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仙翁庙考——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
朴元熇
引言
当笔者以徽州府歙县的方氏为中心研究明清时代的宗族制时，发现方氏借着与其他宗族的诉讼案，从明代中期开始扩大自己的宗族组织。方氏与其他宗族发生的诉讼案，乃因祭祀方氏的后汉时代祖先方储的柳亭山真应庙之祠产所引起的土地纠纷。借此纠纷，方储的后裔即方氏诸派首先以歙县为中心扩大了同族的结合。方氏诸派从万历年间始借着几乎被别的宗族夺占的柳亭山真应庙，开展新建活动，并以歙县为中心，推崇方储为始祖，成立了柳山方氏这一结合方氏诸派的联合组织。
经辗转过程，新建的真应庙，终于在康熙九年（1670年）成为柳山方氏的统宗祠。此前真应庙仅是祭祀方储的祖庙，事实上是一个宗祠。但借此新建，真应庙结合柳山方氏十二派始迁祖的神位，即便升格为统宗祠。当重新考究这座在后汉和帝年间方储逝去后兴建的柳亭山真应庙的来历时，发现亦称“方仙翁庙”、“仙翁庙”的真应庙，不仅是方氏的家庙，更是一座纪念名士的专祠。
原先住在淳安县一带的诸方氏之一派，在北宋时代迁徙到歙县后，借“移建”将真应庙转化为方氏的宗祠之前，真应庙仅是一座“民间水旱，祷祈必应”的乡村祠庙。经北宋初及清初两次的彻底新建后，真应庙从专祠转化为宗祠，又从宗祠变成统宗祠。
在笔者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除了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以外，在淳安县另有两座不同的真应庙。此外，在淳安县一带，还有一些仍使用“方仙翁庙”、“仙翁庙”旧名而尚未改称真应庙的方储庙。这实在让人惊讶百感。淳安县其实是方储的祖父方宏在前汉末，避王莽篡乱迁徙江南的“歙之东乡”，即当时歙县之东乡。但方储的后裔再从此地迁徙江南诸地后，其中一部分的人便留住歙县。所以淳安县是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方氏的“族源”旧地。
当笔者发现淳安县仍存在着一些真应庙和仙翁庙时，不得不接续先前的拙文，另撰补论。另外，笔者在1997年10月参加杭州大学举行的第二届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时，忙里偷闲亲去淳安县作实地考察。经考察发现，地方志记载的一些有真应庙、仙翁庙、方氏专祠的地区，当1959年新安江水库完工之后，均沉没水中。正失望之余，幸好在光昌乡富山村寻见南宋时代新建并在嘉靖三年修建的“方仙翁新祠”，始得让拙文顺利成稿。
改称真应庙的三座仙翁庙
《方氏会宗统谱》卷一七，《祀典》记载：
真应庙：汉敕建祀储公，宋赐庙额。一在淳安县东廓内，就庙立庙，裔孙回有记，一在淳安县堨村，宋乌城主簿洪彦华有记。一在歙南柳亭山，见纪事。
由此可知，纪念方储的真应庙有三座。除了笔者所阅注的歙县柳亭山真应庙之外，《纪事》指出淳安县东廓内有一座方储庙。在该县堨村内，则另有一座真应庙。问题是在《祀典》中，三座方储庙均被视作“真应庙”。但北宋徽宗不可能作三个“真应庙”敕额下赐，所以真正得敕额的方储庙，应该只有一座。
（1）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
三座真应庙中，哪一座是真正的真应庙呢？《敕赐黟县侯庙额》是判别真正的真应庙的最直接史料。《庙额》是两浙转运使接受睦州青溪县开化乡耆宿方扬等人的连状之后，上呈太常寺及礼部，再由礼部上申尚书省并获敕旨下赐的文件。《庙额》写道“右所据太常寺申，睦州青溪县方仙翁庙，欲拟真应庙为额”。此乃证明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实为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赐敕额之庙。另外，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在改称之前，与歙县柳亭山真应庙一样，原名为“方仙翁庙”。
至于下赐敕额的原因，从《庙额》的内容可得而知。《庙额》载曰“近年以来，或因久旱，或苦淋雨，公私所祈，无不感应……每岁春夏之交，虽邻近有疫疠，惟此无一疾病，实神以安也”。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与柳亭山真应庙的机能都是“民间水旱，祷祈必应”，实属一致。另外，宋代乌城主簿洪彦华所著“储公庙记”对真应庙有如下之记载：“遗墓在邑城东南，即墓立祠，其来久矣。政和丁西，父老状其灵迹以闻，得赐号真应”。因此，方储庙因其灵迹而得“真应”之名。
（2）淳安县堨村的真应庙
宋代洪彦华的《储公庙记》是针对堨村方储庙所写的。从《储公庙记》来看，堨村的方储庙是淳安县东廓方储庙的别祠。淳安县东廓方储庙与歙县柳亭山的方储庙，均为方储逝去不久后兴建的。但堨村的真应庙可从“兹庙旧无碑刻，不知所建之始”之记载而知，是后期筑建的。因储公庙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重修，所以可推知当是北宋之前兴建的。
有关方储庙在堨村兴建之因，《储公庙记》有如下的记载：
是村南畝多膏腴，相传皆仙翁所辟。始苦壑流壅底，翁马上举鞭指之，巨石窍而清泉激，至今赖以灌溉。
堨村的村民因方储解决了急切的农业灌溉的问题，慕念并颂扬其功而使之神圣化。万历“严州府志”卷五“祠墓”，记载县治东北二十五里的仙翁庙诸事。其文末段载曰“又永平乡堨村亦有仙翁庙，其庙下有石堨、水喉、马蹄、鹤迹存焉”。因此而知，在堨村里不但有传说中的方储遗迹，另外也有被洪彦华所说的“储公庙”。而“储公庙”亦被人称为“仙翁庙”。
（3）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
宋徽宗敕额下赐的方储庙，无疑是淳安县东廓内方储墓前的墓祠。那么，另外的两座方储庙亦被方氏宗族视之为“真应庙”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荣获皇帝之敕额对方氏宗族，实属荣光至极之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获得敕额的两座方储庙，亦因为它们是同样纪念方储的祠庙之故，从北宋时代以降，方氏宗族亦称另两座为真应庙。
因《方氏会宗统谱》之《歙南柳亭山真应庙纪事》，主要以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为主来纪事，所以容易让人误解柳亭山的真应庙为独一的真应庙。并且《纪事》中的“毁没敕额”、“藏匿敕额”，“歙柳亭之庙，则宋政和间有敕赐真应庙额”等的记载，以及《谳语》中的“敕赐匾额俱隐灭，搜获于厕中”等记载，使人以为柳亭山的真应庙是获皇帝敕额的真真应庙。那么，真正的真应庙产生的这样的混乱原因，究竟在哪里呢？这可能是淳安县东廓内的方储庙获“真应庙”敕额，所以与它同时兴建的柳亭山方储庙，亦由方氏一族复制同样的敕额挂在其中。柳亭山的真应庙重建之后，这在康熙二十六年柳山方氏重新制作新敕额的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方氏一族在过去的年代里亦有可能复制敕额。这种推论不无道理。
其他仙翁庙、真应庙及方氏专祠
除了改称真应庙的三座仙翁庙之外，在淳安县里，还有两座不同的仙翁庙。万历《严州府志》对两座仙翁庙有如下的介绍：
（方仙翁祠）在县东四十里桃源。
（仙翁庙）县东北二十五里鹤迹石。宋裔孙方邦基建，而以南部行事忠烈侯配之。
洪武初，裔孙方均甫重修。
鹤迹石的仙翁庙是方氏裔孙方邦基，在宋代兴建的，而桃源的方仙翁祠则不详其年代。但从其他地方志来查究，桃源的方仙翁祠是由南宋乾道年间进士方括兴建的，并在正统年间再经方氏裔孙方进重新修建。先前所提及的改称真应庙的三座仙翁庙都是宋代兴建的。另外，从后两座仙翁庙，被方储的裔孙兴建又修建的过程可知，仙翁庙在兴建之初其性质是属方氏的宗祠。
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其原庙自山顶移建到山麓的时候，机能亦从方储的专祠转化为方氏的宗祠，此乃北宋时代。北宋时代是宗族制正开始新走向的时期。民间的专祠转化为宗祠的过程中，宗祠亦以独立建筑物出现。虽然可以有力证明笔者之推论的史料尚待补充，但是位于鹤迹石的进贤渡与桃源是方氏自河南迁徙的根据地，而此两座仙翁庙的兴建，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宗祠。即或不然，像后述光昌乡富山村的方仙翁新祠一样，至少也是属于结合他姓宗族并强化宗祠性质的方储庙。
但在乾隆《淳安县志》可以发现有关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的记录，其中“茶坡、上方、赋溪具有真应庙”这句话，实在是个谜语，让人费解。这表示淳安县的茶坡，上方以及赋溪，都有真应庙，但乾隆《淳安县志》之前所修的地方志里，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另外，在《淳安县志》记载之末，有一个附记，即康熙十九年（1680年）方瑞所著之《合重修东山黟侯庙记》这是针对茶坡的方储庙而写的。附记里说“自吾祖壔公迁茶坡，祀侯东北山下几二百年”。所以可知，此祠堂是作者方瑞的先祖方壔迁徙茶坡以后，即约在明代中期开始兴建。
方氏在建立祠堂后，是否照《合重修黟侯庙记》一样，称之为“黟侯庙”，或按“茶坡、上方、赋溪具有真应庙”之内容所说，或称之为“真应庙”，不然仅称“仙翁庙”呢？其正确情况不易确知。但是，从明代中期方氏的新迁徙而始得建祠堂这一事实来看，茶坡的真应庙，没有在乎祠堂的名称，起初似乎就以方氏的宗祠为目的而兴建。与茶坡的情况一样，、上方与赋溪的方储庙也是随明代方氏不断的迁徙而相继建立的。另外，对士民始祖的祭祀是因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的上奏，才蒙允准的，因此，在嘉靖《淳安县志》中，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百姓都相信方仙翁，认为在方储庙祈求祷愿，可以消水灾、减旱灾、除疾病。而这种信仰亦成为淳安县人民的普遍信仰，每当一月六日方储的生诞日，东源港一带的居民，均举行十天昼夜的盛大庙会。在方储的忌日三月三日，东源的进贤渡及茶园镇，同样举行盛大的庙会。在淳安县附近的分水县中，亦可发现这种方仙翁信仰的遗迹。景定《严州府志》的“灵应庙”一项中，有如下记载：
灵应庙：在涌泉岩，神姓方。自后晋即有祠堂，嘉泰中赐今额。
虽然祭祀的对象不详其名，但从其姓为方并且在南宋宁宗嘉泰年间，下赐敕额的“灵应”与“真应”的意义相同来看，此灵应庙又是另外一种的方储庙。另外，从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按地方志标记为“灵应庙”之事，及“镇海桕墅方氏族谱”也以“灵应仙翁庙”记载来看，真应庙与灵应庙，实属一个。
从河南迁徙来的世家大族方氏之主要活动地区淳安县里，除了方储庙之外，亦有纪念方储之兄弟及儿子的专祠。万历“严州府志”对此有如下记录：
南部行事庙：在县西一里。祀方储之兄侪。汉封关内侯，补南部行事，有恩于民，为之立庙以祀之。县尉郑千龄有记。
忠烈侯庙：在县南龟山上。旧名都督庙，祀方储之弟俨。汉时为大都督，死而立庙。
五龙庙：在县东北五里。把方储之子观之，仕汉为本州别驾东都秘书，即袭父黟侯爵。
五灵王庙：在县东南城隍庙左。或云，神为方储之子，未知是否。
其中，有关南部行事庙、忠烈侯庙和五龙庙，在“方氏会宗统谱”均有说明。南部行事庙以“行事庙”，忠烈侯庙以“五官庙”，五龙庙则以同名记载。南部行事方侪与忠烈侯方俨原来有轰烈的军事活动经历，但因丞相张林的谗诉而自尽。因此，成为村民所纪念、仰慕的对象。
光昌乡富山村的方仙翁新祠
当笔者因实地考察之故，走访淳安县的县政府所在地千岛湖镇时，发现淳安县的很多地区，因新安江水库的建造，被水淹没。因为海拔108米以下的地区要沉浸水中，居民自1956年到1970年，共16年间约有29万人离开淳安县，移迁江西、安徽、浙江等地。藉实地考察发现不仅是龟山上的忠烈侯庙被水淹没，甚至整个龟山亦全部沉浸水中。在淹没之前，淳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做出一项文物调查，从这项调查结果报告，即“浙江省文物遗址调查（复查）登记表”可知，方储庙及各方氏遗址，在水没之前早已不复存在。但幸好在“登记表”里发现，有一个称为“方氏家庙”的古建筑物，仍存留在光昌乡富山村。
为了去光昌乡富山村，从千岛湖镇的新安江码头，搭快艇往东北湖区驶进。快艇行驶的水下，其实是方储的祖父方纮迁徒“歙之东乡”定居并发展家室的方氏老根据地的东源港一带。目前淳安县里共有四万方氏。若调查“浙江省淳安县地名志”的地名索引时，可以发现有关方氏之地名，如方村、方家村、方宅村等共有27种。当快艇行驶约25分钟后，停泊在一个矮小的丘陵旁，即富山村。富山村目前共有309户人民共居，人口1409人，90％以上是方氏，是同族村落。丘陵原来是荒凉之地，但在水没之前的1958年及1959年，居住丘陵之下的一半居民，迁移到丘陵之上。因此，丘陵成为新居村落。
由砖石与木材建筑的“方氏家庙”，筑于民居之中，自1985年始，虽然被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没有经常管理及维护，使之衰颓不堪，更因“方氏家庙”的前方空地，正筑建二层民居，因此家庙内部摆堆不少的建筑材料，显得杂乱混紊。三间的“方氏家庙”里正前方中央有一个用木材与泥土制作的方储神像。村民称神像为“菩萨”，并向此神像“菩萨”祈求家庭安康。每逢一月六日，方储之生诞日，村民把神像取出来，背着神像环绕村庄一周后，安置在村庄会堂，随后放鞭炮并演戏。神像的头上挂着个写着“东汉名臣”四字的匾额。神像的侧旁有一个写道“都仙神帝”的神位，神位被铁网所包住。
其中最令人夺眼注目的是伫立门楼里右侧一旁的石碑。高2.19米、宽0.85米、厚0.41米的石碑上段有二字三行的“重修方仙翁祠”的刻字。此祠堂在成为“方氏家庙”之前看来是方储的专祠。碑文以《重修方仙翁新祠记》为名开始。《重修方仙翁新祠记》无疑是了解“方氏家庙”来历的最有价值的资料。虽然有一些不能辨认的字，但碑文可转录如下：
重修方仙翁新祠记
仙翁新祠，予族氏所居坛庙也。盖乡必有里，里必有社，社必有坛庙，祀神有功于民者，式饴祀典，亦以佑民也。旧坛庙在里之阳山，神汉黟侯方仙翁，讳储，字圣明，淳方氏族咸出其后，而谱系载，神忠孝真百代所宜，瞻仰而企慕之。自汉和帝为下代有褒崇，生有大功于民，死而庙食，宜也。故淳之乡、里、社，无不祀之，□方氏族为其孙子者乎！天顺辛巳，远孙文杰、文衍、文储、明宪、明宝，以旧坛隘且陋，□家人祖昌、上安、□诰等，相与更ト□祠，祠独一堂，高三丈，上为阁，别祀里社诸神。但周遭无重檐，迄今六十余载，受风雨既久，势欲倾圮，神将有未妥者。远孙玗、天叙、珩、同义乃任修葺，合所居宗人，各量力出所需。加梁木二，荣桁八，□阁广于旧环，四壁以砖，材木悉易其朽者，丹垩□采如□。维时旱变屡作，即祠祷之无不应，民用大和，鸠工聚材，咸趋之恐后。首事于嘉靖癸未十月，工竣于甲申三月，其规制大略仍前，而坚完明敞过之。夫营葺之本，系乎人心之和，固也。而□□之亟不日之成，又若有默□焉者，则夫神之所佑于民，而以感其和者，亦可昭矣。呜呼！神自庙食以来，年二百有余岁，而其意气所感以此，岂功德在人，因有不泯者欤！□然祠宇之兴废，氏族之盛衰，系□□考神。古祠在邑治者，累□修复，出于子孙所倡，率为多□。□祠鞠为茂草久矣。宁□子孙中遘微弱致然也！□今所更祠，虽里之坛庙，固知吾族氏之日盛也。□夫古祠之复，尚有翼于将来。
大明嘉靖三年，岁在甲申冬十月，远孙方同世谨书。
（标点：笔者）
在门楼上挂“方氏家庙”匾额即方氏宗祠之该祠堂的原名确是“方仙翁新祠”了。“新祠”表明，这里的阳山之“旧坛庙”因太狭窄又简陋，需要另建新祠。新祠的筑建年代是明天顺五年（1461年）。让人瞩目的是方储的后裔联合其他异姓的宗族一起兴建，因此，方仙翁新祠基本上虽然是一座祭祀方储的祠堂，但在同一屋檐之下，另有一阁室。其阁室乃是祭祀其他宗族先祖即祭祀“里社诸神”的地方。六十余年后，新祠被烧失，所以方氏但靠本族力量，重修祠堂。《重修方仙翁新祠记》是嘉靖三年（1524年）为了纪念重修而立的石碑。
宗祠转化的诸类型
无论是淳安县东廓内方储墓前以墓祠设立的方储庙也好，或是为方储修身炼丹的潜修地在柳亭山上设立的方储庙也好，在它们得真应庙此新名之前，一般都称为“方仙翁庙”“仙翁庙”或“黟侯庙”。并在“纪事”的开头写道“敕护归葬本邑专祠”，也在“敕赐黟县侯庙额”附加的“按语”中，写道“昔还淳诸族立有专祠”等，所以说这些庙都以纪念名士之专祠开始的。
初位于黄石岩之下，日后移至白羊山的堨村真应庙，其情况亦相似。从《储公庙记》记载之“村民举事惟谨，有祷必应”可知，一直以方储的专祠存在。另外从南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年），与将仕郎洪南一的侄子一起“大年爰合众力修治”来看，亦可推论真应庙并非是宗族的祠堂。方氏长住的淳安县之两座真应庙的情况是这样，自后汉以降唐末为止，方氏尚且未迁徙的歙县柳亭山之真应庙，更是如此。
对不同年代兴建的淳安县的各方储庙来说，有的是以专祠，也有的各以宗祠为目的而兴建。其中，有几个则是起初以纪念方储为目的设立的专祠，但后来随着宗族制的发展，则转化为方氏的宗祠。下面从资料较全备的方储庙中，针对在专祠的宗祠转化形态上选出显然不同的三座方储庙，作比较分析。
（1）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
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原来是一座纪念名士之专祠。起先，真应庙是以方氏宗族为主，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这方储庙逐渐脱离方氏宗族。唐德宗时陈羽的《碑侧重立祠位记》中，记载“皇唐大历中有异僧来自他方者，请公祠宇改为禅居，邑人从之，庙貌湮没，凡四十余载”。从此可知，淳安县东廓内真应庙，在唐代曾转化为佛寺。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姓王的县令上任之后，在称为“榛神精舍”的佛寺旁侧，重建一座方储庙。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寺观立祠之形态。
常建华指出，在佛寺或道观旁，设立祭祀先祖的祠堂之风俗，在宋元时代较盛行。而这种寺观立祠的起源，可追溯到北宋时代，并列出一些事例。但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早在唐代已具寺观立祠的形态，这是引人注目之事。在《碑侧重立祠位记》中，更说明“今润州栖霞寺有山神勒阳祠，广州法信寺有谢康乐祠，皆立寺侧”之先例。可以说，寺观立祠的风俗在唐代已出现。
在众多方储庙中，地位最重要的是真应庙，经唐末五代逐渐地变为荒废，但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复修重建之后历长久岁月中再次陷入荒废，仅剩下唐代左台监察御史张鷟所撰之石碑一块。明代景泰年间，方氏后裔方辅在庙地旧址，重建方储庙。
但在《重修方仙翁新祠记》中，可发现一些关于真应庙的史实。“古祠在邑治者”，即淳安县城的“古祠”却是指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此“古祠”在嘉靖三年（1524年）之当时再次陷入“鞠为茂草久矣”之状况。这是因方氏之后裔势力薄弱而导致的。《重修方仙翁新祠记》正证明这些方氏后裔势单力薄之状况。而现今重修的“新祠”，虽然只不过是“里的坛庙”，但重修新祠一事，代表方氏正值日盛，而“古祠”的修建，只能把希望委托于将来。
“古祠”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重新始得复修，但直到乾隆年间，仍然没有转化为宗祠。这可以从乾隆十七年（1752年）编制的《方氏会宗统谱》之《敕赐黟县侯庙额》末段“按语”可得而知。“按语”说“今其乡仙翁已为各姓香火，与陈、方、余、柳等杂神并列，无复祖宗遗意，可叹也”。所以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是一座除了有方储的神位之外，亦有余氏、柳氏等其他姓氏先祖的神位的祠堂，即是一座与其他姓氏宗族联合形态的祠堂，此真应庙至乾隆十七年仍旧未能转化为完全的方氏宗祠。
（2）光昌乡富山村的方仙翁新祠
方仙翁新祠的前身是位于里的阳山之“旧坛庙”。若考量“神自庙食以来，年二百有余岁”的话，约在南宋时代兴建的。从碑文的内容，我们不能发现南宋时代兴建的状况。但是从帮助笔者作实地调查的富山村出身的方才先生那里，听到一个方先生从父亲自听闻的故事。此祠堂俗称“阳山殿”，当南宋时代，初次兴立时，因祠堂是由十八姓氏人士一同合建的，故亦有“十八社殿”之别称。除此之外，此村之方氏与童氏、何氏、鲁氏均有世交，因此，隔江二十里的岐山鲁氏家庙里，亦有方储的塑像，一起被人供奉。所以方仙翁新祠供奉其他姓氏“里社诸神”的现象自然亦可理解。
二百余年后，在明代天顺年间建立新祠的时候，因方氏宗族没有能力建祠，所以与其他姓氏的诸宗族联合力量共同兴祠。因碑文没有详说共有多少姓氏联合，所以正确的数字不得其解，很可能少于十八姓氏。更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年后新祠因火灾被焚烧，嘉靖年间，方氏一族“合所居宗人，各量力出所需”，自力重修。即经十八姓联合（南宋）→□姓联合（天顺五年）→一姓独占（嘉靖三年）过程，由专祠转化为宗祠。
由于乡村的方氏势力逐渐扩大，方氏后裔想把过去未能成为方氏的方仙翁新祠，借此机会转化为宗祠，并独享其所有。即祠堂的拥有者由地缘的组合转化为血缘的组合。至天顺年间为止，方仙翁新祠只能借助其他姓氏的宗族力量，以联合形态始得重修。但六十年后，方氏一族开始自力重修。这也与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制的新发展有关系。因到了嘉靖年间，乡村开始逐渐兴起对自己的始祖建立独自的宗祠去奉祀的风气，所以，富山村的方氏在这种情况下，并配合自身势力的扩大，重修方氏之方仙翁新祠，并把它转化为方氏之宗祠。从此，门楼上挂着的“方氏家庙”匾额，亦名副其实。这也因一个宗族势力的扩大，其专祠转化为宗祠实例。
（3）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
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虽然在北宋初借着“移建”的方式，简单地由专祠转化为宗祠，但其后所发生的诸问题，令人深思。即居住在柳亭山真应庙附近并势力较多的吴氏及潘氏，自明代中期开始企图要夺占真应庙。从弘治年间到万历年间的百年间，吴氏及潘氏借守视僧试图策动将真应庙转化为佛寺。吴氏与潘氏的策动立即引起了方氏的应对措施，使方氏借此机会扩大了自身的宗族组织。所以，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方氏一族中具影响力的方弘静、方万山、方元彦等乡绅，发议要翻新真应庙。方氏藉诉讼案，终于回收真应庙的祠产，因此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缔结“十派合同”。
其实，早在北宋初，歙县柳亭山的真应庙已转化为宗祠，但到明代中期受到邻近异姓宗族的挑战。这种异姓宗族的挑战其意义不可忽视。首先，这件事反映以宗族为单位去解决乡村的纠纷风气到明代中期，有了新的现象。另外，更重要的是随着宗族势力的消长，乡村的祠庙亦产生相应的变化。若把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与淳安县光昌乡富山村的方仙翁新祠做一对比，随着城乡之社会经济的状况和宗族势力的强弱，专祠的宗祠转化形态亦有所不同。
发议柳亭山真应庙修建的三公之一的方元彦，在当时亦对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深表关心。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五《祠庙》中记载如下：
万历二十六年，直指方元彦檄行本县，查进贤里后裔，集诸生谒墓重建碑文。
虽然“集诸生谒墓重建碑文”，这一句不免有点含糊，淳安县东廊内的真应庙在差不多相似的年代被修建。正如先前说过。真应庙在嘉靖三年已是“鞠为茂草久矣”之光景，直到乾隆十七年，仍依然存在。所以可说，在此相隔的年代当中，真应庙确实经人修建。那么，万历二十六年，“集诸生谒墓重建碑文”这事，是否可以看做真应庙修建的年代呢？
“集诸生谒墓重建碑文”这句话，万历四十一年编纂之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出现，但在万历六年编纂的万历《严州府志》中却没有记载。但这句话所具有意义甚大，即歙县的方氏对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深表关切。这表示歙县的方氏因与异姓宗族的纠纷，激起了宗族意识，所以他们开始对方氏的故乡淳安县之精神的支柱再三关怀。淳安县东廓内的真应庙虽然是由进贤里的方储后裔兴建，但不可否认，这也是歙县乡绅方元彦致淳安县知县的檄书所引起的结果。这是歙县和淳安县的方氏因同族意识而相结合，使宗族组织跨越县的境界，扩大其势力的一兆头。
结语
作为长江以南分布较广的方氏之“族源”，淳安县一带普遍存在纪念方储的仙翁庙、真应庙以及方仙翁信仰。这些仙翁庙自后汉时代到清代为止，陆续被兴建及修建。其中具历史地位及重要性的莫过于方储墓前的墓祠。这墓祠在北宋徽宗时，赐敕额改称为真应庙。在此之外，在方储的炼丹处歙县柳亭山设立的仙翁庙以及藉方储的异能神力开垦的淳安县堨村的仙翁庙亦一起被称为真应庙。北宋以后，随着宗族制的新开展，纪念名士之专祠转化为宗祠的现象相继出现。纪念后汉的名士方储的几个专祠——方仙翁庙亦在这种情况下转化为宗祠。
除了淳安县一带由仙翁庙改称为真应庙的之外，另在桃源及鹤迹石，各有称之为方仙翁祠和仙翁庙的方储庙。茶坡、上方、赋溪更有称真应庙的方储庙。另外也有纪念方储的兄方侪及其弟方俨、其子方观之的专祠。但这些有遗迹的地区，因1959年新安江水库的建立而被淹没在水中，所以不能实地考察。不过笔者在作实地调查时，在光昌乡富山村的丘陵上，发现一座方仙翁新祠，仍然存在。这新祠虽然在各地方志里找不到有关它的记载，但我亲自去新祠作考察，还是获得不少资料。
方仙翁新祠里，有一个在嘉靖三年刻制的叫《重修方仙翁新祠记》的石碑。若分析其碑文，得知这新祠原先是南宋时代，为纪念方储建立的“旧坛庙”，但因其旧小之故，在天顺五年重新建筑，并在嘉靖三年重修。南宋时代初次建立的“旧坛庙”是十八姓氏人士合建的。之后因火灾烧失的新祠在嘉靖三年修建时，却由方氏一族自力建立。这是引人瞩目之事，即纪念方储个人的专祠逐渐转化为方氏的宗祠，从此方氏在祠堂门楼挂上“方氏家庙”匾额，也就名副其实了。
光昌乡富山村的方仙翁新祠是逐步地完成宗祠转化的一个例证。但还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宗祠转化的类型。第一，淳安县东廓内之真应庙虽然是最重要的方储庙，但因为所处之地正是与一些异姓宗族混居的县城，至清代为止未能转化为宗祠。第二，处于边陲的歙县柳亭山之真应庙是由新迁徙的一些方氏后裔，把原先在柳亭山山顶的方储庙移建到先祖的故居，并借着移建的过程，早在北宋初便容易地转化为宗祠。所以，宗祠转化的时机与情况，随着宗族在所居之地的社会经济之条件，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
（本文经编者授权发布。原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301页。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