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
——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
侯旭东
一
中国历史上的基层社会，近来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研究这一领域不仅能使今人触知往日芸芸众生的生活，也有助于动态、立体地把握中国历史，对于认识中国以往国家（state）与社会（society）的关系亦具重要意义。具体到北朝时期，最先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关注点为村落，宫川尚志的研究是其代表；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谷川道雄先生等人倡导下，对整个中古时期的地域社会多方探讨，并提炼出“豪族共同体”、“府兵制国家论”等理论。最近，郝春文、刘淑芬分别对北朝佛教结社、民间佛教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齐涛也考察了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相关成果不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加以探究。
谷川先生的理论推进了对六朝时代的认识，使我们不但从朝廷，亦从地方及双方互动的角度去把握这一时期，厥功甚伟。不过，他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地域社会，不如说是通过地域社会来理解豪族（贵族），并由此解释六朝历史。他分析地域社会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均在豪族，强调豪族在地方所起的关键性的支配作用及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对豪族的过分重视使得他忽视朝廷及其他力量在地方的作用与影响，其结论也难免片面、简单化；且“豪族共同体”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出这一时期地域社会的特点也值得认真研究。进而言之，谷川先生研究所依据的基本上是传世文献，特别是正史，这些资料中叙述活跃于各地的豪族之处颇多，对乡村生活其他方面罕有涉及，得出上述结论也就很自然了。要深入其中，切近审视这一时期地域社会的情况，需另寻其他更为直接的资料。
要解决上述问题，显然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本文旨在利用北朝造像记，分析其中为皇帝、国家祈愿的内容，来了解当时村里社会居民对皇帝、国家的态度与认识。这类祈愿从观念的角度证明了朝廷对基层民众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揭示民众与朝廷的关系并恰当估价豪族的作用。
造像记是民众造像活动的产物。北朝年间释教弥漫北土，民众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家庭、寺院为单位，或纠集若干信众组成邑义、法义来造像兴福。他们出资雇匠雕造或购买制成之佛像。小者盈寸，大者丈余，置于室内，或街衢、村边、寺院内外，亦有就山崖雕刻如云冈、龙门者。像雕讫、购入后，出资者多刻长短不等文字于像座、像背或龛侧，述兴造原由、时间、誓愿，并镌出资者姓名，是为造像记。
据造像记题名，参与其事者兼有无官爵之庶人、僧尼与官吏，绝大多数名不见史传，他们构成与史传中唱主角的帝王将相相对的民众。造像记出自北方各地，通过它们可以了解许多地区民众的情况。
兴福造像多半为民众自发组织，虽常有官员参与，却罕由官府操持，带有民间色彩。造像记把那一刻造像者部分内心世界刻画下来，所载是他们心愿的自由流露，看不到朝廷或僧团施加影响的痕迹。愿文主要是造像者对家人、己身及朋友知识等的祝愿，还有部分造像者进而为皇帝、国家、臣僚等祈福。后一部分内容体现了对皇帝、国家等的态度，字里行间也透露出对他们的理解。
“国家”一词，古已有之，北朝民众也在使用。今日该词的含义主要出自近代西方，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目的是维持秩序、安全并增进公民的福利，拥有以武力作后盾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来实现其目的；它行使权力限于固定的地域，此领域内，国家拥有“主权”，即至高无上的权威，国家观念亦是抽象的、非人格的。关于中国古人头脑中的“国家”形象，思想家们的见解尚可据其著作知其梗概，普通民众的看法似难弄清。过去研究农民战争时曾涉及农民思想中的“皇权主义”问题，讨论虽炽，语多泛泛，裨益不大。北朝造像记中的有关内容，虽是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关于造像记中的皇帝、国家祈愿，日本学者佐藤智水与台湾学者卢建荣分别有所涉及。佐藤氏致力于探讨皇帝崇拜与造像题材的关系，试图从中找出理解北魏“国家佛教”的线索，对祈愿本身着墨不多。卢文提出不少有启发性的问题，如有国家认同感的宗教团体居地与国家控制强弱的关系、造像者身份（如是否为官吏）与为国祈福的关系及其成因等，亦未专门考察国家观念，且所见造像记不多，材料运用与解释间有问题。另外，日本学者尾形勇曾对汉至唐的国家构成做了极有创造性的研究，其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家族国家观”，他非专论国家观念，但不少见解颇具启发性。本文则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再做些努力。
本项研究把民众生活的场所概括为“村里社会”，原因在于北朝民众多自谓所居的聚落为“某某村”；同时，在行政尤其是户籍管理上，民众又以家为单位编入某一里中，置于国家县、乡里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北魏太和年间，政府又在基层设邻、里、党三长，北齐、北周大体沿用，惟名称、编制规模迭有变化，三长掌均赋税、平徭役等职。“村里社会”一语兼顾三者，利于全面、准确地揭示此期基层社会的面貌。造像记所涉及的北朝民众，除少数为城市居民外，主要是村里社会的成员。僧尼虽身居寺庙，籍属僧官，但与村里居民往来甚密，且出家前亦是村里之人，加之不少寺院就位于村落之中，他们并非生活在村里社会之外。
二
民众造像时如果把皇帝等列为造像对象或直接为他们发愿、求福，就表明民众心系国家，体现了对皇帝与朝廷的认同态度。
依造像记，民众中流行的用语有“国家”，如神龟二年（519年）六月十日林师德造像云：“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国家四方安宁，下界浛（含）生之类，普同真□”；“皇家”，如永平四年（511年）九月一日比丘法兴造像：“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皇家、师僧父母……”；又有“国王帝主”，如兴和二年（540年）十二月□九日孙思宝等法义37人造像“敬造石像□躯，上为国王帝主，□僧父母…”；也有单用“国主”、“帝主”的，如大统十四年（548年）四月三日介媚光造像：“上为国主、州郡令长、师僧父母”，大统十七年（551年）四月廿三日宗慈孙等37人造像称“仰为帝主永康，百僚长□”。更多的用“皇帝”或“皇帝座下”，不赘引。
记文表达形式多种多样，细分有如下几种：
一、明言造像对象是皇帝，祈愿中或有为皇帝祈福或无。景明四年（503年）八月五日马振拜等34人造像说：“为皇帝造石像一区”，无具体祈愿。太和七年（483年）追远寺众僧造像云：“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太子敬造千佛，愿缘此庆，福钟皇家，祚隆万代，普济众生”，则有具体祈愿。
二、造像直接对象非皇帝，而祈愿中含对皇帝的祝福，这类写法最常见。如天保十年（559年）四月十八日王和等兄弟三人“为亡父母造多宝玉像一躯，上为皇帝陛下、中为七世先亡、师僧父母、下为含识受苦众生，利（离）苦得乐，愿共法界一时成佛，俱登妙果也”。这种写法中祈愿对象与祈愿的组合方式有两种，一是先列发愿对象，后书祈愿，上记是也；一是具体发愿对象与祈愿分别搭配，如建义元年（528年）五月四日王僧欢造像云：“敬造尊像一躯，上愿皇祚永隆；历劫师僧、七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女等及善友知识，边地众生，常生佛国，弥勒出世，龙华三会，愿登初首。”
三、不书造像对象，通过祈愿表达福报的领受者。兴和三年（541年）正月廿三日曲阳京上村佛弟子乐零秀“敬造观世音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七世先忘（亡）、现在眷属，边地含生，等同福愿”，即是其例。
检笔者收集的1607种北朝纪年造像，含有上述用语及内容的凡472种。按时间及造像者身份，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右栏是左栏中的数字与北朝纪年造像统计中对应数字相除得出的百分比）。
据表的左栏，关心朝廷、皇帝的民众自5世纪40年代，即北魏初年便已出现，但尚不多见，至6世纪，即北魏宣武帝朝以后，认同朝廷者渐多，所占比例亦达15％以上，北魏末，即6世纪20年代增至23％以上，20年后，即东、西魏时期至北朝末则达30％～40％，心系皇家的民众更多。大体上，北朝时期民众对朝廷的关心认同程度与日俱增。具体到不同背景的造像者，平民中存在这种趋势，官吏、僧尼中则无。不同背景的造像者相较，官吏、僧尼比起平民来更关心皇帝的命运。多种身份造像者共同造像时关注国运者更多，这种情况下民众多以邑义、法义形式来组织，换言之，合邑造像时为国祈福者众，这印证了佐藤智水的结论。
含有为皇帝祈福内容的造像分布在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辽宁等省的诸多地区，显然北方各地都有关心皇帝的民众。
民众居地距统治中心的远近与其关注皇帝、国家、为之祈福流行的程度似无关。卢建荣尝道及这一问题，但他仅以二三例为证，难以凭信。比较北魏洛阳龙门石窟造像与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北朝造像，可更好地了解这一点。北魏后期洛阳一跃为帝都，即全国政治中枢，龙门石窟北毗都城，东临伊水，通衢之侧，处统治严密之域自不待言。该窟造像也非置于家中，乃摩崖像，可供行人观礼。北魏结束前该窟有纪年造像203尊，仅19尊含有为国祈福之类的内容，比例不足10％。而河北曲阳，无论在北魏、东魏还是北齐时，距统治中心，无论是洛阳、邺城、晋阳或定州，直线距离近则25公里，远达四五百公里。该处发现的45尊北朝纪年造像多为小型像，应为家中供养之物，其中16尊含上述内容，比例超过35％。两相比照，相差悬殊，可证各地为国、皇帝祈福流行情况同造像者住地与帝国统治中心的远近无直接关系。
三
统计分析只能概观民众关心皇帝的流行情况，至于他们对皇帝的态度与认识如何，则需考察记文内容才能弄清。民众所持的态度较简单，稍后再论，先从记文用语入手理清他们心目中的皇帝、朝廷，即其国家观念的内涵。
北朝民众也已使用“国家”一词，不过尚不流行，472种造像记中仅13种称“国家”。如正光六年（525年）六月十日宣景建夫妻造像称：“敬造弥勒像一区，为国家四方宁静”。西魏大统元年（535年）七月八日比丘法胜等“敬造玉像一区，上为国家、师僧父母，普为法界”；北齐天保三年（552年）十一月廿日杨哲“敬造释迦白玉像一区，上为国家、七世父母、己身、眷属、法界众生，愿俱尽苦原，同登正觉”，等等。
民众所谓“国家”之含义是非人格化的政权机构还是掌国者？在汉代，特别是东汉，“国家”指帝室，也指皇帝个人，非指“公”的统治机构的总体。推敲记文中“国家”出现的语境，参诸文献，答案应是后者。如上引杨哲造像，文中“国家”之外的祈愿对象均指人，且祈愿“俱尽苦原，同登正觉”亦对人而发“国家”指人是可以肯定的。又如兴和三年（541年）十一月廿五日王丰始为亡息造像云：“上为国家、后为七世父母、居眷大小、亡过现存、边地众生，一时成佛。”既然希望国家也能成佛，所指当然是人了，类似的记文还见于天保元年（551年）八月八日比丘智圆等造像与武平二年（571年）四月八日马祠伯夫妻造像。考诸文献，时人言语中亦以“国家”指皇帝，《魏书·崔浩传》浩言“今国家迁都于邺”、“国家当治邺”、“国家居广漠之地”，同书《张普惠传》载其上书：“国家缟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袭”，及《北齐书·清河王岳子劢传》劢语刘文殊：“王（指文殊）国家姻娅”均是显例。至于记文中的“国家”指皇帝本人还是连同其家人，尚难判定。
多数民众胪列造像或祈愿对象时用的是“皇帝”或“皇帝陛下”，也有用“国王帝主”、“帝主”、“国王”、“圣主”、“皇家”的。西魏大统十四年（548年）七月廿一日杨标造像云：“愿圣主祚昌万叶”，永平四年（511年）九月一日比丘法兴造像云“敬造弥勒像一妪，上为皇家、师傅、父母、有识含生”云云。余者俱见前文，不赞。另有少数造像者不仅为皇帝，还兼为皇太后、中宫内外、皇太子一类的皇室成员求福。太和七年（483年）八月卅日云冈邑义54人造像便是“上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皇子”等祈庆类似的造像还有同年的追远寺造像等17例。
上述称呼均指最高统治者本人或其家室，而非政权机构。民众头脑中的“皇帝”、“圣主”是泛指的象征符号，还是特指当朝天子，易言之，民众是仅为某个皇帝祈愿，还是无论何人南面称孤均为之祈愿？综观诸记，情况并不一律。极少数场合造像者特别拈出某个皇帝为之祈福。最受称颂的莫过于北魏孝文帝了。龙门石窑中的景明四年（503年）十二月一日比丘法生造像与杨大眼造像均言为孝文皇帝造，正始元年（504年）正月七日法雅与宗那邑造像对孝文帝歌功颂德，孝文帝之孙汝南王元悦修塔兴福亦不忘为乃祖追福。齐武平二年（571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后则为亡夫武成皇帝造像修福，又孝昌二年（526年）七月一日上官信及子造像称“上为今上皇帝、东官皇子，祈皇图永固”云云，明确注明为当朝之主求福。另有个别造像，造像者虽未确指为何帝祈愿，但强调希望他们所居的王朝久存于世，齐河清三年（564年）四月尹景穆等造像“仰为皇帝陛下，敬造斯福”，愿“齐祚与天地等寿”，天保十年（559年）八月廿五日张啖鬼等造像云“仰愿大齐，皇祚永隆，威萌万世”。其他记文则泛言祈“皇帝”、“国家”获福，或云“皇祚永延”、“帝祚永隆”。至于单为“皇帝”祈福者的看法，缺乏相关的资料比照，不易弄清，不过有三个造像记或有助于揭示其思想。
三记分别为东魏武定八年（550年）五月十日李僧造像、北齐天保元年（550年）五月卅日僧哲等四十人造像及同年六日十五日僧通等八十人造像。三记时值东魏北齐禅代，造像地点均在今山西阳曲，参与者亦有重叠，李僧三记均见其名，祈愿大致可看做同一群人的心声。李僧造像记文完成之日，千里之外的邺城正上演一出禅代的悲喜剧，东魏孝静帝退位，高洋践祚登基。李僧当然不知庙堂中的朝代更送，而犹在为皇帝求福：“前愿皇帝、国主、人民，后愿所生父母……普同斯愿，从心。”后两记书成时鼎移齐家已廿天及月余，且众人已使用齐之天保年号，当知魏齐鼎革，他们亦为皇帝祈福，前记云“前愿皇帝国主延粗（祚），人民长寿”，后记祈愿同。看来江山易色，皇帝换主无碍于民众的祈福。在这些人心目中，皇帝似已成为一种象征。其他造像者的情况，尚难判定，或与此相去不远。
除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外，一些民众还对官员有些了解。他们不仅希望皇帝获福，也提到一些官员，如群僚百辟［永安三年（530年）七月十一日慧双等造像］、文武百僚［天统三年（567年）四月十日李磨侯造像］、三公主司［神龟二年（519年）九月十一日崔勤造像］、州郡令长［普泰二年（532年）四月三日范国仁造像］、使君守令参尞（僚）［乾明元年（560年）七月十五日比丘僧邑义等造像］、群臣宰守［乾明元年（560年）八月廿五日比丘慧承造像］、宰守令长［正光元年（520年）十一月李洪秀造像］、士官僚庶［正光五年（524年）五月卅日刘根等造像］等472种造像记中有80种含这方面的内容，且见于不同背景的民众所镌刻的记文中，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州郡令长”（25例）与“群僚百官（司、辟）”（22例）。
这些民众中的多数只是罗列祈愿（造像）对象时提到官吏，另有少数人则对官吏职责略有了解并有所期待。孝昌二年（526年）正月廿四日荥阳太守元宁造像说：“臣僚尽忠”，天保九年（558年）二月八日鲁思明等造像亦希望官员“忠贞职□……”，皇建二年（561年）五月廿五日陈神忻等造像则以“群僚宰守，贡谒以时”相期许。保定四年（564年）九月八日圣母寺造像记中信众则希望“公卿将士，保国安民”，天统三年（567年）四月十日李磨侯造像云“文武百尞，常居禄位”。
民间流行的诸称呼，除个别的，如牧守令长、文武百僚、内外百僚见于诏令、史册的，为官方所用外，多数似主要行于民众中这些称呼概括性强，写实性差，缺乏明确的时代特点，极少能与时制对应，或是民间长期流传的关于官吏的称呼。若上述称呼体现了当时一般民众对官吏的了解，则身处底层的百姓对官制的认识尚不及今人。
民众对官制所知寥寥，他们对朝廷权力格局的变化却时有反映，北魏分裂后出现的权臣常成为民众祝福的对象。西魏大统六年（540年）七月十五日巨始光等造像云“仰为皇帝陛下、大丞相七世所生父母、存亡眷属、为一切众生敬造”，考诸史乘，大丞相指西魏权臣宇文泰。东魏武定六年（548年）五月三日唐小虎造像云：“仰为皇帝、大承（丞）相……造弥勒像一区”，大丞相盖指高澄。北周时兼为宇文护祈福者亦时有所见，或称为“晋国公如保定二年（562年）张操造像；或“太师”，如保定四年（564年）八月八日张永贵造像；或“大冢宰”，如保定二年（562年）四月八日杨仵女等造像。类似的记文还有一些，不备举。朝廷政局的变化不仅官吏了解，普通百姓亦有耳闻，上引诸记中参与张操、张永贵与杨仵女造像的便仅是庶民与僧尼。
除了“皇帝”外，部分信众对“国”也有所了解。他们多希望“国祚延长”［天保元年（550年）十月八日张龙伯兄弟造像］、“国祚永隆”［太和廿年（496年）四月五日皇甫信造像］、“国祚康泰”［大统十三年（547年）十一月十五日杜鲁清造像］等，472种造像记中含这类祈愿的有50例。在他们眼中，“国”拥有一定的地域范围，故有“国土”、“国境”、“边方”之说。这些人观念中“国”与“皇帝”往往纠缠在一起，有时甚至浑然无别。武定元年（543年）八月邑义五百人造像“仰为皇家，愿国祚永延，化隆遐劫，疆静境安，民宁道泽”云云，武定四年（546年）八月十三日吴叔悦造像云“上为皇家、国祚永隆”，神龟二年（519年）七月七日五家七十人造像称“皇帝统无穷，国兴身长存”，这类记文50例中共有19例。正光二年（521年）八月廿日比丘慧荣造像记云“帝祚永延”，次年七月十七日他在另一则记文中云“国祚永宁”，慧荣脑子里“帝”、“国”无甚区别。
还有少数民众在记文中体现出“中国”意识，希望“万方归化”。景明二年（502年）九月十五日张元伯在麦积山石窑造像发愿，希望“国祚□昌，万代不绝，八方偻负，天人庆儴”。天保十年（559年）二月十日李荣贵兄弟造像云愿“八表归化”，保定二年（562年）四月八日董黄头造像仰愿“皇祚永隆，八荒归服”；还有愿“万方归化”、“八方归伏（服）”、“四方归服”、“四夷归化”的。这些民众与当政者一样，自视身居中土，文教昌明，希望边鄙夷人仰慕文化而归服。这是中国传统观念，与道安之类高僧所禀持的“边国意识”颇不相同。
总之，民众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皇帝，部分人对皇室及各级官员也略知一二，朝廷政局的变动、权臣的兴起，少数人亦有所耳闻，传统的“中国”观念亦有一定的市场。不过，对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以及政府机构似乎闻所未闻，仅部分民众明白国家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在不少人看来，“国”与“皇帝”是分不开的。这些认识多笼统、模糊，缺乏更具体、条理化的内容。民众的看法因造像记性质所限或许未能淋漓尽致地表述出来，但记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民众的思想是可以肯定的，比较古代思想家们的有关论述亦能得到印证。
上述观念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乃是民众头脑中划分人群的等级观念的一部分。综观472种含有为皇帝、国家祈愿的造像记，各地不同背景的民众思想中普遍存在着这种等级观念，高居等级之首的是皇帝。愿文的叙述方式与书写形式也体现了这种等级观念。
一些民众罗列众造像（祈愿）对象时，分别冠以“上为”、“中为”、“下为”之类动词以相区分，“上为”后所列几无例外都是皇帝、国家与官员。云冈石窟中所刻延昌四年（515年）九月十五日元三（？）造像记说：“造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皇太后，下及七世父母、□生父母，愿托生西方”，显然，作者看来皇帝，太皇太后与自己祖先父母地位不平等。这是较早的一例。正光四年（523年）七月廿六日71人合邑造像云：“造石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下为父母、所生父母、□劫□生、因缘眷属”。武定元年（543年）二月三日道俗造像区分的更细，云：“上为皇家祚隆万代，中为师僧父母，下为边地众生”。天统二年（566年）六月三日法眼造像亦云：“上为皇帝比（陛）下，中为一切众生，后为七世父母……”类似的造像还有一些，不备举。这种区分以及高下不同的措辞反映了造像者心目中以皇帝为首的等级秩序。
大多数造像并无上述对比强烈的用语，但多单独用“上为”、“仰为”、“上愿”、“仰愿”、“仰资”、“上奉”之类的词来修饰皇帝国家。用“上为”、“仰为”者甚夥，前文多见，不赘。“上愿”如天保十年（559年）三月廿六日成犊生造像“上愿国祚永隆，万民宁泰”，“仰愿”如元象二年（539年）三月廿三日乞伏锐造像，文云“仰愿帝祚永隆，宰辅休哲”，“仰资”见天平二年（535年）四月八日嵩阳寺碑，文云：“仰资皇帝圣历无穷，国境宁泰”，“上奉”见大宁二年（562年）二月八日赞三宝福业碑，文做“宣兹愿力，上奉皇家世祀，其国□同久隆”。在这些人看来，皇帝同样是高于他人的。
另有部分民众胪列造像（祈愿）对象时未用显示上下等级的词语，而只是平平常常的“愿”或“为”，但为皇帝祈愿求福大多置于愿文或发愿对象之首，州郡令长、七世父母等随其后。大统十四年（548年）四月三日介媚光造像云：“为国主、州郡令长、师僧……造释迦像一区”；天保七年（556年）十二月十九日赵世标造像：“愿皇帝陸下、臣尞百官、因缘眷属，合门大小，一时成佛”，天保八年（557年）三月廿日吴绍贵造像云：“为国王、偏（边）地众生、己身眷属”，保定元年（561年）正月十五日合邑造像：“愿使黄（皇）帝陛下明中日月”。如果说书写先后顺序反映了书写对象在书写者思想中的重要程度的话，这种皇帝居先的书写方式暗含着同样的等级秩序。
与上述书写格式相反的情况亦存在，不过影响有限。471种造像记中仅有20余例先列家人之类的祈愿（造像）对象，后书皇帝。如太和八年（484年）十一月十二日比丘僧安造像：“上为七世父母、皇帝陛下”云云；武定五年（547年）八月十四日张显珍造像“上为亡父母，……又为皇帝陸下，群尞百官、州郡令长、法界众生”云云；天保四年（553年）八月十九日比丘道常等造像云：“普为一切众生，国王帝主、师僧，……”。愿文书写不拘一格可见一斑，这类记文不多，亦从反面显示了以皇帝为首的等级秩序存在的普遍性。
值得一提的是，检视造像记拓片，部分民众书写像记时还行“平抬”或“敬空”。最早的例子见天安元年（466年）五月曹天度造塔铭，文中“圣主、皇太后”平抬；太和七年（483年）八月卅日云冈石窟中的邑义54人造像记中“皇帝陸下”平抬；天保二年（551年）七月十五日邢多等50人造像记中“皇祚”敬空，天保五年（554年）正月廿五日张氏郝造像记中“帝”敬空，同年四月二日畅洛生造像记中“皇帝永隆”敬空，天统三年（567年）七月十五日道宁造像记中“皇帝陛下”平抬，等等。上述诸记中除曹天度为官员外，余者均为平民或僧尼，此风已波及整个社会。
平阙乃官方文书中为体现对皇帝的敬畏而采取的特定书写格式，汉代已有。这种写法渗透到造像记这种“民间”文本中，且平民、僧尼中也间有遵行者，皇帝为首的等级尊卑观念影响之深可以想见。
存在等级观念是普遍现象，为皇帝祈愿者如此，无此类祈愿的造像者亦如此。
记文传达出民众对皇帝、国家、官吏等的理解，但主要的，或曰更符合造像者意图的是表达了他们对皇帝等的态度。其态度相当明确一致，一言以蔽之，或祈盼皇帝、国王帝主与造像者的祖先、眷属一样“咸同斯福”，分享造像所带来的福庆；或希望“皇祚永隆”、“国祚水延”，渴求皇帝统治持久兴盛。记文的具体表述互有差异，但实质超不出上述两类。民众的这种态度显示了他们对皇帝的认同，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是认同某个皇帝，不如说是认同皇帝统治体制。
另外，记文题名中有不少人录本人的职衔，还有人在记文中述祖先的仕宦经历，这些亦间接表达了对朝廷的认同，限于篇幅，不赞述。
四
大多数造像记所含为皇帝祈愿仅寥寥几字，也有个别记文表述得较详细，可以更多地了解北朝民众的内心世界，下面三个造像记便是其例。文中所云有多大代表性，实难查考，但民众中流传着这类看法，无可否认。
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阴历九月廿七日，在今山西省定襄县（时为肆州新兴郡定襄县）境内的七宝山灵光寺，比丘慧颜、慧端等数十位僧尼、官吏与庶人出资雕镌的“七佛弥勒下生、当来千佛”造讫，同日立的记文述此事原由及诸人心愿，文云：
统御天下者，非贤圣无以承其先；开基定业者，非能哲何能篡其次。羲皇垂（？）代之初，尧舜遵而成轨，夏、殷、周剬礼兴隆，汉魏述而知法，刘石增晖，符（苻）姚重焕。太武、孝文皇帝可谓中代贤君，是以子孙绍袭，国祚永隆。今高王神圣重光，翼弼大魏，荡定天下，使平世累叶，芬葩无穷。当今八风相和，六律相应，雨泽以时，五谷丰熟，民安足食，兵钾（甲）不起，四海晏安，中夏清密，礼乐日新，政和民悦。
以下述造像经过及祈愿，愿文末云：“上愿福钟皇家，绵历延绪，八荒钦风，□□归仁，变彼（边鄙）戎夷，莫不来往。”记文前一部分记述了造像者的君主观、历史观及他们眼中的时事，后一部分是他们对国家的祝福。
前一部分首句揭示诸人的君主标准，强调圣贤、能哲来统治天下，开创基业，随后扼要叙述了自三皇五帝至当时的历史，其中部分看法与朝廷的钦定观点不合。北魏太武、孝文朝两度议定五行中的次序，先后结论并不相同，但无论何说，在正统问题上均将十六国政权置于“僭伪”的地位，北齐魏收撰《魏书》时亦承袭上述观点，将十六国诸朝与东晋视为僭盗，这或代表了北齐官方的意见。而慧颜为首的众人则纳刘石（前后赵）、苻姚（前后秦）于朝代更迭的序列中，并予嘉评，或“增辉”，或“重焕”，却无西晋之位置，太和年间定北魏正朔绍西晋。其说显然有别于正统观念。限于史料，这种民间史观产生的背景、意义均难考，不过，世间不同史观并存这一事实对帝国内意识形态统一来说是个挑战。
朝代嬗变原因，慧颜等未明言，据其君主观与对太武、孝文的颂扬，或是由贤到不贤所致。
诸人盛赞时事，格以史实，颇有矛盾处。文中既云魏“子孙绍袭，国祚永隆”，又颂扬高欢之功绩，是其一。今人观之，此时东魏实权已渐旁落，百姓犹以为“国祚永隆”，这种矛盾或非慧颜等人所能了解。另外，文中“兵钾（甲）不起，四海晏安”亦一隅之见，悖离实际。《北齐书》卷二《神武帝纪下》，天平三年（536年）九月辛亥（13日），“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聚众反，置立百官，年号平都，神武讨平之”（《北史》卷六文同）；同月丙辰（18日），据《魏书》卷一二《孝静帝纪》，“阳平人路季礼聚众反，辛西（23日），御史中尉窦泰讨平之”（《北史》卷五文同），显然，造像立记当月，东魏内至少有两处战事，并非“兵钾不起”。汾州即今山西汾阳，距定襄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阳平在今河北馆陶一带，距离稍远。慧颜等人心目中的承平盛世应是诸人身处基层，缺乏广泛有效的信息渠道，了解世情有限所致。这大概也算是“地方性知识”与全局观念之区别吧。
诸人祈愿一方面希望皇家统治绵延无穷，另一方面渴望边荒戎夷归仁来往，体现出诸人自以为身居中央，文教昌明之观念，这种想法非仅见于此。
另一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今之山西。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阴历七月，孟县兴道村兴化寺，邢多等50位平民信众捐资兴造的碑像竣工，十五日，他们刻下一篇记文述造像原委及其心志，文云：
夫乾坤振极，遂通三裁（才）。灵像告征，廊有开辟。覆载润流，春兹（滋）犁（黎）庶。是以天生之民树之以君，非君无以里（理）其民，非民无以显其君。声动响应，今故相承。是以于戈震动，出自非今。堂（唐）尧至圣，尚致阪泉之师；周武之化，亦兴不期之旅。是以黑太逋寇，假息关垄（陇）；侯景拔（跋）扈，苟存江佐（左）。鼠窃之徒敢窥问鼎，今我大齐格天，心如承主，廊四海以为居，坐太极如寿（受）禅。暗与挈如同符，魏魏（巍巍）乎以白日如并光，堂堂如无能名焉。若用枭禽（擒）二畜，必如指掌，未即诛戮，宽待归顺。
下述造像原委及邢多家世，后愿文云：
“籍因斯福，咸发上愿，令皇祚遐□，业化清熙，泽治九区、恩过八极……。”这篇民间作品，文意不接、自相矛盾处有若干，尽管如此，其中仍表达了他们的某些心声。
“天生之民”一句阐述邢多等的君主观，强调君民互相依赖，君治理民众，侧重于起源、君民关系，与比丘慧颜等人强调君主圣贤论说角度不同。不过两说均未越出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提出的君主观的范围。“声动响应”下两句论战乱起因。下面一句指出古之圣主难免兵火，暗含对时下战乱不必大惊小怪之意。随后概括周边国家的形势。黑太指宇文泰，泰小字黑獭，乃与北齐对峙的西魏权臣。此时，千里之外南方正值侯景作乱。邢多等人对国外形势概括较准确，且言辞充满敌对意识，如“鼠窃之徒”、“二畜”等，下面一段歌颂大齐政权，两部分一正一反体现了邢多等对大齐政权的认同与归属。最后以祈愿的形式表达了对朝廷的忠诚。
通篇记下的是邢多等的“政治觉悟”。他们为何能在北齐立国年有余就表现出无限忠诚？邢多尝“为帝所知”是一原因。能对敌国形势了解较详，或与居近交通要道，信息来源多有关。孟县位于晋阳（太原）通往定州（石家庄）的井陉道之北。东魏时，权臣高氏坐镇晋阳，遥控邺城，此道乃东西交通之要径，公私行客往来不绝，随之而来的信息也必丰富，故家居道北的邢多等虽生活在北齐，能对时下外国情况大致了解。相比之下，定襄的比丘慧颜，连同参加造像的官吏耳目要闭塞得多。
另一故事发生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在今甘肃秦安郑家川，一名叫宇文建崇的人“削竭家珍”造浮图、石铭、狮子等。福业功讫，于阴历二月廿八日刻记文。文中写道：
佛弟子本姓吕蒙，太祖赐姓字文建崇。夫灵像神容，遗形异品，毗伦赞道，教五抽之□化，显扬设教，斯畴百代。聚沙起塔，欲崇虚之妙旨，崇冥因业浅。又息别将法和，为国展效，募冲戎首，从柱国铫国公益州征讨，因阵身故。是以削竭家珍，兴起福利。造浮图三级，石铭壹，立师（狮）子乙双。辄于冥积，采取将来之因，身骸分流，欲追之怀，窃□乙念之善，又愿帝祚永隆，万国来助；普济乙切，旷劫师宗，六道众生，同登斯福。
碑的另一面刻家人名讳。
宇文建崇此次兴福，声言为亡息求冥福，实则借此示其对朝廷的效忠。通常为亡亲设福，祈愿中多少对亡者来生境遇有所祈求，而此记无有，且言辞中也未因丧子而流露出些许哀痛，倒是对亡子为国展效，因阵身故有意强调，祈愿时也舍小家而为皇帝、众生求福；另外，他对宇文泰赐姓与己亦颇在意，书于记首。此次造像，与其说是为亡息追福，不如说是利用佛法和为国献身为之修福之机宣示宇文建崇对北周朝廷的认同。
三个故事的主人公分处三朝，身份各异，然均非显要，对君主的理解也未必一致，但他们都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各自朝廷的归属与忠诚。无论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的角度，他们对君主、朝廷与国家均有更具体的把握，较之他人要略胜一筹。
五
民众对皇帝、国家的认同及其中包含的观念的意义与影响何在？兹结合造像者的背景、造像的用途与造像形式分述如下。
据表左栏，不少僧尼造像发愿时心怀皇帝，为之求福祈庆。尼本方外之人，净居尘外，用慧远的话说，“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颜之推则认为“一被法服，己堕僧数，岁中所计，斋讲诵诗”，似与尘世无染。但在北朝，不仅朝廷设僧官，订僧律，纳僧尼于官管辖之下，僧尼游方亦要向僧官申请文牒，一如百姓出行之请过所。与此相应，不少僧尼虽剃发变服，口唱佛说，仍心系朝廷，兴福造像也不忘世间天子，精神上亦难以摆脱皇权的影响。
无官吏背景的庶民兴福不忘皇帝、国家，证明他们与官府间存在着割不断的联系。如果日常生活与朝廷全然无关的话，他们是不会萌生这类祈愿的。
对皇帝的庄严祝福不仅见于大型碑像及摩崖造像，许多小型金石单体像上亦留下不少这类祝辞。正光六年（525年）二月十五日比丘尼法要等出资购买的铜佛连座高13.9厘米，重208.5克，文云：“为国王帝主、七世父母、亡见师僧、边地众生、因缘眷属，造像两躯”天平二年（535年）六月廿三日张小兴买的观音像高仅14.4厘米，重141克，铭文云：“造观世音像一区，上为国家，又为亡父母、己身、眷属、边地众生，咸同福庆”。河北曲阳出土的含为皇帝祈辞的造像亦为小型石像。类似的像尚多，不备引。小型金石像多置于屋内供奉。《高僧传》卷一三《释昙颖传》：“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同书卷十《释杯度传》：“（度）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窃而将去”。据《洛阳伽蓝记》卷四，南阳人侯庆有铜像一躯，高尺余，《梁书·处士传》载，阮孝绪有“供养石像”，《北齐书》卷四三《封述传》，述亦有供养像。因而，一些刻有皇帝祝辞的造像是置于造像者家中供养的。在私家范围内使用的佛像上刊刻对皇帝的祝福，看来这种认同已深入到部分民众家庭生活之中，且发自肺腑。
众多信徒组成邑义造像修福大都少不了为国家、皇帝祈愿，其中亦可见皇帝为首的等级秩序的深刻影响。
通过邑义组织信众造像绝大多数是自发的、自愿的行为，与官府无涉。平民、官吏乃至僧尼均可参加邑义，其中仕宦为官者所具有的官方身份并不一定起作用，邑义首领无须必由有官吏背景者担任，造像时出任像主、斋主、开明主者亦不一定是官员。据武定元年（543年）七月廿七日道俗90人造像记，从事造像活动的邑义之邑主、都惟那等首领均为平民，官吏身份者如□州西面都督长史路□，前□郡主簿路惠颙仅为邑子，另有前部郡从事路达为定光佛主。类似的造像有武成二年（560年）二月八日王妙晖等造像、保定二年（562年）八月十一日卫超王等造像及武平元年（570年）正月廿六目日董洪达造像等。造像时可能依出资多寡获得相应的头衔。神龟二年（519年）九月十一日崔勤造像云“像主崔勤用钱九千□，法仪兄弟二十五人各钱一百裁佛金色”。崔勤能做像主，应是出钱最多的缘故。董洪达造像中有“武平二年（571年）正月廿七日，用钱五百文买都石像主一区，董伏恩”，明示“都石像主”之名是花钱买来的。合邑造像时多云“各竭家珍”，实际个人出资未必一样，或据出资多少得各种名号，少的只刻名字而已。有无官员身份，并不重要。至于邑义人事安排，可能不按财力，而依参与程度。因而，在邑义这种民间组织与造像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存在着与官方的等级秩序相异的“民间秩序”，官职所代表的等级身份不重要。
这只是现象的一个侧面，另一方面，“民间秩序”的存在仍然无法摆脱官方等级秩序的影响，邑义组织与造像活动犹认同、模仿官方秩序，受其约制。首先，邑义组织首领名称或仿自官府、僧官，或借用寺院僧人职事之名。其次，合邑造像祈愿大都包含为皇帝祝福内容，祈愿背后矗立的亦是皇帝为首的等级体系。复次，造像碑所刻邑子供养像的布局亦多遵循等级秩序，邑主、邑师居中，距佛像最近，其他职事依次列于后，邑子殿后，永熙二年（533年）五月八日隽蒙□娥合邑31人造像即是一例。这与皇帝朝会时的等级秩序异曲同工。如果说邑子供养像的雕刻是摹自现实的佛教法事活动，则民间法事活动也渗透着等级秩序。可以说，在造像等佛事活动中，民间秩序与官方的等级秩序交织在一起。
认同皇帝的心理与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在北朝民众中影响既深且广，它们的存在成为当时乃至后代皇朝统治赓延不绝的思想基础。
等级尊卑是汉至清两千年间统治者确立稳定统治秩序的一件法宝，北朝时亦不例外。北朝诸帝强调贵贱有别，维护等级差异，人分数等，有职人、白民、厮役、奴婢之别，又有士庶、姓族的不同，还有皇族宗室与一般士族之殊。各色人等在赋役、婚姻、刑罚、仕官上待遇均不同，其中皇族地位最优。正如北魏文成帝诏书所云“尊卑高下，宜令区别”，“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等级秩序，国之大纲，若贵贱无別，上下失序，有损治化，故统治者对此类情况不敢大意，数次下诏禁断。在大多数为国、皇帝祝福者头脑中，对朝廷划分的具体等级或许了解无多，但他们承认世间诸人地位不等，皇帝与民众、官吏与庶民间高下有别，等级秩序受到承认与尊重，统治者力求维护的等级秩序在民众中得到积极反应。该观念广泛存在对统治者当然是福音。心盼“帝祚永隆”对统治者施政自然也大有好处。
历时性地观察，对皇帝的认同与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在中国社会中长期流行。据《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四五，武周久视元年（700年）十月廿三日王二娘造石浮图并像记云：“上为皇帝，下及苍生，同出爱河，咸登彼岸”。同书卷五七，山东临朐石门山之唐天宝六年（747年）三月廿九日卢大娘造像云：“上为国王帝主、□亻父母。法界仓生、咸同斯福”。同书卷八○，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七月二日青州北海县高阳多明村入麻浩等造像云：“上为国王帝主、下及师僧父母、七代先亡、见存眷属、普为法界群生，齐登佛果”。造诸像时间距北朝结束短则120年，长逾350年，其间世代更迭兴衰多矣，而祈愿用语却如出一辙，传统思想治而不绝。它们的存在同样有利于后代王朝的统治。
上述思想久行不坠，民众造像供养活动至少出了一臂之力。“像”成后往往长期受到信徒的礼拜供养，并围绕像碑举行法事活动。现今发现的不少北朝造像是唐末武宗法难或更晚才遭破坏或窖藏的。河北曲阳修德寺、山东博兴等处发现的北朝造像便与隋唐造像混在一起，说明北朝造像到唐代仍在流通供养。民众礼拜供养佛像多要祈愿，内容多含皇帝祝辞，隋唐时期亦应如此，此时之造像记可为证。因此，以造作及礼拜供养佛像为媒介或手段，认同皇帝的心理与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得以重复、传承，实现其再生产，并从思想上保证皇朝统治世代沿袭。一种在印度居于化外的信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却转变成支持俗世皇帝统御的手段，这大概是西土僧人始料不及的。
六
综上所述，由记文看，民众关注皇帝与国家的命运始见于北魏初年，随后这种人日多，东、西魏至北朝末比例达30％～40％。从背景看，关注者中又以官吏、僧尼比例为多，多种背景民众共同造像时尤其喜欢祝福皇帝。这些人散布北方各地，关心皇帝的流行程度似与他们居地距统治中心的远近无关。
这些民众或希望皇帝、国家同享造像所生的福庆，或析求皇帝统治延续无穷，表达了对皇帝的认同心理。祈愿亦揭示出对皇帝、国家的理解。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皇帝，时人所谓“国家”指掌国者或其家室。皇室、群臣百僚亦为部分民众所知，还有些人了解朝廷政局的变化，兼为崛起的权臣求福。此间“国”的观念并不发达，他们似仅知“国”具有地域性，还常与皇帝纠缠难分。少数民众自视生于中央，文教发达，希望四方慕风从化。至于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与政府机构，似未为民众所了解。这些认识乃是民众头脑中以皇帝为首的等级观念的一部分。
另有个别民众对君主、国家等理解得更具体、系统，亦明确认同所处的朝廷，多数人的认同似不限于某朝某姓，而是皇帝体制。
上述心理与观念广泛存在，深入民众生活的许多角落，且久行不坠，不仅有利于北朝的统治，亦益于后代治国，构成皇朝长期延续的思想根基。
这些思想亦是民众与朝廷间存在实际联系的反映，由此看来，谷川先生的理论不免有些武断、片面。如果确如谷川先生所云，“由汉到六朝的地方社会，可以说，是以豪族阶级为主轴而重编之社会，”“豪族阶级与地方社会不可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形成一种支配权力。”“形成当时出现地域社会的骨骼的是豪族共同体，”“当时地方社会的指导者，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出身于豪族之家。”民众造像兴福祈愿时不会，也不应该忘记他们。不过，笔者所见的造像记只有为皇帝、国家、三宝，本人、祖先、家眷以及邑义、知识、朋友与众生求福的，没有哪种算得上豪族。当然，以1600多种造像记否认北朝地方上豪族共同体的存在与豪族的作用是危险的，但至少可以断定，并非时时、处处都存在豪族共同体，豪族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至于民众上述思想的来源，与思想家的有关见解的关系以及朝廷与民众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容后另文专论。
（原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41页。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