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前乡镇志”时代：明清市镇历史的知识考古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吴滔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步入全面开发的历史进程之中，其整体格局主要体现为由人为垦殖引起的水系变化、生态环境演变、农田水利发展所引发的聚落结构的演变，由此导致人群活动、精神信仰、社会组织等社会空间要素的变迁，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乃是市镇网络的形成，大量原本是乡村的聚落纷纷演化成为市镇。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进一步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显，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贸易、文化与信息传递的连锁体。
对于明清以来江南地区普遍出现的商业化发展以及市镇经济兴起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已从经济史、社会史、区域史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这些研究多从手工业与农业分工导致商品经济发展的视角出发，认为江南许多市镇自明清以来均经历过“都市化”的过程，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结构都进行了“结构性”的变迁。在这种前提下，部分学者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丝织业市镇等单一职能的专业性市镇。这种以“经济理性”和“社会分工”等西方语境为出发点的分析工具并非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铁律”。这是因为，单从经济角度来分析，缺乏历史的深度，将各个市镇的历史分割成不同部分，进而填充进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市镇本身的历史沿革及社会变迁，甚至有以逻辑替代过程的嫌疑。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明代中叶并非市镇形成的逻辑起点。如果完全不了解“成镇”之前更早的聚落形态，则很难厘清市镇作为一种新兴的聚落层级是如何选址并取得相对于周边聚落的区位优势的。虽然不少学者尝试从水系、地形的变迁、土壤构造等角度考察明清江南市镇形成的自然地理基础，或者从交通角度强调一些市镇的“区位”优势，但是，除了突出商业聚落多依河而建的特征外，并未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富有价值的信息。一个市场的“区位”优势并非简单地用交通便利就能涵盖，经济、习俗和行政制度等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样非常重要，交通原则不过是区位理论所需要考虑的诸多因素之一。除非我们以具体的市镇为例，通盘考察所有这些要素在其中所起作用，并结合更大的空间尺度与区域背景，否则单单关注市镇设立和缘起与水路交通之间的关联，不仅无法从中看出时间序列，而且多少会显现出一些循环论证的意味。
从某一市镇空间内部的角度着眼，有学者以市镇内河道走向为标准，用“一”字、“十”字、“丁”字来概括市镇的空间布局，也有把市镇空间演变的复杂过程简单化的嫌疑。大量史实表明，很多市镇从其兴起到完全成型的过程中，其本身的中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背后有一个在不同时空下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市镇布局”还是“市镇结构”，均是不同时空相互交织，层层累加的结果。此外，有关明中叶以降市镇发育并日趋普及原因的讨论，亦是江南市镇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一些学者将市镇出现的直接原因归纳为农村聚落因商品经济发达所促成、官吏世家聚居和从军镇演化而来等类型，这种推论或许与历史事实相差并不很大，但却遗漏了很多重要的社会历史信息，甚至割裂了市镇本身的历史沿革与社会变迁。如果要规避这些“先入之见”，必须时刻警惕市镇研究最重要的史料——乡镇志的“史源”问题，避免脱离语境或单调重复地使用史料。
清代，尤其是乾嘉以降，江南地方文献众多，尤以丰富的乡镇志资料为最，但是，这些文献多为清中叶以后江南市镇的情况以及当时人对此前历史的追忆，不能直接拿来印证清初乃至更早的明代甚至宋元时期的历史事实。故有必要留意清中叶以前“前乡镇志”时代诸多文献的不同说法，追溯具体社区的人群活动和权力关系，结合对于地域社会影响较大的制度改革、社会变局进行知识考古，从中寻绎出与市镇兴起有关的人群的实践路径和策略，以便更好地理解相对晚出的乡镇志文本编纂中的权力话语。
以嘉兴府濮院镇为例，目前流行的濮院镇研究中，常常引用该镇宋元时代的故事来证明江南市镇普遍的发展过程以及专业性市镇的起源，所依据的多是清代文献的叙述。根据现存史料，关于濮院镇正式形成的时间并无定论，而流传至今的濮院“开镇”故事却颇为传奇：濮院镇古名“槜李墟”，宋建炎以前系一草市。待高宗南渡，著作郎濮凤以驸马都尉扈驾临安，于是卜居于此。其六世孙濮斗南援立理宗有功，擢升吏部侍郎，诏赐其第曰“濮院”，镇因兹得名。元大德间，濮氏后人濮鉴广置田宅，铺路造桥，大建寺观，设“四大牙行”，主营机业，四方商人因此云集濮院，遂无羁泊之苦，故又名“永乐市”。然而，这些传说并不完全反映历史真实，由于早期文本书写者本人的立场不同，往往出于各自的目的创造了不同的故事版本，后来者又不断地重复这些说法并添加更丰富的历史细节，使得它们看上去愈发真实可信。事实上，濮院的传说基本上是居住在府城市心街的“濮氏”（又称“郡居濮氏”）在明万历以后出于家族利益而创造完善的。随着织业技术革新，万历中岁濮绸逐渐热销，濮院附近各大家族纷纷购田置宅，导致地价飞涨，“加值过百金”。“郡居濮氏”通过创造祖先传说，“攀附”元代濮院巨族，试图追认并继承元代濮鉴等人在濮院添置的诸多产业，确立他们在濮院的地位和权力。
清初，濮龙锡精心撰就《濮川志略》一书，将濮院镇历史纳于濮氏家族的历史叙事之下，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濮氏与濮院发展交相辉映的故事。易言之，《濮川志略》只叙濮氏事迹，偶尔提及非濮姓也是与濮氏有深入交往的人物，俨然就是一部濮氏族谱。濮氏的这种做法显然不能被当时濮院的所有土著接受，乾隆时人胡琢所撰《濮镇纪闻》就直接指出《志略》只是家谱而不是镇志；几乎同时代的杨树本亦撰《濮院琐志》，其重点并不在濮院历史，而是在濮院风土人情及丝织业发展的描写上，故在开镇故事与濮氏史迹上并无太多自己的观点，完全沿袭陈说。到了清嘉庆十八年，由金淮、濮鐄、濮承钧、岳洙传合编的《濮川所闻记》，因为濮氏本身的参与，基本上接受了《志略》有关濮院历史的说法。至此，有关濮院的几大传说从抵触反对到互相融合，此后的文献基本都以《濮川所闻记》为参考，最终构成被今人所接受的“历史”。
像濮院这样的例子在江南并不少见，明初传统的江南世家大族受到朱元璋的全面打压后，直到明中后期整个江南才真正繁荣起来。明中叶倭乱所引起的社会重组和赋役制度改革带来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上权力的更迭，促使很多新兴家族利用传记书写、大造文献、编撰家谱来谋取更多的利益和更高的社会地位。实际上这些家族往往由于仕途中断、家业倾颓，发迹的时间也不长，于是创造出许多历史久远、祖先显赫的家族传说来加以附会，并掺入到市镇历史的书写当中。进言之，如果要了解市镇从起源到进一步壮大的真实过程，我们必须辨析清中叶以前“前乡镇志”时代各类文献之间的细微差别，重新反思所谓“从宋元草市到明中叶以后的专业市镇逐渐形成”这一目前市镇发展的一般解释模式及其背后的社会变迁。
对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这一有着非常深厚底蕴的领域，继续深入的研究方向，除了对文本的重新发现和解读外，综合性研究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选择。近年来，笔者从赋役改革、社群流动和地方社会变化等角度，围绕“空间与社会”这一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主题，从空间结构的历时性演变入手，将人群的活动与制度的实际运作填充于其中，重点考察市镇在乡村聚落中兴起的机制以及市镇区划空间形塑的过程。以此为基础，结合“前乡镇志”时代文献的爬梳，探讨市镇形成之前聚落的早期历史，对于认识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的成型，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下面我们将以嘉定县南翔镇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聚落历史空间发展与文本书写之间的关联。南翔自聚落形成之日起，就与南翔寺之间纠葛不断。该镇最早的文物是唐代善士莫少卿捐助的一个寺院经幢，至今仍保存于南翔镇的古猗园中。另一则有关南翔早期历史的记录，出自南宋初年《中吴纪闻》中所载因白鹤聚集而引发建寺的传说。到了元明之际，南翔寺附近的十字港格局基本奠定，人们开始围绕聚落名称的由来，尝试处理两个版本之间有关聚落早期历史叙事的矛盾之处。到了明正德前后，伴随着南翔镇的日益发达，市镇建筑以十字港为中心的空间垄断倾向愈发明显，并正式形成了唐代经幢和宋代传说相互融合的趋势，其历史已被当地人前推至南朝萧梁时代，“因寺成镇”的说法初现端倪。入清以后，随着市镇空间进一步加以拓展并稳定下来，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钱大昕制造了一个完整的南翔镇的历史谱系，强调南翔镇跟南翔寺的关系，把南翔捆绑于佛寺，把南翔镇的历史捆绑于佛寺的发展，他正式提出了所谓“寺居镇之中，镇以寺始，一寺兴废，系一镇盛衰”的说法，将“因寺成镇”的空间历史叙事加以定型。无论怎样，清人眼中的“因寺成镇”，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市镇起源问题并不处在同一话语系统之下。换言之，“因寺成镇”作为独特的权力话语，并不是要反映一个它想表达的那个年代（萧梁）就可能已经出现的历史事实，而是后人刻意地凸显清中叶该镇空间一体化的某种策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与其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不如把它当作市镇志成书年代的一种权力话语的体现。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乃是江南市镇聚落兴盛的关键时期，然而，目前存世的江南乡镇志多为清后期至民国时期所修，这些文献在追溯宋元旧闻时，难免有不够准确甚至失实的地方。我们只有回归“前乡镇志”时代，利用现存的少量明代以及之前的乡镇志，结合碑铭、文集、笔记等其他文献，对市镇早期历史的叙事进行必要的知识考古，将不断“层累”的文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挖掘具体人群和事件所起的作用，从中条分缕析出不同时期发生在各个市镇中的诸多制度的衍化，进而分析各个“市镇”不同抑或相同的历史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重新反思江南市镇起源以及街市布局成型的历史过程。以之为基础，将“结构-过程”、“经济-社会”等视角和分析手段引入市镇研究中，动态把握市镇与乡村聚落格局的演变，尽量“复原”市镇在空间、制度、商贸、文化等多条脉络交互作用下产生、成长的复杂过程，突破以往市镇起源研究中区位决定论等单线逻辑的解释模式，从时空、文献和制度等多个维度推进江南市镇史的研究。从而为理解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和江南社会的发展机制，提供一条更为清晰的历史演变的脉络。
（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第23—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