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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鳴_漂泊的洞察——我的學術研究之路
  发布时间: 2018-04-05   信息员:   浏览次数: 380

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周大鸣

摘要:本文作者作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其学术成长之路。其学术研究从五个方面概括:一是都市人类学,包括乡村都市化、城市少数民族以及传统乡村研究主题在城市的延续;二是农民工研究,从发起农民工研究,到散工研究,从“二元社区”研究到“打工经济”研究等;三是乡村研究,以凤凰村为起点,研究了岭南、中部以及西部的乡村社会;四是族群研究,以澳门族群研究为起点,对中国族群认同与关系作研究;五是应用研究。

关键词:都市人类学;乡村;农民工;族群;应用

我是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从1982 年元月留校任教,从事教学研究到现在,一晃就过去了35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作了大量田野调查,搜集了很多资料,也发表了许多文章,出版了许多书。这些年来,我自己也在琢磨,想把自己从教三十多年来的经历总结总结,以期在今后的教学与科研中方向更加明确。我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主题。

一、都市研究

我是学考古学的,转向现代社会的研究,与顾定国(Greg. Gulding)教授有关。在我们跟顾定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那个时候,很多的方向都是超前的。顾定国的一个老师是Aidan Southall,这位老师在美国写过第一本都市人类学著作(Urban AnthropologyCross Cultural Studies of Urbanization),在威斯康辛大学工作,后来《美国人类学家》还专门为他作过一次专访。他就带了一批博士,全部是作都市研究的,顾定国作的是香港都市族群研究,旧金山大学的Bernard Wang 也是作都市研究的,如硅谷IT 行业的人类学研究。所以族群也好,都市也好,都是顾定国带来的,因为当时他给我们开课,我们搞项目,也办都市人类学学习班。我们的第一个合作课题就是作乡村都市化研究,后来是族群研究的课题,这都和顾定国有一定的关系。这一类研究当时在国内也很少,所以我们就算是异类了。作都市人类学研究,在中山大学包括我们本系的老师也很少,除了我们几个年轻老师比较认真地来参加这个研究,其他的老师都不关注这个,他们认为搞什么都市研究,人类学本来不搞都市研究,而是要搞一些比较偏僻的研究。后来我们搞族群研究其实也是这样,大家不愿意,他们认为什么族群,叫民族就行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的一些做法都很超前,在当时,不要说在整个学术界得到支持,就连系内也只有很少的人来跟着一起做。

1993年去美国的时候搜集了很多都市研究的书,回国后写了一些都市和族群的文章,并编写了《现代都市人类学》一书做教材。到美国以后,一个是我把有关项目的资料都整理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当时决定要读博士,犹豫在美国读好还是在中国读好。在美国读有便利条件,当时北亚历桑那州大学给了我一个offer,但是在国外读博士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当时年龄有点大了,所以还是决定不在美国读博。其实亚历桑那州大学有一个很好的人类学系,这所大学最著名的就是搞民族考古研究,当时我还想继承梁钊韬的衣钵,去作民族考古学研究。回国读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系里老师矛盾多、派别多,我原来无门无派,倒也落得个清静,谁都来拉拢我。另外,当时还没有回国前就想到博士论文写什么了。当时庄孔韶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离太平洋路德大学很近,所以我们有机会见面,当时他在写《银翅》。他说:“你是否看到过葛学溥在广东凤凰村作的研究?那你就再作个追踪研究算了。”我就是在快回国之前开始看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这本书,并开始翻译的。回来以后我去寻访凤凰村,这个研究就是这样开始的。当然回来我就准备考博士,顺便把博士研究的田野点也定好了,这些都是1993年从美国回来后的事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副教授了,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凤凰村的变迁》。

我们开始作乡村都市化研究,大家应该看我编的《中国乡村都市化》。我发过一系列的文章,《中国乡村未来变迁的方向》可以说是总结性的文章。为什么我讲都市化是中国乡村发展的必由之路呢?我当时讲了几点道理,第一个是因为中国乡村人口的密度太大,耕地面积太小,因为我们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我还专门写了一篇人口过密化乡村发展的文章。我把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再往前推了一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人口密度很高、土地面积这么小的地方,你再怎么经营,再怎么提高效率,总是有限的。我想最多就是解决温饱,要想再往前就不行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结论。而且我说精耕细作的农业也是中国一直处于农业社会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文章里我从汉代农业谈起,一直谈到现代,我的那篇文章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说必须彻底改变这种精耕细作的农业方式,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因为不伤筋动骨你就不能彻底改变这种生计方式,就很难真的让乡村有所发展。那么乡村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当时我的一个建议就是要走一条乡村都市化的道路。所谓乡村都市化呢,现在也可以叫梯级都市化,就是分层来完成,而不是按照人口学家所说的全部靠农村人口的迁移来完成。我们算了一下,当时整个中国的城市化人口还不到20%,要达到工业化国家60%的程度,等于要转移好几个亿的人口出来,不说太多了,就五个亿的人口吧。五个亿的人口,按照100万人口一个城市来计算,就是500个城市,中国有容纳500100万人口城市的地方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想一下,中国可能吗?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中国的梯级都市化。而且中国现在有很多大城市,已经大得不能再大了。像广州、上海、北京,这些城市已经是不能再大了,再大就真的不方便了。现在北京上班是极不方便的,如果你要住在五环以外,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要花三个小时,还没有把堵车时间算进去。这梯级都市化就是我们当时提出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太超前,所以很多人不能接受。当时我们也没想到这些小城镇的发展能成现在的规模,当时只看到小城镇的问题,例如,污染比较大,土地使用效率低等。但是2000年以后,我们又开始作乡村都市化项目(后来出版了《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很多人对我们的态度完全变了,他们很支持我们作这样的研究,他们太需要我们这样的研究了。所以等于我们的这个研究超前了十年来作,如果我们能在当时主流的话语里起作用的话,中国都市化会发展得更快、更好一些。后来这些小城镇发展得很好,中山,东莞,都是范例。当时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些小城镇发展到一定程度,自身就会要求来改变自己的环境,没有人愿意住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也没有一个领导愿意把自己的环境搞得那么差,我想这是一个人性的基本的要求吧。因为都市化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而地域之间又有差别,所以当时想作不同都市化的比较,我们选择了福建、广东、云南和西藏作比较研究。

在都市研究中,我将许多乡村的主题带入,如都市宗族研究、都市民间信仰研究、乡城移民研究以及城中村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发起对城市中少数民族的研究。这些都有相关的论著出版。

二、农民工研究

其实围绕着乡村都市化,后来分解出好多小的课题来作,这些都跟乡村都市化相关。比如农民工的研究成为一条线,城中村的研究成为一条线,然后工业社区的研究又成为一条线,特区研究又成为一条线,所以慢慢就开始往深化发展。实际上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往下探讨,但是因为个人的精力转移了,后来没有往这方面走。所以我觉得提出了整个中国一个未来的走向——乡村都市化,今天来看我们当时走的是一条正确的路。我们中国现在提出要求,2020年城市化的人口要达到70%。这个城市化的进展很快,其实就是按照现在这种分层的都市化来发展。其实当时我就提出五个层次的都市化,这当然是有条件的。这种自然村的社区化,行政村的集镇化,集镇的城镇化,城镇的都市化,县城的大都市化,就是乡村都市化,很多是连带出来的研究。

随着乡村的都市化,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来到珠三角。我们去调查,下面的人马上会讲到农民工的问题。当时农民工还不完全是做工,有许多是长期在珠三角居住的“代耕农”,是来这边种地的所谓“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珠三角跟温州、跟长三角、跟其他地方最大的不同是耕地面积相对比较多,因为它是平原,还有围海造的田。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量的人口外迁,所以它的耕地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多,这也是珠三角比长三角发展快的原因。所以番禺市政府敢吹牛皮,说在不断地建工厂,办工业园,但是耕地面积不减,为什么呢?因为该市不断地往南海扩展,不断地在围海造田,沙田在不断地增加。那些围垦的地方呢,基本上都是那些外来的农民工在种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来作他的博士论文的地点就是在中山。围海造田以后,有个很漫长的开垦过程,先种适合咸水的,后来种柑橘,后来种香蕉,慢慢地种粮食,种水稻。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在工厂里打工,在建筑工地做工,我们就开始介入这些方面的研究。当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没想到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以后影响非常大,后来国外的教授作农民工研究很多都受我的影响,出了一本一本的英文著作。所以农民工的研究也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当然后来很多人作了农民工的研究后,我自己又作了转移。

我自己觉得我作农民工研究有几个贡献:第一个是我最早对农民工进行分类研究,还对农民工的分布作了研究。第二个是我第一个提出“二元社区”的概念:外来人和本地人生活在同一空间,但实际上他们在不同的社区。这个是我提出来的。第三个是我提出一个“钟摆理论”:户籍制度没有改变,政策没有改变,所以农民工总是在迁出地和迁入地流动。第四个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农民工打工经济”,也是我提出的,是指农民工以外出务工的收入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这是我所界定的打工经济的概念,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地大量的地方,农民工都是靠打工为生。第五个是提出农民工的流动与转型。很多研究农民工的学者,把农民工当作一个整体,把农民工看成是从事低层次工作的人群。我通过在攸县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流动很快。农民工可以分成四大类型:一类是“劳工型”,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一类是“技术型”,有一技之长;一类是“业主型”,掌握了一定的劳动资本,如开出租车、挖掘机等;最后一类是“经营型”,开始雇佣其他人经营自己的企业。在攸县调查的结果是,“劳工型”农民工仅19%。但是现在这种现象又在转变,这又值得进一步研究了。因为现在农村所有的农业税费已取消,种地还有补贴,许多农民工可能会回到家乡创业。还有就是当地的产业发展起来以后,也许真正的“民工荒”还没有到来。这跟我们整个农村的转型有点关系,但是这种转型不好。为什么呀?其实我还是希望一部分农民工能够成为真正的移民,部分农村的人不要再做那种精耕细作的农业。但是现在可能政策保护这种精耕细作,而不是鼓励兼并,鼓励规模化的农业经营。其实我一直觉得规模还是好。去德国,发现东德有大量的农地。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农地呢?因为西德缺乏大量的劳动力,东德大量的农民都跑到西德工作去了,东德的大部分地方变成了大农庄。现在觉得德国也挺好的,东德保留了大量的农地,一看就可以进行机器化的运作,然后西德是工业,这不是挺好的吗?希望随着土地政策的变化,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扩展,小农经济在市场化的激烈竞争中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我国搞西部开发、沿海开发,因此我作过一个项目叫“非东西的发展”。我去调查时,当地人自己讲中部地区不是“东西”,我就报了个这样的项目,因为这样的话题很容易被接受。其实这也是在江西、湖南、安徽这些地方的人自己说的,他们说:“东部开发没有赶上,西部开发轮不上。”所以我就来了个“不是东西的发展”这样一个项目,不是东西也不太好,所以我用了个“非”字,“非东西的发展”。仔细一想,这个题目很吸引人的眼球,大家很容易接受,这种项目就很容易申请成功。那么我们刚才讲“打工经济”也是一个方面。还有就是作“农民工的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研究”,这也是我发起的。

这是关于农民工的研究。其实作这个研究是当时作乡村都市化研究的“副产品”。当时参加国际会议,结果我的文章成为一个焦点,整个会议都在讨论我的这篇文章。这个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因为当时是1989年,“64风波”以后没有国际会议,那是在国内举行的唯一的一次国际会议。40个代表参加,20个国际的,20个国内的。中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纸全部是不请自来,会议重要性就在这里。有一个国际会议,政府就觉得很重要,媒体是作为任务来采访的,所以我们会议上的稿子全部被一抢而空的。我的论文当时被两个杂志拿了,一个是《社会科学战线》,一个是《社会学研究》,在当时都是顶级刊物。所以只要文章质量高,识货的编辑大有人在。

另外,有意思的是“散工”研究。人们关注农民工,往往关注在企业中的工人,对于在城市中大量非正式雇佣的人群很少关注。因为这个人群从事的行业各种各样,很难概括,所以我用了“散工”这个词。这个题目,因为我是开拓者,所以发文章、申请项目都很顺利,那本《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还得了奖。

三、乡村研究

我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以凤凰村作为基点的乡村的研究,这个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在此之前,我作的是都市研究,都市和乡村有很多联系点,这跟人类学的很多传统就联系上了。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像是人类学家了,因为在乡村你就马上跟民间信仰、宗族、婚姻家庭这些很传统的人类学话题联系上了。其实我对人类学方面的很多了解就是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开始的。每一个村落看起来小,但是当你涉及我刚才讲的方方面面时,会觉得很庞杂,你写到某一方面的时候,需要把全部的资料都找来阅读。我作研究还是比较传统的,我作哪一个方面的研究,都要把这方面能找的资料找来。凤凰村在潮汕地区,当时我就把关于潮汕研究的材料都找来了,从历史的、档案的,到出版物,包括地方性的文史都有。所以现在到我的书架上看,这些东西特别全,这样的做法也与当年梁钊韬训练我们时候的习惯有关。他说:“你要作哪方面的,这方面的资料一定要全部找来,要尽可能地穷尽。”所以我当时作凤凰村的研究作得也是非常苦的,每写一章都非常苦。例如我要写“宗族”一章,看了很多材料,有关宗族的资料,它的来龙去脉,有关宗族的讨论,所有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我才能开始动笔写。后来就凤凰村宗族的文章,我又编了一本书,叫《当代华南的宗族与社会》,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的,这就是个“副产品”。

1. 民间信仰

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我加深了对民间信仰的理解,我对民间信仰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以在《凤凰村的变迁》关于民间信仰的一章里就讲过,我对民间信仰的认识以前没那么深,原来觉得对迷信的东西不要太刻意研究,但是通过对凤凰村的研究,我发现民间信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信这个的人跟不信这个的人,对这个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我对这个就很难理解。大家去看我这个书,会发现我在前面讲了个故事,我觉得大家看后可以发表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看法。另外一个是通过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会了解很多很多神,每一个神的来龙去脉都要搞清楚。我们作为研究者,不能因为当地人讲的是什么就信什么,而要研究当地人为什么这样讲。除了看书本的知识外,还去看当地人怎么实践,看他们怎么样打卦,怎么样问神。当地人在展演这些仪式时很快,这些是听不清楚的,必须去问他们。他们念念有词,其实就在于你去怎样问,这个有点像殷墟卜辞一样,正面问一次,反面问一次,通过这些我才知道原来卜卦中胜卦不一定都是好卦,因为有的时候否定也是好的嘛,这样我就明白了。在仪式中扔那个有点像小木楔一样的东西,那个东西一正一反。其他就是三种——阴卦、阳卦、胜卦,应该就是yesno和无所谓,应该就是这样,打卦就是这三种意思。但是这三种意思跟问话的形式结合起来才能理解。然后这个时间过程中去祭拜土地,祭拜神,求子还是干什么,需求不一样,拜的神也会不一样。这需要你去观察,需要你去问,你才知道。所以光有书本的知识还不行,还要去探讨、实践。所以研究民间信仰很辛苦,因为向当地做仪式的人问,人家不太愿意讲给你听,他会说“讲出来就不灵了”。人家不理你,那你怎么办呀?你只能说我自己遇上什么事情了,向他请教,向他学习,例如说要求子,要求学,要升学,要去海外,你只能这样,人家才愿意跟你讲。你要是问他,为什么要那样讲,他是不会给你讲的,因为中国人说:“讲出来就不灵了,我白忙活了。”这些东西都要在一个实践的过程中作研究,才会成功。所以我把那些中国神仙辞典、民间信仰辞典买了一大堆,因为许多地方神、鬼你不容易查到。例如潮汕地区的神、鬼很多,这就需要一个一个地去查。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通过作研究会发现,区域性的差异太大了,一个镇跟一个镇,同样一个神,可能名字叫得都不一样。里面摆的神,看雕塑的样子是差不多的,但是名字可能不一样,这个叫妈祖,那个叫金花娘娘等等。要是去查书,书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村就一定讲不一样,所以即使查了书,也得有实践。民间信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作这个研究相当难,因为涉及的面很广。例如说,关于戏剧起源的研究就有很多,有日本人专门写的书,还有别的学者写的书。而且每个地方的戏不一样,有专门唱给神听的,有专门唱给鬼听的,有专门唱给人听的,体系还很复杂,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研究。例如,可以从文学方面来研究,可以从仪式方面来研究,可以从文化遗产方面来研究,也可以从一种权力的关系方面来研究,因为农村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出钱,谁出钱谁就有权力。这些神诞啊,谁来主持,谁出资最大,谁就有权力。所以背后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对凤凰村民间信仰的研究,对我有个很大的促进,读了很多书,也看了很多这样的东西。通过这些研究,我后来去看别的地方就比较容易入手了,因为很多东西是相通的。台湾做的仪式特别多,例如做那个打醮仪式,你到潮汕一看,很多东西你会有一个发现,在那里你就会见到游神非常普遍。

多次田野调查后就会发现,虽然是同一个方向的研究,但是每一次调查都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东西。例如,我前面说的那个游神赛会,在潮州发现这个以后,我就觉得很兴奋,因为我们过去觉得中国的村落是一盘散沙,以为村落与村落之间没有太多联系,其实这种游神赛会我就觉得是一种整合机制。过去像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Skinner),他只想到一个经济交换的问题,提出一个标准市场理论。但是实际上从这个游神赛会想到,中国乡土之间进行联系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宗教信仰,或者说是民间信仰,它成为连接村落跟村落之间的很重要的东西。后来从潮州的游神赛会我就发现:原来整个珠三角有很多地方都有游神赛会,而且这种游神还不一样,很有意思的。它就是抬着神,在自己的地界上绕一遍。而且不是按照现在的行政边界,而是按照以前他们认为的神的边界、神所管的范围来游神,有点像巡境。而且,游神赛会最重要的一点是每个村不在同一天举行,而是轮流举行,非常有序。为什么讲乡村整合呢?因为这牵涉到乡村的秩序怎样建立起来的问题,这跟前面讲的游神赛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就跟庄英章讨论过这个事,他说:这些很重要,需要关注。村里人只是演给村里人看,那多没意思,也需要有亲戚朋友来看。还有就是中国人喜欢展示,搞这个活动,要展示给别人看。就像国家搞60周年大庆时展示国威给外国人看一样,在乡村也要展示给别人看,以显示村威,展示宗族的力量。再有一个,通过这样的研究,还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在里面,例如,会发现这种宗族的东西在里面,会发现村与村的东西在里面,也会发现权力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会发现这个游神赛会是整合乡村的一种机制。为什么它会整合得这么好呢?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民间信仰的角度,还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研究中会发现这些活动可以和祭祀圈、跟标准集市理论来对话。这样的一个乡村整合机制,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乡村是一盘散沙的观点。那么从民间信仰中可以找到一些新东西,从一种底层的组织,再到更高的组织,加以研究。

2. 婚姻与家庭

另外,我还研究婚姻与家庭。在《凤凰村的变迁》中,我专门写了一章——“凤凰村的轮伙头与老人赡养”。当时我为什么要写一章呢?因为我想通过我的研究和人口学家对话。人口学家总觉得现在中国的老年问题很严重,我就告诉他们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有一套赡养老人的很好的方法。我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可以进入老年社会,但不一定有老年问题,那就是因为中国的这套传统的方法,中国传统的伦理发挥着作用,即子女必须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中国还有一套很重要的赡养老人的模式。所以我当时就专门写了这一章。麻国庆那个《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中也讲,把大家庭分化成小的家庭,另外有很多方式可以联合起来,书中“分中有合,合中有继,继中有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作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东西,我在作打工者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农民工的输出又使得小家庭重新变成大家庭。本来已经分化的小家庭,为什么能够整合起来呢?这是因为中间层次的人出去打工,留下子女老人,为了生活便利还可能合并成一个家庭,这也是家庭结构的一个变化。这也是人类学者应该发现的,其他学科的人就不一定讲这些东西。那么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就带来孩子抚养方式的变化,教育方式的变化。其实所谓“留守儿童”的问题,是个不成问题的话题,它只是反映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就拿凤凰村来说,也是很奇怪的,“轮伙头”非常普遍。因为这种方式既避免了在同一个大家庭中的矛盾,同时也解决了赡养老人的问题,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所以我特别讲到这一点。当你去看《凤凰村变迁》的时候,会发现我写的每一章还是有自己的心得在里面。“轮伙头”这一部分是我在作研究的时候发现的凤凰村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通过凤凰村的研究,我也开始注意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种教育体系的变化,对农村的冲击有那么大!我过去没有仔细考虑科举制度的变化对农村会有那么大的冲击。实际上凤凰村的研究就使我注意起这方面: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的改变,实际上使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科举是我们所谓过去士绅阶层在乡村的动力。教育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有根本的影响,这方面也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基于科举制度,或者说跟科举制度紧密相连。这也和传统社会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排列有关。传统社会为什么“农”能排在前面?就是因为过去“农”可以成为“士”,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就是这个道理。通过科举制度能实现阶级的流动、人才的流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在1905 年废除了,这对乡村权力结构的影响非常大,因为一个人过去不管做官做得多大,读书读得多好,他最后总会回到乡村来。即便这些做官的人被贬而回到乡下,他说话还是有分量的,这就是所谓的“士绅阶级”。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情况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研究私塾,研究教育的起源,而研究教育本身的制度对乡村的影响的人却很少。

3. 乡村权力结构

对乡村整体的研究,后来又产生了一个项目,就是专门研究乡村权力结构。所以很多枝节的东西可以产生出新的项目来。乡土社会的科举制废除后,尤其是我们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后,你会发现乡村精英的大量外流已经对乡村构成重要影响。那么乡村怎样治理呢?在研究中我发现,乡村没有士绅阶级以后,复员军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乡村的中坚力量。我们阅读《银翅》,就会发现书中对复员军人重要作用的叙述,《银翅》里专门有讲“夹心层”的,讲的就是乡村的复员军人问题。所以在现代乡村社会,复员军人也会成为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这与他们自己有个军人的网络是分不开的,而且政府每年都要组织军人的活动,例如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节日的活动。去作调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村支书、村主任这一类村干部,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过兵的。所以我就想过为什么要对一个权力结构的变化作一个研究。这与在乡村上了大学的人再也不会回到乡村有关系,在乡村里只有当过兵的人才会回来,而这些人又是村里唯一见过世面的。见过世面的人相对来说胆子也大一些,他们的想法也多一点,办法也多一点,这也是这些人能够成为村干部的原因。另外这些复员军人至少可以讲普通话,容易和上层沟通,这也是很重要的。在调查中,我还有一个很惊人的发现:在乡村的权力结构里面,共产党在刚解放的时候扶持的是弱势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中的人员一旦成为干部体系的一员以后,就会把权力传承下去。就以凤凰村为例,这个村最早的村民委员会主任是个文盲,一个字不识,他是小姓改成大姓的,本来在村里是最受歧视的,而共产党就让他当农会主席,当村民委员会主任,然后入党。他自己都说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是别人帮着写的,自己就根本不会写。这是什么原因呢?分析后发现,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当大队长以后,他的子女就有资格去当工人,去参军、入党。他的子女回来,就又比别人能干,他就可以把这个权力传承下去。所以乡村的权力结构很有意思,关键是在现代社会,中央政府还予以承认,这是最大的问题,我自己也不理解。如华西村的吴仁宝不当党委书记了,把党委书记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儿子,还专门开了个权力转交的会议。结果有中组部的,有江苏省委的高层,有南京军区的高层,以及周边的市里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这个会议,都见证了这个仪式。那也就是说,中央政府是允许权力父传子的。然后我去深圳调查过的一些村,如南岭村、万丰村,村书记也是传给儿子。权力可以继承,这就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这种现象肯定值得研究。共产党本来是很反对这套东西的,结果还认可农村里面的这套东西。

4. 生计方式

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农业经营的问题。随着人多地少这种现象的增加,精耕细作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在凤凰村,精耕细作简直是到了顶点。由于人口密度很大,人均只有三分地,为了生活,必须精耕细作,农业的产量也很高。以前村里人自己说,文革的时候“种田如绣花”。像绣花一样种田,真可谓是精耕细作,也可以说是绝对的精耕细作,这句话就是很好的体现。这样的耕作方式决定了农民是多种经营的。就中国农村看,多种经营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农闲的时候农民就干点别的,农忙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地在地里干活。这种多种经营就决定了要有交换,要有市场。要有市场,也就否定了过去讲的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言论。实际上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从来就是很发达的,这种经济就是依赖于家家户户的。所以从乡村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个生产的传统决定了它会跟哪些方面有联系。因为这种精耕细作,有两条路,一个是多种经营,一个就是移民。过去为什么会有侨乡?为什么有很多人到海外去?这也跟生计方式有关,例如,过去凤凰村很多人都在南洋工作。所以从一个村落的研究,可以引发出很多的学术生长点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东西。当时我就发现这个博士论文有点写不完了,写得很艰难。在写的过程中会发现越写分叉越多,展开下去,有越来越多的东西要写。后来遇到个加拿大朋友,他说,写博士论文写到了500页还没写完,他的导师一看,就把论文砍到400多页的地方,说“这个就是你的论文了,不要往下写了”。我说“看样子我也必须要砍到这里为止了”,必须这样了,就算了。不要看人类学的研究点很小,其实每一个方面展开下去,就会发现领域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大,可以从这些研究里面生长出来很多新的课题。还有,我那个“阶梯式的移民”的提法,也是在这里想到的。我发现凤凰村的村民很多要到珠三角去打工,另外也有很多外地人又被吸收到了凤凰村,这就出现了“梯级移民”。通过一个研究,你就会和很多研究联系起来,你就可以升华出很多新的研究点,所以博士论文很多都是这样慢慢地不断地散发来进行的。

我没有对我发表的乡村研究论文作统计,而关于村落的著作超过10 部。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岭南地区,后来扩大到湖南、四川,前几年又跟随乔健先生到山西,开展了“黄土文明、介休范例”项目的研究。

四、族群研究

我自己还有一个族群研究的方向。后来我把相关的族群的文章在商务印书馆出一个专集,在书中后记里对族群研究作一个回顾。回顾了一下,就发现有很多新的东西。“族群”这个学术概念,在中国从开始出现,到接受,再到成为一个热点,经历了一个过程。所以20世纪80年代顾定国在这里上课,讲族群研究的时候,开始大家都不太接受,大家以为是老外发音有问题,讲民族,讲成族群了。换言之,大家都以为他讲的族群就是民族,反正老外讲普通话就是这样。但事实上,他用英文写出来ethnicityethnic group,也就是“族群性”和“族群”的时候,大家就很清楚了,这是跟“民族”不同的概念。那个时候顾定国就问我,到底翻译成什么词好呢?我开始也比较犹豫,不知道翻译成什么,因为我开始觉得“族群”有点像我们说的“民系”,后来又觉得“民系”也不好,“民系”是罗香林先生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并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族群”也有点像我们所讲的什么什么“人”,但是翻译成“什么人”也容易被人家误解;也有点像“民族”的概念,但是也不完全是。后来也有人翻译成“种群”,我说“那更不行了,因为种群也有种族的概念在里面”。当时有好多种翻译的考虑,如马戎老师就一直把“族群”翻译成“民族”。后来我们参考台湾和其他地方的译法,觉得把它翻译成“族群”比较好。所以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我加了一个关于怎么翻译“族群”的注释,把英文都要括进去。一直到1993 年我去美国访问的时候,看到大量的文章,翻了大量的书以后,才开始明白族群是怎么回事,我才理解族群,它和民族有相似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就是“民族”是一个法定的名词,必须通过一套法定的程序才能成为一个民族,而族群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族群”是一个学术的概念,“民族”是一个法定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个是二者最大的区别。不能随便什么都叫“民族”,一定要经过民族识别,经过国务院的批准。那么族群呢?只要你认同这个群体就可以了。我1994年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在台湾政治大学作的一个演讲,叫《岭南的族群与文化:新的综合》。这个演讲稿当时发表在台湾,这是我关于族群的第一篇文章。

1994年下半年回国以后我作两方面的研究,一个是凤凰村的研究,另外我就申请了一个“澳门族群与澳省文化关系研究”的项目。那时,也是偶尔在报纸上面看到澳门有个澳门基金会征集澳门研究的课题,我就申报了一个题目,结果就被批准了。那可以说是内地的学者第一次到境外去作研究,所以很开心。澳门那个地方很像乡村社会,人特别热情,所以我对澳门的感觉特别好。我给这些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找他们谈,然后他们就说在什么地方、什么餐厅见面,然后他们就会请我吃饭。所以我就知道澳门的东西特别好吃,不同类型的餐厅特别多。而且你要资料,他们都是免费提供的,这也与他们当时特别需要作澳门研究的人和对研究澳门很重视有关。当时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就是去澳门作的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粤澳族群与文化关系》。我后来写了几篇有关澳门族群的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写的。澳门回归以后,我又找研究生去作了回归以后澳门族群的项目。

1994年去了趟台湾,就跟李亦园、庄英章先生他们熟了。熟了以后,知道李亦园是一个基金会的理事长,所以我就申请了一个课题。课题的题目叫作“汉的重新思考:岭南族群与互动研究”,展开了对广东三大民系的研究,这也是族群的研究。当时我的思路是:汉族是由多元的、多样的族群构成的,从岭南的不同族群的分析来看汉是怎么形成的,应该很有意义。所以后来我和科大卫有那么多对话,有那么多讨论,主要是因为他很赞同我的观点。我说:“所谓汉,包括珠三角的汉,都是由少数民族转换过来的,因为过去这些是南蛮地带。”萧凤霞也很赞成我这个观点,我的这个课题也很顺利地得到了基金会的支持。

在美国还认识一位著名的学者许倬云先生。我对许倬云先生有个专访。为了对他访谈,我把他的主要著作读了一遍,读这些著作对我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自认为专访的文章还写得不错,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也劝大家读许先生的著作,包括他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那本《万古江河》,就讲中国大的历史的情况,我劝大家也看一下。我觉得他的一些看法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是他对历史整体的看法,用人类学的、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态度,我是很赞成的。大家看看那个访谈录,我觉得对大家会有启发。因为我自己觉得当时看许先生的书对我现在的认识有一个很深刻的启示,后来对珠江流域这些大区域的研究,我觉得还是有点受他的启发。所以在对一个学者进行访谈时,就必须了解他的很多著作,通过对许先生的访谈,我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理解还是加深了很多。

在作“汉的重新思考”这个课题时我也有很多思考。汉就是由罗香林先生所讲的许多民系组成的,而这种民系是怎样形成的?其实就是汉族跟本地的土著文化综合而来的,这是我的核心观点。当时有很多人跟着我作,参加过我这个课题的人大概有好几十人。

后来还跟黄淑娉老师一起合作,申请了一个岭南基金的课题,叫作“岭南文化的研究”,其实这也是一个族群的研究。后来黄先生主编了《广东的族群与区域文化》这部广东族群与文化的书。

1998 年我去哈佛后,对族群研究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年运气也好,第一次申请基金就得到了,其实哈佛燕京基金也不是很容易得的,一年全国才资助12个人。在人类学界,第一本关于族群性研究的书是在哈佛出版的,写这本书的那个教授也是哈佛的,哈佛大学还编了一本族群词典,对研究族群很有帮助,我的族群研究也是从那里开始有大的进展的。

五、应用研究

在哈佛另外有个“副产品”,就是认识了世行的专家。哈佛大学那个地方有这个好处,差不多各个基金会都喜欢往那里送钱,它有天然的优势,一些基金会都在哈佛大学旁边设有办公室,你要见那些人是很容易的。所以哈佛大学那个地方有资源,在国内不容易见到的人,你在那里都是可以见到的。例如北大的校长、中国社科院的院长等人,很常见的。包括有些国家领导人也经常去哈佛,那一年就是朱镕基总理去作讲座。所以在一个全世界最好的大学待着,真的有很多好处,你能见到这些人,建立起来的网络就不一样。所以有机会让大家出国就是这样的原因,通过去国外,你能建立一个新的网络。

去哈佛的“副产品”对我后来回国研究也很重要,通过认识世行的人,我们作了许多社会评价的培训、社会评价的项目、应用评价的项目,这些项目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很偶然的机缘,有时候不经意间跟人家聊天,人家知道你在中国是作人类学研究的,递一张名片给他,就有可能有一些项目出现。例如,有一次,一个加拿大的朋友突然打给我一个电话,他说江西有一个社会评估的项目,问我作不作。我当时什么也没想,就说“没问题”,就带着我们系的一帮研究生去作了。在作的过程中,我先把世行网上面的标准、主要的政策,打印出来,先把这些吃透,再写报告。所以后来那个世行专家评价说,这是他在中国看到的最好的社会评价的报告。这样在圈子里就有了这个声望,就打开了局面。这是我第一次写的社会评价报告,就被他评价为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报告。这位专家是代表总部来说话的,有了这样的评价,后来一些国内的项目都来邀请我。我作项目作的最多的时候一年有八九项,那时候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我那几年当系主任,幸亏有这些钱,所有接待的费用,包括头一两年给老师发奖金的钱都是从这里支出的,还有学生实习、出版著作的费用也都是从我个人课题里面出。后来我不作了,主要是越作越发现这个“生意”太好了,我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再作了。

上次讲应用研究的时候也讲过,有一些项目我还是作得很有独到之处的,别的专业的专家是作不出我这个水平的。像其中有一个项目,就可以奠定我在社会评价方面的地位。教育部有一个西部基础项目,这个项目是由世行和英国国际发展部支持的。教育部开始请的是北京某大学作的,该大学也很重视该项目,由大学校长带队,带了一帮教授去作的,结果写的报告被骂得一塌糊涂。因为社会评价报告是要挂到网上去的,要被所有的人,包括NGO来监督的,所以这个报告被全世界的NGO攻击得一塌糊涂。结果世行的副总裁就对北京分行的行长讲:“这个项目作不好的话,你就不要干了。”结果这个分行行长就把搞社会评价的官员叫来说:“那我不干了,你们肯定也没得干了。”所以在这样一种压力之下,他们请到我来主持这个项目。而且这个项目,结项时是我到北京去汇报的。当时教育部的官员也很紧张,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国际发展部的、世界银行的、国家发改委的、国家财政部的官员,我的汇报结果一次就过了。那么为什么我的项目就能过,北京某大学作的报告就不能过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搜集资料到县上就止步了,我们搜集资料到县上才开始,我们要直接到村里去。而且当时在这样一种压力下,我们在选点的时候不选汽车可以直接到的地方。我想一定要到步行去的地方调查,选了一些很偏僻的村落。后来汇报时我把那些照片一放,那些外国人,那些专家很震撼。破烂的校舍,砖头临时搭的成排灶,甚至还有女孩没穿裤子,那人家就很震撼了,足以说明西部的贫困了,他们认为这样的项目当然是值得资助了。北京某大学在这个项目上失败,是因为在县上搜集的资料基本上是这样的:入学率100%,辍学率99%,危房率为零,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了。但是要知道,西部是NGO 组织最多的地方,他们知道西部的基础教育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写入学率100%、辍学率99%、危房率为零这样的报告,大家不攻击你才怪。我们的报告挂上网,没有一个NGO 攻击,都说我们的报告写得好,项目也一次性过了。这也是人类学家所长,我们知道哪些地方是政府检查的盲点,是政府统计的盲点,这些我们很清楚。调查中,我们和乡政府的官员谈话,他们马上就老老实实地和我们讲实话,就不再说谎了,因为他们知道你懂乡村的实际情况。另外,为了让所有的人能够接受我的报告,我特别强调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三个不平衡,一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二是民族发展的不平衡,三是性别发展的不平衡。这对于理解西部的贫困、教育的落后是很有说服力的。

在长期作应用性的研究后,我也总结出一套应用性研究的方法。我的《参与式社会评估》这本书的前言,也就是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过的《人类学应用与中国实践》,这是我作应用研究的一个实践,一个总结。我写完这本书以后,就基本上不准备作这类项目了,所以我写完这本书后,就没有再去做世行专家。写完这些书,我自己觉得应用性的研究就画上一个句号了。我现在只是偶尔作应用性的研究,参与一些政府的项目。应用研究我觉得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这本书。我自己在研究中发现,人类学者能够把人类学的研究经验和应用相结合,其他专业的学者就未必有这样的优势,包括我现在作政府的项目,就是这样的。

所以以后大家不要着急去作应用研究,只要有很好的学术训练、理论基础、社会经验,作应用研究就可以作得很好。我现在有好几个学生作应用研究作得很好,我想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研究基础,否则的话,没有一点研究经验,没有研究基础,很容易闹笑话。说实话,有些东西还是要多体验,体验很重要,只有体验了,才会知道怎么去做这些事情。

六、余论

高考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没有高考很难预料我的人生会怎样。

常说我们这代人是“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我经历过饥饿的时代,每天吃的是红薯、南瓜及其他杂粮,所以今天见到这些东西仍然没有食欲。我们这一代也没有受过完整的基础教育,我在“文革”中完成了基础教育,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农村小学(“文革”武斗时全家搬到农村)。初中读的是农业中学,学校有果园、耕地、鸡场,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做农活。高中才进了市三中,认真读了一年书,后来就学工学农,分到了电工专业班。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插队落户,其间到公社基建队干过,到公社农机厂干过,到公社创业队干过,大部分时间在生产队里干活,成了多面手。1977年恢复高考,借了一整套中学课本,完整地看了一遍。中学时大部分课本没有教完,物理教了两本,化学教了一本,历史、地理完全没有教过,所以实际上是全部自学完中学课程的(那时不知道高考有文理科之分)。正式考试之前去大姐任教的中学参加了模拟考试,没想到在三千多人参加的模拟考试中爆冷门,文科第一,理科第六。这既增加了我的信心,也促使我决定报考文科。1978年春天,按第一志愿录取到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19821月留校任教至今。没有想到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目睹了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变化。同时,利用专业之便跑遍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也去过英美徳日的大学做访问学者。所有这些经历成为我一生的财富。我在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说过,我的学术基础薄弱,外语和国学的根底都不怎么样,但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弥补了不足。

最后再说说近来的活动。

前年辞去了所有的行政职务,有比较多的时间专心学术。目前组建团队,开展了三个方向的研究。一是“移民与城市化”,集中在城市中的移民上,提出城市转型的概念,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从地域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变。已经召开了四届学术会议。二是互联网人类学研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过去指导的博士出版了全国第一本虚拟社区的著作,现在与腾讯公司合作,搞了一个互联网田野调查基金,每年开一次学术会议,今年是第三届。最后是去年组建的“南岭走廊研究论坛”,参与单位超过20个,包括了湖南、广西、广东和江西感兴趣的学者。论坛秘书处设在贺州学院,设立了南岭走廊研究基金。计划通过走廊的研究,把移民、互联网、城市化与交通串起来。希望能够出点成果,留点有价值的东西。

以此纪念恢复高考制度40年。

2017 9 5

修改于马丁堂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6878页。)

周大鸣《漂泊的洞察:我的学术研究之路》.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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