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文库》编纂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在图书的发布会上曾表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符合学术界文化界“眼光向下”的新趋势，即从历史聚焦于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社会底层与日常生活。而契约文书背后“隐藏着更深刻的传统、经验和生活”，正是中国“活生生的历史”。
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郑振满分享《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过程时曾表示，相对于已经出版的各种民间契约文书，这部作品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点，这套书收录的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田野调查，反映了民间契约文书的“原生态”，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点，在契约文书的整理过程中，特别注重原有的文书系统，尽可能维护和再现原始保存状态。第三点，在编纂过程中，采用属地和归户、归物相结合的三级编纂体例，建立了契约文书整理、出版的新范式。
日前，百道网专访郑振满，请他介绍自己主编《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过程，以及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整理研究民间契约文书的社会和学术价值。
郑振满
中国学者都应该学会读契约文书之类的民间文献
“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中国和西方的最大差别之一就是中国老百姓自古识字，而西方的普通人不识字。”郑振满表示，“西方过去只有教会、修道院做教育，而没有中国的通俗教育。直到近代印刷业发展起来，西方人才普遍受到文字教育。”
在15、16世纪之前，中国民间就已经广泛使用契约文书，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产权交易、赋役征派、人情往来、宗教仪式等事务。从民间契约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百姓如何管理公共事务，政府的管理和民间的管理如何对接。可以说，民间契约文书里包含着普通民众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各领域的实践过程。
“从我的老师傅衣凌先生开始，到我和我的学生，我们一直追求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文化传统，大部分在民间社会还有活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只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郑振满说。
即使到了现代，普通人一生中经历的重大事件，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社会文化网络的支持，而不是依赖政府和市场。在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区，由于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保护，促进了这些地方的商业化、产业化、现代化发展。很多福建商人满世界跑，都是和老乡一起出去的。他们创业的钱不是来自银行贷款，而是通过民间集资、合作经营。在民间契约文书里，可以看到这种“同乡同族同业”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机制。
崇祯二年二月柯逞春立卖苗田契
弘治三年八月黄外生立卖山契
郑振满在《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序》中这样写道：“在中国历史上，‘官有政法，民有私约’，契约文书是民间日常生活的主要规范体系。因此，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民间契约文书是最为可靠的原始资料之一。”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以西方特别是欧美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可以说进行了全盘性的横向移植。此后，又受到了苏联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影响。郑振满强调，我们不能再照搬国外的东西，必须“接地气”，用自己的经验讲故事。为此，研究中国的学者都应该学会读契约文书之类的民间文献，“我希望下一代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等等，都会用这些东西讲故事。如果我们不懂老祖宗的东西，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理论。历史文献整理不仅是为了文化传承，对构建中国自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同样至关重要。”
现有出版物只是冰山一角，保护现存文献成难题
1939年夏天，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主要奠基人傅衣凌先生随福建省政府内迁闽西山区，在永安黄历村的一座老宅中发现了一箱契约文书，开始致力于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撰写了学术名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近几十年，中国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民间契约文书，如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太行山文书、鄱阳湖文书、石仓文书、天门文书、客家文书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在地化”研究。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自19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杨国桢辑《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杨国桢主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唐文基等主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王连茂等整理《泉州•台湾张士箱家族文件汇编》、陈娟英等编著《厦门典藏契约文书》、陈支平主编《福建民间文书》、周正庆等主编《闽东家族文书》，以及张忠发等主编《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畲族卷（文书契约）》、黄清海主编《闽南侨批大全》、张侃主编《福建山地珍稀文献丛刊》、曹树基等主编《客家珍稀文书丛刊》等。
不过，在福建现存的民间契约文书中，这些公开出版物只是冰山一角，难以反映历史全貌。
民间契约文书一开始都在老百姓家里保存，随着历史发展特别是在上世纪一些特定时期，有些家族的契约文书进入有关机构，之后流向博物馆、档案馆。目前，公藏机构收入了部分契约文书，而大量流失在文物市场的契约文书，其原有的系统已经被扰乱。但是在老百姓家里，各种契约文书通常是归类保管，分别用包契纸包好，如一块田的文书放一包，一场官司的文书放一包。不过文物贩子从老百姓手中收购时，往往抽出其中“有价值”的几张，打乱了原有的体系，破坏了史料价值。
很多学校和研究部门往往习惯于通过文物市场收购契约文书，助长了文物市场的炒作风气，加速了契约文书的流失和损坏。在档案馆、博物馆等公藏机构，对民间契约文书的整理方式往往也不够规范，经常将一包包的契约文书打散，无法重建原有的文献系统。
契约文书大量流入文物市场，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当代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导致众多村里人进城、搬家，他们不理解契约文书的价值，经常随意将它们扔掉或卖了。就算还暂时留着，很多人的保存方法不当，难免出现发潮、发霉、腐烂、虫蛀、鼠咬等问题，无法长期保持契约文书。
抢救契约文书等民间文献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因此，《八闽文库》设立《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专题，在原有基础上拾遗补缺，更为系统地整理、出版福建各地现存的民间契约文书。在收集、整理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过程中，郑振满团队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到各地乡村寻访现存的民间契约文书，而不是通过文物市场或公藏机构收集现有契约文书。
从民间契约文书出发，培养学有专长的年轻学者
民间契约文书，并不是书，而是零零散散的一件件文书，每一件是独立的写本文献。古人并没有将民间契约文书当作文献，未纳入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主的历史文献系统。但是近代以来史学研究飞速进展，专家学者们通过对史料的开拓来深入研究历史，于是民间契约文书也被视为历史研究资料。郑振满将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保存状态，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由当事人保存的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分家继承。郑振满和团队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福建普通民众原来多有历代流传的契约文书，收藏于特制的箱子、盒子或袋子里，有些家族还有专门的保存契约文书的制度。此类契约文书通常保存了资料的“原生态”，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民国二十四年郑裕桂等立故父人情簿
清代尤溪黃仲五致谢昌严书信
二是由文物收藏家保存的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文物市场。此类契约文书大多经历多次转手和挑选，原有的资料系统已经被扰乱，难以解读和利用。收集和整理此类契约文书，需要依据其中的时、地、人、物等要素，尽可能找到契约文书之间的内在联系，重建原有的文献系统。
三是各地公藏机构保存的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征收。自土地改革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通常都会有一批尚未毁弃的契约文书陆续进入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藏机构。近年来，有些公藏机构开始主动征集和收购民间契约文书，逐渐形成了专题性的特色馆藏。
从1983年起开始走出校门，郑振满到福建各地开展田野调查，收集民间历史文献。最初去各地抄录碑文，因为交通不便，要自己骑摩托车去现场，备尝艰辛。在现代大学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历史文献整理工作通常不受重视，但他依然乐在其中，从未停止脚步。经过数十年的辛勤努力，厦门大学的民间历史文献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学术前沿。
郑振满教授带领团队搜访民间契约文书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郑振满从拉家常开始，了解福建当地老百姓思考问题的逻辑，再追溯其祖先经历宋、元、明、清走向现当代所经历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目前面临的各种问题。他们到老百姓家里收集契约文书，一开始往往不被理解，但他们对契约文书的珍惜和神圣感，使当地村民深受感动，很多人主动拿出自己家里的一个个箱子。
收集契约文书的基本原则，就是只扫描复制，不拿走原件。首先，在现场扫描或拍照之后，一般是随即把契约文书归还收藏者，如有可能则帮他们修复和保存。其次，对于文物收藏家保存的契约文书，他们尽可能与其合作，追溯契约文书的来龙去脉，选择较为系统的契约文书复制和整理。再次，对于各地公藏机构保存的契约文书，他们一般选择来源较为清楚的家族文书复制和整理，其他较为零散的契约文书暂不处理。
依据上述工作程式，《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分为三类陆续出版：第一类为当事人保存的契约文书；第二类为私人收藏家保存的契约文书；第三类为公藏机构保存的契约文书。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编纂体例，主要依据“属地”和“归户”“归物”的原则。所谓“属地”，即每一辑资料先按地区编排，原则上同一地区编为一卷。如现存契约文书较多，每村编为一卷；如数量较少，则相邻地区编为一卷。所谓“归户”，即依据契约文书的原始保存状态，每一收藏单位（户）编为一帙，在同一帙内再按文类和年代编排。所谓“归物”，即依据契约文书涉及的物产或事项，把相关资料编为一组（包）。至于无法编组的散件、簿册等，则一律依据文书类别与年代顺序，编排于该帙篇末。
为了便于查阅和引用，郑振满团队对每一件契约文书都加以拟题和编号。拟题一般包含时间、事主、事由、名称四要素，力求反映契约文书的主要内容与文本特征。编号则包含卷、帙、组、序四层级，大致可以对应于契约文书所属的地区、收藏者、文书群及年代顺序。此外，他们参照相关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撰写了各卷的前言，简要介绍当地的生态环境与历史概况，揭示契约文书的保存状态、流传过程与史料价值，提供解读该卷契约文书的背景资料。
作为福建省“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的重要成果之一，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师生们耗时6年，编纂出版了首批《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共11卷共50册。书中收录的民间契约文书，涵盖契约、阄书、账簿、收据、唱本、诉状、科仪书等不同文本，全部来自福州市永泰县，皆系首次整理出版。这些中国民间社会“特有的写本文献和历史档案”就像一面镜子，映射出乡土中国的独特风景，也反映了戴云山区传统社会的历史变迁、文化风貌，提供了当地民众利用文字处理生产生活事务和人际交往的生动细节。
作为记录中国东南地区民间日常生活生产状况、反映明清以来福建社会经济变迁的原始材料，该批契约文书不仅为探讨聚落形态、族群关系、山区开发、土地经营、文化传承等提供厚实可靠的史料，也有助于研究者进入历史情境，还原历史细节，拓展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出版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和学术训练的重要环节。首批11卷的分卷主编，皆为厦门大学历史学的研究生，郑振满有意培养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让他们参与收集、修复、整理、编纂契约文书的全过程，形成从民间社会思考历史问题的学术风格。他强调，很多学科的学者做田野调查，接触最多的往往是村干部，这实际是到各地去拿资料，回来填入现成的解释模式，也就是用中国资料印证外国理论。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培养一批可以自己找资料和解读资料的年轻学者，这样才有可能开展原创性的学术研究。
“解读中国文明体系需要一群跨学科的学者对话交流，从史料出发去尝试、摸索历史真相和历史规律，历史文献是必不可少的资料。让历史系的学生担任各卷的主编，独当一面开展全流程工作，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年轻人，这可以说是我们这项工作的最大收获。”郑振满表示。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百道網公眾號2023年10月25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