为乐清不同地域的祭品具有不同形式,花样甚多,比如三牲福礼、米面塑品等。并由此指出,祭品直接反映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生存心态,反映了乐清民众与鬼神沟通的潜意识构造。
  万金亦、南孔球(乐清市历史学会)的《虹桥水域古今陡门》是一篇田野与文献有机结合的论文,作者通过经过大量而细致的实地勘察,并翻阅历代志书和当地各姓族谱,考证出虹桥平原古今陡门的设置情形与历史变迁,为重构虹桥平原的发育与演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张学继(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关于提高雁荡山等浙东老牌景区旅游地位的粗浅设想》认为恢复雁荡山在浙江旅游中原有的地位,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努力打造浙东山水海洋旅游圈;第二,让浙东山水海洋旅游圈与杭州西湖旅游圈主动接轨;第三,加强浙东山水海洋旅游圈的旅游文化研究; 第四,加强浙东山水海洋旅游圈的旅游文化的宣传普及。
  阮柏林(乐清市历史学会)的《历代雁荡山风景资源调查》对历代对雁荡山风景资源的调查工作进行梳理。认为雁荡山的风景普查工作在北宋时期已经 全面展开,后世在此基础上削减增益。明清时期,在官方与民间的相互推动下,雁荡山风景调查达到了高峰。相比之下,当代普查工作显得有些逊色。

张洁、赵颖、袁婕(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民国学人与雁荡山旅游研究——李书华〈雁荡山游记〉解读》则从个案出发,对民国李书华的《雁荡山游记》进行全方位解读,认为该游记与其他游记相比,有如下特点:重视时间观念;重视地理方位;重视实景保存;重视景观评论。
  本次研讨会经过乐清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精心筹备,学院科研人员的理论研究与地方文史专家的实证研究有了相互对话与借鉴的平台。研讨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对乐清人文历史文化发展有了更深认识,比如国家制度与地方社会演变、思想观念的地方脉络与多元呈现以及民俗文化资源的挖掘及利用等。而通过热烈 的讨论与有针对性的学术交锋,对倭患、海洋贸易、地域政治等问题也有了新展望,为将来继续拓展研究领域提供了新思路。

(原载《乐清日报》2015年10月31日第4版)

《乐清日报》2015年10月31日第4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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