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里夫·德里克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德里克在20世纪70年代，受到了费维恺译介的中国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影响。在对费维恺等老一辈的美国汉学家的研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德里克格外重视“资本主义萌芽”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西方中国研究的意义，并给予了中肯的评价——“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是对西方“中国经济停滞论”的有力回应。德里克同时也认为，在中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扬弃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关键词：阿里夫·德里克  费维恺  资本主义萌芽研究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中国史学界向来因其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为人重视。德里克学术思想的形成，受到其早年学术训练中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关注的影响，他不仅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是一位对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转变极为关注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德里克在2006年的一场名为“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的演讲中提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学界的交流，“中国的史学实践向美国/欧洲式的解释靠得更近了”，而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势是相反的，“那时是美国的史学家更加靠近中国式的解释(许多与《近代中国》有联系的史学家都受到中国史学家关于经济史和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这里提及的美国学界在20世纪60—70年代所受到的中国史学界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历史学家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就此问题，德里克自己曾经有过非常详尽的评述。他于1982年在美国的中国期刊《近代中国》上发表文章《中国史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一个批判的检视》，指出中国史学界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揭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数据，足以改变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停滞论”。  回溯德里克在20世纪80年代做出这个论断的学术背景，对于今日检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范式对美国历史学界的影响，乃至于反思德里克提及的中美两国学界的中国史学研究范式自20世纪以来的转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费维恺与美国汉学界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

德里克在《中国史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一个批判的检视》一文中，对“一些西方史学家”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毫无意义”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进一步指出中国史学家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所揭示的诸多数据对“中国经济停滞论”产生了冲击。这里所提到的“一些西方史学家”是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向美国汉学界引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等人。

费维恺作为费正清的学生，作为第二代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中的翘楚，其代表作《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的核心观点，正是德里克所指出的费正清和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持的“中国经济停滞论”。

费惟恺出成长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在哈佛大学完成学业，是费正清最为器重的弟子。他于1958—1960年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院任教，之后在密歇根大学创建了著名的中国研究中心，该中心被誉为“美国最杰出的研究和了解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人文和资料中心之一”。除了从事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外，费维恺同时还是美国学术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成立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会”（1966—1978年、1980—1983年）和“中美学术交流会”（1971—1978年、1981—1983年）的成员及领导者，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在战后的迅速成长功不可没。

用“生逢其时”来形容费维恺的学术生涯并不为过。1955年，在费正清的指导下，费维恺以其硕士时期的论文《官僚企业家盛宣怀略传》（A Draft Biography of Sheng Hsuan-huai: official and Industrialist）成功申请成为哈佛大学历史系和远东语言系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而也正是这一年，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饱受冲击的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得以建立了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后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费正清在同年参加欧洲青年汉学家国际会议时，对该会议“共产党中国”的翦伯赞和周一良参加表示了不安，向美国的亚洲基金会建议资助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参会“平衡会上过强的共产主义话语”。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费正清等美国学者直接接触到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这次会议被视为一次“中国社会史国际大论战”。

作为费正清指导的博士生，1957年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的费维恺应该也受到了这次会议的影响，所以他关注的重点开始深入到中国经济史和近代化问题，讨论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而不仅局限于做传记式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46)和官督商办企业》，成为195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哈佛东亚丛书”（Harvard East Asia Series）的第一本书。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主要论题是所谓“五朵金花”，即中国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在1955、1956年的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与来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遭遇后，费正清及其研究团队，开始对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史研究进行引介。他和芮玛丽在1957年的《亚洲研究》中重点评介了由范文澜、翦伯赞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而“五朵金花”中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费维恺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关注一致，费维恺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对这一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费维恺于1958年撰写了一篇名为《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历史论著》的论文，发表在《亚洲研究学刊》，重点介绍了1957年中国出版的三部有关“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著作，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和《明清史论丛》（李光璧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篇文章可以看作费维恺向美国汉学界介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的开端。他概括地介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理论体系，认为“这些研究虽然不再有斯大林作为脚注，但处处可以看到斯大林意识的痕迹”。这样的批评常常为后来的研究者诟病为带有冷战思维的色彩。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费维恺在文中由这三本论文集而引发的思考。他认为这三本书的阐释方式为美国的中国研究提出两个问题，首先是研究明清经济史的必要性，第二是“共产主义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及其结论是否会对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影响。由此他进而把思考的内容延伸至“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为模式的解释方式是否可以说明复杂的中国经济延迟和增长问题”与“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失败在中国是否是个真正的问题”。费维恺自己的主张是：“在中国的讨论中，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那个阻止其产生（萌芽）的传统社会。检视中国现代工业资本社会的最关键因素还是要看在农业经济和土地制度的显著的内在稳定结构。尽管寻找资本主义最初产生的痕迹并非不是一个有趣的题目，但它可能会导致我们注意力的分散，会使我们在分析这个传统经济的时候更为困难”。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费维恺当时的想法，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初在中国的产生痕迹是可以追寻的（毕竟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就在研究中国的早期工业化），他认为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稳定结构和现代化（工业化）的阻力更有意义。这里的隐含意蕴非常有趣，如果说中国大陆当时的研究者立足于寻求中国在近代有怎样“进步”的痕迹，那费维恺的兴趣则在于寻找近代中国是如何“落后”的。二者都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做出了有价值的研究，差别在于研究立场而非研究本身的优劣。后来的批评者们，无论是对中国史家还是对美国的汉学家，都在批评其意识形态和立场，而淡化了对当时研究价值本身的尊重。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就完全没有价值吗？当意识形态过时后，当时的研究成果也该被一概摒弃吗？

费维恺显然意识到了大陆史家研究有其价值所在。首先，对于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的讨论，他指出：“早期中国社会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看法现在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也开始渐渐普遍被接受。如果按照Kracke教授（柯睿格）的关于宋代社会的杰出论文来看，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该给宋以后的社会贴上自然经济的标签”。 这其实是对于“中国社会停滞论”的重新审视。

其次，虽然他嘲讽了中国史学家研究的方法是传统的“剪刀加糨糊”，但还是充分重视这些研究中所提供的史料，以中国的手工业发展为例，他认为这些数据甚至提供了一种“中国与欧洲在前工业革命时代的冶金工业水平与产出的比较”的可能性。虽然“作为其支柱证据的资本主义类型的手工业工厂的出现并没有一手资料，这迫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只好回头去用那些不可靠的文学文本，更别提那些笔记小说中的材料了”，但现在大陆史家还是收集整理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史料，比如“家谱、笔记、回忆录和法令，一些至今未被印刷的清代档案文书，还有一些如租佃契约这样的民间文书”。

1961年，费维恺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学》一文，指出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编撰，是将历史置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文中，费维恺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学的关键，在于那些我认为其实是无意义的问题。”而为了表现中国历史学家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进行中国史研究，费维恺在此文中着重介绍了他称之为“无意义的问题”——也就是当时的“五朵金花”的研究，并在其中花不小的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他一方面承认由于美国的东亚研究水平的限制，之前一直低估了前现代中国经济中的商业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将自己发展到工业革命的看法，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科学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信仰的实践”。

与此同时，费维恺亦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了论文《现代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资料》，并同一年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一书，介绍了500部出版于1949—1959年之间的中国大陆的中国史研究论著。正如费正清为该书所作序言中提及，这本书“不只是目录，而且是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其主要评介人即是费维恺。该书有六个大的部分，分为通史性著作、明清时期、民国时期、经济史、知识文化史和工具书。

其中的经济史部分专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开辟一节，介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尚钺，1956）、《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若干手工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钱宏，1956）、《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傅筑夫、李競能，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傅衣凌，1957）、《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张维华，1956）、《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田汝康，1957）这八本著作。费维恺对这些研究的评介依然沿袭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历史论著》中的批判论调，认为中国史家对于扩展的商业和手工业就会导向工业革命的论述“是种信仰而非科学的历史研究结论”，但他承认美国当时的汉学研究“低估了前现代中国的商业化程度”。他特别引用了刘大年在《历史研究》上批判尚钺的文章，表现中国史学家内部也有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态度相互矛盾的论调。

对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史学研究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高峰，出现在1964年召开于英国迪奇里庄园（Ditchley Park）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编纂”研讨会上。这次会议于1964年9月6日—12日举行，主办者是《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所知道的历史记载将会发生变化”、“我们应如何评价他们”、“当前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新颖到什么程度”、“它是怎样建立其理论和框架结构”等问题。费维恺是这次会议的大会主席，和康无为（H.Kahn）共同做了名为《学术界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新史学》（The Ideology of Scholarship: China's New Historiography）的演讲。这篇演讲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史学的研究动向，主旨在于指出中国史学虽然有继承其史学传统的因素，但在受到马列指导的毛泽东主义影响下，更多的是为现有政权寻求合法性支持的意识形态。这次会议的大部分论文陆续刊登在1965年的《中国季刊》（22—24期）上，后来又由费维恺编纂为论文集《共产主义中国的史学》（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Cambridge:M.I.T.Press）于1968年再次出版，可见六十年代的美国学者对共产主义中国史学的关注重点依然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二、德里克与《中国史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

如果说费维恺可以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向美国汉学界引介中国史学动态的代表人物，那我们也许要重新估量他所编辑出版的这些以批判共产主义中国史学意识形态的书目的价值，因为在那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的情况是，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刚刚成型，只有相对较少的中文材料，在美国的大学里没有多少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能够为美国人提供汉语培训。1956年，在一封写给文理学院主任的密函中，费正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在这个领域严重匮乏高水平人才”。培养一个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的专业技能的学者群成了费正清的一个目标。

对于那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接受中国研究教育的美国学生们来说，费维恺所引介的这些中国史学界的研究，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踏入中国学研究之门时最先接触到的内容。这可以使我们避免将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看作完全孤立成长的学术传统，而更多地看到其中对于中国学界的回应成分。也可以使我们在双方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相互攻击之外，看到一些确实存在的学术发展路径，在此意义上，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研究，无论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家，还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者，都并非在做毫无意义的工作。所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汉学界出现的一波反思的声音，不仅是批判，实在更该看作去除意识形态之后的真正学术研究的推进。

柯文（Paul A. 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一书就是这一波反思声音中的代表。《在中国发现历史》虽然出版于1984年，但据其自己所言，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思考。阿里夫·德里克的文章同样也是针对20世纪六十年代学人的反思，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柯文是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本身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的，其主体性仍然是欧美汉学界；德里克的文章则是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入手，这在他的博士论文《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和论文《中国史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一个批判的检视》中得到集中体现，德里克的研究主体比柯文的更加“中国中心”。

阿里夫·德里克1940年出生于土耳其，1964在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得到他的电气工程师学士学位。1973年在罗彻斯特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德里克发现自己“相对于物理学，他更想学历史，具体则是中国历史——和土耳其一样同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革命成功，他想了解，这场革命是什么性质的”。他因而转系到历史系日本史专家哈如图涅（Harry D. Harootunian）门下，在哈如图涅的指导下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1971年，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德里克就开始了在杜克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生涯。直到2001年他开始在俄勒冈大学任教，并主持该校的批判理论与跨国研究中心，在2006年于该校退休。因为德里克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全球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研究与批判，国内对于德里克的著作译介众多，远远超过他的汉学家同辈们。他的博士论文《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1919-1937）》也在2005年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得以出版，但对于他关注中国史学“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中国史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一个批判的检视》一文却未见有译介。

《中国史家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概念：一个批判的检视》发表于1982年的《近代中国》，目的是“严格地检视中国历史学界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的推理过程，尤其是其理论背景”，以回应费维恺对于中国史家的研究“毫无意义”的批评和“中国经济停滞论”。但他同时也指出，中国史家的问题在于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使自己的讨论陷入了概念的“陷阱”，未能就中国社会结构在这数千年间的改变而进行概念的“再定义”（reconceptualization）。

德里克认为：“在冷战时期史学的那些平静日子里，中国史学家发掘中国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的尝试，受到一些西方史学家‘毫无意义’的严厉批评，他们往往重点关注那些指引着中国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目的。尽管不能否认其有意识形态的假设，但也必须指出，这些尝试本身既不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是微不足道的。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历史学者的谜题，其中最著名者即马克思·韦伯。中国从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在于人们想要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也与欧洲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有关。此外，在他们试图发掘中国历史中的资本主义的努力中，中国历史学家揭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数据，足以改变曾经流行一时的中国经济停滞论。”

德里克在文中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史家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从侯外庐、尚钺再到关于红楼梦的论争，认为当时的讨论多数还是局限在理论的论争。德里克引用的主要内容，正是出自费维恺介绍的1957年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论文集。德里克在这里注意到了中国史家所发掘的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但他在文中也指出了中国史家在将这一现象解释为“资本主义萌芽”时，产生了一些不可回避的概念性问题。

首先是资产阶级的问题，是否商业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就意味着出现了资产阶级呢？这无法解释为何大部分土地的所有者还是现有的精英阶层，经济的发展并未导向新的阶级的产生，而依旧由政府和乡绅阶层控制（德里克在此使用的是nonofficial elite）。其次，对于劳动力工资的问题，德里克认为雇佣劳动仍然只占到很小的比例，而且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按照施坚雅的研究，中国当时并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那么只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萌芽”显然很难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史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均”来解释。最后，对于政府在晚期帝国扩大的市场中的影响的问题，德里克指出中国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不够。中国史学家一方面指出政府消费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认为封建政府的压迫、封建精英对生产者的剥削和商业阶层的奢侈消费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这是前后矛盾的。

德里克认为，这些矛盾的、含混的解释，阻碍了中国史学家界定中国历史的经济发展，其根源在于两个概念的误用。第一个是封建主义的问题，第二个是唯物史观关照下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问题。中国史家对于封建主义的界定在于以自然的、自给自足经济为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是主要的阶级关系，这样的定义扭曲了唯物史观中的封建主义，简单化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并且误导了对中国商业经济史的研究。马克思使用这样的概念（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为了将前资本社会的生产区分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而不是用来定义封建主义。同样地，“超经济剥削”也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概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并不是经济结构的主导因素，而有可能是其他因素主导着经济结构。而中国史家为了削足适履般地使用“封建主义”的概念，忽略了其他因素对于社会结构的型塑作用。当然，这样的对于“封建主义”概念的误用有其本身的历史渊源，在中国则要追溯到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大讨论，并且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本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在20世纪仍然是封建社会，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另一个阵营包括国民党的左派和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派，他们并不认为中国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商业和市场的发展已经终结了封建社会。在共产党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派的“封建社会”论取得了绝对优势。这样的简单化的定义显然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复杂性的认知不足，社会和政治的因素始终被低估。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中，尽管部分历史学家将商业化生产追溯到18、19世纪，但因为又要按照斯大林派的定义将中国界定为封建主义社会，中国史学家陷入了困境。

德里克在此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界定，指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对于欧洲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的描述，中国史学家对其进行公式化的套用，那就无法清晰地分辨“历史描述”和“理论”之间的差别，商品经济和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必要不充分条件。

为了解决这样的理论困境，德里克建议对这个问题进行“再定义”，即就已有的研究成果，重新界定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首先，应当明晰，晚期的中华帝国是一个正在遭遇不断上升的市场经济的农业社会。关键在于如何评估这个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影响，需要一个更加系统化的、针对商业生产和不同财产关系及劳工组织的分析。其次，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所谓的16世纪萌芽上，而要考虑更久远的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影响。第三，这种再定义应该建立在充分认识中国经济的区域性特点的基础上，并确定商品在中国市场的流动过程。第四，要重新认识商业增长和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最后，不能够将中国的历史看作是孤立的，而应关注其受到日益增长的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中国史家所讨论的16世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正说明了在此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受到世界经济的支配和影响，白银的流入、农作物的传播、武器、战争和瘟疫，都在时时刻刻把中国卷入到世界体系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可以看作这个席卷世界的经济形势在东亚的分支。

若从德里克自己的学术历程来看，这篇文章则可看作是建立在他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起源的博士论文基础之上的。这本有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论战”的研究，处处可以看到对于费维恺的中共意识形态史学的回应，德里克在第一章中就对费维恺对中国历史学的片面评价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在此，注意到本研究与此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相比，预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就足够了。此前的研究过分专注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史学，并以其在共产主义政权之下的表现来判断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这种片面的选择是如何歪曲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在以下这个选自西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的论断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德里克针对的即是前文提到的费维恺和康无为在1964年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学”会议上的发言《学术界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新史学》，他引用了其中的这样一段话：“须承认在新的方法论中同样也有承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语言背后很明显是一种对于新思想和历史书写中的新的技术的接受。事实上，很多现代西方发展出来的新的史学技巧和方法论，是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亦或是以一种难以确定的模糊形式，进入中国的。尽管有其受制约的意识形态界限，马克思主义的的确确在某些方向上近似现代的社会科学，后者的成果违禁地但却又是不可否认地渗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疆界。”

德里克认为费维恺和康无为“在这段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描述中，非常吝啬地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次要事项打发过去。它的语气也许有点出乎寻常，但还是可以标示出许多历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在评价这种态度时，我们必须要问：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他们的理论论述时究竟有多少‘现代社会科学’存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有多少社会科学的开创性人物同时也是卓越的社会科学家（而不仅仅是左派人士），向马克思关于历史变革的思想对其学科的挑战表示感谢。”

结论

如果我们不仅仅将德里克看作是一名“左翼”的历史学家，而还原其“美国历史学家”的身份，把他的研究看作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发展。那么他对于费维恺及其同时代美国汉学家的回应，显然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的批判，更应该看作是一种承袭。因为有了费正清、费维恺在之前对于中国大陆史学界学术动向的关注和引介、批评，才有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界的研究深化和反思。时期的回应以柯文为代表，亦呈现出不同的学术走向。除了德里克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播角度来研究社会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外，詹姆斯·哈里森（James P. 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的出版也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回应，该著详细阐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何分析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农民战争的领导、组织结构、口号、意识形态、宗教态度、作用、进展、特点及失败原因等问题，这显然也和费维恺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现代中国历史研究》一书的出版有关。在把美国的汉学研究作品当做典范看待的今日中国史学界，少有人再提及“资本主义萌芽”和“五朵金花”，更多将其视作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情怀”研究。然而从学术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讨论，无论是在中国史学界本身，还是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里程碑。

更为重要的，就像德里克在2007年的演讲《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中所提及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学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范式发生了翻转，从中国历史学界对美国学界影响更大转变为“中国的史学实践向美国/欧洲式的解释靠得更近了”，“国外中国学著作更容易被译为中文,而汉语著作却只能为那些对之专门关注的国外学者所用,同时甚少有中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被译成英语或其他外语”。德里克认为这些变化也是全球意识形态状况的变化所造成的后果，而在当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我们始终要警惕在这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影响。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19年第2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