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都市的想象与诠释——作为符号的《良友》画报及其文本
於红梅 潘忠党
【内容提要】上海近年兴起的“怀旧热”，是上海朝向“国际大都市”崛起过程中认同焦虑与建构的文化现象，而“《良友》热”是其中的一个亮点。本文以此为起点，采用后殖民的分析取向，将《良友》画报（1926 ～ 1945）置于半殖民时期的“老上海”——各种文化体系交织而成的“第三空间”——的历史场景中，以解读其文本所呈现的文化杂合。在此基础上，反观当下的“《良友》热”，作者认为，在当下上海都市发展和文化认同的建构中，这个以现代性重述本土历史的文化建构，以这份历史画报为符号和历史资源，在契合当下历史场景的同时，也隐含着一些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遮蔽。
【关键词】《良友》画报 后殖民理论 文化杂合 第三空间 国际大都市 想象
没有人知道，上海的下一场演出将是什么。只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上海的“蛋白质”将会持续变化，她作为未来之都的自我创造将不会停步。而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们将能最好地理解这个城市。
——杰弗里·威瑟斯特姆
“上海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从上海开埠开始，到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另一种是1949年到90年代初形成的计划经济传统”。这是两个意识形态上相对立的传统。但在当下的上海叙事曲中，被演绎得最为华美且被用以想象21世纪上海风华的是前一个传统，一个被认为是在1949年后中断了的传统，一个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精英与俗世相互交融的传统，一个通过这种交融而跻身国际大都市之列的传统。而《良友》画报（1926 ～ 1945）（以下简称《良友》），这份“中国新闻史上办得最成功的……大型综合性新闻画报”，也在当下的怀旧潮中因为被认为是“一部极为珍贵的民国画史”而成为这个传统的一个聚像。
但是，“人们是通过选择他们的过去来选择他们的现在”。通过《良友》这个象征而讲述的“上海故事”，既是对过去的赞叹，也是对现今的品味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对历史资源的挖掘在使得今天和未来栩栩如生的同时，也将它们束缚在局促的想象空间之中。基于这样的理论旨趣，本文试图分析《良友》的文本以及它所产生的历史场景，以呈现它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下形塑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叙事；同时，结合对“《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的反思，试图揭示《良友》这个聚像如何既启示又局限了我们对上海的今天与未来的想像。
我们分析的逻辑起点是，如同一切的文化建构，“上海故事”的讲述，构成了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正如德塞托所说，文化既是日常生活实践的来源也是其产物。同样，这种对文化实践及其所处位置的强调，也是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主要特征之一，尤其体现于霍米·巴巴运用“第三空间”和“文化杂合”等概念对后殖民社会当中文化实践的“之间”和“杂合”特性所做的阐释。遵循这些理论概念所铺设的路径，我们将分析的对象看作是具有“文本”形态的文化实践，它发生于具体的时空场所。
这里的“场所”，指的不仅是《良友》得以生存的历史时空，而且也包括“《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所发生的当下时空，由此构成了上海叙事中历史与当下、想象与实体、地方与全球的叠加与穿插。其中，“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不同文化元素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结，恰如深嵌的掌纹，在目睹与洞察中，泄露出生命轨迹的秘密。因此，本文对风靡老上海的《良友》的文本分析，交织了对当下“《良友》热”这一文化现象的考察。通过这样的考察，我们试图探究蕴藏在上海这座东亚的都市——这座曾经沦为半殖民地的城市，这座被称为中国最西化的城市——纹理之中的信息，以及从中折射出的伴随着当下上海迈向“国际大都市”的过程中的身份焦虑和意识形态遮蔽。
一、“《良友》热”中的后殖民状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上海，常被记忆为“东方的巴黎”、“西面的纽约”。但是，1949年起，这个旧日的“国际大都会”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革”前，上海是个符号，一个曾经受资本控制的半殖民城市，一个物欲横流的浮华世界最终被改造成革命的工业城市的符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迷思；“文革”中，上海成为一个不断革命的基地，一个引领了很多“文革”“新鲜事物”的革命城市。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前10年，她变得有些默默无闻。直到1992年以后，她才最终走到了改革的前沿，再度成为国内外的焦点。预演并伴随这个转折，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上海出现了官（方）、学（界）、民（众）全体参与的“重振海派”的大讨论，它促成了经久不衰的“海派文化”热，将上海曾有的繁华和绰约重新纳入人们的视线。怀旧，作为一种既古老又崭新，既令我们感到熟悉又使我们觉得陌生的文化景观，在重振上海的转型期一再上映，寄托着暧昧、复杂的文化体验。
在这样的场景下，诞生、成长于曾经的国际大都市繁华之中的《良友》频频为当下的人们所追忆。随着李欧梵的现代性建构的阐释和马国亮的回忆录，《良友》成了一个符码，不仅构成通过各种媒体而发生的文化消费，而且成为学者笔下如火如荼的研究话题。“《良友》热”已然成为世纪交替之时怀旧风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伴随这一热潮的是曾经孕育了《良友》的上海在全球化的新场景下重新展开其国际大都市的想像，以及其中的文化暧昧和身份焦虑。回忆一度被否定的老上海的文化景观，恰如戴锦华所说，是“抚慰今天”的文化实践。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选择性的记忆，是缅怀过往这个“异域”的文化之旅。租界里的西方建筑、身着旗袍的东方女性、近乎奢靡的时尚等图景跃然而出，构成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当年的“摩登”、现代的上海之“神话”和老上海曾为国际大都市的迷思。
这种不同时空的同在和交织，镶嵌于全球资本运行的经纬，构成了一种“后殖民”的状态，即曾有殖民历史经验的社会之当下状况，包括被殖民的历史所形成的“认知与心理趋向”在当下的全球化场景中的呈现。作为一个分析取向，后殖民理论试图在西方中心的话语体系之外的立足点上，来阐释这些趋向中的地方性互动，即所谓土著 / 地方知识与资源的运用，和以此形成对西方知识体系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并非仅为拒绝，还包括容纳和汲取；并非仅是殖民者压迫被殖民者的单向权力关系，还包括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文化和话语体系的颠覆和创造性运用。巴巴关于后殖民身份认同 / 主体身份的不确定性、杂合性和“其间性”的论述，是这一分析路径的经典体现。
巴巴强调的是文化之间的互动或者说相互定位。他认为，“文化间相会的条件，无论是相互对抗或是相互依附的形态，都是述行式地生产出来的。对于差别的再现，我们不能草率地认为它反映了由于座落在传统的固定方位而预定了的民族或文化特性。从少数族裔的视角来看，差异的社会表述是一个复杂而且持续的协商过程，为的是创作出现于历史转型时期的文化杂合。来自所赋权力和特权之边缘的表意‘权利’，并非依赖于传统的持续，而是由传统的力量为之赋予资源，但这是在‘处于少数族裔’的人之生活引起关注的特定条件下才会发生的、被重新镌刻的传统。”他继续写道，“文化差异的边界相遇经常会是自愿平和的，但也同样经常地会是激烈冲突的。这样的相遇会混淆我们对传统和现代性的定义，重新组合私密与公共、高雅与低俗等类别之间人们习以为常的边界，并挑战我们对发展和进步的应然期待”。以此为基调，巴巴展开了对文化杂合、第三空间、后殖民身份认同的论述。他认为，文化的“杂合”开辟了一个身份协商的空间，使得身份的表征与建构成为一个协商、竞争与抵抗并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构成并展开于文化体系之间的“第三空间”。巴巴将“杂合”定义为在话语实践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状态，并在一种相互解构的过程中实现主体的重构。这个论点从而在理论上与泾渭分明的本质主义者和极端论者的二元对立模式相对峙。
殖民或后殖民时代的“第三空间”生发于不同文化体系相互碰撞、交融的实践场所，在此，人们运用策略的方式来消化、改造和吸收外来的文化，丰富、扩展本土的文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文化杂合形成的“第三空间”是文化体系间的界面，在此，殖民统治携带的“都市”或“现代性”经过“翻译”或“重新镌刻”而获取本土的形式，源自不同文化体系的声音及其表述各异的认同，或者说构成杂合认同的话语或表意实践得以在此发生并构成这样的空间。这些场所的特征是，在时间相面上，具有特定“时间性”的不同文化或话语体系并存，形成所谓的“共时性”；在空间相面上，具有游移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其间性”。
在这个视角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经过开埠后几十年的演变，形成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一市三治”的格局，可被看作是一个独特的“第三空间”，而产生其中的《良友》则是“文化杂合”得以呈现、以“文化杂合”为特征的文化生产实践得以物化的众多平台中最为耀眼之一员。也就是说，《良友》不仅是老上海出版的一份杂志，同时也是伴随殖民秩序的文化杂合之产物，还是这一文化杂合的实践场所。
在这样的文化或话语体系相遭遇的场所，我们可以看到以文字、摄影、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方式而发生的外来与本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嫁接，交织其中的是在“第三空间”内的上海人、中国人对身份——文化的、地域的和时间的身份——的表征和建构，而其背后则是国家权力、资本逻辑、文化传承等各种力量的角逐和冲突。由此，我们今天解读《良友》，不是因为它是过去的一个掌故，一个曾经的媒介产品，而是因为它已然成了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重建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过程中，正被挖掘并运用的历史资源，它作为文化符号而成为当今上海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对《良友》的解读，同时需要考察那些被当今人们所回味的《良友》文本中的符码和意象，它们如何作为象征资源而被人们用以在当今的意义体系中型塑历史（上海曾有的风华）和现实（上海重展其国际都市的风貌）。
二、《良友》的场景和文化实践主体
被一再讲述的“上海故事”，发生在“一市三治”的老上海。故事中的内容，如《良友》画报中所呈现的，是东洋与西洋、传统与现代、世俗与精英等各种文化的交融汇合。而这种文化上的开放和包容，在很多人眼里，是当今的上海依旧“最为光彩夺目”之处。
《良友》是这个故事的重要角色，更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她由文化商人伍联德于1926年2月15日在上海创办，至1945年10月停刊，一共出刊172期，外加2期增刊。她号称面向五大洲发行，每期印数曾高达4万份，其中一半销售海外，画报由此打出了“良友遍天下”的宣传口号。她以图片为主，中英文注释，图文并茂；其风格雅俗共赏，内容覆盖广泛而丰富。《良友》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重新唤起人们的关注和想象，不仅在于她是一个“成功”的媒体，而且在于她呈现了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摩登”上海。
但是，通过《良友》而流传至今的“上海故事”，也并非是“老上海”的风华在媒体镜面中的简单反射，而是一群文化媒体人——既是文人，又是商业传媒经营者——通过他们的文化生产实践而构成的。《良友》先后共有五任主编，第一任伍联德（第1 ～ 4期），第二任周瘦鹃（第5 ～ 12期），第三任梁得所（第13 ～ 80期），第四任马国亮（第81 ～ 138期），第五任张沅恒（第139 ～ 171期）。最后由张沅恒的兄弟张沅吉编辑、出版第172期。其中，对《良友》的诞生和成长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核心人物，在从事《良友》的事业时都同样的年轻。他们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风云变幻的转型时期；他们虽说并未完全经历过“五四”的洗礼，但接受的多是新式的学校教育，对西方的了解和认识，虽不乏想象但也确有实践的感受，尤其是在上海这座虽然西化但又很中国的中国城市中。他们在编辑《良友》的实践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携带了基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杂合的矛盾的文化心态，并在他们主导的《良友》的文本中，以各种创造性的实践，对源自西方的现代文化元素进行如巴巴所概括的模拟、僭越或是收编，并在这样的实践中体现出策略的抵抗和文化意义体系之间的穿越。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学界和媒体对于《良友》的研究和报道，随着这座城市的脉动不曾停歇。从“良友忆旧”到“良友今论”，从满怀深情的回忆录到多角度研究的篇章、著作，从《良友》重印合订本到各种以画报的内容和图片为资料的展览和文化活动（如奥运会期间推出的体育图片展、参加刘海粟作品展、《良友》生活体验馆、良友回归主题展等），“《良友》热”蔚然而起，成为上海“怀旧热”中的一个亮点。在这过程中，《良友》被逐渐型塑成一个符号，一个想象“海派文化”的象征资源储存库，一个使得“老上海”作为“摩登女郎”的迷思得以真实呈现的实物。
然而，在作为“第三空间”的具体物化的《良友》版面上，各种文化元素相互冲突、交织、混杂，既包含了编者、作者群对于“或许是中国民族国家危机和现代性痴迷奇异交汇最重要场所的老上海”的感受和想象，也凸显出当时上海各阶层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份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的图文内容包罗万象，包括新闻性事件与人物照片、文学作品、幽默的漫画或插图、写实的山水风情、中西绘画系列、电影明星的照片、影剧新闻报道、广告软文和图片等。《良友》还提倡“生活的趣味”，既烘托一种精致的文化氛围，亦营造一种都市生活中休闲娱乐的轻松感。通过封面、小说、摄影作品、画作、广告、图解文字等，画报的编辑群建构了由现代生活、时尚、美、新女性、民族自救、文化启蒙等多重话语组成的“上海故事”，一个充满文化暧昧的文本。
但是，今天渗透着商业气息的“《良友》热”，却游移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从这文本中解读出《良友》满载“摩登”、“时尚”、“繁华”的“上海故事”，并以这些关键词为能指，构成了当下关于《良友》的文本。通过这种时间跨越的转换，《良友》被塑造成了不仅是“民国第一画报”，而且是重现“海派文化”和上海“国际大都市“的资源库，所遮蔽掉的很可能是以《良友》为聚像的“上海故事”中的文化杂合及其所蕴涵的殖民体验。以下我们通过解读《良友》文本中对现代生活方式和女性形象的呈现而试图揭示这一点。
三、现代生活方式和女性形象中的文化暧昧
作为建构老上海的时尚之景的媒介之一，《良友》呈现了怎样的对于现代生活方式的想象空间？身处于从清末民初渐已兴起的伴随西方先进器物而来的文明开化之风的现实语境中，肩负着新知与启蒙的历史使命的中国文人，通过《良友》所呈现的现代生活方式是否仅是洋派、洋化的代名词，抑或是倔强地保有着传统的元素？在《良友》的文本中，不同的文化元素如何得到融汇，又体现了怎样的具有文本句法结构功效的观察视角？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在《良友》丰富的文本中，选取了在当前“《良友》热”中格外受关注的现代生活方式和女性形象这两方面的内容来展开分析。
（一）时髦、洋派的现代生活方式
当时上海的都市化发展，令李欧梵在将她与其他亚洲都市比较之后大为赞赏：在这里，大型商店 / 百货公司林立，各等肤色的国际市民当中蕴藏着强劲的购买消费力，也带动了全球几乎所有时尚先锋元素的登陆；在西方殖民权力和商业利益主导下，上海的都市发展以西方大都市为模仿对象，留下如外滩临江一带至今仍令人浮想联翩的独特景观。但是，这是个中国都市，她的发展，也吸纳并得益于她周边各地涌入的移民；他们在这个空间的日常起居和中国文人在此的汇聚，为这都市的生活和文化涂抹了浓重的中国文化的底色。结果，一方面，上海虽与巴黎、纽约同为世界的时尚重镇，却在效法并接纳来自这些“他者”都市的流行服饰、娱乐、休闲方式等，展示出海派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国际性；另一方面，传统和本土文化混杂其间，阑珊于市井生活之中，为上海的现代生活方式建构出独特的“海派”一景。而很为当今“上海故事”创作者们称道的，却是前者。在这个故事里，上海“是一个感应敏感的地方，她的血脉和全世界的名城相通，巴黎的时装，一个月后，就流行在上海的交际场中，百老汇的一支名曲，也不消几个礼拜，就很娴熟的哼在上海人底嘴里”。这也确实为《良友》所青睐的呈现内容之一。对此，我们着重查看时装、电影和家居这三个方面。
1． 时装
对于时装的呈现和介绍，几乎是各期《良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然而，反映了《良友》文本中的“文化杂合”特征，时装作为符码在《良友》文本中也与中国的历史场景所勾连。比如，在抗战期间，《良友》刊登的巴黎女性服饰中，突出的是军装的元素：肩章、军帽、双排钮扣等（第149期）。《良友》同时也刊登上海本埠“新装会”的消息，如在北伐结束与抗战开始的“和平与统一”的间隙中推出的“上海慈善筹款会表演时装之名媛与明星”（第101期），由永安公司“为提倡国产丝绸起见，最近特举行一时装表演会”的“夏季新装”（第106期）。
旗袍则是时装这个意义体系中能指功用最为活跃的一个符码。它是中西合璧、上海为先的新式服装。从上世纪20年代末开始，穿旗袍成为上海女人的一种时尚。总共172期画报中所呈现的时装（如：旗袍、婚纱礼服、运动服装、泳装、军装等）中，旗袍的出现频率远远高过其他装束。仅以封面女郎为例，穿着旗袍的电影明星、名媛闺秀、女学生等形象过半，且旗袍本身的细节部分也在不停的变化。内页中，通过文字和图片对流行旗袍穿法的详细介绍，也成为画报内容的重要构成。第150期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旗袍的旋律”——“旗袍这两个字虽指的是满清妇女的服装，但从北伐革命后开始风行的旗袍，早已脱离了满清服装的桎梏，而逐渐模仿了西洋女装的式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这段时期，上海旗袍的样式年年有变，衣长与袖长忽长忽短，衣领与开衩忽高忽低，所谓翻云覆雨，变化无常，这正是西风吹拂的重要结果”（该期影印本无页码）。经过改良变化的旗袍，从逐渐被接受到演变为最为风行的装束，这一融合、创新的过程，可以说是在上海这个时尚之都的服装设计和演绎者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挪用、模拟并改造西方审美元素的过程。这使得旗袍成为中国女性既传统又摩登的服饰，它既承载本土文化，又兼具西洋服饰的曲线，体现了新颖的审美品味。这也使得作为融合新旧时代、结合东西服饰之长的旗袍，成为足以标志国族意义的服装，延续至今。
而另一方面，旗袍在上海的风行并在《良友》的版面上如此婀娜多姿地展现，本身也体现了上海作为文化杂合的“第三空间”所具有的难以复制的开放，因为，并非所有当时中国掌握话语权的人都在旗袍中得到美和时尚的感受。在《良友》第2期上曾出现过一篇关于禁穿旗袍的公告，其中提到当时势力最强的军阀孙传芳认为穿旗袍“有伤风化”。再有，对于国民政府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历年的周年活动，《良友》虽也作了报道，但是对于新生活运动中所包括的推行“标准”女服，取缔女性“奇装异服”的举措，《良友》却并未加以倡导，而是在其版面上依旧不时登载着有违“标准”女服的插图和封面。相较于当时国民政府的这一举措在广州等城市所取得的成果，大都市上海的“文化异域”特征显山露水。
如果旗袍的翻新和不同穿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开放”和“现代”的氛围下的更新，也是本土文化对“现代”和“西方”文化元素的挪用，那么《良友》的封面和内页中所展示的其他流行装束，以及通过文字或图片的方式给读者介绍的最新时尚趋势，譬如定期刊登国际流行时装发布会的消息，报道巴黎、伦敦和纽约等各大时装中心的时尚动态，则更为凸显了面向西方的视角。比如，第16期介绍了新款高跟鞋的样式；第36期在“欧美时装”栏目中，刊登了“巴黎、纽约春夏时装展览会中几种简单而美观之服”；第76期则推出了欧美最新的指甲装饰，等等。此外，在《良友》文本中，穿着泳装也被视为是一种摩登、健康的象征——时髦女性穿着流行的泳装款式，并配有相衬的洋伞、帽子、凉鞋等，享受着最时尚的休闲生活。
2． 电影
好莱坞电影的传入，为上海注入了摩登时尚的生活样板。自电影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中国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的中心。上海对欧风美雨接收之敏锐，可从这样一个史实中窥见一斑：法国人卢米埃尔于1895年发明电影，一年后的8月，上海徐园的又一村便首次放映了“西洋影戏”。之后，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既可演戏又可放映电影的影戏院。20年代末，在世界电影发展的影响下，上海等大城市的影戏院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1937年抗战爆发前，上海专业影院的数量已近40家，主要集中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影院在《良友》的文本中，也成为摩登生活方式、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一个能指。在《良友》上连载了好几期的奥登影院的英文广告上这样写到：“奥登是东方最宽敞最华美的电影宫殿。完美的构造和设计。一切为观众的舒适和健康着想。奥登首家为您提供最佳影像。”而奥登不过是当时上海12家有殖民英文名称的影院之一。
与此密切相连，美国好莱坞和英法电影大量进入了上海，其时，几乎欧美所有的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有代理和发行人。但是，即便是对电影这个比较纯粹的“舶来品”，在《良友》的文本中也是中西交织地得到了呈现。《良友》中关于电影、戏剧的介绍也几乎是其每期必备的栏目。内页中，往往是将中、外（主要是来自好莱坞）配以故事情节、人物扮演等文字说明的影片介绍比邻而置，而这多少也透露出好莱坞电影在当时上海的风行，勾连着上海这个文化杂合的“第三空间”的现实场景。对此，《良友》一面是“忠实”地再现，另一面则对本土制作的影片爱恨交织。在第100期纪念特号推出的电影专刊中，首页刊登了时为良友公司副经理陈炳洪的《电影杂话》，“我们意思把整个电影界的内容、组织、历史、状况都介绍於（于）读者之前，使读者明白除了银幕上现映明星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关系人员来助成一部电影的演出……老实说，现在大部分电影观众依然以外国电影为尚，这种现象或许是国人看惯外国电影做成的传统，或许是外国电影优胜过中国电影的缘故。所以目前中国电影在积极发展时期，外国电影也是不可缺的借镜（鉴），因此我们便决意把一部分篇幅来登载外国的作品”。或许，《良友》的编辑们在期望，本土电影通过模仿、借鉴，对好莱坞模式进行本土化的“重写”，以达到既启蒙宣教，又尽最大可能吸引那些只为视听愉悦而来的观众的双重目的。
3． 家居与家庭
现代家居生活的描绘在《良友》文本中比比皆是。比如，第55期展示的“理想家庭的新设计”，借英国漫画家罗宾逊的四联作品，通过诙谐幽默的表现手法，为都市人拥挤的住宅条件提供了合理且理想化的解决方案，它虽不无夸张地反映了西方现代都市居住生活的状况，比照当时上海的“居不易”，也体现出编者对于都市发展带来的担忧。而对于“理想家庭”，《良友》文本中所呈现的多是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三代同堂等这样的大家庭，而是以夫妻为中心的现代家庭生活，贤妻良母的典型则被呈现为家庭生活的重心之一。第101期上刊登的一则题名“小家庭学，第一课”的摄影报道，所排列的10张照片占据了两整页，每张照片下方的文字用以注解照片中女子的行为，依次为“晨之扫除”、“整理他的书房”、“插花”、“晚餐的准备”、“阅读”、“补缝”、“他回来了”、“购物”、“音乐”和“家庭会计”。照片中的女子，一袭上海妇女冬天里的日常打扮，从一天的开始到结束都是在围绕着“不在场”的丈夫。而在第102期中男性的“每天二十四小时”是这样的：起床、盥洗、早膳、阅报、工作、小憩、午膳、工作、休息、散步、晚餐、读书、入睡。只有在散步和晚餐的时候才会看到妻子的出现。这其中体现出以西方家庭生活为参照的“理想家庭”中的男女关系，同时似乎也在挪用传统和西方文化元素的呈现，不仅表现了转折时期上海都市生活中的多种文化元素并存，而且，通过这些挪用，在“现代”的视角下重新确认着女性的从属地位。
也就是说，女性地位是家居和家庭呈现中的核心构成之一，而这呈现中有些是对西方某些意识的颠覆式模拟。比如，第41期刊载了时任主编的马国亮所作的由三幅手绘照片构成的一组漫画，题为《三个时代》。第一幅上写着“摄于光绪二十九年”，丈夫坐在太师椅上，小脚的太太则站在他的身后，俩人均着晚清服饰；第二幅是1929年，妻子旗袍卷发，端坐在椅子上，丈夫则西服革履，立于其后；到了第三幅，时间已经变为1939年，丈夫的服饰并无太大变化，妻子则是身着袒露胸部和腰部的迷你装，卷发已剪短，且手持香烟安坐在趴在地上的丈夫身上。第三幅画显然运用了夸张手法，而第二幅却与《良友》经常刊登的男女结婚照相似。这里，表面上看来是在呈现家庭关系中性别角色的变化，但或许深层的是，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和自我表达终被颠覆为感官的暴露和欲望的释放。
（二）女性形象
《良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经受到了学者们的密切关注。历史地看，东方的巴黎裹挟着环球百货、好莱坞电影和欧美时尚，在为女性形象塑造带来一种现代化物质背景的同时，也以一种巨大的力量构造着都市女性的“崭新”形象。《良友》在这一社会性的集体活动中，也在有意或无意地以文化杂合的手法，参与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并顺势推出自己的“标准女性”。
女性始终是《良友》画报所关注的主要对象。《良友》不仅以女性为其封面增添魅力，同时在内文中经常介绍最新的欧美时尚和国货时装（多是女装）、世界各国的选美活动（世界小姐、花王等）、中外电影明星的动态（以女明星为主），而且还开设有妇女界专栏。以其封面为例，在其出版的172期刊物中，只有11期的封面是男性，其余全是女性。在内文中，更是对女性多有着墨。第99期的《良友》举办了一次关于《良友》画报之“标准女性”的评选活动，入选者的形象集中在一幅名为《标准女性》的招贴画上。画面的设计颇具匠心，圆形布局中，10位女性的头像在外圈环绕，在里圈则相应地加注以表示出其成功所在：“如胡蝶之名闻四海，如哈同夫人之富有巨万，如宋太夫人之福寿全归，有宋美龄之相夫贤德，有何香凝之艺术手腕，有林鹏侠之冒险精神，如胡木兰之侍父尽孝，有丁玲之文学天才，如杨秀琼之入水能游，如郑丽霞之舞艺超群”。在一个纷繁复杂、新旧并存的时代，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带来了不同的评判标准。万花筒般旋转出的10位女性，的确千姿百态。而透过这万花筒般的景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一位《良友》的标准女性，既要有靓丽的外表，健美的体形，优美的舞姿，出众的才华，还要有孝心、贤能美德；既要入得厅堂，甚至可以与男子并肩作战（如林鹏侠般驾驶飞机，响应航空救国之号召），又要进得厨房，相夫教子。而为这种想象奠基的，则是编辑和作者这个基本由男性构成的文化生产群体主动地以自己的方式混杂传统与现代的意念和表达元素，以深藏着男权的视角，选“看”多元的女性名流，通过将她们赞颂为“标准”而规训女性。这种表意策略所反映出的与传统文化的“藕断丝连”恰巧与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暖昧态度相吻合。
摩登女郎和新女性的形象在《良友》的文本中更是常常并呈其间。如第85期中以“都会的刺激”为题，将身着开高叉旗袍的都市女性与酒精、电影海报、爵士乐、跑狗圈、跑马场、回力球场、高楼大厦并置。或许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中西男权文化杂合的场景下，展示女性美与现代时尚的旗袍，隐含着被男性目光的囚禁和规训，凝缩了文化杂合地带所特有的女性同时在中、西文化下的“异域性”。由此，《良友》的女性形象也具有了由男性建构给男性观赏的成份，而且与殖民的逻辑相交织，形成了《良友》所塑造的“摩登”和“新”女性中西合壁的特点。如此场景下，女学生成了一个蕴意深厚的符号，既是妇女自由解放、知性独立等现代性的象征，也代表了传统男权主义视角下的“异域女性”。在上海，女学生不单是时尚的追求者，也是公众眼中摩登的时代女性。《良友》图片中所呈现的多数女学生的穿着打扮，从发型到服装，例如时髦的短卷发、显眼的花朵饰品、流行的旗袍与高跟鞋、动作表情等，与女明星并无太大差异。通过这些特定服饰打扮的包装，这些女学生的形象不仅具有东方的柔美，又具有现代的开化。而在新感觉派文人（如在《良友》中登载小说的黑婴、叶灵凤、穆时英等）笔下，女性角色时尚、摩登且妖娆，对于男性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些由现代都市所催生的“蛇蝎美女”全然没有民族与国家的负载，成为承接传统和西方男权视角而观赏的尤物。而另一方面，或许一个较少受传统规范束缚、敢于大胆追求自我欢愉的都市女性的诞生，也标示了在历史尘封中艰难浮出的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两者共同部分地构成了《良友》中关于女性形象的暧昧文本。
对女性的规训，还突出体现在《良友》从创刊之时就一再倡扬的“美”，而这一主题也同样充满了中西杂合。《良友》所推崇的除了东方女性的柔美之情，也有来自西方世界的“人体美”和“健康美”。第62期上由三幅漫画组成的“女性美变迁模型”，从左至右，分别突出的是：从正面观之的身体（省略了头部）、放大的脸部、侧面勾勒的凹凸有致的身体曲线，下方的注解文字依次为：纤腰缠足美时代、颜面美时代、曲线美时代。寥寥几笔，以幽默且略带夸张的方式呈现了中国女子对于“美”的追求的演变过程。同时，《良友》频频刊载裸女照片和图画。从最早的西方裸体雕像到只有背面的裸体摄影作品，再到与莲并立的身体面对观者的裸体女像，《良友》在完成对于“人体美”和“健康美”的阐述过程中，也完成了将女性身体从一件艺术品到一个健康美丽的载体的置换。从中似乎既有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警醒的反映，也不乏将女性作为审美价值的载体而予以观赏的客体化趋向。
上海都市的发展，包含并体现了女性挣脱传统牢笼的历史趋势：女子学校渐次成立，职业女性人数增加，女性进出公众场合愈加频繁。这些都令女性的社会角色变得更为多面。在广为流传的“新”青年、“新”社会、“新”教育等新词新语中，“新女性”往往象征着那些敢于抗争千年“封建”传统，融入时代进步潮流的女性。在救国救民启蒙话语占主导地位的五四时期，“解放”了的女性只有投身到进步的集体中才能成为“新女性”。通过上述多面向的女性形象，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男女两性视角下的女性。特定话语（爱国和现代性话语）对女性的期待和规训，以及女性自身的追求，如模仿西方流行的装扮、走出传统家庭领域（私域）等，同时并存、相互交织。《良友》文本中所呈现的身处其时的时代女性们，她们既肩负着民族革命与社会实践的重任，又承载着物质社会中热情与引诱的期望，同时还寄托着对真美善理想的精神追求。她们要激进革命，也要诱人奔放，还要娴美纯静。被寄予如此多期待的“新女性”、“摩登女郎”、“标准女性”们也促使着包含了多元社会、文化和人性元素的现实与理想之间展开的协商。
四、反思：历史和当下的文本
与近年众多的对《良友》的研究不同，本文不仅试图讲述在文化杂合的历史场景下的《良友》的故事，而且将之作为当时的“上海故事”的一部分。《良友》的文本呈现了在半殖民秩序下，具有民族和爱国意识、饱含文化暧昧的中国文化媒体人对上海、摩登和国际大都会的想象和诠释。虽然囿于篇幅，我们只将笔墨侧重于现代生活方式和女性形象这两个方面，但是这个故事仍然可让我们看到，《良友》文本中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的文化杂合，呈现了一个大都会的日常生活，它既感性又亲切，既世俗又洋溢着文化气息，既遥想西方又立足本土。这些特征，使得《良友》文本所呈现的话语，契合了当下由“告别革命”、“走向世界”、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日常生活等标签所指代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从而能令我们今天在怀旧的热潮中遥想《良友》那个年代的辉煌，那个婀娜多姿、令人浮想联翩的上海。
在这样的“怀旧”话语中，人们更多地将《良友》作为面向西方的现代、开放和繁华的标志。但也有学者看到了她在建构本土和民族的认同中的符号作用：她比“美国著名的大型画报《生活》画报早了十年”（方汉奇语），她“从正面意义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现代中国”（吕新雨语）。更广一点，在对老上海的追忆中，也有学者强调了本土的历史动因和逻辑。譬如孟悦试图追溯现代性叙事之外上海的都市“繁华”得以形成的动因，并以此论证，上海这个案例显示了非前资本主义亦非资本主义的“繁华”之形成过程。但是，总体来看，在当代关于《良友》（亦即关于当代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而崛起）的叙事中，被淡漠掉的是《良友》所生长的半殖民场景，是在此场景中《良友》文本所呈现出的对承载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逻辑的文化元素的挪用、僭越和收编，是这些文化实践中蕴涵的文化暧昧和身份焦虑。
在“怀旧”或“讲述老上海的故事”这部叙事曲中，无论上述哪个声部，都在表述对过去的想象。而这种想象，如阿帕杜莱所概括的，是在挖掘和重现历史的资源，以建构对当今的品味和对未来的期待。讲述《良友》的故事，就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重塑30年代的上海所代表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并颠覆中断了那个进程的革命话语。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新一轮的话语转换之时，时髦现代的生活方式和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等这些《良友》文本中呈现的符码和意象成为文化资源，为人们在当下的意义体系内所使用，以型塑历史并以此形塑现实。
因此，对于已成为我们今天重新想象并根据这想象建构“国际大都市”的历史资源之一的《良友》的分析，要求我们必须回到特定的“历史现场”，以反思这一历史资源及其所联结的具体时空点上的社会秩序，以及其中所包括的对于“当下的本土”可能的意义。换句话说，运用“文化杂合”、“第三空间”等概念，是要在分析的领域开拓出一个开放的空间，一个批判地交换的空间，一个将种族、阶级、性别等议题同时考虑的空间，以在分析一个文化现象时，既看到其模糊的活力，又关注在不同文化元素交融交织背后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或者说，我们要反思的是，在全球化和“上海的崛起”这个“既充满前途又困难重重的场所”中，对《良友》故事的讲述中所可能的遮蔽。
“东方的巴黎”、“西部的纽约”，这些耳熟能详的对于老上海的“赞誉之辞”，同时也凸显了文化地理定位背后的权力关系，即上海国际地位的定义和评判者立足于欧美，并以欧美的经济和文化都市作为参照系。如此隐含的视角在《良友》的文本中也有频繁的呈现。比如，第113期“五十年前之上海”和第115期“五十年前之上海续辑”中，编者借文学家阿英所藏之光绪十年的木刻画集《申江名胜图说》，附以30年代上海现状照片，对照比较社会生活五十年间的变易，使读者“藉此窥见当时之思想之斑”。昔日宁静的小港口成为喧闹的大码头，以往低矮的破瓦棚如今高楼层叠，种种类似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视觉刺激，隐约可见其中对现代文明的认同，以及将现代与西方等同的历史观，即以西方作为衡量中国的参照系，东西之别成为时间序列上的现今与落后之别。历史的怅然和失落，就此油然而生。这样的情绪，在第46期中对开的两整页题为《古代的东方文明—现代的西方文明》的图文中表露无遗：一边是巍峨、高楼大厦；一边是蜿蜒、盘旋之长城。图解文字中作了这样的描述：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胜，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未发现；可惜今日的长城老而无用了。类似的文化实践的结果和记载，联结着当时上海的特殊场景，以及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下中国的国家与民族命运这个大的时代背景。这一在特定历史场景下的文化实践，也因此蕴涵了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意义建构的结构性力量。再比如，第164期以《都会的人马——人力车夫生活》为题刊登了一系列聚焦底层民众——人力车夫——生活的图片，表现他们“为了生计终日奔波辛苦；每日在路边小摊草草应付饥肠”。 这一组图似乎在诉说，这个“世界上最国际化的都市之一”和“全球旅行者不可或缺的遭遇地”还有另一面，现代都市并非尽是斑斓色彩和浮华奢靡：在殖民力量所支撑的商业繁华中，还有撑托着这现代蜃楼的“前现代”状态中的国人。然而，这些文本元素，却在当今关于《良友》的故事中被淡出。
《良友》文本中所呈现的日常生活中的女性形象同样值得玩味。在以“女人”为题的摄影作品中，《良友》画报将玩高尔夫球的时髦女郎与辛勤劳作的农家妇人编为同一主题，并将身体的局部——手和脚——作特写对比处理。在第88期中，一边是生活在春天里的现代女性，享受着春风暖日下的郊游快乐，另一边则是晨起的年轻女工，匆忙梳洗后向工厂奔去。这样的呈现，在半殖民地的时代话语中，形成两个交织的旋律，一个是前文所分析的现代、洋派的生活方式和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赋予的声光化电、摩登都市的旋律，另一个是与之相对的弄堂、十字街头和乡村的旋律。这种旋律对应，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编辑们反殖民情绪，以及与此相应的民族认同中的焦虑，而另一方面，他们对都市娱乐和消费的迷恋又在暗中削弱了这一反殖民情绪。
《良友》中女性形象的呈现和塑造也经常搀杂了国家行为和民族大义。比如，为提升上海女性的“国民意识”，国民党政府上海特别市专门将1934年定为所谓的“妇女国货年”，冀望上海女性树立购买国货、“以购用外货为耻辱”的观念。虽然，相较于“标准”服装的推行，上海“妇女国货运动”并未在女装样式上作硬性规定，而这样以“爱国”和“强国保种”的宏大叙事推行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在《良友》中却一再地被言说。同样地，伴随着“体育强国”、“强国强种”等话语的凸显，《良友》上经常刊载有体育界的信息和体育活动的报道，在体育专栏中主张女性应该从事运动锻炼身体，以达到健美的身体及更高的体育境界，健身强国因此成为女性形象的一个重要元素。而这些元素，在当下的《良友》故事中却一再被纳入到去民族的“现代化”和“现代性”话语体系之中。
这些《良友》的文本元素也折射出《良友》背后的编辑群体，在面对殖民入侵带来的文化杂合中的文化暧昧。如同一切文本，《良友》的文本，一旦被从其生产、流传和接收的场景中抽离，就变得相当地开放，启蒙主义、现代性、民族意识、女性解放、消费主义等话语，都可落实在上述各个凸显的文本之中。而如同克罗齐所宣称的，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当下的本土”的历史。因此，围绕《良友》的文本的这些话语，也不免契合了全球化境况中的上海重振其“国际大都市”的当下。
在美国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看来，“当下的本土”，即现代性作用下的本土。作为一个相对于全球而言的概念，“当下的本土”具有不确定性，蕴含着动态的过程；同时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它具有开放的边界，“其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发明与建构的场所”。由此，关于本土的、地域性的叙事，也就有了多种的形式。而当下的上海正再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正主动吸引全世界的眼光对她的再次聚焦。正是在这个“再度全球化”的过程中，讲述“上海故事”是发掘本土的一部分，它一方面似乎在忘却自身的半殖民过去，将之型塑为“曾有的繁华”和“风姿绰约”，另一方面似乎也在勇敢地面对颇具争议的历史，以主动记忆的方式重构被许纪霖所说的第二个传统所删除的身份。正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重新浮现的都市风貌通过画报、电影、文学及其他文化样式的表述，生成了某种集体的阐释乃至想象的力量，历史也因此可能成为变革的力量，为今天以及未来搭建桥梁。
同时，想象亦因为所倚赖的象征资源储备以及对之展开解读所倚赖的意识形态而被局限。正是通过这种想象和对象征资源储备的挖掘与重新解读，文化表述和实践得以实现并延续。具体到《良友》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良友》热”对之的重新讲述，是在“当下的本土”继续《良友》的文本所记录的文化杂合。只是，我们不可忽略《良友》这个历史资源中所蕴涵的半殖民时期畸形的社会和文化关系，特别需要在此基础上反思我们在“当下的本土”讲述《良友》的故事时所可能蕴涵的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现代性或现代化的应然模式的“认知与心理趋向”。换句话说，我们是在新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秩序下，启用过去的——半殖民的——历史资源，重新想象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它应是民族、文化和地方的文化自觉、自主和自省的一个过程。这需要我们批判地反思历史，尤其是对老上海所处的半殖民地时代、当时对于西方的偶像化、启蒙意识中缺乏充足的中国 / 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男权主义意识形态等的反思，或许这样才能既不陷入历史的虚无，也不沉浸于对过去半殖民秩序下依附者的风华的迷恋。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1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