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研究
厦门大学历史系 郑学檬
内容摘要：唐五代广州呈现外需型（对外贸易）港口的某些特征，进出口货物带动了产业链延伸，促进了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宋元时期岭南、江南港口数量增加，供需系统的各条产业链纷纷启动，岭南、江南以及西南的外向型经济某些产业表现强劲。另外，唐宋元海上丝绸之路航海技术的进步也会影响贸易方式的改变。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产业链；航海技术；贸易方式
一、海上丝绸之路和岭南、江南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链
（一）唐五代海上交通的发展及岭南、江南港口和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链分析
唐五代岭南、江南的港口基本上属于内需型港口，即服务于沿海内需物资的运输，虽然少数港口偶有“番舶”到来，也有明显的陆海连接的通道，但进出口货物详情与产业链不是很清楚；只有广州呈现外需型（对外贸易）港口的某些特征，陆海通道、进出口货物与产业链有若干例证。
岭南主要港口有交州、钦州、阳江、广州、潮州等，其中以广州最著名。
交州即当时的安南（龙编、交趾），今日的越南河内。关于唐代交州海上贸易的记载，陆贽《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或可作为重要证据。“状”称“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我曾认为：对南海各国而言，“安南因地点就近、政府招怀、贸易环境较为宽松，仍为外国商人所青睐。”还有一个原因是，如从占城去广州，要经过西沙群岛的西北侧“涨海”海域，航线险阻多，夏季多台风。为安全起见，绕道安南，以规避风险。
唐五代安南海上贸易的发展，已经带动了南诏（大理）、安南、五管中的桂、邕、容三管（今广西地区）的丝织业、陶瓷业生产以及其他土特产（如麝香、朱砂）的出口，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早期来华的波斯人也知道：“从海上去中国，第一个海港叫做龙编（Lung Pien, LūqīR, Lūfīn）”。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曾为交州和交趾郡治所，唐武德时为龙州治所，早就知名于波斯、阿拉伯。为什么波斯、阿拉伯
钦州，唐宋时依旧是一个海上交通的良港。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多位僧人从钦州港附（波斯）舶去南海各国，转赴印度。钦州以珍珠、药材及其他货物，交换东南亚的香料、象牙。如钦州和交趾的贸易往来频繁，“凡交趾生生之具，悉仰于钦，舟楫往来不绝也”。
唐宋两代，广州港的对外贸易规模最大。《阿拉伯海上航行》一书写道：“根据中文资料，广州重新开放是在792年（笔者注：唐德宗贞元八年）。从那以后，我们有了和中国交往的些小证据。另一些伊巴底商人——阿尔·纳萨尔、巴士拉的伊本·马蒙，也有访问中国的记载。中国的编年史包括九世纪末贾耽（Kia Tan）描写从广州到巴格达令人感兴趣的片段，但是贾耽（Kia Tan）没有说哪个国家的船作了航行。”“但是广府（Khanfu）是最大的商业中心，有西方穆斯林和其他国家贸易商的群体居留。穆斯林已从皇帝那儿获得特许：把他们之中合法的纠纷令其自己的社团去裁决。贸易被中国政府监管。”这里所说的穆斯林“社团”，即“蕃坊”。日本学者对此有考证。
广州的进出口业务非常繁忙。《中国印度闻见录》卷1有一段关于中国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记载：“他们使用铜钱交易。他们有着其他国王所有的那样国库。但除他们外，没有别的国王占有铜币，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币。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尽管这一切极为丰富，但仅仅是商品，而铜钱则是货币。人们给他们贩来象牙、香料、铜锭、海贝（乌龟贝壳）以及前面提到的犀牛。他们用犀角制造腰带。”“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一样”；“海员从海上来到他们的国土，中国人便把商品存入货栈，保管六个月，直到最后一船海商到达时为止。他们提取十分之三的货物，把其余的十分之七交还商人。”以上记载，对照中国史籍所记，基本属实。
虽然唐王朝有锦、绫、罗、縠、绣、织成、绸、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等出口禁令，但“敇赐”给朝贡使节的丝绸，也就是政策性特许出口，是合法的；地方官受贿而放行的走私和民间非法贸易出口，亦不在少数。这样就有丝绸、铜钱出口记载。如在波斯湾的大港尸罗夫，发现铸着汉字的中国铜钱。朗迦婆鲁斯岛的居民用琥珀和椰子交换中国的铁器。慧超所说波斯商人“亦泛舶汉地。直至广州。取绫绢丝绵之类”，或有可信度。
广州港有江海交通之便。西江连接岭南西道，经漓水，入湘江，出洞庭湖；北江经大庾岭、大余、南康入章水，通赣江；东江经寻乌等地可进入贡水，通赣江。唐五代，这几条水陆通道已是商旅必经之路，沿途物流也随之繁荣，如唐懿宗咸通末年，高骈为安南都护，收复交州郡邑。“又以广州馈运艰涩，骈视其水路，自交至广，多有巨石梗途，乃购募工徒，作法去之。由是舟楫无滞，安南储备不乏，至今赖之。”西江水道，经过岭南东西道各州，物产丰富，如广州、贺州等地的铁冶及铁制刀具、铁鼎（锅）、铁盘、钩、钉、链等便可直接服务出口需求。此外，西江流域各州多产银金、封州石斛、宜州丹沙、桂州铜器等货物均有出口之需。又如富州（今广西昭平）的白土（铅粉），是妇女化妆品，“郡人取以为货”。另外，长沙窑产品亦有可能经西江水道运到广州与番商交易，成为出口货物，可惜迄今未见记载。
苏诜《开大庾岭铭》云：“怀荒服兮走上京，通万商兮重九译”，说明自广州经北江的要冲韶州，过大庾岭，入江西的商道名声远扬。杜甫有“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轻”的诗句，估计韶州白葛亦是广州市上名品。东江循州镜匣及潮州的瓷器也是广州与番商交易的货物。
从海外需求看，有例子证明唐代货物为人所爱。义净去印度取经，于咸亨二年十一月离广州（番禺），在室利佛逝经停6个月，第二年十二月乘王舶去印度。船过裸人国（今印度洋安达曼群岛），“彼见舶至，争乘小艇，有盈百数，皆将椰子、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其所爱者，但唯铁焉”。漆器也是海外青睐的货物，“其漆器或时贾客将至西方及乎南海”。
广州还是龙脑、象牙、棉布等南海珍货的进口地。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七郡双旌贵，人皆不忆回。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敕设熏炉出，蛮辞咒节开。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已将身报国，莫起望乡台。”这反映了广州的龙脑、象牙交易和白氎（棉布）、红蕉生产，其背景是海上贸易的发展。
海外珍货的进口，工艺品的出口，促进了岭南、江南新手工业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产业链渐次形成。据《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工艺品有中国产的犀角腰带，尼科巴岛居民视为珍贵物品，售价很高。关于犀角腰带，隋开皇十年（590）越州人高智慧起事，波及许多地方，泉州刺史刘宏死守州城，“粮尽无所食，与士卒数百人煮犀角腰带，及剥树皮而食之”。可见犀角腰带为军装饰物之一。唐代有“犀带金鱼束紫袍”之说，犀带是官服的饰件。犀带既是官、军服的配件，当然由官手工业作坊生产。犀角腰带也成为出口货物，卖到尼科巴岛。犀角是（朝贡）进口货物，犀带则是出口货物。
生产犀角腰带的作坊多在哪里？除了京师的官手工业中作坊以外，地方似有制作。宪宗元和十三年（818）授蔡州刺史杨元卿奏曰：“淮西甚有宝货及犀带，臣知之，往取必得”；五代南唐李景（璟），遣使向后周进贡，其中有犀带，钱俶也向宋太祖进贡宝犀带，说明淮西、金陵、杭州的官手工业作坊可能制作犀带。此外，后梁开平元年（907）南汉进贡“玳瑁器百余副”。宋太宗继位，吴越进贺礼，内有“玳瑁器五百事”。玳瑁器这类工艺品无疑以进口玳瑁为原材料加工而成，以前少见。可见岭南江南的玳瑁器手工作坊，因玳瑁进口和玳瑁制品需求而出现的，应是犀带产业分糵出来的新行业。
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中有“白氎家家织”句，其意义非同小可，表明晚唐广州已有棉织业，而棉花或有可能从南海各国（林邑、婆利国、婆陀洹等国，在今越南、柬埔寨地区和加里曼丹的文莱等地）进口。
福建的福州，其闽江源自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闽江也就成为贯通闽赣的海陆通道，经营南海珍宝的商人溯闽江至武夷、浦城，转饶州。有个故事说：医者郭常“饶人，业医。居饶中，以直德信。饶江其南导自闽，颇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货。国人有转估于饶者，病且亟。历请他医莫能治，请常为诊”。即证明唐代存在贯通闽赣的海陆通道，并有经济联系。要问为什么唐末黄巢起义会自浙西经福建南下广州？深层的背景就是闽赣海陆通道和广州的通海夷道的形成与名声。可见黄巢之所以闻广州之名声，选择南下，应当说他还是有点战略眼光，并非泛泛之辈的流寇也。
唐代福建已有南海“蛮夷”商贾及波斯商贾来到，有记载为据。《册府元龟》卷91载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二月庚寅诏曰：南海蕃船，本以慕化而来，“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来到福建的“蕃客”，应是到福州的南海商人或波斯、阿拉伯商人，福建观察使才可能收取舶脚。《唐会要》又记载：天佑元年（904）六月，“授福建道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宁远将军。”佛齐国即三佛齐（室利佛逝），都蕃长应是广州“蕃坊”的蕃长，唐代仅广州有“蕃坊”。
五代福建的对外贸易较唐发达，福州的甘棠港名著史册。“闽王墓志并序”云：甘棠港开，“至今来往蕃商，略无疑恐”。但唐五代福建进出口物资与产业链分蘖的关系还不甚清楚，但有的若干史实还是值得重视：后晋少帝天福七年（942），福建王延羲进贡“象牙十株、红蕉二百疋、蝉纱二百疋、饼香沉香煎香共六百斤、胡椒六百斤、肉豆莞三百斤、箭干二万只，谢赐国信。”饼香沉香煎香、胡椒、肉豆蔻均为南海各国所产，如无对外贸易，王氏是不可能进贡的。
五代泉州的对外贸易似较福州发达。泉州在王延彬统治时，“发蛮舶”出海贸易，号称“招宝郎”。此外《漳州府志》记载：南唐保大十六年（958），“南番三佛齐国镇国李将军以香货拟本州岛卖钱，架造普贤院。”所以，闽海有南海“蛮夷”船只到来，或由福建商人到交、广转贩这些内需货物至福建。
唐五代两浙的沿海也有番舶到达。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云：“海夷浮舶，弦发望至。”我大胆推测，唐中后期常州的江阴是一个重要的出海口，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在扬州新河（瓜州运河）下船，“乘舟下至常州界[狼]山，风高浪急，旋转三山。明日得风，至越州界三塔山。”这里的“狼山”据日本安藤氏的考证，应是江阴“狼港”（今太仓浏河口）。还有温、台、明、杭番舶停靠的蛛丝马迹。刘昚（shèn）虚《越中问海客》有“自云发南海，万里速如飞”句，记载海舶来自南海。五代钱氏据两浙，对外贸易也具规模，钱佐在位，“航海所入，岁贡百万”。
唐五代两浙的港口，因其地理位置，和朝鲜半岛、日本、冲绳的海上交通较多。鉴真和尚就从江阴狼港航行到冲绳登陆。温、台、明、杭港口也是和朝鲜半岛、日本、冲绳的海上交通的港口。唐五代明州与南海贸易的记载还不多见，如吴越的“火油得之南海大食国”，如何得到，并无记载。宋代两浙与南海的贸易有发展，宋太宗淳化三年（992）阇婆国遣使到明州，定海市舶官员奏报其事。
陶瓷产品或铁器、漆器、铜钱、药材等货物是唐五代主要出口货物。外国学者认为瓷器在唐朝就已出口到伊斯兰世界，并被视为珍宝。早期瓷器类型包括三色釉瓷（tri-color glazed porcelain）或者称为三彩陶（sancai wares）的陶瓷。波斯湾的尸罗夫曾出土唐代长沙窑产品。
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唐五代瓷器已经出口到非州、阿拉伯、印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及缅、泰、越等国。
铁器、漆器、铜钱、药材的出口可上溯到唐代。唐代五代江南舒州、宣州、吉州、建州、汀州冶铁业有较大的发展，铁制刀具、铁鼎（锅）、铁盘、钩、钉、链等物品出口自无问题。关于漆器，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写道：“其漆器或时贾客将至西方及乎南海，皆不食用，良为受腻故也。必若是新，以净灰洗，令无腻气，用亦应得”。可见漆器已由“贾客”（阿拉商人、南海商人或华商）运销西方（波斯湾等地）及南海。佛门也在洗净后使用。
最后要讲的是对外贸易与建筑业的发展。唐代社会财富激增，在建筑上也反映出来。武则天时代，“张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壮丽，计用数百万。红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为饰”。另一个“宗楚客造一新宅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鞾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琉璃、沉香为饰”。“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固然奢侈，近乎西晋石崇，但从建筑材料使用上说，把南海各国进贡的琉璃、沉香用作装饰材料，可说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发明。长庆四年（824）九月波斯大贾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以钱一千贯文、绢一千匹赐之。[李]汉上疏，以为沉香为亭比瑶台琼室。敬宗颇怒言过，时优容之”。用沉香木建亭子，也属建筑材料使用的新鲜事。民间则有海蛎壳做墙面，应当说也是推广新的建筑材料。
总之，丝绸之路上的朝贡贸易，引发了犀带、瓷器、铁器、漆器、铜钱、药材的出口，带动了这些产品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又因犀角、象牙、沉香、龙脑、棉花的进口，出现了犀带、象牙制品、中药加工、建筑装修、棉织等行业的发展。唐五代，我们可以从上述史料里，看到这两方面产业链出现的迹象，丝路贸易促进了岭南、江南乃至淮南、剑南内外需经济的发展。
（二）宋元海上交通的发展，岭南、江南港口和外向型经济的产业链
宋元时期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岭南、江南港口数量增加，供需系统的各条产业链纷纷启动，在内需、外需的交互作用下，岭南、江南以及西南区域经济的外向型经济某些行业，表现强劲。
岭南、江南的出口货物，除陶瓷出口外，从南宋赵汝适《诸蕃志》的记载中可以推测其他出口货物的大概情况。该书“占城国”条云：商舶到其国，即差官“十取其二，外听交易”。“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酒、糖等博易。”“真腊国”条云：“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酰醢之属博易。”“三佛齐国”条云：“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单马令国”（地当今马来半岛中部或西北部）条也说番商用绢伞、雨伞、荷池缬绢、酒、米、盐、瓷器、盆钵粗重等物，及金银为盘盂博易。“凌加斯国”（地当今泰国南部之北大年）条亦提到番商用荷池缬绢、酒、米等为货。“佛啰安国”（地当今马来半岛中部西岸，包括董里、帕瑞安、博他论等地），番商用金、银、瓷、铁、漆器、酒、米、麦博易。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些“番商”一般应是波斯、阿拉伯人（中文文献称波斯舶或大食商人），多为穆斯林。他们来华的原因、经过，西方学者有几种说法：
《阿拉伯海上航行》一书记载：“琐罗亚斯特教徒是早期源于伊朗的阿拉伯穆斯林传教士，他们自然归于伊朗居民的多数派大食（Ta-shih）阿拉伯人一类。琐罗亚斯特教徒闻名于阿拉伯，一如Majus（释者）或 Magians（博学者），形成穆斯林占领较长时期之后伊朗居民的多数派，恰如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基督教徒。阿拉伯征服者很可能放手他们统治下的下等职业者航海而去。”即阿拉伯帝国（caliphate哈里发）征服者有可能变相流放伊朗居民中从事下等职业的琐罗亚斯特教徒去航海。同书还记载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末期之前（749），在呼罗珊的一些什叶派穆斯林（shi'ah Moslems）为了逃避迫害，居住到中国的一条大河港口对面的一个岛上。”这个（什叶派穆斯林）共同体在较后时代仍然存在，“作为贸易经纪人，活跃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这些什叶派穆斯林逃到中国的哪一条“大河港口对面的一个岛上”呢？我在读《马尔瓦兹对中国、土耳其与印度之记述》（以下简称称《记述》）一书之后，将其确定为广州。《阿拉伯海上航行》引用马尔瓦兹（Marwazi是一些波斯人族姓）传说保存下来的资料，《记述》据资料整理而成，它的记载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末期之前（749），在呼罗珊，一些什叶派穆斯林（shi'ah Moslems）逃避的迫害，居住到中国的一条大河港口对面的一个岛上。”这些什叶派穆斯林的“共同体”在较后时代仍然存在，“作为贸易经纪人，活跃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由此可见《阿拉伯海上航行》一书引用的文字是准确的，《记述》一书则较为详细。
《记述》还有以下内容：“近城有一条河，是现存的最大的河流之一，河中有一大岛，Tãlibid ‘Alid穆斯林住在岛上的大雕堡里。他充当中国人和来华的旅行团、商人的经纪人（中介商）。这些穆斯林来出来见他们，检验商人及货物，带他们去见中国主人，带回他们等价物，这些都是以后确立的。一个接一个的商人带着货物进入雕堡，他们常常在那儿要停留几天。理由是说：‘Alids基于这个岛是：他们Tãlibid团体的，是在倭马王朝时，从呼罗珊来到那儿居住。当他们看到倭马王朝如何算计着毁灭他们时，他们安全地逃生，开始向东方。他们发现在任何穆斯林国家均无立足之地，因为害怕追逐。所以他们逃窜到中国。他们到达河岸的巡逻队，因为是海关，阻止他们通过，他们无法回去。”他们清理了（岛上）雕堡，“并在那儿住下来。中国主人得知对他来说，他们以后没有麻烦，他们是被迫向他寻找避难所，他接受他们在此地，并安慰他们，同意他们的生存方式。所以他们和平和安全地住了下来。贝戈儿童繁衍多多。他们向中国人学习，还向来访的其他人学习语言，于是他们成为经纪人。”
正如文中所说：“这些都是以后确立的”，也就是说，这批呼罗珊什叶派穆斯林逃到中国的时间当在8世纪中期，即唐后期；而作为公认的“经纪人（中间人）”的身份则是经过很长一个时期才确立的。多长时期，没有记载。这段记载的“海关”，当是唐朝设在广州州的市舶司。据研究，唐朝没有在其他地方正式设市舶司。
《记述》另一处记载云：阿拉伯商人在“船上的货物完成登记后，他们（指地方官）允许船员登陆，并立即被安排在小客栈。”“为他们提供本地水果和酒。然后告诉他们去客栈休息，并告诉他的代表关照他们。他们称其代表为fãsãm（Fan-chang）。”Fan-chang就是“蕃长”的英语读音，当是广州有“蕃坊”，才有自己的“代表”。据此，呼罗珊什叶派穆斯林逃到广州港（珠江口）的判断应属可靠。
另有记载说：“伊巴底教派的著作也有确实可靠的根据，记载一批伊巴底商人于9世纪中叶航行去了中国方向，他叫阿布·乌耶·达（Abu-Uay-dah），出身乌马尼。他在中国购买了沉香木（Aloë wood）。”《诸蕃志·三佛齐国》云：“国人多姓蒲”，据这一记载推测，阿拉伯人移居三佛齐者为数较多，且有姓“蒲”者。在海上丝绸之路东来的“蒲”姓阿拉伯商人中，较早的当是前面提到的唐末到达福建的“都蕃长蒲诃粟”。宋太祖、太宗朝有蒲诃散以占城使节名义来朝贡。蒲诃粟和蒲诃散来华时间相差八九十年，决不是同一人。真宗朝有蒲萨陀婆、蒲多波底等来华。可见占城有阿拉伯人留居，其性质似与来广州的什叶派穆斯林相同。当然，“蒲”姓阿拉伯人应以南宋、元之交的蒲寿庚最为人所熟悉。元朝的蒲阿里（Abu’ Ali），也是一个著名人物。东来的波斯、阿拉伯人中，有的定居在印度西南部、马来半岛、占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他们之中哪些人作为海上贸易的“经纪人”身份从事活动？哪些人自为贸易商？这个问题至今罕有深入研究之作，只好存疑。
上引《诸蕃志》里“占城”等国所谓“番商兴贩”的“番商”一般可理解为分布在印度西南部、马来半岛、占城、广州、泉州等地的阿拉伯商人（或称波斯商人），也包括从波斯湾、红海直接来的阿拉伯商人，如占城“番商兴贩用脑、麝、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酒、糖等博易”。其中龙脑（脑）香从南印度或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贩来；檀香从阇婆贩来；糖从印度或广东、福建贩来；麝香出在中国西南，应从交州贩来。《中国印度闻见录》也有类似记载：“在这些国王中，蒙舍诏族是一个白人部落，衣着和中国相似，这个部落拥有丰富的麝香”。草席、凉伞、绢、扇、铁器、漆器、瓷器、铅、酒等应从广州、潮州、泉州、温州、明州等地贩来。
其次，中国商人在南海各国的情况如何？沙扬·卜里山齐（Sayan prishanchit）认为：“12至13世纪中国商人似乎控制了东南亚市场。有许多中国帆船航行到泰国境内水域，甚至深入内陆主要水路，例如泰庆河（Tha chine湄南河支流，从今沙没沙空出海），湄公河（MaeKlong）。”另外，“许多商人定居该地，向当地居民传播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知识。后来，这些外国贸易商成为重要角色，外国事务和各国商品的裁判、官员。”这句话告诉我们，当时定居在泰国的中国商人和波斯、阿拉伯商人，后来成为泰国的“外国事务和各国商品的裁判、官员”等“重要角色”。定居在三佛齐、泰国的波斯、阿拉伯商人和中国定居在那里的商人，是否和定居在广州的穆斯林一样从事“贸易经纪人”角色，确实应该研究。这种情况表明，当时三佛齐、泰国与南海各国、中国的贸易，既有中国主导的事实，又有波斯、阿拉伯商人从中经纪、仲裁的可能，这必然会对丝绸之路的贸易产生影响。
从“番商贩卖”的货物来源分析，我们就可追寻岭南、江南的外向型产业链，进而分析岭南江南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把岭南、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引向深入。以下试就外向型产业的响应链状况作一蠡测。
1. 陶瓷产业链。根据史籍记载和国外发现的中国宋元瓷器例子，我们可以粗略地勾勒宋元外向型瓷器生产、运输情况。岭南瓷器生产首推潮州。饶宗颐《潮州宋瓷小记》一文对潮州韩山（笔架山）藴藏的丰富瓷土情况作过分析，指出：该山瓷土“唐、宋时，已有开采”；饶文并对潮安县水东窑（百窑村）的北宋“瓷佛像座”铭文进行考析，认为韩山临韩江滨，北宋时有“白瓷窑”之名。宋时，潮州北面的柘林亦有番商踪迹。潮州港的发展，应与瓷器的出口有关。
宋元至明清，潮州瓷的出口情况，暹罗湾水下考古可以证实。暹罗湾沉船遗址报告云：水下考古遗址“中间的是低质量差的蓝（blue）、白瓷，称为汕头陶瓷（Swatow ware）”。“13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的清朝，中国瓷里才有这一类别。东南亚发现这一类型瓷器，苏梅岛、克雷登、西昌1号沉船、还有科林岛遗址都有发现。”就是说“汕头陶瓷”（青、白瓷产品）从13世纪开始就已远销暹罗等南海国家。所以潮州港因应瓷器外销而发展，瓷器也就是潮州的外向型产业。
韩江上游为福建汀江，汀江在长汀与江西的瑞金相邻，可由陆路过瑞金，入贡水，进入赣江水道，北上即到宋代六大窑之一的吉州窑。吉州窑瓷以白色和紫色为主。暹罗湾沉船里的白瓷是否亦有吉州窑产品，诚可深究，因为韩江—汀江—赣江水道提供了便利的运输通道，潮州瓷器出口便会有搭顺水船者。吉州窑黑釉瓷器经历了北宋、南宋和元代3个不同时期，延续时间较长。国外发现的黑釉瓷器一种可能来自福建的建州窑，另一种可能来自吉州窑。如为吉州窑产品，比较快捷的运输路线就是赣江—汀江—韩江水道。搭顺水船者还可扩及药材、草席、凉伞、绢、扇、漆器、铅、酒、糖、米、麦等出口商品，因此，潮州—吉州水道的出口货物无疑可归入海上瓷器之路销售渠道。
广州的瓷器出口，《记述》云：“该地生产的中国瓷器和优质（excellent极好的）纸一样好，一边白色，另一边黄色。此地也生产优质中国丝织品。”这里所记的广州生产白瓷，也许有潮州、吉州窑产品，阿拉伯人不一定辨别清楚，至少可肯定广州瓷器出口为阿拉伯人所熟知。
宋元福建的外向型瓷器产业发展非常醒目。如2002年阳江东平海域发现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出水瓷器八万多件，分别来自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的高质量精品。专家以为“南海一号”船是驶往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这就证实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系及龙泉窑系是外向型产业。此外建窑黑釉亦在国外发现。
福建瓷器输出港口无疑是泉州港，德化窑及邻近泉州的泉州窑、磁灶窑产品，从泉州港出口运输较为方便。出口带动了泉州地区的制瓷业的繁荣。宋元时期所烧青白瓷釉色偏白，工艺精湛。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记丹马令等地（在今马来西亚），天竺等地（在今印度），爪哇等地，均有靑白瓷的发现。除注明处州瓷以外，或许有德化、泉州的靑白瓷。闽北的建州生产青瓷；宋代开始生产黑釉，名满海外，其名品划花碗透明如玻璃，冰裂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结晶釉瓷品。福建泉州和福州港口，通过晋江、闽江及其支流，把陶瓷产地和出海口连接起来，带动外向型制瓷业的发展，响应丝绸之路的跨国经济流通导向。
浙江的瓷器生产以越州和处州最为著名。越州窑（分布今浙江省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等地）青瓷烧制在中唐至北宋早期处于鼎盛时期，其生产规模、工艺水平、产品质量均领先于国内各窑。南宋时期，龙泉窑（处州窑）窑的生产达到鼎盛，元代龙泉窑规模仍在扩大，出口数量增大，非越州窑等产地可比。龙泉窑系的窑分布处州各地和江西、福建各地。所以，上举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记丹马令等地（在今马来西亚）考古发现处州窑瓷器，不一定就来自处州，或是闽北松溪等地处州窑产品，经闽江运至泉州出口。
宋元浙江瓷器的输出港应以杭州（澉浦）、明州（庆元）、温州诸港口为主。临安（杭州）是南宋首都，商业繁荣，可以感受到海上丝绸之路惠予的异国风情。元人周密《武林旧事》追忆“禁中”曾置茉莉、阇婆等南国、域外香花数百盆于广庭，鼓以风轮，清芬满殿。还有真腊龙涎等香珠百斛。市场消费品中有饮料木瓜汁、沉香水、蔷薇露（酒类）。杭州港在澉浦，以上舶来品或是贡物，或是番商贩运而来，或与港口澉浦有关。至元《嘉禾志》云：“海盐县：澉浦在县南四十五里；考证：《水经》云：谷水于县出为澉浦，以通巨海。……今蕃舶皆辐辏焉。”
其次是明州。北宋两浙路市舶司设在杭州，淳化三年（992）四月，移置明州定海县，以监察御史张肃领之。次年又移回杭州。咸平二年（999），“杭、明各置务”，分理市舶事务。
1976年至1979年，韩国文物考古专家在新安海底打捞到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出水件中国的陶瓷12539和超过10万枚的中国货币，还有各为数百件的漆器和金属器，以及3件高丽青瓷等珍贵文物。瓷器包括青瓷和白瓷。青瓷属龙泉窑所产的青瓷和高丽青瓷。从沉船的遗物可知，此船是14世纪早期，大约1323年前后（有木牌上保留“至治叁年”的墨迹），从中国的庆元（宁波）出发前往日本的国际贸易商船，实庆元（明州）为当时面向东亚贸易的重要港口。
温州也有番舶及闽粤商人贸易，处州窑瓷器一部分应从温州港出口。沙扬·卜里山齐指出：“在元朝时期，这类瓷器是江南浙江省龙泉窑流行的出口货。在荣坚沉船发现的青瓷数量充裕，苏梅岛也有发现。”
在分析浙江越州和处州瓷器输出问题时，还应强调经济联系的互动效应。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在分析宋代明州开发时，曾指出：隋代大运河的开通，刺激了华中华南的经济开发。隋大业二年（606）户数和唐天宝元年（742）户数相比，增长率最大的地方是浙江中南部（增加了13.9倍）。其次是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和福建。“水路的开发，使物资大量而迅速地移动成为可能”。随着华北、长江流域“广大市场及商路的开辟，使浙江、江西、福建内地交通沿线的资源特产化，并着手进行真正的移民开发”。“明州的开发受到了作为大运河延长的浙东河的决定性影响”，成为杭州的外港。“同时，从明州与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印度所进行的海上商业交往中，可以看出当时海上交通技术的发达，以及运送大量物资的能力。”
由此可见，不能只罗列潮州瓷、泉州瓷、龙泉瓷、越瓷的生产和出口，还应看到提供这些瓷器出口的支撑系统——陆路和水路运输业、保障运输的码头商圈、生活用品的供应系统、搭顺水船的商人商品等等互动效应。瓷器生产、运输是主系统、供应链、供给侧；其他则是响应链、需求侧。从另一角度讲，情况可能相反，供给则变成需求侧。如此推进区域经济史研究，必有新天地。
2. 铜钱出口及冶炼产业链。我在《宋代福建矿冶、金属制造业与经济》中就宋代铜钱外流问题引用了包恢的《禁铜钱申省状》，内云：“盖向之所闻惟倭好铜钱；今则闻海外东南诸番国，无一国不贪好，而凡系抽解之司，无一处不漏泄。”“福建之钱聚而泄于泉之番舶，广东之钱聚而泄于广之番舶”。证之《宋史》《诸蕃志》等史籍，铜钱外流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张方平说：“夫铸钱禁铜之法旧矣，令敕具载，而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享，又自废罢铜禁，民间销毁无复可办。”“海舶饱载而回”，表明铜钱出口数额之大。铜钱既是支付香料等珍货的手段，又是交换这类珍货的商品。《诸蕃志·阇婆》称：“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名曰苏吉丹。”
国外考古发现也证明宋以后铜钱是海上丝绸各国的通货之一。暹罗湾沉船遗址出水文物报告称：“中国现钱（行用的铜币）。在荣坚（Rang Kwien）沉船发现数以千计，重达数吨的的铜币，其中许多是混合成数块，还有许多其余铜币，保留着原先形状。这表明一开始就散装的，并用丝绳穿着。这些铜币为铜—锡合金的青铜和含铅量高的铅铸造。每一个铜币都有朝代年号标记。荣坚（Rang Kwien）沉船发现多数铜币时间上属于宋代。有一些属于唐代。元代和那些清代的颇为相似。事实是，铜钱在海上贸易中流通的意义被作为假设。考虑到发现的全部铜币数量巨大，从13世纪到19世纪曼谷国王拉玛四世统治时期（笔者注：中国史书称郑明，1851—1868年在位）东南亚海上贸易中，可接受的通货是中国现钱。这是可能的，荣坚船带来的这些铜钱就是为了贸易目的。”从以上材料看，暹罗、阇婆等地流行宋钱，说明使用中国铜钱的南海国家应当不少，因为这个地区是东西方贸易的接点，中国铜钱比流行的金银更方便小额贸易、转口贸易，而印度等地以金银为通货，一般贸易额会大一些。
那么铜冶和铸钱业就是广东、福建的外向型产业。福建多采用胆水浸铜法，需要大量毛铁，因而引发冶铁业的发展。冶铁、铸钱的劳动力需要粮食、酒、副食品、药材，因而相互需要的响应链条，自然在互为市场的机制下展开。宋代闽北经济的发展即是一个典型。
和冶铜业相关的铜器出口也见之于记载，如暹罗湾荣坚（Rang Kwien）沉船发现一个（青）铜锣，一个铃；梅沉船发现一对铙（大镲）。铜锣和铃推测起来作为乐器用于船的甲板上传达信息。从船里的宋钱推断，这些铜器应该是宋代出口货物之一。铁的出口，《诸蕃志》关于番商在佛啰安（今马来半岛北部一带）用铁交易，在三岛用铁块交易，在阇婆（今爪哇）、麻逸（马尼拉湾岛屿）用铁鼎交易；《岛夷志略》关于番商在三岛用铁块交易，暹罗湾沉船有铁盘（煮具）等记载，均证实铁器也是出口货物。
闽赣建州、信州、汀州、邵武军、吉州之铜铁冶，岭南广州、韶州、潮州、贺州、融州之冶铁业，都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有紧密联系。
3. 药材、日用品进（出）口及其产业链。《诸蕃志》所载南海各国所产及“番商兴贩”货物。占城：土产笺、沉、速香等，番商兴贩脑（龙脑香）、麝、檀香、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铅、锡、酒、糖；真腊：土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黄蜡、姜皮、苏木、生丝、绵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酰（醋）醢（肉酱）；三佛齐：土产玳瑁、脑子、降真香、檀香、乳香、蔷薇水、没药、阿魏、苏合油、琥珀、蕃布、番剑，“皆大食诸番所产，萃于本国”，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细兰：土产白荳蔻、木兰皮、粗细香，番商用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阇婆：土产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瑁、檀香、茴香、丁香、荳蔻、降真香、番剑、蔗糖、胡椒、硫黄、红花、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砒霜、白矾、硼砂、漆器、铁鼎、青白瓷。
以上仅《诸番志》所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马来西亚南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部、爪哇东部广大地区）、细兰（今斯里兰卡）、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几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站而言，可以了解到几个情况。
第一、香料药材出口应是南海各国出口货物的最大部分。香料药材包括日用香料笺、沉、速香、暂速细香、粗熟香、降真香、檀香、乳香、苏木和用于烹饪的香料茴香、丁香、荳蔻、胡椒等。传统国际贸易的特点是“互通有无”，而“互通”的方式是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出口质量高的制成品并进口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材料。宋元时期的香料贸易就体现了这个特点。中亚阿拉伯国家，出口马匹、黄金、铜到印度，从印度购买胡椒、糖和纺织品；中国和印度购买南海各国的香料、象牙、犀角与药材（草本、木本、海产），并销售本国质量高的制成品。一方出口以原材料为主，一方出口以制成品为主，交易的结果自必带动了中国、印度的外向型产业的发展，促进相关产业链的延伸与分糵，比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犀带生产及其分糵出的玳瑁产品行业。
日用香料改善了环境（焚香）、严肃了宗教仪式（上香）、丰富了饮食（添加香料），更重要的是引发相应的手工业生产，如香炉、香囊、香球的制造业，用檀香木等材料制造的家具业，建筑装修业、烹饪炊具制造业应运而兴。
第二、进口药材促进了中药制药业的发展。从唐宋元医案的配方看，从海上丝路进口药材的入药比例提高。典型例子是没药、阿魏的进口和入药。没药、阿魏这两类药出产中亚，是阿拉伯商人运来三佛齐出售，或直接进贡中国。隋唐以前就有没药传入。没药为橄榄科植物没药树的胶树脂，主产于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以及印度等地，而史书或记其出自波斯，是活血化瘀药。还有阿魏也是隋唐以前传入，它驱虫、能治疗白癜风。
第三、中国出口药材有麝香、川芎、白芷、大黄、朱砂。法国人阿里·玛扎海里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有“中国的麝香和丝绸之路”一节，叙述中国的麝香经陆路和海路运销阿拉伯、波斯。他认为：“中世纪的穆斯林亚洲对麝香的需求量确实很大”，“富翁使用的是真正的吐蕃麝香。不大富裕的人无法购买这种商品，仅满足于通过海路进口的‘汉地’麝香”。吐蕃麝香和《蛮书》所记的南诏麝香是品质上乘，所谓“汉地”麝香应即邕州麝香，邕州“土麝，气臊烈，不及西香（笔者注：指藏麝香、滇麝香）”。《旧唐书》记载说，祆教“皆波斯受法焉。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此为敬，拜必交股”。这可能是伊斯兰教的风俗。穆斯林特别重视麝香的另一个原因是药用。中国医方里，治疗瘰疬、痈疽、蛇伤、瘴气、七孔臭气等疾病的药，均可用麝香作配方。所以，麝香是出口药材。麝香还可以作为配制香水的原料。黑衣大食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记载说：“操着阿拉伯语的商人将他们从中国携带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及各地的商货返回红海。”然后运到地中海港口，转卖给罗马人、法兰克人。麝香、樟脑为中国产，而沉香、肉桂为印度南部和南海诸国所产。因为当时阿拉伯商人是沿途交易，流转式贩运，货物进出不一。
其次是大黄。中亚穆斯林“好嗜细面蒸羊”，易患消化道疾病。中医认为：“世之食梁肉大（笔者注：太）多者，亦能留滞而成痞。故医者以大黄、蜀豆泻其积秽，然后脾胃复而无病。”所以阿拉伯商人不但从陆上丝路购买大黄，也在三佛齐购买中国的大黄。一直到清代，大黄出口始终是西北边贸重要出口货物。
川芎治风热头痛、恶疮疥癣、利湿，故阇婆有交易。此外还有朱砂，它既可入药，又是绘画红色颜料。阇婆（苏吉丹）的“蛮妇搽抹及妇人染指甲衣帛之属，多用朱砂。”波罗王朝时画僧阿提沙曾在爪哇传授画法，培育了爪哇画派，后来他北上西藏，对唐卡画风起了重要影响。朱砂是当时的矿物颜料，所以阇婆有交易。朱砂主要产地在中国西南地区。
综上所述，药材、日用品（进）出口产业链不仅刺激了岭南、江南甚至西南的药材采集、加工业，还带动了药材加工、运输、包装业的发展，如川芎，“出关中者，呼为京芎，亦曰西芎；出蜀中者，为川芎；出天台者，为台芎；出江南者，为抚芎，皆因地而名也”，形成多条产业链。与此连接的是海外供应链。如此追踪下去，经济史的内容无疑将会愈加丰富多彩。中药材的西传，还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4．中国丝织业出口诸问题。前引《记述》关于广州生产优质瓷器的记载时，也说广州“也生产优质中国丝织品。”可见唐后期开始，波斯、阿拉伯商人会在广州购买丝绸。唐宋元时期，岭南、江南适应海上丝绸之路需求而出现的经济增长情况是不同的。唐代因为丝绸出口，仅限于各国进贡时的“敇赐”，法令明文规定：锦、绫、罗等丝织品及金、银、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其锦、绣、织成，亦不得将过岭外。”出口量自然不多，不可能成为刺激丝织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宋代丝绸出口南海各国或印度，《诸蕃志》等书有记载，下面有提及。元代丝绸出口暹罗，据暹罗湾水下考古“报告”：“1351年，随着大城府揭幕，有许多记载描述了海上贸易：暹罗一手进口中国的陶瓷、丝、缎子，一手出口木材制品、象牙、香木、舢板木、皮革和铅，”“而且有其他陶器运往东南亚各国。”
从中外史籍的记载中，可肯定宋元时代丝织品是中国经海上丝绸之路出口的重要货物。另一方面，当时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今土耳其中西部）、中亚之大秦（今叙利亚一带）和波斯、印度的南毗国（今卡利卡特一带）和注辇（南印度，元代称马八儿）等地也有丝织业，丝绸为其口货物。就是说，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丝绸贸易并非中国垄断，如卡利卡特、三佛齐、阇婆这样的海上贸易中心交易的丝绸，至少一部分不是中国产品。
宋元时期出产的丝绸销往南海、印度、中亚、地中海各国，当属不争之事。但究竟多少数量、何类花色？不详。这一点和陶瓷器不同。海上丝绸之路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可以有数量、形制的估计，丝绸则因无从保存，难于细述，只能作概括的介绍。
另一个问题是海上运输的防潮问题难以解决。当时从广州到印度长二年，短则一年左右。这条航线的主要航段基本上在赤道南北10゜左右，闷热潮湿，丝绸的霉变在所难免。天气对陶瓷、铁器、铜钱、漆器等货物运输的影响则较小。
再从《诸蕃志》记在的番商用来交易的丝织品绢（占城）、生丝（真腊）、锦绫、缬绢（三佛齐）、菏池缬绢（单马令、凌牙斯加）、丝帛（细兰）、五色缬绢、皂绫（阇婆）、兜罗锦（南毗国、大食）、彩缬（故临）、色丝布（注辇）、珠锦（大秦）等来看，兜罗锦、珠锦、色丝布、杂色绣丝应是印度产品，而假锦、锦绫、缬绢、菏池缬绢绢、丝绢、丝帛、皂绫则可能为中国产品。中国产品以夹缬（一种印花染色工艺）丝织品最贵重，丝绢、丝帛、皂绫等而下之。以上产地，尚待专家认证。总之，高档丝织品出口仍是希罕货物，不能估计过高，加之印度等国的丝织业已有较大发展，数量自必有限。
丝绸的西运可能是在欧洲人东来以后，也就是蒸汽轮船取代帆船运输之后，才达到空前规模；在此之前，因缺少遗存或记载不详，难以明确地判断。
最后，日本学者关于海上贸易中，“特别是宋代以后，陶瓷器已取代丝绸，而成为南海贸易中最引人瞩目的商品了。”的判断是否正确问题，需要讨论。唐宋丝绸的出口问题已见前述，其时海上丝绸之路交易的中国货物，丝织物和陶瓷、铜钱（器）、日用品、药材等五大类难分主次，因只有陶瓷和铜钱（器）考古出土（水）较多，比较容易肯定。因此，日本学者“陶瓷器已取代丝绸”的结论是可以商榷的。《欧洲东来之前的印度》一书写道：“他们出售中国丝和陶瓷器，此类物品无论印度或它的西方地区，需求量都很大。”这是该书作者引马欢记载后说的话，时间是十四世纪中期，这个时候中国在印度的交易仍是“丝和陶瓷器”为主，可见很难说陶瓷器已取代丝绸了。前面的分析中，已说明在葡、荷、英等欧洲人到来之前，也就是蒸汽轮船取代帆船运输之前，丝绸贸易“不能估计过高”。
5. 漆器的出口。我们在史籍中看到，漆器也是出口货物。《诸蕃志》记载番商在占城、佛啰安、阇婆都用漆器交易，其中大食国，“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佛啰安等国转易”，佛啰安的瓷器、漆器则可能经阿拉伯商人博易，转贩到阿拉伯世界，也有可能因此而流入欧洲。漆器，特别是“在家具上涂漆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丝绸、瓷器、漆器、麝香的转播，激发了阿拉伯人、欧洲人的“东方想象”放大了传递到西方的东方传闻，增强了“东方文明”的边际效应。所以，16世纪远东航路的畅通，中国的丝绸、瓷器、油漆家具就成为欧洲追求不息的珍货，出现了流行的“中国风格”。
6. 犀角的进口与犀带的出口。前面提到唐五代犀角进口和犀带出口。入宋以后，情况依旧。《记述》记载说：“这个国家进口货物是：象牙、乳香、地道的斯拉夫琥珀（genuine Slavonic Ambe），斯拉夫琥珀是陆地树上滴下掉在斯拉夫海里的。（出口这些货物）是因为中国的琥珀带黑色的，他们不想要，但需要地道的货色制作他们的装饰品。他们慌称这是有助于防备罪恶的眼睛。他们也需要胡夫（Khutu拼写khatu），它是犀牛角。对于中国来说，这是最珍贵的货物，因为他们要用它制腰带，在那里，每一条这样的腰带价格可达到很高金额。”南海各国的“土产”有“犀”（犀角或犀牛）的国家为占城、单马令（或谓即登流眉）、凌牙斯加（今北大年）等，所以《宋会要辑稿·蕃夷》记占城常贡“螺犀、药犀”。
有一条记载说明犀带的生产与丝路的密切关系。建炎元年六月诏：“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玛瑙、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及有亏蕃商者，皆重置其罪，今提举按察。惟宣赐臣僚象笏、犀带，取材舶司，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像笏、犀带取材市舶司，即靠进口。同时，因制作工艺要求高，南海各国有需求，又将犀带出口。这条产业链非常明显，值得研究。
7. 棉布输入的“供给侧”效应。海上丝绸之路进口货物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有：占城稻的引进。占城稻可能来自野生稻，东南亚新的考古报告证实：“沼泽地野生稻（flooded-field rice）农业体系，已发育成水稻土，成为耕地组织，在越南、泰过的北部出现”。这类野生稻适应酸性土壤，宿根能越冬，分蘖力强，容易传播到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大约在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从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引进到福建。福建和占城海上联系频繁，相机引种亦在情理之中。
从现代供给侧理论角度看，棉花的传入极大地改善了岭南、江南衣料供应，改变了经济作物种植结构，其影响难以估计。史籍对宋元时期棉花种植的记载较多，王祯《农书》对棉花的引进有比较准确的说明：“夫木绵产自海南，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江淮川蜀，既获其利；至南北混一之后，商贩于北，服被渐广，名曰吉布，又曰绵布……”“又《诸番杂志》云：‘木绵，吉贝所生，占城、阇婆诸国皆有之，今已为中国珍货，但不自本土所产，不能足用，且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丝，免绩织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蚕而絮。虽曰南产，言其适用，则北方多寒，或蚕纩不足，而裘褐之费，此最省便。’”这段文字概括了棉花从占城、阇婆等国传入海南，再传入岭南、江淮、川蜀，渐渐北来的经过，并对其实用优点作了简介。“绵”后作“棉”，《诸番杂志》即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诸蕃志》有关占城产吉贝，真腊产绵布，三佛齐有诸蕃所产蕃布等记载，证明印度棉花经陆海东传至三佛齐、真腊、占城、海南、岭南、江南、川蜀。所以也有印度史研究著作也把海上丝路称作“棉路”。前引《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宋太宗淳化三年（992）阇婆国遣使乘大船到明州求贡方物，方物中就有吉贝织杂色绞布56段。这是棉织品进入中国的较早记载之一，绞布可做皮衣的衬里布，以前就有过记载。
什叶派圣训消息报《阿赫巴尔》（Akhbar）报告说：去东方的阿拉伯船只，其“货物通常用小船从巴士拉和其他波斯湾港口运去尸罗夫，再转移到中国大船上。出口到远东很可能包括亚麻布、棉布等昂贵的布料或木材，包括地毯、金属制品、铁矿石和金（或银）条”。波斯湾向中国出口的棉布从哪里来的，不清楚，也许从当时的次大陆某地来的。
斯丹芬F.戴尔（Stephen F.dale）写道：“唐代文人称赞的若干棉布，可能来自印度。在西安（笔者注：长安）演出的印度音乐家称这些纺成布的若干原料为‘明霞布’（dawn-flushed cotton），玄奘访问印度僧人时，也记录了赠送了中国丝，回赠给他披身的印度棉布为外国婆罗门礼物。”在明代早期，当中国推广棉花种植时，马欢（Ma Huan）提供具体的有关印度棉花知识的有趣信息。他谈到孟加拉国布（Bglali fabrics）的特别信息：“土地（孟加拉国）出产五六种棉布，他举出六类棉布，继之是几类丝织品，一种棉布一如浆纸，即为壁布（pi cloth），或许就是著名的孟加拉国优质薄布，它在中国的资料里是经常提到的一种。”马欢关于孟加拉国棉布的细致描述——和一个南印度或许是科印拜陀（coimbatore）在卡利卡特的喀拉拉港的转口贸易，表明在欧人东来前时期，中国继续购买印度上等棉花棉布。”
岭南、江南占城稻的引进和棉花的普及，不仅提高了粮食供应能力，也改变了有史以来丝麻衣料的垄断地位，为中世纪的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其影响不亚于四大发明。这一转变有利于部分农田转为经济作物种植，如蚕桑、甘蔗、药材，提高了经济的商品化程度。经济的商品化则加强了出口。这一趋势，无疑属于经济学上“供给侧”效应。
二、唐宋元航海技术对贸易模式的影响
我们以往很少注意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技术进步会影响贸易方式的改变。近来稍加注意，略有所得，陈述如下：
第一，海上丝绸之路西段，从红海或波斯湾经亚丁湾、阿曼湾入阿拉伯海，进入西印度洋，向东到达印度西南的马拉巴尔海岸（今卡拉拉邦的海岸）的故临。这条航线来自阿赫巴尔（Akhbar）消息报的描述，它自然会导致远航至中国。为什么是阿拉伯商人，而不是希腊商人首先航向中国呢？这是因为当希腊船只乘夏季的地中海季风来到红海停泊时，从6月至10月，印度洋的西南季风正好来临，西印度洋风吼涛怒，这个时候没有航船出没。印度的马拉巴尔海岸又缺少港口，在西风强烈时离岸逗留是很不安全的。到了11月至翌年的3月，东亚的东北季风盛行，这时，希腊船只又“象在地中海那样，毫无顾忌地张着横帆，不能用阿拉伯的船头、船尾成直线，纵向航行技巧（fore-and-aft craft），所以，他们只能继续远远沿着阿拉伯南部沿海航行。”就是说希腊人航海技术的缺陷，亦即没有掌握逆风航行技巧，无法准确应对西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东北季风，所以没有把地中海的航海优势转变为通向印度洋的航海优势。反之，阿拉伯人则学会了利用西印度洋的西南季风、东北季风，掌握逆风航行时帆的操作技术与航向，先于希腊人控制海上丝绸之路西段的海上航行，赢得了控制从红海到印度西南海岸的海上航行、贸易权。
那么，为什么阿拉伯人航海选择三角帆而希腊罗马人选择横帆呢？关于阿拉伯人航海选择三角帆问题，我推测这和阿拉伯人的生活经验有关。在阿拉伯人生存的沙漠地区，风沙漫天是常见现象。但是人们不要忽视一种自然界现象，即在风暴袭击下，沙丘的迎风面沙子总是从沙堆的底部往丘顶滚动，风暴停止后，在重力的作用下，沙粒瞬间泻下，其时沙丘锋面呈三角形，不会有别的形状；因为对于沙丘来说，三角形最稳定。这一种自然界现象，令阿拉伯人对三角形特别敏感。联想到埃及沙漠里的三角形金字塔建筑，就不会怀疑以上分析；正如中国北方古人对方形特别敏感一样，所以有井田建制。当他们发现印度东海岸三角帆船后，就很快接受并学会使用。三角帆在风力鼓动下，稳定性大于横帆与竖帆，因为其重心低，易于操纵。三角帆成就了阿拉人的航海之梦。当然，这一解释是否正确，还可以研究。
还有一个旁证，就是葡萄牙人达·伽马第一次去印度在东非海岸折回，后来在阿拉伯海上航行家艾哈迈镕·伊本·马基德的导航下才乘着印度洋西南季风航行，到达印度西南的卡利卡特。十六世纪欧洲人扩张以前，“从波斯湾到广东，人们使用的距离最长的、定期的海上航线。它的值得关注的成就引人注目。在这一历史时期，波斯湾和中国出现的海上贸易，在航线终点的大帝国会可能同时发生与存在的。整个穆斯林世界，从西班牙到中国都在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公元660-749）统治之下，以及长达一个多世纪（公元750-870），在阿拔斯王朝（西班牙和北非除外）统治之下。”也就是说，阿拉伯人的长途贩运贸易，来自其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风帆的利用、船的结构、导航技术等）。
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海上航线横越印度洋，并继续被充分利用，西至东非，东及中国南方。船只会聚印度半岛海岸。经过十四世纪，伊斯兰教经海上航线顺利传播并逐渐扩展到东南亚。”这是《欧洲东来之前的印度》一书对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早期，也就是南宋至元末印度进入世界体系的概括。由于阿拉伯船舶大而坚固，所以南印度的维查耶纳伽尔国时期，穆斯林商人“载装运战马的船只从阿拉伯、伊朗驶入巴特卡尔港，然后运往维查耶纳伽尔国首都。铜和金从中东进口到巴特卡尔港。而胡椒、糖和纺织品是出口的货物。”因此，维查耶纳伽尔王自称为“东西洋主”（Lords of the Eastern and Weatern oceans），在这里，关键是阿拉伯的船大而坚固，运输能力强，可载马匹；水手的航海技术高超。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中段。从印度西南马拉巴尔海岸（今印度卡拉拉邦海岸）经斯里兰卡（细兰）、安达曼—尼科巴群岛、顿逊国、入马六甲海峡，至马来半岛东海岸的雕门岛。宋时，三佛齐及其属国即在中段的东端，马司帛洛（Georges Maspero）指出：“其实诸国多为不重要之小国，而中国人重视之者，因其为西方航路中停舟之港。”
中段的海上航行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海船的结构、帆的使用、季风知识、水手的经验等。
阿拉伯船之所以造得大而坚固，原因使用了优质船材。“对于穆斯林来说，马拉巴尔有着经济上的重要性。如其柚木资源，不仅尸罗夫的屋宇，而且造船都需要。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岛也提供了造船材料椰子树。”阿拉伯海船使用印度马拉巴尔出产的柚木、马尔代夫和拉克代夫岛出产的椰子树。两种木材都坚硬又耐海水腐蚀，比中国的杉木更好。其次是阿拉伯船不用铁钉紧固船板，属于缝合船只（sewn vessels），即用椰子外壳的纤维制成绳索缝合船板，然后用“打麻儿稥”，一种如松香、沥青那样的树脂涂抹，水莫能入。1500年以后，阿拉伯船改用铁钉紧固船板，缝合船只（sewn vessels）退出大部份水域。
阿拉伯船通常用斜三角帆，大型阿拉伯三角帆船的主帆远大于后桅帆，船首呈尖形。逆风行驶的三角帆船，与横帆不同的是，他可以在船的横位上做幅度大得多的转向，直到它和船本身的长轴线形成一线为止，于是有人把他称作纵帆船。
886年，出现了可逆风行驶的三角帆船。据说，这种帆船是东印度群岛人发明的，帆呈三角形。与横帆不同的是，纵帆船逆风行驶时，先向一方转，然后再转向另一方，像盘山公路一样沿“之”字型蜿蜒向上。阿拉伯船的材质、结构特点——大而坚固、可逆风行驶的三角帆，就可克服北印度洋东部航线的风向变化问题。印度洋北部的洋流随着印度洋季风的更替而有季节性的流向转变。夏季洋流在西南季风影响下，作顺时针方向向东流；冬季洋流在东北季风影响下，作逆时针方向向西流。这样，凡自三佛齐向西航行，必乘东北风，作逆时针方向向西航行；反之，向东行驶，必乘西南风。
所以，阿拉伯敢于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把中亚所产的蔷薇水、没药、乳香、血竭、苏合香油、安息香、栀子花，把印度的胡椒、棉布运到三佛齐、阇婆、占城及中国，又把中国的瓷器、丝织品、漆器、手工艺品、麝香、大黄、川芎等运到占城、阇婆、三佛齐、满剌加（马六甲）、印度及波斯湾的尸罗夫和乌剌国或红海的某港口出卖。为了适应季风、食物和淡水的补充，阿拉伯商船不得不分段航行，于是出现贸易的分段流转交易模式，具体情况见前述。
第三，海上丝绸之路东段。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段一般可从室利佛逝（三佛齐，今巨港）开始，经泰国湾、金瓯角、占城至交州、广州。这段航线上中国船舶多在占城、暹罗湾沙府、诃陵、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等地的港口停泊贸易。这些港口是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
“马六甲海峡——阿拉伯人知道用马来语呼其名——通道之后，是一个叫雕门岛（Tioman Island）的地方。然后横渡（泰国湾）至印支，在沙府（Sanf）的港口停留，它位于柬埔寨王国东部沿海的平原，海岸对面的岛上。……在到达目的地广州（也叫广府Khanfu）之前，乘船沿东京湾去河内……另外的一条航线经公海通过帕拉塞尔，那儿是人所共知中国的大门，通向广东。南中国海有着因台风和礁石原因而险象环生的名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海员不避帕拉塞尔而靠近，除非他们打算乘西风航向，他们仍旧招致更糟糕的是风险，在中国沿海与台风拼搏。”
海上丝绸之路东段航行，涉及两个航海技问题：一是指南针导航是否普遍使用？二是天文导航是否还在继续？指南针的使用，《诸蕃志》记“海南”“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至于明人著作《殊域周知录》等所记指南针使用情况，从略。但为什么只记南海航行时用指南针呢？而且在明代指南针使用比较普遍时，马欢的《赢涯胜览》的《纪行诗》却说“舟人矫首混西东，惟指星辰定南北”呢？这个似无疑问的问题，世人多不注意。
乔治F·侯若尼《阿拉伯海上航行》则有另一种解释：“在古代，中国人就知道指南针是有磁性的。但在11世纪末以前，广州、苏门达腊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还没有被提到阿拉伯和波斯船航海何时使用了指南针（Compass罗盘）的记载。在欧洲最早在1190年法国普罗旺斯桌状山（Guyot）的诗提到；在13世纪，在法国、阿拉伯和其他的文章中提到。因此，这是很可能的，在十字军东征（crusade）年间，使用有磁性的指南针用作海员的罗盘，被阿拉伯人从远东传播到地中海。但在远东和印度洋，从未比作为导航辅助手段而更多地使用。这是因为某些技术缺陷，依然更多原因是，在热带天空没有找到明显的无法避免的问题，航行空间（Celestial bodies天体）常常近乎足够导航的条件。只有在北方的云层下急着去使用它。随着更多的技术进步，大发现的航海方有可能实现。”就是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东段，东北风季节里，航行空间满足天文导航。《诸蕃志》所记“惟以指南针为则”，未说明那一段航路、是何时候、何种气象条件下使用指南针，故只能作为参考。
我们可从几个航海故事，来证实乔治F·侯若尼的判断。第一个故事：唐高僧义净于咸亨二年（671）十一月搭波斯商人船，离开广州向南航行。这艘船挂双帆、五两（风向标），可以推测并非西来的阿拉伯船（波斯船），可能是客居室利佛逝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雇用的中国船只，所以不用三角帆并有“五两”。这艘船从广州南向航行，“长捷洪溟，似山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天。未隔两旬，果至佛逝。”这里所描写的“洪溟”“巨壑”是指西沙北部海域。义净只见山涛滔天，没遇恶劣天气，空域的能见度应该尚好。
这次航行的航线就是《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贾耽“广州通海夷道”：“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里海中。”屯门等地望见。接着义净的船很可能沿林邑（占城）近海航行至真腊，丛今泰国湾直切至室利佛逝国。
《中国印度见闻录》索瓦杰的注释5费琅认为：涨海意即浩瀚的海洋，指的是海南岛到海峡之间中国海部分。“见闻录”对涨海海域的复杂情形，有些描述：在占婆补充淡水后，“‘穿过中国之门’向涨海前进，这里，暗礁林立，中间被一道道隔开，船只可以由此通过。”“但由于要按七天一段，分期穿过层层暗礁，船只通过中国之门后，便进入一个江口，在中国地方登岸取水，并在该处抛锚，此处即中国城市广州。”唐宋人熟知涨海，韩愈贬潮州，上表称：“（笔者注：潮）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三山志》云：“循州境东出，涨海万里，潮随月长，昼夜至如符契。”《宋会要辑稿》记载：自占城界“十日过洋，东南有石塘，名曰万里，其洋或深或浅，水急礁多，舟复溺者十七八，绝无山岸，方抵交趾界，五日至钦廉州，皆计顺风为则。”
海上丝绸之路东段所经过的涨海又是台风区。每年的五月以后，爪哇海流北上、频发的台风自然对指南针的指向稳定性不利；反之，每年10月以后，东北季风起，空域的能见度大大提高，又有利航行，特别是沿海岸航行。这样为保留传统的天文导航创造条件。国外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就是前面提到：指南针“在远东和印度洋，从未比作为导航辅助手段更多地使用。”
第二个故事：智弘律师和无行禅师在合浦下船，“风不便，漂居匕景。复向交州，住经一夏。既至冬末，复往海滨神湾，随舶南游，到室利佛逝国。”这类经交州“南游”，应该就是近海航行，是早期海上交通模式，多属沿海短途贸易。比较智弘律师乘船“南游”航线和义净乘船经西沙北部海域“斜通”占婆的航线，可知唐代航海技术的进步、贸易速度和规模扩大，海上丝绸之路东段已开始局部改变长途贩运模式。“斜通”航线还为开辟闽广经西沙、东沙至吕宋群岛的航线提供经验。
应该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东段的海域、空域、航线的实际情况对其贸易方式有重要影响。一是短途贸易，如广东的钦州、廉州、广州、潮州于交州（安南）、占城的贸易，其中占城又是其他南海各国、阿拉伯商人（主要是侨居马来半岛、爪哇的阿拉伯人）搭船进贡的站点。
二是转口贸易繁荣，对此阿拉伯中间商和中国商人均乐此不疲。马司帛洛（Georges Maspero）着文称：“占城、真腊与夫马来半岛诸小国，因其地位之关系，常与中国交际，当时航行诸地之海舟，载重不过六百吨，时常需要在诸地补充粮食甘水。”黄巢陷广州后，大食人不再去广州，而停舟羯荼（今马来西亚吉打），“以其货物转载中国海舟。”这类航线上的补水补食兼转口贸易站，南朝萧梁时就有，如顿逊（今缅甸丹那沙林Tenas-serim附近；一说泛指马来半岛北部），其国“土地洿下而平博，气候风俗大较与林邑同。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就是一座中转贸易重镇。
就宋元时代而言，转口贸易恐是常态。这是因为当时的航海技术毕竟不够先进，帆船航行受制于气象条件和洋流条件、船舶维修及海上安全，所以，转口贸易应运而繁荣。正如《诸蕃志》所记：故临（今印度西南海岸）“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啰（笔者注：今马来西亚吉打西部）、达弄（笔者注：今马来西亚吉打西岸）、三佛齐（笔者注：今苏门答腊东南部），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荳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故临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段的西端，三佛齐是中段的东段，以上所载表明，商人在东端转贩中国的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等货物和三佛齐、阇婆、登流眉（单马令）、佛啰安等国的丁香、脑子、檀香、荳蔻、沉香，博易故临的土产。
这类贸易方式受制于故临（或印度南部各地）至三佛齐的航线。这段航线处在亚洲季风区，但不在同一海区，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北印度海区洋流是季风洋流，是随着印度洋季风更替有季节性的流向转变，所以从马六甲海峡西端进入印度洋，即受制于印度洋洋流，即夏季洋流在西南季风影响下，作顺时针方向向东流；冬季洋流在东北季风影响下，作逆时针方向向西流。如商人8月从故临、锡兰出发，10月东北季风来前到达三佛齐，交易完成，于12月起程返回，翌年3月前可达故临。成本、风险可控；而且沿途有小额贸易可做，补充水和食物也方便。
以后的葡萄牙、荷兰、日本商人对转口贸易也乐此不疲，还扩及我国的澳门、台湾等地。转口贸易不仅为从事贸易的各方带来巨大利益，还刺激了岭南、江南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及相应的产业链分蘖、延伸。这是值得充分重视的课题。
三是海盗式的抢劫贸易。《新唐书·地理志》所载之《广州通海夷道》，去曾有马六甲海盗的记载：“佛逝国东水行四五日，至诃陵国，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硖，三日至葛葛僧祇国，在佛逝西北隅之别岛，国人多钞暴，乘舶者畏惮之。其北岸则个罗国。个罗西则哥谷罗国。”葛葛僧祇国位于苏门答腊岛的东北，为印度洋船只进入马六甲海峡的必经之地，故有拦劫的区位优势。
入宋以后，占城就曾夺苏门答腊阿拉伯人（大食）货物，进贡给宋王朝：“干道三年（1167）（笔者注：占城国王）其子邹亚娜遣使入贡，诏受其献十分之一，既而福建市舶司言，大食国人乌师点等诉：占城人所贡即所夺本国物，上以争讼，却之。”撰于淳熙五年（1178）的《岭外代答·占城国》也记载：“异时诸国舶舟，类为其所虏，盖其俗本好剽掠。”《诸蕃志·苏吉丹》亦记载：“番官勇猛，与东边贼国为姻，彼以省亲为名，番舶多遭劫掠之患，甚至俘人以为奇货，每人换金二两或三两，以此商货遂绝。”苏吉丹就是阇婆，当时阇婆商人为了“潜载铜钱博换”而诡称“苏吉丹”，蒙骗宋朝市舶官员。外国史书也记载说：船只“在途中偶尔失事的，脱离航线或返航，或被劫掠，或被强制停泊或在非阿拉伯国家出售货物”。这种情况在海上丝绸之路各段均有发生。海盗式的抢劫贸易一直延续到葡、荷、西、日等国的海上贸易。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5—23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