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对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的40年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人往高处走”的奋斗叙事：轻人背井离乡，拼尽全力留在大城市，依靠个人努力实现阶层跃升，获得财富和尊严。家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被抛在身后的记忆。吴重庆从读大学开始，到了广州这个华南的中心之地生活，而他在福建的老家，是一片曾被称为“界外”的经济贫瘠之地。但吴重庆和他的“界外”同乡们似乎在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故事类型，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文化母体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对于这里的年轻人而言，偏于一隅的故乡，乡土习俗依然深厚，它有时能满足一个人被社会关系网承接的需求。不过年轻一代的需求，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了。

吴重庆的老家孙村位于莆田半岛的中部，前后被海湾包围。清朝时，这里是荒凉贫瘠的“界外”

1.老家孙村

我们是在台风“杜苏芮”登陆的前两天到的莆田。从城市东南角的莆田站驱车再向南行，车窗外的树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司机说，风从海来。

我们的确在向大海行进。从地图上看，莆田半岛如同一把倒立的三叉戟，三个更小的半岛则是三个伸向南海的叉尖，此行的目的地“孙村”就在靠东北部的最大一爪“埭头半岛”的指根处。一上224县道“石黄线”，司机就迷了路，接连问了我们好几遍具体在哪儿停车，我掏出手机一字一顿念“秀屿区埭头镇武胜村孙厝”，他茫然摇头，“那你们看着点路边”。

在莆田，“埭头”并不是最有名的地方。醴泉半岛上的东庄镇是著名的“莆田系”医院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据称，这里的人们经营着全国80%以上的民营医疗机构；忠门半岛上的居民则多从事建材行业，也占据着相当比例的市场份额；城厢区的安福电商城，一到夜晚就会变身全球最大的仿冒鞋类交易集散地，同行的同事张雷告诉我，他多年前在那里买的仿冒鞋到现在还没有穿坏……财富在极短的时间内聚集，迅速改造了城市的样貌，也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外部世界对“莆田”的一贯印象。

路越走越窄，司机到底没有找到“孙厝”。我们只得在导航指示的地方下车，吴重庆迎着风从远处的斜坡走来。他今年59岁，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也是我们此次旅行的向导。

在朋友圈子里，吴重庆有个别称叫“吴莆田”。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申请电子邮箱，吴重庆用这三个字的拼音注册了地址，之后也偶尔用它化名写作、回信，学界朋友们久仰“吴莆田”之名，有时因公路过莆田火车站，还会特意拍张站牌照片，“到‘莆田’了”。

但在许多需要介绍籍贯的场合，吴重庆经常收到另外一种评价：“你不像莆田人。”的确，他身材高大，圆圆的玳瑁边眼镜，头发严整梳成三七分，见面那天，穿件质地轻薄的白衬衣，一条白色长裤，风一吹，颇有点民国知识分子玉树临风的意思。一路带我们走在花生田和灰黄石墙之间的乡间小路上，“出众感”尤其鲜明。不过这样的评价听多了，他也会问对方一句，“那你心目中的莆田人是什么样的？”得到诸多或正面或负面的回应后，他反而更主动地在这样的场合提及“莆田”，“有意识挑动”在场者的认知，这更让他成了学界中的一位“莆田代言人”。2018年，在清华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中心一次名为“同乡同业：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的讲座中，他特意分享了“另一种莆田系”的生活经验。

埭头半岛上的民居多建在田埂之中。“界外”土地贫瘠，很多年里，村民只能靠种植花生、番薯维生

“另一种莆田系”是吴重庆学术研究的主题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他的故乡孙村，村民们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如今不管在全国哪个城市，只要进入一家金银饰品加工店，里面的老板十有八九是吴重庆的同乡。吴重庆认为，这种“同乡同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关键在于乡土社会资源与经济形式的紧密“互嵌”。以此为起点，乡村的公共事务和民间信仰都被重新激活，甚至呈现出“超越空心化”的趋势。

这让我们对莆田，尤其是孙村产生了第一重好奇。在过去40年里，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一种“人往高处走”的奋斗叙事：年轻人背井离乡，拼尽全力留在大城市，依靠个人奋斗实现阶层跃升，获得财富和尊严。而那个被他/她远远抛下的故乡或者成为逢年过节夸示乡里的对象，或者成为某种成功人士的乡愁点缀，从此不再在这个以上升为主基调的故事里出场。但2018年吴重庆那次讲座的简介里，主办方写道：“在神化个人奋斗及个人发展的心灵鸡汤大行其道的今天，莆田的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另一个故事的范本，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和他的文化母体互相依存、互相促进。”

是什么让一个人不停地返回故乡、研究故乡？吴重庆和他那些遍布全国的“打金”同乡们，靠什么和这个东南沿海的僻静小村紧紧相连？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什么，又是什么让他们把生活的一部分（或多或少地）留在了这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故事可以在更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复制”吗？2018年，吴重庆在他所任教的中山大学里发起了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山大学校友总会联合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面向全校学生招募调查员，希望他们利用假期时间，像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一样，带着研究的目光“重回家乡”，了解中国现实，重新建立和故乡的联结。到2023年，该项目已经进行了第12期。吴重庆告诉我，对于这一代“有家无根”的年轻人来说，他将之视为一个“育人项目”。

2023年7月底，暑假过半，学生们各自在家乡做着调查，吴重庆一家趁假期从广州回家看望90多岁的母亲，我们也因此得以和他一道，回到记忆和现实中的孙村。

“到了，我家就是这儿！”沿着小路没走几步是个坡道，吴重庆大步向前，指了指近前的牌坊，“按理说司机应该把你们带到这里的”。那是一面2米多高、10米宽的折角影壁式牌坊，灰白配色，仿福建民居设计，中央是“孙厝”两个大字。吴重庆说，这个村里的小地标也有他的一份贡献——2020年春节期间，因为新冠疫情村里的中青年们被困在家里，借此机会，他们在微信群里发动捐款，募资修了这座牌坊，又重修了面前的小路和斜坡上的小桥。下坡前，他特意指了指桥头的那棵悬垂向沟渠的苦楝树，“过去这棵树不死不活的，有人提议要把它砍掉，现在桥修好了，它也长得很茂盛了。”

孙村，或者说孙厝，指的是这牌坊一周方圆6公里左右的自然村。它距离莆田市区30公里左右，地处埭头半岛中部，东北和西南各有一片海湾。在距今2000年前的汉代，半岛并不与陆地相连，孙村就是亚欧大陆东南沿海的最边缘。到了清代，清政府为剿灭控制莆田沿海诸岛的郑成功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在沿海每隔五里建一石寨并筑界墙，将居民尽数迁往“界内”。直到1683年台湾纳入清版图，莆田沿海才拆除界墙，居民回迁。自那时起，孙村所在的地区又被称为“界外”，既是边陲，也是化外。

一路上，我都在想牌坊两侧的那副对联，“他山之石可居厝，螽斯其羽宜子孙”，字尾嵌了村名。吴重庆告诉我，虽然名叫“孙村”，但全村并没有姓孙的人家——他猜测，这个地名是过去瘟疫等自然灾害将村庄整个抹去的证据——村里最主要的三个姓氏是林、何和吴。吴氏的聚集地在其他两姓之间。绕开“孙厝”牌坊往东走就能抵达。

吴重庆二哥家的小厨房里，小辈们正帮忙做饭

久居城市，我已许久没有想象过螽斯多子多福的意象，直到进入吴重庆家的小院。院子在一条小巷里，左手边用条石垒成的房子属于吴重庆的堂哥，再往前一幢白色瓷砖装饰，属于他已故的父亲，接下来是二哥的房子、大哥的房子，家里的老宅，顺时针围出一片不规则的空地，铺上方砖，上面早有一群年轻人聚拢在一起聊天。他们都是吴重庆的侄孙辈，他的儿子刚刚从广州回来，也亲亲热热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吴重庆久居在外，没有在这院里起新房，每次回来，他都住在二哥家楼上。一层大厅里，一张大圆桌能同时容纳近10人用餐。我们进屋的时候，吴重庆的哥嫂正给孩子们准备晚饭，嫁到外村的姐姐也回来和一家人团聚，楼上楼下忙碌着，屋里的嘈杂带着生气，一个久违的大宗族。

时候正是7月底，天气预报超强台风“杜苏芮”马上就要登陆。风向北吹入正堂，吴重庆打开茶海上的壶具，泡茶递到我们面前。同时出现在桌上的还有一盆花生。“现在是收花生的季节。我们这里的花生是这样做，煮的时候加很多盐进去，煮熟捞出来再把多余的盐分洗掉，这样花生不会回潮，里面的仁也有了点咸味。非常好吃。”

他说得没错。刚做好的花生还没完全干透，里面咸香味的仁带点水汽，越嚼越觉清甜，尤其适合搭配酽茶。不多一会儿，同事张雷面前已经聚了一小堆花生壳。吴重庆的讲述则带有学者的客观：“今天这里还有人做农业，其实已经不是为了赚钱和糊口。照他们的算法，这个东西做出来就是要送给子女，其实是一种‘礼品’。老人继续做农业，是为了对子女的关心，子女回来拿到父母种的东西，就会感觉他们的情感联系一直保持着。在中大（中山大学）的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里，基本上只要大家一起喝茶，就会问我，‘有没有孙村的花生？’这种和家乡的联系对我来说很珍贵。”

吴重庆二哥家的客厅，可以容纳全家的子侄共同用餐

2.两代“乡贤”

吴重庆家的老宅是小院里最早的建筑物。这是一幢传统的莆田沿海乡村小楼，灰黄色石块砌成，上下两层，结构左右对称。二层大厅南面是阳台连廊，左右方砖墙面平整，靠近看是两幅褪了色的彩画装饰，前面各挂一枚“吴”字红灯笼。为了盖新房，村里其他人家的老宅早就拆掉了，他们家则争取把主体结构保留了下来。虽然靠西的一侧厢房在大哥盖房时拆掉了一部分，如今它仍能算村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

房子是吴重庆的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盖好的，1952年又加盖二层。吴重庆出生在这里，是家中五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二层盖好后，全家7口人就住在楼上。大哥结婚后，分走了靠西的厢房，他和二哥就支了床住在二层大厅一角，再后来到二哥结婚，他就搬到一楼独住，直到14岁离家到莆田市读高中。

一楼大厅属于父亲吴玉森，这儿是他的会客室。他是村里有名的“读书人”，上过中式私塾，也上过新式学堂，1938年考入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埭头半岛多个村庄从教，还独自创办过多所小学。因为他的博学和广泛交游，家里的客厅里常年有人坐着喝茶谈天。吴玉森不是农民，但对农业知识很熟悉，村里人灌溉、杀虫、施肥的杂事都来向他讨教，村里婚丧嫁娶，亲戚关系盘根错节，行礼时需要用不同的称呼表达，吴重庆记得，小时候总有人半夜登门请教这一类称呼如何调整修改，父亲也往往能给出最准确合礼的回答。

吴玉森性格刚硬，在家里不轻易开口，用当地话讲叫“言语很重”，除了谈天叙旧，村里的人有什么纠纷事务，也都上门请他调解，这时，年幼的吴重庆就负责在旁边烧火沏茶，木柴的烟滚上来，手脸总是熏得黑乎乎的。茶泡好了端上来，吴重庆坐在一边听大人们聊天，谁家的鸡闯进了邻居的菜地，谁家的灌溉水引错了渠，父亲都自有公断。关于他的人情练达，有些细节让吴重庆记忆尤深。记得有次听父亲说起，如果上谁家相亲，见人家茶壶干净崭新，说明“这家的壶是借来的”，这家人平时没什么人来往，社会关系一定不广。又说起去别人家喝茶，如果水瓶里的水一股怪味，说明这水是用锅煮开的，“这家连一个专门烧水的壶都没有，家境想必比较清寒”。

莆田当地的“十音”乐团

儿时还有一桩新闻让吴重庆印象深刻。莆田当地民乐靠10种乐器演奏，名为“十音”，琵琶老胡拍板云锣，吴玉森都能上手演奏。他组织村里的孩子们建了一支小乐队，为了给乐队成员凑钱买乐器，还出面和生产队商量，让孩子们每天清早起来拾粪，回来卖给生产队，再用这些钱把琴一把一把地凑够。乐队建好了，大家常常聚在吴重庆家的老宅里演奏，吹拉弹唱热闹非凡，当时吴重庆年纪还小，连路都走不稳就能跟着乐队哼唱曲目，听那些传统的、古老的旋律从一个孩子口中唱出，村里的老人们都蔚为奇观。

孙村地处偏僻，村里的人们难得与外界发生联系，若有人外出谋生，村里人称之为“出社会”。儿时的吴重庆只觉得父亲和一般村民不一样，却不知道他为何能成为“界外”不多的几个“出社会”的人。一天午餐时，我向他问起祖父辈的故事，他才告诉我，其实他们家本不姓“吴”，而是姓“李”。吴重庆的祖母是埭头半岛后温村人，嫁入孙村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按照当地习俗，她不得不从附近汀塘村招来一位“上门女婿”，即吴重庆的祖父。在孙厝，他们一家都是外姓人，自然备受欺负。一家人挤到莆田城里租房子住，祖母帮人洗衣服，祖父就沿街做点小买卖，只靠这样，他们把两个孩子都送到了学堂。后来，吴重庆想，性格强硬的父亲也许在很小的时候就想过，今后要成为一个在村里有影响力的人。

为此，他选择了一条长久存在于莆田地区的人生道路：读书。南宋时期，莆田所属的兴化府是中国科举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由于文教兴盛，福州、莆田、泉州一带曾被人称为“海滨邹鲁”，年轻士人们读书求取功名，年老官员们还乡又成为地方绅士，他们是传统社会形态中儒家价值的承担者，也是莆田地区一贯为人所推崇的对象。

吴重庆后来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父亲考上了海疆大学，但当时祖母觉得他是家里的“独苗”，怕读大学以后要到台湾去，坚决不让他离开。但从始至终，他没有听父亲对此流露过一次遗憾。他在自己的家乡找到了最适合的角色，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小世界。村民们也给予了这位“读书人”相当大的尊重。“四清运动”时期，吴玉森因故获罪回村，直到1982年才得到平反，但在吴重庆的记忆里，即使在“落难”的近20年里，村里人依然把父亲当知识人看待，他没有挨过一次“整”。

村子保护了吴玉森，也让他对子女的出路有了打算。吴重庆读小学时，因为不想让儿子在一年级浪费光阴，他要求儿子直接从二年级开始读起。1978年，高考恢复后第一年，吴重庆初中毕业。他做好打算，如果儿子只能考上埭头公社所在的莆田第十一中学，不如早早回家养鸭。但吴重庆考取了位于市区的莆田市第六中学，夏天的末尾，他亲自带着儿子先搭汽车再换汽船，花了整整半天的时间抵达城区求学。四年后，吴重庆被中山大学哲学系录取，吴家“读书人”的传统有了延续。

如今，在吴重庆二哥家正堂上方最显眼的位置，还挂着去年他的儿子和二哥的孙女考上大学时用以庆贺的两幅红纸题字。吴重庆告诉我，家里这一代的子侄们都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其中有不少人还在读研究生、读博士。有他做参谋指导，如今吴家仍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书香门第。

泛神崇拜是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

3.读书人的传统

说起来，吴重庆对老家的研究兴趣也是从父亲开始的，“如果人的心真的是一块田，那时已经有种子在里面了”。

1991年博士毕业后，吴重庆进入广州社会科学院哲学文化研究所工作，两年后，他和几位同人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岭南文化时报》的报纸，这虽然是张发行量不大的小报，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却有不小的影响力，也成为“边缘人”吴重庆在大世界里确认自我声音的一次尝试。

五年后，报纸因故停刊。吴重庆回家过年时，没和父亲聊起自己遭遇的挫折。父子俩还是延续过去的交流模式，儿子为父亲沏茶点烟，两人话都不多。入夜，他在寂寥中打开吴玉森白天给他的莆田县地图，上面一个个熟悉的村名，忽然唤醒了他儿时煮茶旁听时的不少记忆。这些年，他曾和朋友做过一些农村调查，也一直对费孝通和林耀华笔下的故乡村落很感兴趣，如今，他在离乡多年后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的起点，也决定对这个无比熟悉又陌生的家乡做个深入研究。莆田的传统的宗族社会里，姻亲关系就是连接地图上那些不同乡村的线段，儿时的吴重庆也是借由这些村庄中的“外来者”，才得以明白孙村之外世界的复杂样貌，他想起邻居的那些或全职或兼职的媒人，决定从他们开始“访谈”。1998年冬天的这次“通婚圈”调查，最后成稿《社会变迁与乡村通婚地域的伸缩》发表在次年的《开放时代》杂志，成为他的第一篇关于家乡孙村的调查报告。

2005年，吴重庆过“五一”假期回家时偷偷拿了个MP3，向父亲吴玉森提议做一次“正式的访问”。父亲疑惑，“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就能录进这么多话？”他肯定地回答，但后来却因为转存失误，丢失了近10小时的口述录音。3个月后，他带着老式录音机和磁带再回孙村，并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通过10多次访问，详细记录了一份来自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这份记录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他的著作《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中。在后记里，他记录了在父亲身体不便的最后两年，自己在元宵节游神时作为“乡老替”代替父亲捧香跪拜的经历：“在娱神的唢呐声中，在双膝点地的瞬间，才觉得是真正触及家乡的大地。”

在经历过更广大的世界，“吃过更多的盐米”之后，父子俩以不同的形式在故乡重逢，父亲的历史上终于又叠印上了他的。那天离开老宅前，同事张雷提出想给吴重庆在那个通风的小窗口旁拍张照。连接两层楼的木质楼梯很窄，如今身高一米八几的吴重庆要上去必须得躬身了，很难想象他曾经是如何与兄弟们比赛着顺扶手滑下。40余年过去，那个大家争抢着要挤过去的通风小窗也被邻居新起的高楼挡住，再也看不见大海，起身顺着墙壁定睛再望，神龛边挂着的变成了父亲的遗像。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一书前后写了15年，吴重庆本想早点让父亲看到书稿，好请这位“乡老”确定他笔下的孙村有多大程度的差错。但就在书出版前的一年，吴玉森去世了。

在已有700多年历史的莆田云门寺里，信众可以享用素斋

4.贫瘠的海边

“杜苏芮”台风并没有给孙村带来多少影响，那几天，莆田市区降下超过500毫米的特大暴雨，但地处海边的孙厝只下了两天不大的雨，刮倒了几棵树。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当地气候的“反直觉”，吴重庆告诉我们，“界外”虽地处海边，但常年降雨量少，水资源奇缺，加上盐碱地多，土壤质量差，村民们只能靠种植番薯花生之类糊口。儿时趴在老宅的窗口向外望，他感受到的“不是对大世界的向往”，只觉得外面的世界“很辛苦”，“夏天很热，农民们都在干活”。

从土地中得不到回报，人就只能向大海讨生活。孙村东北和西南角分别有两湾当地人称“前海”“后海”的海滩，但大海并未提供足以养活乡民的渔产。前者自清朝就是福建最大的盐田，后者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围垦成渔场。民国时期，盐场被地方军阀把持，当地居民苦于谋生，只好冒险从盐场偷出“私盐”倒卖，这些人因此成了孙村最早的货郎。他们离家前要背上一二百斤的私盐，一路贩卖，抵达二三十公里外的莆田城区后，再于次日背着城里的物产返乡，这些肩挑私盐和货物的货郎们形成市场，被称为“肩头店”。

困守在家显然不是办法，村民们只能离乡谋生。它们走上了长期存在于莆田沿海地区的另外一种人生道路：外出经商。吴重庆在书里介绍，“界外”居民长期具有一种“流动型兼业”传统，“流动型兼业是家庭主劳力承担副业，即男主外当流动货郎或游走四方的工匠，又被称为‘男商女耕’”。其实，吴重庆的两位哥哥也曾是现代“货郎”中的一分子。20世纪70年代，为了维持生计，家里大哥二哥每天都要从生产队进货，到附近的村庄兜售莆田米粉。大哥骑一辆车到离家较远的霞屿市场，二哥则挑着担子沿街叫卖，“每天能卖1元钱”。

7月27日下午，吴重庆带着我们从孙村向西南方向出发，前往3公里外的“前海盐场”。台风即将来临，天气忽晴忽雨，越接近大海，云在天上走得越快，山头的电力风车隆隆然。坐在车里伸出手，我忽然摸出风有点黏，眼镜也沾上细小颗粒，起初还以为是错觉，直到我们看见了盐田。

台风前，前海盐场上的盐工

“盐田”确实也是“田”，一大片一大片开阔平整的土地，被分成大小接近的小格子，海水从前海被引进来，再蒸发，析出细细的盐粒。每个小格子上都有块黑色毡布，有的平铺好用红砖盖牢，有的包成土丘状，毡布缝隙里漏出的就是这块田地的产出物。有的地方盐粒倾洒出来，人走在上面如同行在雪地。在大片盐场中，只有零星几间石头垒成的二层小屋，吴重庆说，那些整齐划一的小屋是国营盐场的遗存，也是盐工的住所。

在吴重庆的记忆里，这里完全是另外的样子。去学校的路上，总要和相熟的同学们站在田埂往后海方向看，直到望尽所有白帆，还是逃不过上学，只好拼命往学校方向跑。后来，他才知道，那些白帆是开往福清方向的运盐船。

东峤盐场是福建省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新中国成立后，盐场国有化，这一带的渔民们都成了盐民，他们有了固定工作，成了产业工人，比寻常村民高出一等。吴重庆印象里，盐工们虽然辛苦，但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人”。关于他们的回忆和常年在霞屿市场摆摊的大哥联系在一起。他记得有一次自己来市场帮大哥推车，大哥带他在街边店吃了一碗卤面。村里人要办红白喜事，办酒席时才会到这里购物，“盐工们不种田，什么东西都从外面买，就在工人文化宫前形成了固定的日间市场，那时的市场热闹极了”。

2023年，这个台风将至的下午，盐田上的工人并不多。10年前政府已经放开盐业专营，如今县道两旁随处可见成规模的食盐公司，他们会对回收的粗盐进行深度加工，或者将它们直接运走腌制海带。盐工们成了真正的雇工，不得不承受暴晒、海风的侵袭，赚得不多的收入。我们在盐田间停下车，下午日光正毒，远远望见有人蹲在田里，几个人还以为是有人在偷盐，走近了才知道是一位蹲着补毡布的女盐工。她告诉我们，自己和丈夫共同负责这片盐田，平时就住在路旁的小楼里，食盐有腐蚀性，毡布常被镂出一个个小洞，因为担心明天台风把盐刮跑，她不得蹲不在烈日下细心把小洞补上。行前，她带我们去那栋种着木瓜树的小楼边歇脚，我这才看清她的脸，粉红的遮阳帽下，她不过40岁上下，整张脸还是被晒得又红又黑。

沿着盐田的堤坝返回，吴重庆决定带我们去寻找霞屿市场。进村后，我们找了两圈才找到市场前的空地。吴重庆确认了好几次，认出工人文化宫东侧的一爿荒楼，大哥就曾经站在它门前叫卖。近些年不知是地面抬升还是楼体下降，土黄色的楼看起来一半陷在地下，文化宫大门紧锁，广场也被一座民居占掉三分之一。几位有些年纪的村民坐在街边喝番薯酒，我们上前搭话，他们一眼可见曾是盐民——所有人的脸都不同寻常地黑，角膜发红，是长期暴晒的结果。吴重庆用莆田话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行前，一位盐民告诉我们，他们的孩子们早就不再从事盐业，虽然那是“自古以来的生计”。

曾经兴旺的霞屿市场上，退休的盐工聚在一起饮番薯酒

5.“打金”的人

除了贩盐贩货，孙村当地还有另外一种“兼业”传统，即“男匠女耕”，子女众多的家庭为了省出口粮，接济家用，父母往往会安排家里的未成年男孩学一门手艺，如铁匠、木工、石匠，他们成人后就会成为村落间的流动工匠。这些“副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时期都未停止，这些工匠和商贩们只需要向生产队缴纳一笔“副业金”，就可以继续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改革开放后，正是这一“男匠女耕”的副业传统彻底改变了孙村的面貌。20世纪70年代，在距孙村3公里外的埕头村，一位名叫叶先锋的匠人自创黄金首饰加工手艺，专门为人制作嫁妆金饰。村里人偷师后，金器加工逐渐成为一项新兴工匠技术，孙村男孩的学徒专业也在“打铁”“打石”之外增加了一项“打金”。但由于黄金加工技术精细，这项技艺并未形成主流。直到70年代末，几位孙村的铁匠发明了铁制模具（“铁模”），金液一体灌注成型，使“打金”的从业门槛骤然降低，因此到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行业在以孙村为中心的3个乡镇迅猛流行起来。

市场日渐兴旺，金匠们离开家乡，到珠三角和福建其他城市开设“打金店”，武盛村（孙村的上级行政村）一带开出的模具厂负责生产模具，推销员们就背着“铁模”坐客运大巴去外地的金店推销，再将外界流行的式样信息带回村中，生产新的模具。20世纪80年代中期，生产者们又将“铁模”升级成“石膏模具”，新模具质量更轻，携带更方便，孙村人的打金店也就从福建一路开到了中国的北方。

借由蓬勃兴起的“打金业”，模具厂、打金工具厂、银饰加工厂，甚至包括长途客运在内，与金饰加工相关的一系列产业链在孙村聚集，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已经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元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

北高镇的传统理发店，仍是吴重庆记忆里的样子

7月27日上午，吴重庆带着我们在武盛村的“九龙山”（旧称“鸡笼山”）顶俯瞰整个埭头半岛。站在山与海包围的这片半岛上，任何人都会感受到它的蓬勃气势。黑云中，前海的海岸线上白色风车伫立，视线拉近，山峦之间，动辄四五层高的民居密密麻麻填满了整个半岛，这些建筑形状风格各异，多以大理石和反光玻璃作外立面，比起小镇，更像是个独立的县城，山脚下甚至有片区正被开发成楼盘待售。吴重庆指向西北方向，“那边就是北高镇，那里也是最主要的‘打金业’聚集地，现在政府在那里开发了一个‘北高黄金珠宝特色小镇’，如果你从这儿转身往上塘村走，就是‘上塘银饰小镇’，我开玩笑常说，这条连通两座小镇的路应该叫‘金银大道’。”

新建的“黄金珠宝小镇”附近，北高镇的老街依然保持着30年前的模样

下山后，我们在装修一新的武盛村委会楼下遇见了正在村里“度假”的刘力。他是武盛下属的北渚村人，就住在孙村隔壁。“我们这儿那时候是名副其实的明星村，全国各地的人都涌到我们这里来。”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曾经是“模具推销大军”中的一员。父亲经销模具，到他这一代，就成了真正的“打金人”。17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的他第一次离家，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辽宁省沈阳市姐夫的店里学习“打金”手艺，“打金是手艺活，又是和黄金打交道，外面的人一见面就叫声‘师傅’，让人觉得很受尊重”。姐夫教得毫无保留，一年学成后，他又到了四川省武夷山市，开出了自己的第一家“打金店”。武夷山这城市也不是随随便便选的——当时他有位堂哥正在四川省乐山市卖模具。一年后，姐夫盘掉了沈阳的店铺，也来投奔刘力，一起赚钱。

像刘力一家的这种亲友之间的“同乡同业”关系，被吴重庆视为孙村人能迅速占据“打金”市场的制胜关键：“在此特殊的人际背景下，师傅并不把徒弟视为雇工。师傅不仅在短时间内教给徒弟关键的技术，还帮徒弟寻找合适的店面，无偿借给生产工具和少量资金，助其快速另立门户，在各个微型的非亲即故的亲缘关系圈中，共同致富成为共识。”在研究中，他用“经济关系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嵌入关系”概念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乡村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宗族和姻亲关系，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中的各项成本，尽管他们并没有有意挤压排斥外来者，后者也很难涉足其中。

刘力告诉我，他学成后，带出的第一个徒弟就是自己当时刚过门的妻子，拿着父亲资助的创业资金，他们夫妇先在武夷山盘下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小店，既在里面工作，也在里面生活。他们到的时候，市里已经有两三家黄金加工店，也都是“界外”亲友开的，大家互相帮衬，并没有严格的竞争关系，平时谁家缺合适的模具，也会互相借来借去，“白天工作完，晚上关了门就一群人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虽在异乡，感受到的关心和支持却有增无减。

2003年，国内黄金原料市场开放，孙村人的这些“打金店”又迅速地转为金店，之后又加盟不同的黄金珠宝品牌。如今，刘力在四川开有三四家黄金门店，他的一个姐姐在广东做珠宝生意，最开始带他“入行”的姐夫仍和他一起工作。他的父亲早已赋闲在家，自今年端午节回乡看望老人，刘力就一直没再回四川，他告诉我，店铺一切都在正轨，不需要多操心，如今他是武盛村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一分子，留在村里还能“多做点贡献”。

当地政府在北高镇规划出了一片黄金珠宝特色小镇

27日晚，“杜苏芮”带来的水汽横扫武盛村，我们开车往市里行，入夜后的武盛村只有风吹树枝的响动，村道上既暗且静。村里大部分的模具厂都已经转做其他贵金属相关业务，30年前建起的厂房如今也都空着，但几次转弯，我们依然能看见村里几家大厂的灯牌，想象这条路曾有过的车水马龙，它们延伸出的道路，已经从这个边陲小村辐射向全国。

2000年左右，吴重庆带着几个外乡学者朋友回家过年，入夜，整村烟花绽放，朋友们看得“大为感动”。“他们不是为景观而激动，而是发现农民也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小山村里，农民愿意花一两千块钱放烟花，一定是因为他们有了一点钱，生活改善了，翻身了。”吴重庆停顿了一会儿，“这个地方的人原来都是很困难的，现在他们不靠进厂打工，也没有被当成一个什么廉价劳动力被卷入城市，不受什么人的剥削压迫，这一切都是他们辛苦干出来的。我们过去总说资本主义经济‘没心没肺’。那如果能有一点点不同的经济形式出现，我就会比较想去肯定和传播它。所以，如果说我对莆田有情感认同，就是基于同乡同业。”

6.好给人“勘带”

到孙村第一晚，吴重庆留我们在二哥家吃饭。二哥早年做过厨师，能做一手地道的莆田菜。炸荔枝肉、炒米粉、蛤蜊汤，菜一道道端上圆桌，他依然在厨房忙个不停。吴重庆告诉我们，大哥和二哥虽然早已分家，但因为同在一院居住，一家人依然会聚在一起吃饭，吃着吃着有其他同族们临时加入，也并不稀奇。

说着忽听屋外摩托车声响，果然来了客。原来是吴重庆家前院住的一位发小，听说他回乡，特意来找他聊天。发小姓林，像是刚喝过酒，坐下来亲亲热热地和“吴教授”用方言聊天。过了一小会儿，我们才得知，他是一位在江浙做石料生意的商人，现在主要承接陵园工程。行前就知道孙村到处是“老板”，没想到这位卷着一条裤腿、随意斜坐在椅子上的中年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聊了一会儿，林老板又乐呵呵地骑着摩托车往夜色中去了。吴重庆告诉我们，时值暑假，村里的人不算多，还是因为他们一家回乡，亲友们才从各处赶来聚一聚。赶上寒假和春节，二哥家的门厅里才真正是挤满了人。村里调转不了车头的小道上停满各式各样的名牌轿车，从车里走出来的人们衣着光鲜，穿金戴银，那时的孙村，就变成了另外一种景象。

形状各异的民居遍布埭头半岛

我们只能凭借遍布埭头半岛的那些形状各异的民居想象孙村春节的盛况。回乡盖房，是“界外人”发达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刘力家的房子是2005年就修好的，那是他在四川开出金店的第二年，四层小楼，一共1000多平方米。和他一起“打金”的朋友们也大抵如此，从市区开往孙村的县道两旁，动辄四五层的小洋楼密密匝匝挤在一起，大理石立面、古罗马立柱，佐以绿色反光玻璃和红瓦屋顶，同事张雷是摄影师，他说这儿可以开个“中国奇异建筑博览会”。

和中国其他地区的乡村不同，“界外人”回乡盖房，除了表示衣锦还乡，改善父母居住环境等目的，还有一重意义是给人“勘带”。这是一句莆田方言。按照当地习俗，新娘子娶回家，要有一个认亲改口的仪式，主持人向她介绍婆家的亲眷，大哥大嫂、姑姑舅舅，一一叫罢才算进门。这个仪式就叫“勘带”，是个“定名分”的过程。吴重庆解释，在当地的社会关系里，“让别人看见，有个称呼”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比如你人生不如意，别人看见你也有点别扭，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定位，就没法‘勘带’”。

“给人‘勘带’”，一部分是出于实用目的。吴重庆告诉我们，这是那些依靠宗族关系致富的“打金人”们维护亲缘和熟人关系资源的方式，这对他们未来的生意也大有裨益。与此同时，在村庄中盖新房，意在向全村表明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孙村的一分子，透露了在外漂泊的他们“对乡土社会的内在认同”。这之后，每当我再看见那些形状怪异的建筑物，首先想到的不再是博物馆，而是一个个写好位次的名牌。通过它们，这些在全国各地“打金”的生意人们，各自在家乡的关系网中找回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命名”。

如果说在地上建立房屋是留给现世的名牌，那么在重大节庆时参与村内民俗事务就可以算得上是对神的奉献。近年来，不少学者对莆田进行研究后发现，相对特殊的泛神崇拜正是作为莆田家族乃至地域认同的强力纽带和网络。当地人通过祭拜神灵获得心理慰藉，也扩展着家族和地域的时间与空间，进而成为熟人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分子。

人们爬上九龙山顶，向弥勒像祈福

去九龙山的路上，吴重庆指着村里的一处田埂说：“过去，那块地方被称为‘龙脊’。”他听父亲说，过去村里有一位从仙游县来的风水先生，说孙村是龙穴所在，村前的两座祠堂为“龙眼”，祠堂前的池塘是“龙喉”，祠堂前的巷道通向村中戏埕，称为“龙舌”。在这些村庄中的公共建筑里，最重要的是处在“龙尾”位置的永进社，龙尾一压，全村的气运也就稳了。吴重庆介绍，永进社全名“合浦里孙厝境永进社”，这里的“合浦里”不是行政区划，而是附近一座名叫玉蟾宫的神庙所辖的范围。次级名称中的“孙厝境”，除了确切的地理疆域，其意涵更像是《红楼梦》里的“天仙宝境”，是一块划归神明的地界。每年正月十一是孙村的元宵节，社内主神需“绕境巡游”，凡被巡视过的“境”，都属于这位主神庇佑的范围。由此，村民们在世俗身份外又都拥有了一重神圣的身份。

我们到永进社的时候接近晚饭时分，附近没什么人。这个村庄中的神圣所在远看相当朴素，像是一间寻常民居，灰色砖石垒成的外墙，仅窗口有花砖装饰。社门前空地上方搭了个彩钢棚，感觉适合晒谷。看起来，这神社并不刻意让自己显得高高在上。只有正门口那个一人多高，被熏得乌黑的香炉提示我们其香火鼎盛。一年过半，神社里还依稀残留着近年元宵节游神的痕迹，接神时助兴的炮铳立在墙角，香炉里攒满香烛灰烬，神庙顶部高悬的黄色油纸灯也是游神后挂在这里的，上面用大红字写着“平安”。

自孙村“打金”业兴起之后，每到元宵节绕境巡游和杨公太师神诞日，这间不起眼的神社就成了全村的中心。返乡的“打金人”们既想在神明那里求得庇护，又想在熟人社会里出头，对神社活动就越发积极。吴重庆介绍，以往元宵出游时每家每户给的“压岁钱”只有一二十元，现在已经翻了百倍。如果赶上神诞日，村民们还会回乡大摆宴席，雇佣戏班表演“娱神”。

在孙村，村民与神明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崇拜，倒像是达成了一种长久的默契合作，或者用吴重庆的话来说，也是“实用”。当地颇有家庭因为祭祀后家运仍然不顺，愤而砸毁自家香炉神像，另投其他神祇庇佑的传言。此外，有些神明的供奉还有特殊讲究，一旦迎进门，必须全年香火不断，给家中的妇女带来许多麻烦。吴重庆在早年的通婚圈调查时就发现，这种设有特殊神坛的家庭，子女求亲往往相当困难。

孙村东南一公里左右的“九山白云洞”是近30年来出现的新祭祀场所

但即便有这许许多多的掣肘，真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刻，这些亲切的神明仍能为当地人提供慰藉。在孙村东南一公里左右的“九山白云洞”是近30年来在孙村一带出现的新祭祀场所，这里的“主营业务”名为“谢恩”。说是“谢恩”，整个仪式的过程更像是还愿和“赔罪”。吴重庆告诉我，当地人在生活中遇到不顺求助灵媒，会得到“之所以现在遇到不顺，是因为你祖上‘有恩没有谢过’”的回答。这时，村民就需要筹备一场隆重的仪式，身穿破衣、戴上赦枷在白云洞的神庙间乞讨、进香，以求神明宽恕。整个活动往往要延续数天，耗资上万，动用几个家族的力量，才能使生活不顺的人获得心灵的安慰。那天在白云洞的谢恩仪式捐赠单上，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位刚来孙村时遇见的“打金”老板。尽管我们见面时，他整个人乐呵呵的，但吴重庆说，因为这两年他家生意不顺利，又遇到法律上的麻烦，就在前阵子，他家刚刚完成了一次“谢恩”。

在民间信仰活跃的埭头半岛上，崇儒尊孔的“三一教”颇受欢迎

7.公共事务复兴

2022年春节，一位吴重庆家附近的邻居到永进社进香，闭目焚香结束，烟雾缭绕间，头顶的纸灯笼突然原地旋转了起来。他大为惊骇，连忙拿起正殿感应台上的“筶杯”占卜，占卜结果是：村里应该重新修缮永进社。

“其实他早就在心里预设好问题了。”吴重庆向我们解释“筶杯”的占卜方式。“筶杯”分左右两个，合扣成一对。元宵游神乡老祈祷时，要通过它们来与神明沟通。往往是由他先提出一个“是或否”的疑问句，然后离地一米处抛出“杯”，如果两杯一阴一阳，即为“圣杯”，连续抛出三次“圣杯”，代表神明答“是”。因为“筶杯”抛出只能体现神明“是或否”的回答，祈祷者的发问就变得格外重要。邻居是吴重庆大哥的发小，当天到家里喝茶，就把这桩奇事告诉了吴家。大家没有说破，这位邻居一直在云南做首饰生意，但近些年事业不太顺利，这或许是他想重修永进社的潜在动机之一。

但最终村里人还是通过了他的提议，既是因为畏惧神意难测，希望祈求平安，很多在外经商遇到瓶颈的人们，也正想借此机会在村里继续累积社会资源，“民间信仰并不仅仅是个人什么迷信的问题，它也是一种参与塑造社区舆论的力量”。但要怎么修，是否要拆了重建，村民们的意见分成两派：一派希望把永进社拆掉，原址重建一座钢筋水泥的二层建筑，另一派如吴重庆一家，则希望修旧如旧，在现有的结构上调整建筑式样。作为村里“见过世面”的知识人，吴重庆的意见占据了主流。

2022年夏天，他特意从广东邀请了两位建筑师朋友到孙村实地勘探，经过讨论，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永进社改造计划：到时，他们将在永进社前加盖山门，使得前后两间殿被围成一体，现有神殿上方的彩钢棚也会被拆掉，场院里将留出一大片用于仪式的空地。“广州的设计师会在里面加入一些相对现代的符号进来，原有神庙结构保持不变，到时候做出来会非常有意思，会非常有张力，吸引很多人来参观，正好，其实神明也很喜欢热闹。”吴重庆说。

其实，修村口那块“孙厝”牌坊，开始也是因神圣事务而起。吴重庆告诉我，靠近村口那家人常年供奉一座佛坛，为作挡避，2020年，他们向同宗的几位亲戚提议在佛坛前修建一道影壁。吴重庆当时正在家中过春节，提议不如把影壁修成一个地标式的牌坊。七八家同姓宗亲同意参与募资，在微信里拉个小群讨论工程事宜，又托家里在江苏做建材生意的年轻人帮忙设计建造。待牌坊修好，他们又觉得它和村口的小桥不太搭配，桥太窄，还没有护栏，于是又扩大募资范围，共同翻修了村口小桥，再接下来是连通小桥的乡道，这次全村的年轻人都参与了募资。项目多出来的钱，他们又陆续翻修了村西的另外一座石桥和乡道。

整个项目持续了近两年，谁都没有想到，小工程最后成了大工程，村民们的自发组织，居然建成了过去村委会都办不成的“大事”。最后项目仍有余款，他们还用这笔钱恢复了村里的三眼水塘，那是在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后就被陆续填平的乡村微型水系，有了它，村民们栽种的番薯花生才能得到自然灌溉，最原始的集体记忆也得以慢慢复活。

这些开支款项的细节，都公布在永进社北边墙上的红纸上，上首三大张，分别是：孙厝境永进社癸卯年元宵收丁、户款项公布；癸卯年元宵福首炉挂豆；孙厝境永进社癸卯年四月廿六杨公太师寿诞收付公布。这些以元宵节、社公寿诞等名义收来的款项，最终成为村里的公益基金，在神明的“监督”下，变成了村里的小路、桥梁和水渠。在神前许下的愿望，终于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人的生活。

这次修“孙厝”牌坊，其实是吴重庆第一次直接参与村里的公共事务。身为走“另一条道路”的读书人，他并没有明显的给人“堪带”的欲望，也一直没有在村里建新房。但这次，他不仅在修牌坊时帮大家提供意见，参与设计，还在筹资时特意问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吴形而，“你要不要捐款？”

也是在修建牌坊和路桥的两年间，吴重庆发现，那些外出闯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往往要比他们的父辈更明理，也愿意为公共福祉出让个人利益。因为参与者很多都在外工作，他们日常都通过微信群联系。这在客观上反倒帮助他们绕开了较为顽固的老年人。“他们有人听说了就不高兴，嫌我们不作请示贸然行动。也有人出来搅局，但我们大家也不管他，只到家里找他们的儿子谈事情。最后虽然也有人因此闹得不愉快，很多人到现在互相都不讲话了，但我想这种自组织拓展出来的公共性，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乡村主体的一部分中青年也确实在回流。7月29日，我们在武盛村参与了一群吴重庆的同龄人们的小聚会。饭局就设在村支部书记黄金鑽家里——一栋自带电梯和会客厅的小楼。黄金鑽的父亲坐在上首位置，他是当地一家知名模具厂的创始人，60岁上下年纪，头发染得黑亮，指间佩金戒，名牌腰带上挂跑车钥匙，不苟言笑。老黄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把家里的银饰公司和电子衡器厂分给两个儿子打理。但在2020年，小儿子黄金鑽突然提出要参与村里的支部书记竞选，两父子一度闹得很不愉快。

不过当天席间玩笑起来，老黄的态度已经软化不少。黄金鑽上任后，带着村里的年轻人搞“改革”，武盛村下属的几个自然村都成立了“乡村振兴项目组”，他们还在村里做了“村民议事厅”，商定公共事务，调停处理乡民内部纠纷。当天席间一半以上都是村里“乡村振兴项目组”的成员，听他们夹杂着莆仙方言和各地俚语的普通话，我才知道，他们也都是“一代”或“二代”打金人，聊起过去“跑社会、打戒指”的经历，大家一笑置之，现在他们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村里和儿孙辈身上。刘力告诉我，仅在2022年的一次“春节茶话会”上，武盛村里的年轻人就募集了将近300万元，现在，他们的大计划是要在那座九龙山上修建一座“城里才有”的公园。

8.缝隙之间的年轻人

在二哥家吃饭的那天晚上，吴重庆特意开了一瓶朋友送的意大利葡萄酒，叫来几位子侄坐在桌边。他向孩子们介绍了我们的来意，又像所有威严的父辈一样提出要求，“今天有客人来，大家都‘提’一杯吧”。坐在桌边的孩子们不解，“什么是‘提一杯’？”吴重庆像老师一样讲解，“敬敬酒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少年们感受到压力，不好意思地笑着，依次举杯说了几句客气话，红着脸夹了些菜，笑闹着到楼上去吃了。

吃完饭，我们从鬼神聊到宗族，我向他发问，“可是你不会觉得这些传统对个人而言也是一种束缚吗？”

吴重庆点头，说，关于宗族家庭关系网络的众多说法中，自己最欣赏人类学家林耀华的描述：“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起。当太用力地拉动其中一条带子以致断裂时，整个网络就会崩溃混乱”，“关键是平衡。当然我们会从平衡关系中看到控制，看到约束，但它一定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支持、连接和帮助。”

我没有被他完全说服。除了像他一样的“60后”，身处这位次和角色安排如此明晰的社会之网中，年轻人们会感受到什么呢？吴重庆提议我们可以一起去市区的“疯灯”书店看看。“疯灯”是音译，在莆田当地方言里是“疯疯癫癫”的意思，朋友圈里，他将这间小书店称作“莆田的文化地标”，“这是一批我回到家乡后愿意去接触的‘在地’年轻人。跟他们这批人的交谈中，我常常觉得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到书店那天是7月30日，我们一路驱车往北，抵达莆田老城的双池巷。穿过巷口的肥硕芭蕉，在一棵开得正盛的巨大三角梅下，陈建雄和卓超贤已经在等待。陈建雄今年30岁，在市委的机关报《湄洲日报》工作，卓超贤是位“00后”摄影师，去年刚刚大学毕业。他俩是这间书店的12位股东之一。2020年，他们和其他10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和职业的莆田人共同盘下这间小店，作为大家相聚的一个小据点。

陈建雄（后）和卓超贤站在“疯灯”书店门口

也许因为我是外乡人，一走进“疯灯”就强烈感觉到它的“莆田气”。台风刚过，三角梅的花瓣落满小院，屋里摆着城里各处淘来的旧家具，墙上是莆田特色的红蓝两色彩布，挂着龙舟桨板，书架上是介绍当地文化的书籍，隔间上摆了一排我们在神庙见过的纸糊灯笼，写着“平安”“福首”“壶山兰水”。这里的“壶”指壶公山，“兰”指木兰溪，是莆田的名山大川。屋里有一股幽深湿润的味道，这地方让人舒服。

进屋坐下，他们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和茶叶，“自己泡茶吧，茶叶放在里面就是冷泡茶了”，这让在“界外”待了几天，见惯各种不同形式茶盘茶海的我有点不适应。后来陈建雄告诉我，他们是实在不喜欢那一套繁文缛节，才开发出了这一套“简易泡茶法”。

有所保留，再加点年轻人的创新，那天我在“疯灯”里见到的一切都和“冷泡茶”原则类似。说是书店，这儿其实并不卖书——或者说并不“营业”——更多时候只是个朋友们相聚喝茶的文化空间。陈建雄随手点开幻灯片，展示他们开店以来办过的几次小活动：元宵节一起“庆赏元宵”，端午采香草、包粽子，中秋赏月，年末“尾牙祭”。这些活动既与莆田传统乡俗有关，又不完全类似，比如他们会满城到处找哪位师傅做的纸糊灯笼最地道、哪家的“丁饼”最好吃，但并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忙于定立福首，游神祭祀。

陈建雄告诉我，和自己同龄的莆田人大抵只有两个去向，要么离家不再回来，要么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莆田。书店的“十二股东”中不少都是从外地回到家乡的莆田人，其中一个朋友甚至是被父母用“祖宗托梦”的名义硬留在了老家。人留下来，自然想着要找些精神寄托，所以才凑出了这么一间店。开始大家“并没有要刻意营造某种风格”，如果一定要说这里很“莆田”，恐怕是因为“我们实际上本来自带着这些东西”。

从“疯灯”书店二楼窗口向外看，三角梅开得正盛

陈建雄是湄洲岛人，在同龄人里，他对故乡的感情实在称得上异数。见面自我介绍，他笑称自己来自“妈祖那个岛”。他出生在那里，还没懂事就被做木材生意的父母带到上海，闵行区一个大木材加工市场，里面都是莆田人。到了学校，陈建雄发现自己是绝对的少数，人人都说着听不懂的上海话，年幼的他第一次感受到何谓“排外”，每年寒暑假回莆田，返程时都哭得泪汪汪。

他开始对家里的那些属于“莆田”的符号产生兴趣。湄洲岛人外出经商，身边总要带上妈祖神龛。陈建雄说，自己的一个伯伯去山东做石料生意时，甚至在海边给自己雕了一个小小的妈祖庙。在家见父母有事没事都向神位祈祷，陈建雄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卜杯”。他还迷上了中央台的《走遍中国》，日夜盼着节目组能录一期莆田的节目，后来节目真的播出，他又开始对着电视自学莆田文化，研究莆仙戏的唱法。

熬到小学毕业，陈建雄终于如愿回到莆田读初中。“当时我幻想着我要回到家乡，就像去拥抱一棵大树，我要去亲吻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但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我也很难说清。”这话听起来太过于抒情，陈建雄有点不好意思。

大学毕业后，陈建雄在市里找到工作，又在莆田成家。他告诉我，湄洲岛上的老宅新建时，一开始就建好了他和哥哥两家人的居所，那是属于他们的位置。

但大部分时候，陈建雄住在莆田市里。我拿出那晚同样的问题向陈建雄发问，他说：“在成家之前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束缚我的，但可能是我被‘洗脑’得比较彻底，结婚以后，我发现这个规则在保护你，让你的生活变成一个很有轨道的东西，它不会让生活中出现那么多闹心的事，但也把你变得很无聊。”

“也就是因为觉得城市太无聊，我们几个才想着做‘疯灯’。”记得刚从上海回到莆田，他首先感受到的是这里的“文化时差”，上海2000年就有的7-11便利店，在莆田出现要等到10年之后了。更明显的是，年轻人的生活目的已经与他们的父辈大不相同，我和陈建雄谈起莆田的生子和祭祀传统，他表示很能理解“死后需要有人给自己烧香”的愿望，但放在他自己身上，还完全没有考虑过生育问题。当然，这是陈建雄身为家里的小儿子，在缝隙中享受到的一丝特权。他告诉我，他的哥哥正在苏州做生意，结婚后已经生了三个子女。

几乎每座村庄都有自己的社庙

那天下午在书店闲坐，陆续来了几个住在附近的莆田年轻人，一看就是书店的熟客，他们一进门就把包搁在椅背上，坐上长凳吃起花生。一位1990年出生的客人今年刚当上父亲，我问他妻子生了男孩还是女孩，他说，妻子怀孕时，书店里的一群人还仿照传统给他们办了一场“求子仪式”，陈建雄表演，一群人笑闹着看他“施法”。在年轻人里，他们把这种并不严肃的祈祷活动自嘲为“搞迷信”。“那如果生出来是女孩呢？”我追问。“我倒是无所谓，可能我父母会比较介意吧，也许会再要一个？”

在传统中寻求认同和宽慰，有时也伺机逃离，在网络的缝隙里寻找个人的喘息之地。这群年轻人的态度，让我想起吴重庆所讲的“微妙平衡”。

那天下午聊到兴起，陈建雄还给我们表演了一折莆仙戏《状元与乞丐》的唱段：“漫漫古道儿伴娘，戚戚哀鸣影凄凉，荆州遍地斜阳里，心神交瘁步跄跄……”即使看着手机上发来的唱词，也还是很难听懂他究竟在唱些什么，但我抬头时，见年轻的卓超贤一边笑，一边听得入神。陈建雄说，今年元宵节妈祖巡游，他还参与抓阄，加入了村里的游神鼓队，和一群村里的年轻人共同完成了仪式。“那是一个快乐的、热闹的活动，并不需要庄严和沉重。小时候单纯就觉得它好玩，长大以后你会觉得它是一种高级的东西，是我们莆田（人）内心里面长久的追求。”

建新房是“打金人”们在村庄中维护亲缘和熟人关系资源的一种方式

9.没有“老家”的人

那天去“疯灯”书店，吴重庆还带上了儿子吴形而和家里的几位侄孙。一群人在老城区的小巷里穿梭时，我第一次听到吴形而的自我介绍：“我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会说贵州话的福建人。”他面带遗憾地告诉我，自己虽然祖籍莆田，但并不会说莆仙方言。倒是因为小时候在妈妈的老家贵州住过一年，学会了当地话。有时候在外地出门打车，他还会以四川、贵州人的身份和司机搭话。

但老家一直是模糊的。小时候听父亲说起莆田，吴形而最感兴趣的都是他口中那些离奇的乡村鬼怪故事，上初中时读到《孙村的路》，也尽是挑里面有意思的部分跳着读。关于莆田最深刻的回忆是小时候回这里过年，元宵游神的清晨，一群孩子们天不亮就被鞭炮吵醒，迷迷糊糊被赶到楼下吃早饭，然后跑出门迎接队伍。按照传统，队伍里要有一位坐在轿子上的“金童”，吴形而看着他被人群簇拥着穿街过巷，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参与竞选。但除此之外，于他而言，莆田依然是一块陌生的、不确实的地带，充满了父亲的回忆和来自他人的“二手经验”。

“所以家乡就只成为故乡”，刘力也对儿子们有同样的担心。在他走南闯北“打金”的这些年，大儿子在武夷山市出生，在乐山长大，如今又和全家定居在四川省的其他城市，到北京读大学。带儿子回老家，他知道孩子不会说莆仙方言，也不爱吃清淡的福建菜。他们的同学、朋友都是四川人，回到老家反而觉得难以适应，总是待不了几天就想回去了。他暗自感伤：“那家乡的这些都停留在脑壳里头，成了一个户口本上的地方，还有什么意思？”

这些困扰也是吴重庆在中山大学发起“家乡田野”项目的初衷之一。比起学术研究，他更愿意将其称作一项“育人项目”。面对整整年轻一代“有家无根”的年轻人，他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我一直是觉得我跟家乡是有联系的，跟村庄是有联系的，跟家庭是有联系的，我觉得这是支持我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了它们，很难想象自己个人的心理会出现很大的崩盘。”

“当然，个人主义是现在的主流文化，它推动了青年人的成长，也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造成很大的危机。我们必须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你面对问题、面对压力完全靠个人去解决，可能大部分人应付过去了，也有小部分人应付不过去。人越封闭，危机和压力也就越难摆脱，我们要不断去跟历史联系，跟社会联系，去跟家乡建立联系，跟自己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同辈同学建立联系，事实上就是要让人回到社会，回到那个网络中去。”

吴重庆有意识培养儿子和故土的联结，这些年每次回家都带上他，想让他和宗族的同龄人多点接触。高二那年寒假，学界好友、厦门大学历史系郑振满教授带学生走访莆田的乡村祠堂，他让吴形而也参与了活动，也是那一次，吴重庆第一次意识到这一代年轻人和乡愁的距离。

乡愁的指向很具体，是他读小学时在广州住的小区。他出生在广州，从小在番禺区长大，在那儿的大型市民社区里，他的小学时光“没有五花八门的补课，没有花里胡哨的比赛”，课余时间，他整天和同学们绕着小区骑车，满大街疯跑。三年级时，有一次吴重庆在家问他要不要转学到教学质量更好的中山大学附属小学读书，吴形而头都没抬就回绝了。但到了“小升初”，父母还是决定带他去海珠区的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升学，为此，一家人还特意在学校旁边租了房。

接下来的整整一年，吴形而都生活在怀旧之中。班级里的新同学都是“附小”的学生，读初中前就是老相识，他在学校里很难融入，回到家也感觉处处不便，一有时间，他就想着怎么赶紧回番禺过周末。他后来意识到，搬家“切断的不仅是我的人际关系，也是我在那一方小天地戏耍探索时慢慢长出来的根”。他将之称为“迷你版乡愁”。

那么，对于他，这个出生在广州的“00后”来说，莆田，或者说孙村又意味着什么呢？吴重庆希望儿子能从家族的亲戚网络中找到答案，每次回家都有意识地留出时间，让儿子和同龄人们待在一起。吴形而辈分高，许多同龄人都得叫他“叔叔”。小时候吴重庆大哥的孙女在广州读书，和吴形而同班，他向同学介绍这是自己的侄女，引起大家的好奇。吴形而告诉我，与其说是实体的“孙村”，不如说这些同龄的亲友，构成了他对家乡感情的重要一环。在那篇活动的总结论文里，他在文末写道：“无论对于成长的城市还是作为‘他者’的老家，我们若不断接受当地食物、节日灯食物的熏陶，不断和当地生活的人接触聊天，就能增强自己的文化认同，扎根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

但和“老家”的联系也只能止步于此了。吴形而终于还是接受了自己会是一个“没有老家的人”。2022年到兰州上大学后，他给自己拟定了那个完整版本的自我介绍——一个在广州长大的、会说贵州话的福建人。在这里，福建指的是他的祖籍，也是他父亲不断返回的老家，但那里并不属于他。他承认自己不喜欢吃莆田菜，也很难习惯当地的民俗，那里的热闹活动和密切的宗亲关系让他舒服，但他同时也喜欢母亲在贵州的温馨老家。

究竟哪里才是他真正的家呢？他还没有想好，下一次怎么回答才能“不让吴老师伤心”。只记得2022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被封在学校里，某个深夜躺在宿舍的床上，打开手机听了一整夜的“广东省省歌”《海阔天空》，那一刻他发觉，如果一定要给自己的生活找到一个接近“老家”的地方，起点依然会是广州，因为“那里是我父母的居所，也是我最熟悉、承载了最多美好回忆的地方”。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力”为化名。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23年9月5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