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6-27日，厦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辦的第十四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於厦門召開，論壇以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形式進行，共有45位海內外學者參與本次論壇。
論壇開幕式由厦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王日根教授主持，厦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中心主任鄭振滿、厦門大學圖書館館長鈔曉鴻與哈佛大學宋怡明分別致辭。鄭振滿指出，這次民間文獻論壇新增設「文字下鄉」和「儀式傳統」等專場，是民間文獻新的學術增長點。鈔曉鴻肯定厦門大學克服疫情困難舉辦民間歷史文獻論壇的堅毅精神，並指出這次論壇是一場跨海越洋的國際會議。宋怡明特別強調國際性學術交流的意義，指出本論壇為年輕學者提供重要交流平臺。
這次民間文獻論壇共分為「文字下鄉」、「儀式傳統」、「家族文獻」、「賦役制度」、「地方檔案」、「臺灣地區」、「閩浙皖地區」和「民族地區」等八個場次，圍繞著文字、禮儀、宗族、賦役制度和歷史書寫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在「文字下鄉」專場，溫海波的〈雜字習讀與記帳登簿——兼論明清以來民眾的識字率問題〉通過梳理上千種記帳雜字，從書名、序言、廣告和內容等四個方面探討鄉民在簿記中的讀寫實踐，並置於日常社會生活的語境中重新思考，得出各類功能性的識字率資料，回應民眾識字率等重要學術命題。董乾坤的〈單式還是複式：「同一賬，記兩簿」再探〉在曹樹基等學者的研究基礎上，利用《中國會計史稿》等資料，通過考辨帳簿的格式、分類標準和書寫格式等，得出結論：曹氏所認定的草流「銀錢流水」實為細流。進而，他提出複式帳簿的實質在於「同一賬，記兩筆」，而非「同一賬，記兩簿」。關於童蒙教育，以往學界的討論大多集中於明清以後，但張傳官的〈秦漢字書在民間〉則將時間上限大大往前推進，他充分利用雙古堆漢簡和北大漢簡等出土材料，分析〈急就篇〉和〈蒼頡篇〉等習字文獻，認為秦漢時期蒙學字書的編纂和流傳經歷由廟堂到民間、由京師到邊疆的普及過程，且「閭裡書師」群體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在「儀式傳統」專場，馬健雄的〈明末清初壩子社會儀式體系的轉變：滇西洞經會的發展與《萂村科儀文書》〉利用洞經會科儀文書，探討明末清初在「三教合一」、「講聖諭」等國家話語的不斷滲透下，士紳取代洞經會的佛教宗師，並將壩子社會的文化和社會資源重新整合，建構政教合一的基層自治社會。巫能昌的〈閩北建陽道教法師的身後命運：光緒抄本《聞牒名書法式》再探〉仔細梳理法事流程與文檢的關係，超凡入聖的基礎、具體過程及所要面對的主要問題等內容，對亡故法事超凡入聖的過程及內在邏輯進行深入探討，揭示文檢反映出來的法師的養成和儀式傳統蘊含的觀念體系。李平亮的〈國家祀典與文化權力：清代昭忠祠的層級化與地方化——以志書和族譜為中心〉通過研讀江西各地的方志和族譜，認為清代昭忠祠經歷層級化和地方化的進程。在此進程中，鄉族勢力借助昭忠祠，既將其內化於地方歷史敘述中，也為士紳重建地方社會秩序提供制度和文化資源。
在「家族文獻」專場，廖涵的〈國家歷史的民間書寫及影響——從一則族譜傳記說起〉從〈高洲方氏族譜〉中所載的清初墓主勸降江機一事出發，將其與方志、清實錄和奏摺等官方文獻互證，探討族譜內容的真實性包括歷史真實、歷史背景以及對歷史記憶的影響等。郭廣輝的〈修譜何為——清代民國時期成都地區的族譜編修與社會文化變遷〉利用四川省圖所藏的78部族譜，對修譜時間進行劃分，討論不同時期成都地區所面臨的社會背景以及家族利用族譜進行的社會文化建構，揭示清至民國時期成都地區修譜與區域社會的互動關係。李國太的〈離散與重聚：明末清初大巴山區的宗族過程——以通江「三李」家族為例〉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通江三李家族的44通碑刻、族譜和縣誌等資料，指出該家族在明末清初之際之所以能迅速振興，在於李家通過科舉入仕清廷並與當地大族聯姻等方式獲得社會資源，迅速崛起。黃權生的〈神龕上的「門頭老祖」與麻陽移民外遷初探〉基於田野經歷，他指出，無論是田野中的路牌、地名，還是當地族譜中，均有門頭老祖的歷史記憶，揭示「門頭老祖」作為麻陽移民外遷的重要標誌之一。
在「賦役制度」專場，徐斌的〈制度史視野下的明清洲田與蘆課——以洲課條例為中心〉以蘆葦徵稅演變為「洲田」課徵作為切入點，從制度史角度考察明清時期蘆課徵收範圍、原則以及在洲田開發過程的制度流變，表明明清社會演進的內在邏輯在於一項制度觸發後，並非需要完全改變，而是在此基礎上變動，進而呈現出制度與人群之間的互動關係。葉錦花的〈族譜與清初閩南戶籍賦役研究〉利用方志和族譜，考察清初閩南地區經過遷界、復界後，地方社會通過掛靠子戶、頂戶等方式進行社會重建，但收效有限，最終在康熙年間通過糧戶歸宗完成宗族形式的戶籍掛靠。江田祥的〈碑刻所見清代廣西平樂府至富川縣交通路線與夫役差派研究〉梳理清代廣西平樂府的三通碑刻，碑文所顯示的夫役糾紛除了反映夫役之事由不同地域人群承擔以外，還揭示地方社會夫役差派的實態。曾偉的〈清至民國太原官契紙研究：以吳家堡契約為中心〉利用太原市檔案館所藏的吳家堡官契，探討官方契約形制的演變及其標準化過程。該官契文書系統完整，從清代下延至民國，其形制經歷契尾到官式契紙的流變，反映太原地區契紙形式的標準化與正規化過程。
在「地方檔案」專場，嚴新宇的〈晚清四川地區的訴訟費用〉使用晚清同治以降四川地區的案費章程等史料，對當時四川各縣的訴訟費用進行估算。李軍的〈從團練到鄉建：近代嘉陵江三峽地區的匪患治理與社會轉型〉利用方志、檔案等資料，考察民國時期川東嘉陵江三峽地區匪患治理的歷史過程，並指出在這一時段內經歷一個從專重軍事清剿到匪患治理和峽區建設並舉的轉變。毛立平的〈清代女性自殺案件的司法審理與性別隱喻——以巴縣檔案為中心〉利用巴縣檔案中86件涉及女性自殺的案件，分析清代女性自殺案件中的非貞節因素，探討司法干預對於此種「無判罰」類案件的意義所在，指出女性自殺問題實際在社會和司法層面有某種特殊的性別隱喻。覃延佳的〈官紳共濟：民國時期雲南建水的社會救濟與產權實踐——以慈善會檔案為中心〉利用建水縣民國檔案中涉及慈善會的部份，關注民國時期雲南建水慈善會的組織形式及其運行方式，討論以公產經營為核心的傳統社會救濟機制如何在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中賡續變革，以及社會救濟組織如何與地方社會產生連結。陳啟鐘的〈因革命而起：國統時期永定縣地方糾紛案例分析——以〈民國檔案〉為中心〉利用永定縣民國檔案，分析閩西「因革命而起」的訴訟糾紛案件中兩造的訴訟策略和政府的審判考量。劉詩古的〈「為國養豬」：20世紀50年代生豬派購制度的建立及其演變 以江津縣檔案為中心〉，細緻考察建國初期的國家政權是如何將作為家庭副業的生豬養殖納入國家管控之中，勾勒處理對生豬派養派購制度創設、實踐和調適的歷史過程，指出國家對農副產品的汲取並非單純以行政命令來實現，而是採取較為靈活的公私結合、行政與市場雙規並用的方式實現了生豬派養派購制度與傳統養殖習慣的相互整合和適應。
在「臺灣地區」專場，李朝凱的〈清代臺灣土番的面聖與賀壽活動——以檔案、域外史料與民間歷史文獻為中心〉運用多元史料，深描清代臺灣土番進京面聖與賀壽活動的歷史情境，著重展現這一過程臺灣土番的感官體驗和清廷、諸國使節的精英視角。蘇峰楠的〈臺灣傳統漢人社會的地圖繪製活動及其製圖觀點〉關注官方地圖製作之外的民間地圖繪製，討論臺灣漢人社會傳統地圖繪製活動中民間話語權力的構建，以及作為地圖生產者的地理堪輿師。盧正恒的〈沿山與濱海之間：清代塹南鹽水港暨老衢崎的族群、環境與社會〉綜合利用田野成果、地方檔案、契約文書等史料，論述清代臺灣鹽水港、老衢崎附近區域的地方特質——濱海和沿山是如何影響海洋環境變遷和族群互動的。陳冠妃的〈從「集源號」談台南當鋪的歷史〉以清末和日據時代臺灣一個當鋪 「集源號」的歷史出發，通過對集源號當鋪史料的解讀，反思近代中國傳統當鋪行業衰落的歷史。
在「閩浙皖地區」專場，劉永華的〈清代徽州增圖的新認識：婺源十六都四圖的例證〉關注清初里甲賦役制度改革和地域社會變遷的關係，仔細考察清康熙年間徽州婺源推行的增圖改革，以及其中新增圖甲的組織形式、丁戶來源和地域分佈。廖華生的〈試論明清徽州訴訟文卷的演變〉梳理明清徽州訴訟文卷的演變過程，從民間歷史文獻學的角度將其劃分譜載訴訟文卷、事類彙編訴訟文卷的全書式訴訟文卷三種，並指出這三類訴訟文卷的交替湧現展現出明清徽州社會變遷的某些面向。余清良的〈明清〈徽州府志·人物志〉中商人群體的書寫〉集中展示明清徽商群體如何或隱諱或直接地參與到地方誌書的書寫中。祁剛的〈近代溫州僑鄉形成析論——以民國《重修浙江通志稿》為主〉綜合利用多種史料，重新審視近代溫州的僑鄉歷史，分析其空間分佈與早期海外移民出洋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繫，對溫州僑鄉內部進行分片、分段式的觀察和討論。
在「民族地區」專場，唐曉濤的〈俍田、俍戶與俍賦：明清時期俍兵「賦稅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以明清時期廣東廉州府合浦縣歸德鄉為研究區域，探討了俍兵「賦稅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指出俍兵與王朝國家的關係、俍兵與當地其他人群的關係及其演變共同構造了該區域的社會結構和歷史過程。黃瑜的〈清代以來都柳江流域侗人「宗族」實踐初探——以「五百和里」侗寨為中心〉以清代以來都柳江流域「五百和里」侗寨的「宗族」實踐過程為考察對象，結合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揭示清代中國社會的宗族理念如何影響日常生活中侗人「房族」的形態演變，並且探討「宗族」作為一種儒家理念與社會組織架構如何參與形塑侗寨的基層社群關係。吳才茂的〈明清時期貴州東南部「府設土司」初探——以清水江文書所見新土司為中心〉以清水江文書為中心，論述了「府設土司」這一特殊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進而討論改土歸流以及王朝國家開拓西南山地的歷史。馬文睿的〈西北土達人群身份認同建構研究——以永靖孔氏口頭傳說與族譜敘事為中心〉通過對西北永靖孔氏家族口述的祖先故事與族譜世系演變進行對比，指出家神的祖先化和去神靈華成為明代以來西北土達人群身份認同建構的一種路徑。
近年來，民間歷史文獻的收集、整理和識讀愈加為學界所重視，大量民間歷史文獻史料集被整理出版，但與此同時，數量眾多、種類多元的民間歷史文獻也為學術研究帶來諸多挑戰。在圓桌會議期間，與會的諸位學者即就此深入討論，大家均贊成此次論壇推動民間歷史文獻學學科自身的建設，拓寬民間歷史文獻學的視野和領域，但新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規範仍需進一步追尋。
（本文經主辦方授權發佈，撰稿人鐘俊南、任思宇。原載《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2023年，第102期，頁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