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学与东南亚福建学：个案透视与学术建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吴小安
【摘要】本文从个人经历、个案透视与学术建构三个方面, 探讨福建学与东南亚福建学的内涵与意义。作者认为，福建学不仅是把“福建”作为一个区域地理与行政单位来研究和分析的学术范畴；更重要的是,“ 福建”更多地是作为地缘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单位来研究的范畴。而东南亚福建学, 无疑与福建、 福建学密切相关。个体层面上，它是以东南亚福建人为研究主题和主要分析单元的学问。但在更大的理论架构和学术关怀层面上,它同时有对福建学、汉学甚至东南亚研究等整体性关联和参照的终极考量, 无论该关联和参照是比较性的、地方性的抑或是分析性的。
【关键词】福建；福建人；福建学；汉学；东南亚；东南亚福建学；华侨华人
一、引言
在进入正文之前，笔者想先从三段个人真实的文化碰撞经历谈起。
经历一：1984年8月，笔者兴致勃勃地捧着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家乡安徽省西南边界的一个小镇，乘汽车，经湖北省，到江西省九江；换火车至南昌，停宿江西鹰潭市一晚；再转乘至厦门的火车，辗转奔波两天半左右的时间，才到达厦门。记得火车停靠快接近厦门的漳州郭坑站和之后的杏林站时，眼见耳闻来来往往的当地乘客叽里咕噜地谈话和站台上小贩鸟鸣般叫卖声，笔者心里直犯嘀咕：这究竟是何方语言？怎么与沿途所听的方言大不相同？怎么一句都不懂，像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后来, 笔者知道这是闽南话。这是笔者第一次到福建，第一次见到闽南人，第一次听到闽南话。那一年，笔者十九岁。此后，笔者在厦门大学求学、教书，一呆便是九年整。但当初那份文化的碰撞和震撼，如此强烈和鲜明，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经历二：1995年11月，笔者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到中国福建广东和东南亚为撰写博士论文做田野调查。经新加坡转机时，由于飞机晚点，只好在新加坡停宿一晚。出了海关和机场，看到许多用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儿文的交通标志，既感亲切，又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听到市面上很多华人叽叽喳喳，笔者知道这绝对不是华语，又不是方言，也知道新加坡官方正式和商业用语是英文，但心里依然犯嘀咕：这是什么话？是英文吗？怎么笔者听不懂？笔者很沮丧，还以为是自己英文不好。次年3月，笔者来新加坡、马来西亚做田野调查时，特地与当时同在狮城的荷兰同学及他的美国太太谈起此事。他们说，别提了，他们当初也和笔者一样，也听不懂。后来，笔者在繁华的狮城都市里，第一次见到许多华人宗祠、会馆、神庙、公塚和小贩中心等等，这种碰撞和冲击仍然继续着。再后来，笔者在新马进行了15个多月的田野研究。博士毕业后，又两次重回新加坡研究达三年；也多次重返马来西亚，或观光，或开会，或研究。但笔者第一次亲密接触东南亚时的强烈感受，像笔者第一次亲密接触福建那样，仍然不能忘怀。
经历三： 2005年3月，笔者受邀到马来西亚参加新加坡国立大学与韩江学院联合主办的“槟榔屿华人研究”学术交流会。之前，笔者与参会国大中文系研究生及其他学者一道，在主办者之一的陈剑虹带领下，参观了槟城名胜古迹，有商会、神庙、家族建筑、宗亲会馆、家塚与公塚、甚至秘密会社集聚地，总之，我们几乎访遍了最能代表槟城华人社会与历史的地方。在一座正在修复的破落神庙里，面对着几具散落在地、尘积斑剥的华人名流的神像，笔者神情有些游移和恍惚，虽然这些对笔者并不陌生。来自台湾的学者张维安意味深长地问笔者：觉得怎么样？当时笔者只是笑笑，没有作答。笔者不知张君的问题是否随意，或另有其它深意，这些都已变得不重要。但在从事历史学研究的笔者看来，对此问的解读却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我们看到了什么？第二，什么是我们看不到的？第三，我们在想什么？虽然我们看到的是残缺破旧的，是孤立静止的，是具体现实的；但在这一系列物是人非的人物和景物具像背后，折射和隐藏的确是移民社会轰轰烈烈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动力。准确地说，这些人物和场地曾经长期是华社权力的中心，是华社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最重要的角色和舞台，甚至是槟城多种族社会生态的缩影。张君是社会学家，笔者不能肯定他当时是否注意到笔者的思绪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东南亚、西方与东方的时空隧道里。重要的是，当时笔者心里确实真的是这么想的。这或许与笔者目前多种身份和错位有关：第一，笔者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教员，但时下却在新加坡作客座研究。第二，笔者这次临时来槟城是来参加会议的，但此地对笔者却并不陌生，笔者毕竟研究北马历史和华人社会达十年之久。第三，笔者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令人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槟城华人移民社会的源头——厦门，笔者毕竟在那里学习和教书达九年之久，且不止一次在源头厦门侨乡社会访问研究。
以上三次个人经历与文化碰撞，都与“福建”有关。第一次是关于厦门，福建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第二次是关于新加坡，与福建密切相关的东南亚中心枢纽和富饶的城市国家。第三次是关于槟城，与福建厦门侨乡社会相对应的一个东南亚华人移民社会。前两次属感性的文化碰撞；第三次应该为理性的学术思考。由厦门，到东南亚，再到槟城，三次发生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个人经历与文化碰撞，不仅清晰地反映了笔者本人在人生、求学、职业生涯不同时期的不同碰撞与感受，而且也恰好与笔者学术关怀这一目标追求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正是“东南亚福建学”的命题和主题吗？虽然必须承认，在这之前，笔者并无如此清楚自觉的认知。返观这三段插曲，联系这次“东南亚福建学研讨会”，不能不问自己：那么，什么是“福建学”？什么是“东南亚福建学”？
二、福建与“福建学”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是中国5个最小的省份之一, 人口为 3511 万 (截至 2004 年底数字)。而在海外的福建籍华侨华人计 1086 万人,在港澳地区的闽籍乡亲123万人, 中国国内福建籍归侨 12 万人、侨眷 600 多万人。仅美国 , 有闽籍背景的移民即达 150 万人。福建由闽北和闽南两大社会经济文化核心单元组成 。闽北地区以福州为中心、 闽江流域为腹地和福州话为主要方言, 向南延伸至莆田和兴化地区, 向北辐射至建宁一带。闽北地区以文化和从政著称,近代史上, 福州为国家输入了许多海军将才 。对外关系上, 政治上因为隶属关系 ,闽北与台湾互动密切;经济文化上 ,闽北与琉球群岛和日本交往历史悠久。14 至 16 世纪间,日本倭寇直接影响闽北一带的社会政治生活;反过来, 早期日本和琉球群岛文化在很多方面也深受闽北影响。闽南地区的核心涵盖以闽南话为方言的厦(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 地区 。与闽北地区不同,闽南人的形象大多与工商贸易相联系 。闽南人的迁徙范围与活动影响, 远远超越了原来闽南“金三角”的核心地带 。其中, 最受影响的两个地区:较近的为海峡对岸的台湾 , 今天台湾地区大半居民祖先原本为说闽南语的闽南人;更远的则遍及南洋各地 (东南亚)(详情如下文)。在中国历史、对外关系、亚洲海上贸易乃至全球史中的重要环节和意义, 福建能够超越其地方性局限, 其特殊地位和内容恐怕在于:其一,与台湾的血缘、地缘纽带与经贸联系;仅在台湾的闽南人即达 1700 万之多, 比大陆源头的福建闽南人 800 万还要多一倍多;其二,与海外华侨华人, 特别是东南亚和东南亚华侨华人密切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联系 ;其三 ,在亚洲海洋史观和全球史观中的重要关联性和独特性。另外,世界对福建的关注,自然不能不提到当代福建、特别是来自福州地区的非法移民。具体地说, 在中国对外交往和海上贸易史上,福建担当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福建发挥了积极的先驱作用。
这应该是学界为什么对福建研究情有独钟的原因所在。在中国国内, 福建研究当以福建高校——厦门大学为重镇。由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开创的、以福建为研究对象与个案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 在学界影响深远,早已超越了福建地方史研究的狭小范围 。其弟子门生以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为代表, 他们继往开来, 进一步开创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始, 以博士毕业论文为主出版了第一套《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第二套《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册), 正在出版规划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进行的福建侨乡调查研究, 则交叉配合,富有特色,当属福建研究的重要部分。福建研究热, 不能不提到引起福建媒体关注的两本重要文集:其一为《闽南文化研究》;其二为 《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两本书于2003年同时面世。前者为中国侨联、福建省政府主办,福建省侨联、泉州市政府承办的中国闽南文化节暨第二届中国泉州“海上丝绸之路”文化节之闽南文化论坛提交的论文集。论文集由中国侨联主席林兆枢、泉州市委书记施永康作序。后者则为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陈支平、宗教学研究所所长詹石窗牵头、联合数十名学者而集成的宏篇巨著。出席该书首发式的有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厦门大学校长和福建省社科院领导。如此说来, 两件福建研究的文化盛事, 更多地是配合闽台一家的政治背景和建设“海峡两岸经济区”战略考量的学术造势。
在海外, 福建研究与近半个多世纪来海外汉学学术史的独特发展历程密切相关:由边缘的海外华人社会,转向中国大陆边缘的香港、台湾,再到中国沿海地区。三方面的推进并非齐头并进、同步展开, 而是阶段性的、渐进式的。1949 年后, 中国大陆对绝大多数欧美日汉学家是不开放的, 海外汉学家被迫把目光投向海外, 通过关注“海外华人”和中国大陆边缘的香港(特别是新界地区)、 台湾等所谓“残剩中国” (residual China), 转而间接研究、理解中国传统社会 。另一方面 , 这种替代研究转向又与欧美日同该地区存在殖民主义的历史或现实的政治联系密切相关。20 世纪 50 年代末前 , 以欧美汉学家对 “海外华人” 问题的关注为主 ;六七十年代末 , 则进一步延伸, 关注中国大陆边缘的香港 (特别是新界地区)和台湾社会;80 年代初, 中国改革开放后 , 自然发展到最先开放的中国南部沿海地区。有趣的是, 半个多世纪来的海外汉学学术发展史, 都无法避开福建 ;直接或间接地, 福建始终成为关注“华南”或中国沿海的一个重要兴奋点和关联点:“海外华人”中,福建人举足轻重;台湾与闽南, 一脉相承 ;福建是中国沿海最早开放的省份之一。在诸多有影响的关于福建研究的英文著作中,应特别提到中国社会学家陈达对侨乡的经典社会调查,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对宗族组织的开拓性研究, 北美历史学家魏安国对菲律宾华人历史的研究, 新加坡历史学家吴振强对厦门兴起的历史进程考察以及最近面世的其他优秀成果。简言之,这里揭示了一对非常重要的、需要界定的关联:其一 ,福建与大中华的关系;其二,福建学与汉学的关系 。
那么,这些福建研究是否属“福建学”的范畴呢 ?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它们是“福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福建研究却并不等于“福建学”。那么,何谓 “福建学”? 笔者本人虽然对“福建学”这一具争论性的概念术语仍心存疑虑, 但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学术视角、话语、命题与前景讨论, 却感到振奋不已。所以, 这里姑且不论它到底合适与否,“福建学”的独特学术价值与魅力, 应该在于以“福建”作为区域共同体与地方文化认同,在中国社会、经济 、政治的历史大背景下,所长期呈现的独特历史进程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模式 。“福建学”,不仅有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和范式,更有助于总体探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移民、族群与裔群问题、地方性、地区性与全球化等带普遍性的学术关怀。或者说 ,福建学的讨论在后者的大背景、框架和主题依托下, 才会更有意义。第一,福建是中华帝国的边疆与边缘,被视为蛮夷之地;但福建却不同于新疆、西藏 、广西等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边陲 ,而是融合了中原人和汉文明与本土民族文化。宋代之前, 福建的人口和社会结构受来自北方中原迁徙的影响为主。第二 ,与中央帝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不同 ,福建不是被动停滞的, 而是开放的、商贸的和资本主义的;福建经济 ,不是向帝国的中心和内陆靠拢, 而是积极地向沿海地区、向海外发展;在长期的中国海外贸易历史进程中 , 福建的沿海港口中心先后转移,泉州、漳州 (月港, 今海澄)和厦门分别成为对外贸易中心。第三 , 与“安土重迁”的儒家文化观念不同 , 对外移民一直成为福建的历史传统;宋代以后,福建历史发生了重要转折。福建 ,第一次是为自身、而不是为中国向外发展。福建也逐步演变为向海外和台湾移民, 因而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然而,有趣的是,历史上福建却没有脱离、相反始终在中华帝国的政治架构和中国社会的文化体系下运转和发展 。这里,不能不问:其一 ,与中国其他大部分省份相比较,就与中央政府互动和与汉民族和文明的关联而言 ,福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重心为什么会呈现如此不同的方向和特征? 特别是, 如果福建的历史发展部分展示了中国社会的某种发展轨迹,其动力何在? 其二,在中华帝国疆域之外 ,与客家人、广东人甚至与其他民族如犹太人相比, 作为移民、海上贸易者和少数族群 , 福建人的发展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 这大概是“福建”和“福建学”的意义所在。
简言之,“福建学”应该研究回答:“福建”作为一个地缘经济政治实体与社会文化认同架构, 在与中原文化和中央政府互动及对外海上贸易交往的双向选择中, 如何以及为何能长期保持较强的政治适应力、蓬勃的经济活力和旺盛的社会文化生机? 反过来, 这种独特的发展进程又如何进一步形成和加强“福建”这一独特的地方性与整体性 ? 这里的“福建学”,不仅是把“福建”作为一个区域地理与行政单位来研究和分析的学术范畴;更重要的是,“福建”更多地是作为地缘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单位来研究的范畴。前者关注更多的是区域地方性知识 ;后者则远远超越了相对固定、静止狭隘的区域地理与行政边界, 且外延要广阔得多 , 探讨的内涵更宏大、更带有普遍性和相应的特殊性。在 “福建学”里, 福建不是一个自然而然、无需界定的假定;更不是信手拈来、 简单光秃的名词。“福建学”探讨的内容和主题是、但又不仅仅是福建与中原文化社会不同的地方性, 包括社会结构、文化风俗、 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等特征和动力。“福建学”令人神迷的是阐发、 构建甚至重构如下这些命题 :福建作为一个“地方与身份认同”,福建社会作为一个“侨乡和历史形成过程”,福建人作为“族群和移民社区”, 福建经济作为“海上贸易与对外开放历史传统”,福建文化作为“地方特质的传承与变异”等等, 不一而足。“福建”可以是在中国社会文化源头的比照坐标, 也可以分别是世界各地区、国家、地方等不同层面内的共同参照。譬如,各“福建共同体”历史形成与周围社区和国家间的互动,各“福建共同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同特征与发展动力等等,都应是福建学最终关注的重要课题 。
三、东南亚福建人与东南亚福建学
在东南亚语境里, 中文“福建”一词有其特定的涵义 ,其对应的英文单词是“Hokkien”,为闽南语对“福建”的方言发音;但“Hokkien”却不能等同于以福建省为地理行政单位的“福建人”(either Fujianese or Fukienese), 其覆盖面实际上要比福建省狭小得多。在东南亚官方的人口统计、方言群分类和日常生活的语境里,“Hokkien”特指来自厦 (门)、漳(州)、泉(州)闽南金三角的闽南人和闽南语,而不包括来自福州、兴化和福清地区的闽北或闽东人。后者通常单独另外归类, 以示区别。这里, 便产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福建学”或“东南亚福建学”是仅仅研究来自闽南地区、讲闽南方言的“闽南人” 的学问,还是也涵盖福建省闽北地区的福建人? 答案应该是当然包括后者。既然如此,那么, 地理行政上部分隶属于福建 (闽西)的客家人, 是否也应包括在 “福建学”或“东南亚福建学”的范畴之内呢 ? 当然不是。所以, 一个较能引起学者们共识的重要基本点应该是:“福建学”不等于“闽南学”, 但“闽南学”却是“福建学”或“东南亚福建学”之所以成为学术研究专门方向的重要理论依据。同样 , 以福州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和海外福州人, 虽然有着独立的 、不同于“闽南人”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特征, 但正因为如此, 却丰富了“福建学”或“东南亚福建学”的内涵 , 使“福建学”不仅可以对外与“客家人”、犹太人和其他族群研究相比较 , 对内也有着很好的参照视角。
东南亚福建人到底有多少 ? 是如何分布的? 我们没有准确详细的统计资料 , 且说法不一 。在东南亚 , 据信祖籍为福建的华侨华人, 保守数字约900多万人 (福建省官方数字)。按国家人口分布分类, 福建人较多的国家有菲律宾、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缅甸, 虽然在其他地区同样有福建人, 且人数不少 。在菲律宾 , 约 90 %的华侨华人为福建人。菲律宾福建籍人中 , 以原泉州府的晋江、惠安和南安等县最多, 大部分居住于吕宋岛 (Luzon), 特别是大马尼拉地区;而原漳州府的龙溪、同安、海澄等县和厦门、金门等地的福建人, 则大部分聚居于中部宿务 (Cebu)和棉兰老岛 (Mindanao)一带。在马来西亚, 福建人为第一大方言群, 也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区的先驱;福建人不仅人数众多, 集聚于城市, 而且主要从事商贸活动。在新加坡 , 闽南人约占华人人口的40%强, 主要来自福建泉州 、漳州 、永春和龙岩一带。新加坡的福建人中, 泉州人最多, 漳州人次之;再细分, 以县为单位, 又以安溪人为最多, 约为新加坡华人总人口的10%在印尼,约 1000 万左右 (约占总人口的5%)的华侨华人中, 祖籍福建省的大约有50%;福建人也是最早到达印尼的移民群体 , 特别是爪哇一带 。缅甸约 250 万华侨华人中 , 福建籍最多, 集中于首都仰光和中南部地区的下缅甸, 云南籍次之, 广东籍位居第三。按地区和城市分类 ,福建人集中的地区和城市有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爪哇、马尼拉、仰光、棉兰 、泰国南部、 沙涝越的古晋以及有 “新福州” 之称的诗巫等东南亚岛屿地区。
在新、马地区, 福建人的人口优势和经济作用更是令人刮目相看。马来西亚福建人占华人人口的 34.4 %, 且不包括福州人和兴化人 (其次为客家人 23.0 %, 1995 年数字);不仅因为华人人口在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较其他国家要突出, 而且因为华人政党的参政已成为所在地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海峡殖民地, 马六甲、槟城和新加坡的福建人彼此间流动的社会文化联系 ,随经济政治中心的转移而转移 , 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一直成为传统。槟城和新加坡的相继开埠与崛起 , 相当程度上与来自马六甲的福建人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 也因此奠定了福建人在那里的优势地位。在槟城, 最重要的陈、林、 邱、王、谢、杨等六大姓氏,全部来自今天厦门郊区的集美、杏林和海沧一带,尤以“三都”一地最为突出。六大姓氏宗亲组织在槟城历史悠久,声势显赫, 在侨乡分别有对口联络单位;六大姓氏族人更是执槟城社会经济之牛耳。以槟城为中心的福建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影响力,更是渗透至泰南、苏门答腊的棉南和北马的霹雳、吉打等周边地区, 主导当地经济, 形成不少跨边境的家族商业帝国。在泰南,最著名的有许氏家族锡矿政治王朝;在吉打, 有著名的辜氏、林氏和庄氏家族。在马来人占绝大多数的北马,福建人的地方化、本土化文化适应,则呈现出与海峡殖民地和马来联邦各州华人社会不同的特点,更带有历史和地方人文生态特色。历史上 , 马来属邦的吉打 (Kedah)、 玻璃市 (Perlis)、登加楼 (Trengganu)和吉兰丹 (Kelantan), 1909年前属暹罗直辖之下, 乃暹属马来州,地理、政治、社会、文化受暹罗影响相对较深。人文生态上, 这些地方主要是马来人口占多数, 尤其是登加楼和吉兰丹。福建人在那里为最早的华人移民。在登加楼, 福建人为少数族群, 但与其他华人方言群相比,人数却最多, 占华人人口的41%,比第二位的海南人多一倍还多 (1991 年数字)。虽然在地方文化适应程度上,土生福建人与非土生福建人存在差别 , 但他们却都打上了浓厚的登加楼的共同烙印。在吉兰丹, 以福建人为主体的土生华人本质上是农村和农业的, 虽然小部分人也移居城镇生活 ;所有的县都有土生福建华人的社区 , 虽然他们大部分沿吉兰丹河两岸而居。与客家人不同, 福建人更依赖和介入吉兰丹的社会生活和发展进程。吉兰丹本土华人虽然没有完全失去闽南语, 但更多地带有吉兰丹本土马来人的色彩以及某种程度上融合的泰国南部因素。而在东马的沙巴和沙涝越 , 虽以客家人为最多 , 但历史上福建人以经商为主, 一直与潮州人比试高低。然而 , 在沙巴 (Sabah), 自战后 50 年代始 , 最大的华人方言群——客家华人开始在商业上取代福建人, 并且也主导了政府公务员等白领阶层 。在沙涝越 (Sarawak), 贸易也不再由福建人 (闽南人)与潮州人垄断, 开始被其他方言群所打破 。今日最大的方言群已是福州人和客家人, 虽然他们仍像侨乡族人一样大多从事农业。
至此 , 东南亚福建人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言 。那么 , 到底什么是东南亚福建学 ? 东南亚福建学, 无疑与福建、福建学密切相关 。简单地说, 就个体层面而言, 它是以东南亚福建人为研究视角、 主题和主要分析单元的学问。但在更大的理论架构和学术关怀层面上 , 它同时有对福建学 (甚至包括汉学)的整体性关联和参照的终极考量, 无论该关联和参照是比较性的、地方性的抑或是分析性的。东南亚福建学最直接和最现实的背景应该有两方面 :一为东南亚的地理背景 ;二为福建移民的人文环境。但这些只是抽象概括的参数 , 而非具体动态和充满变数的互动关系和历史进程 。暂且撇开福建这一最关联层面不谈 , 如同华侨华人研究一样 , 以下三位一体的延伸层面、关系与架构 , 恐怕是东南亚福建学所无法回避的 。第一, 中国层面:东南亚福建人首先属华侨华人, 它在种族与文化上是与中国无法隔断的, 或多或少受中国历史、文化、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第二 , 居住国层面 :福建人是居住在东南亚的移民, 而东南亚各居住国状况又是千差万别的东南亚福建人必须现实地面对当地民族、社会和国家并受其影响, 以谋求解决生存、适应 、同化和发展的问题。第三 , 东南亚福建社区自身层面 :作为移民的东南亚福建人, 在各自特定的、陌生的环境背景下 ,自身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文化生活与权力关系 ,同样不是一成不变和整齐划一的。除了以上作为华侨华人的普遍性和结构性等要素特征外, 东南亚 “福建人” 对东南亚 “福建学” 最显著的特殊性与学术关怀, 大概有如下几点:第一, 与其他华人移民方言群相比, 相对地, 福建人到达东南亚时间最早、人口最多 ;第二, 福建人的地方适应性与文化变异;第三 , 福建人在东南亚社会历史中作为移民商业族群的巨大作用和影响力。简言之 , 在 “东南亚福建学” 学者们理论关怀与研究的出发点里 , “福建”作为方法论 (Methodological instrument)的工具价值, 通常要比把 “福建”作为孤立对象单位和内容本身来建构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这种方法论工具性的切入与分析 , 对探讨中国历史与社会 、海外华人与侨居社会、 族群散居者与移民同化等大的主题在特定的历史时间、 空间和群体三维互动个案上的涵义 ,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如果说 “福建学” 在中国深得地方政府的认同和推动 , 具有彰显福建与中国东南、台湾及海外华侨的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考量的话 ;那么, “东南亚福建学” 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本地区的境况 , 却没有如此幸运与荣耀 。即便是海外华人研究 , 除新加坡外, 也只是华人社区本身的边缘研究行为, 并未纳入本地区所谓主流的“国家” 科研文化发展规划之中。相反 , 在东南亚建国认同与效忠同化的政治大环境下, 以方言和地缘为背景的 “东南亚福建学” , 反倒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与国家认同整合的努力有些背道而驰。而在西方学者 , 特别是汉学家、人类学家眼里, 与其说他们是对“东南亚福建人” 感兴趣, 不如说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与“其他族群”和“中国”相对应的“海外华人”。在经典的人类学调查里 , 为研究兴趣和调查方便 , 其研究对象或为社区, 或为族群 , 或为异乡人 ,或为弱势边缘群体, 或如村社般聚地而居的共同体 。虽然东南亚福建人具备其中某种条件 , 但与“客家人” 或其他族群研究不同 :第一 , 他们并非弱势边缘群体, 反而一直是社会经济中的活跃中坚分子 ;第二, 他们也并非在乡村聚地而居, 而是分布于东南亚大小城市;虽然在许多城市也是聚居 , 但往往分散混杂于现代都市和其他社区中, 难于分别。所以 , 学界对东南亚福建人以及与福建相关的社会组织为对象的专题研究 , 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东南亚福建学没有像“客家学”或“客家研究” 等那样发展势头兴旺 。难得的是, 东南亚福建学得到华人社会、福建会馆及其他宗亲组织的积极推动。
典型的例子有新近出版的白缙 (Jean Debernardi)关于槟城华社民间宗教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研究 。如同人类学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在新加坡进行研究主要以福建社区为经验个案调查对象一样, 白缙在槟城长时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也是以福建人为主, 并为此特地在槟城请人教授她闽南语。但如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学术关怀是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一样,白缙对槟城福建人的学术关怀, 也被对整个槟城华人社会的宗教文化身份认同的“地方化” 历史进程等更大范围主题的探讨所淹没和替代 。进一步说, 在白缙的研究中, 槟城福建人主要是作为探讨后者的方法论工具与手段。在她完成有关槟城华社民间宗教信仰的博士论文后, 白缙旋即利用暑假赴台湾和厦门考察, 以期进一步加深其对福建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对三个本是同宗同源的闽南文化社会进行考察后, 她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历史与政治双重因素 ,在三地改变重塑闽南社会文化特征的进程中, 各自分别带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和烙印。在她的眼里,近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殖民占领及战后的国民党统治,已大大改变了台湾闽南人的政治取向和社会经济生活, 就如海峡对岸的福建,历经共产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新发展 ,已根本上改变了福建省闽南人的命运一样 。同样, 在槟城, 150多年的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战后马来西亚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 塑造或重新塑造了槟城特有的以福建人为主导的华人的集体历史记忆、宗教仪式和社会政治策略 。
尽管如此, 在以东南亚福建人为研究兴趣和调查对象的专题研究中, 比较好的研究个案并不难找到。近年出版的专门以新加坡安溪籍福建人 “侨乡情节” 为研究主题的人类学调查 , 便是其中一例 。沿着人类学家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和华琛(James L .Watson)的研究视角, 身为安溪籍新加坡人的柯群英, 详细描述和分析了20世纪 50 年代新加坡第一代安溪县蓬莱籍移民 ,特别是 “柯” 氏宗亲 (普通话 Ke 或方言 Kuah), 在侨乡如何寻根问祖、重建宗亲村社、道德经济、文化身份认同等现代跨国背景互动下的碰撞、 安慰、失落、冲突和权力文化关系。遗憾的是,也许同样因为上述的困难原因 , 新加坡安溪移民社区特别是“蓬莱”社区宗亲 , 在作者的研究中,只是当然的现实或假定, 而没有从经验材料上详细界定、阐述和建构, 难免影响了作者对主题的更深入讨论。有趣的是, 大约 40 年前, 日本人类学家前田 (Kiyoshige Maeda)对北马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附近甘光暹 (Alor Janggus)的华人社区的详细调查报告, 与柯群英的侨乡研究相互映衬, 应该是东南亚福建学的另一个典范。与都市华人社区不同的是 , 位于马来人占多数的吉打州甘光暹 (Alor Janggus)的华人社区, 坐落于郊区, 更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前田调查时的 1965 年, 华人人口为 481 人, 计 65 户, 绝大多数来自福建省 , 虽然也有一些广府和客家人 。在福建籍华人中 , 又以安溪县人为最多,也最有势力 ;甘光暹甚至可以称为闽南安溪县村落在马来西亚西北角的一个独立的分支, 有 “小安溪” 之称 , 虽然也有其他县市的福建人 。安溪人主导的甘光暹华人社区, 经济以面向周围马来人的米较 (即中国通称的 “碾米厂”)和商业为主 , 但华人与马来人的互动仅局限于事务性的而非社会文化性的交往 。他们强烈地保留着原居地——中国福建安溪的文化风俗特性, 但居留认同却是落地生根, 心系马来西亚。
与日本人类学家前田 (Kiyoshige Maeda)对马来人占多数的吉打州郊区以福建人为主体的村落社区的调查不同, 六十年代差不多同一时期, 中国台湾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则把目光投向与新加坡毗邻的柔佛州蔴坡华人市镇社区 。李亦园出生、长大于福建泉州,生活居住在台湾, 一直浸淫于闽南社会文化 。蔴坡是柔佛最主要的橡胶生产地, 而柔佛又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橡胶生产州。蔴坡属小镇 , 华人人口约占当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 (总人口为 5.1 万人);而建人 (闽南人)占全镇华人人口之一半, 而泉州附近的永春县籍人又占多数, 为福建人数的五分之二。虽然蔴坡华人社会是福建人的势力范围 , 但华人各方言群却非常全面, 包括潮州、客家 、海南、广府 、兴化等八种之多。因 , 坡被李氏称为一个同时聚众多方言群而居的中国“移殖的市镇”。而蔴坡华人移民社会的帮派形成与分化、冲突与整合, 在李氏的学术关怀里, 也成为研究母体中国社会“整体化”意识、“地方性”与“变异”的最好范例。在由八种方言群组成的华人社会里 , 说闽南语的人最多 ;无论来自何种方言群 , 几乎每位华人领袖都可用闽南话交谈 。福建人中, 存在漳泉帮与永春帮的内部分化;但福建帮与潮州帮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 却一直贯穿了蔴坡华人社会的历史和现实 。潮州帮实际上是 坡镇最早的开发者, 以胡椒、 甘蜜种植为主, 也曾是蔴坡镇最繁荣的族群。但后来, 胡椒、甘蜜经济让位于橡胶业的繁荣 , 潮州帮势力渐衰, 以漳泉、永春人为代表的福建帮也取而代之 (约 1920 年左右)。无独有偶 , 在新加坡, 福建帮与潮州帮的经济竞争、角力和冲突 , 实际上一直是 19 世纪华人社会政治经济舞台的重要动力。该竞争与冲突实际上是以来自马六甲的福建商人为主的“自由贸易” 社会与以潮州人为主导的“胡椒甘蜜” 种植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沙涝越的首府古晋, 福建帮与潮州帮的经济竞争也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的历史 前者控制了西米 (Sago)和木制品的出口贸易, 与新加坡福建人联系密切 ;后者主要垄断了杂货店和食品业 , 网络遍及泰国、 汕头和新加坡。总之, 以方言群和 “帮” 相互依托的华人秘密会社与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成为英属马来亚早期华社历史发展最典型的特征和动力之一 ;无可置疑 , 福建帮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再回头看东南亚地区本身 , 最让学者们、特别是人类学家感兴趣的经典课题,当属早期东南亚福建人移民与本地居民通婚衍生的独特混血人种和文化融合 。在西属菲律宾的马尼拉 、荷属东印度的爪哇以及英属马来亚海峡殖民地的马六甲 、 槟城和新加坡, 早期福建男性移民与当地妇女通婚而衍生的文化融合, 各自分别形成自己专门的文化标签——“混血华人” (Mestizo)、“土生华人” (Peranakan)和 “峇峇华人” (Baba)。历史上他们构成东南亚社会最独特、最富有 、最有权势的华人移民混血群体 。对该课题最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 , 在东南亚 , 大家熟悉的有本地出生、在美国受训的菲律宾历史学家陈守国、 新加坡政治学家廖建裕以及马来西亚人类学家陈志明。特别是陈志明 , 他对土生华人研究一直情有独钟, 其研究从马六甲开始,转到吉兰丹、 登加楼 , 再转而把目光投向源头——闽南 。在西方 , 目前为止对三国该独特文化族群最详细、 最全面的比较研究当属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虽然东南亚华人混血社群因各地社会、历史、政治发展情况不同而各显差异, 但其共同结构性文化种族特征表现为 :第一, 他们是处于华人移民社会和东南亚土著社会之间“混合”(Mixed)的、“中间”(Intermediate)的种族社会和文化, 既不被视为华人移民社会, 也不被认同为东南亚土著社会 。第二, 他们本质上是福建籍男性移民与东南亚土著妇女通婚而衍生的特殊族群;三个国家华人移民又以来自厦、漳、泉地区的闽南人为最早, 人数也最多。所以 , 其背后最显著的特征实质是闽南人和闽南文化与东南亚本土文化的融合 , 虽然也不排除对其他文化因素的吸收。第三, 他们作为独特的文化族群早在 15 世纪便已出现 , 随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而发展 , 到整个 19 世纪, 人口规模与社会、 经济、政治影响力不断发展壮大。从 20 世纪到今天 , 新马“华人” 却逐渐消失, 融入到了华人社会和建国背景下新的政治、社会、文化认同和身份之中, 更加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 ;菲律宾“混血华人”社会已经灭绝, 更加本土化而融合到现代菲律宾社会之中;唯印尼“土生华人”仍为少数族群, 但其闽南文化痕迹已经隐约难辨了。
历史学方面, 藏于荷兰莱顿大学的印尼巴达维亚华人公馆的“公案簿” 应该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有关东南亚福建移民的社会档案资料。可喜可贺的是 , 以此档案资料为基础, 近年一批相关的中英文专著与论文已经陆续整理出版问世 。但在更富有想象力和分析性的与社会学、 人类学等相关的系列专题研究面世之前 (而非资料式整理或梳理), 该福建海外移民社会个案档案资料到底能回答我们多少关于中国东南亚海外移民社会等一系列一般性 、 普遍性的问题 , 仍有待观察和评估 。以早期海外闽南商人为专题研究对象 , 最好的例子要数历史学家王赓武了 。王赓武认为, 一般地说 , 在中国封建帝国政治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 商人与商业活动一直处于边缘和非正统的地位 , 没有合法性 。特别是自 10 世纪始 , 闽南商人的海外商业贸易更多为“福建”自身地方的而非 “中央帝国” 的发展。确切地说 , 该海外商业贸易的历史传统 , 是“福建”作为相对独立的 “帝国中心边缘”和“商人”作为 “政治社会边缘”的一种适应性策略与选择。此种意识形态和结构性因素, 决定了海外“闽南商人”社区的双重特征 :第一, 在中央帝国政治关系层面上, 借用王赓武的话,“闽南商人” 属 “没有帝国的商人” (“Merchants without Empires”)。与欧洲殖民主义商人不同, “闽南商人” 的海外贸易商业活动没有中央帝国的强大后盾支撑 。第二 , 在社会文化层面上, 海外闽南商业社区本质上是 “寄居” (Sojourning Communities), 而非“定居”(Settling Communities)。闽南商人社区低姿态的 “寄居”特性 , 既与“落叶归根” 的儒家文化观念一脉相承 , 又与缺乏中央帝国为强大后盾支撑的、不安全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因而, 海外闽南商人社区不仅没有沦为明清中央政府海外帝国的政治工具 , 而且在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压榨和屠杀面前大多处于孤立无助的悲惨境地。相反地, 另一方面 , 他们却幸运或不幸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经济扩张的工具 。
早在 15 世纪时 , 在海外贸易港口, 如马六甲、文莱、苏禄、日本琉球群岛和九州一带, 便存在零星的、小规模的、以福建商人为主的华人商人社区 , 虽然学界对其详细情况并不了解 。只是在欧洲殖民主义者东来之后 , 我们才有较完整的海外闽南商人社区的记录,王赓武分别考察了16 和 17 世纪菲律宾马尼拉和日本长崎两个重要的闽南商人社区的个案。以马尼拉为例, 闽南商人社区是第一大规模的海外华人社区, 甚至是 16 世纪最大的海外华人社区 。马尼拉闽南商人社区的崛起, 一方面是闽南人从文莱至苏禄等群岛传统贸易的延伸;另一方面也是对 16 世纪初葡萄牙人东来后在福建沿海新的商业贸易发展的回应。因而 , 闽南人得天独厚地开辟了经台湾 、 巴布亚岛至吕宋岛的新贸易航线。16 世纪 80 年代, 每年约有 20 艘船只到访马尼拉;1600 年前 ,增至每年 30 艘 。西班牙人刚到马尼拉时, 华人只有 150 人左右 ;1603 年, 吕宋地区的华人人数达 2.5 万人 。是年西班牙大屠杀华人的悲剧后, 幸存者 500 人回国 , 继续留下的只有 500 人 。但在短短 20 年内 , 马尼拉闽南商人社区至少发展到二万人左右。应该一提的是, 王赓武对东南亚和日本闽南商人社区历史的考察, 与其得意门生吴振强对17、18 世纪厦门兴起和闽南商人在台湾、福建沿海、中国沿海甚至沿江的贸易网络与权力关系的研究 , 珠联璧合 , 相互对应, 构成一幅福建商人海内外贸易网络的整体性画卷 。
四、结语
在这篇小文里, 笔者要穷尽有关研究东南亚福建人的文献是不可能的，也是徒劳而又肤浅的, 因为“东南亚福建学”还在起步阶段。但至此,可以清楚的是,我们至少有如下几点关于东南亚福建学的初步想法:第一，东南亚福建学,本质上是个案的, 因而也是社区的 (福建移民社会)与族群的 (福建人);但它又不仅仅是密封的、狭隘的、静态的社区、地方和族群研究,因为东南亚福建人毕竟是生活在一个更动态、更广阔的社会里,与其他华人方言群和族群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这是最基本的层面 。第二,东南亚福建学,基本上是比较的, 因而也是跨社区、跨社会、跨文化、跨国界和跨学科的。这是需要进一步开拓和超越的。在了解更多不同类型、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不同时段的福建人个案研究之前,我们暂时还无法讨论分析对东南亚福建人的整体概括, 进而比较各自的特殊性差异或变异。第三,无论是福建学还是东南亚福建学,简言之,都是以福建为参照系,以福建人或福建文化为分析单元和学术关怀,探讨有关福建、福建人、福建社会、福建历史和福建语言、宗教、文化等整体性和地方性的学问。但是, 它又不能局限于“福建或福建人”;其研究与学术关怀, 只有与超越 “福建”的、更大范围的整体性主题和课题——即中国、移民所在国和地区等多维时空 (历史、社会与国家)结合起来探讨才会更有意义。或者说,地方性或特殊性的东南亚福建学最终是为了进一部探讨、丰富和理解社会、贸易、文化、宗教、种族、认同、移民、国家、全球化和本土化等一般性、根本性和整体性的课题。这应该才是东南亚福建学的主旨与生命力之所在。
（吴小安教授是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级系友。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0—21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