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潮州地区的双忠公崇拜
陈春声
在广东东部的潮州地区，双忠公是乡村社会中信仰最为普遍的神祇之一。清代雍正年间署潮阳知县的理学名臣蓝鼎元，就记载了双忠公“香火遍棉阳，穷乡僻壤皆有庙”的情形。本文考察宋代至明代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出现和流播的历史，以期了解这个从唐代起已被列入官方祀典的、来自北方的神明，在南方一个“开化中”的地域逐步地方化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的地方社会变动的若干侧面。
引言：睢阳之战与双忠公崇拜的起源
潮州人所谓之“双忠公”，指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两位以“忠义”著名的将领张巡与许远。
至德二年（757年），叛将安庆绪派部将尹子奇率军围攻中原与江淮之间的战略重镇睢阳（今河南商丘），以打开前往财赋重地江淮地区的通道。时任河南节度副使的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一起，率兵死守睢阳达十月之久，是为著名的“睢阳之战”。睢阳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战役之一，由于兵粮断绝、援军不至，睢阳守军以城内百姓为食，新、旧《唐书》对其经过有详细记载：
尹子奇攻围既久，城中粮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人心危恐，虑将有变。巡乃出其妾，对三军杀之，以飨军士，曰：诸公为国家戮力守城，一心无二，经年乏食，忠义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肤，以啖将士，岂可惜此妇人，坐视危迫。将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强令食之。乃括城中妇人，既尽，以男夫老少继之，所食人口二三万，人心终不离变。
远亦杀奴僮以哺卒，至罗雀掘鼠，煮铠弩以食。
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敢畔者。城破，遗民止四百而已。
最后，睢阳终于被叛军攻破，张巡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被害，许远被执送洛阳，亦以不屈死。以后，历代史家都高度评价睢阳之战的战略意义，其看法大多根据《新唐书·忠义传》的评论：
张巡、许远，可谓烈丈夫矣。以疲卒数万，婴孤墉，抗方张不制之虏，鲠其喉牙，使不得搏食东南，牵掣首尾，豗溃梁、宋间。大小数百战，虽カ尽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财用，以济中兴，引利偿害，以百易万可矣。巡先死不为遽，远后死不为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贼亡，天以完节付二人，畀名无穷，不待留生而后显也。
安史之乱平定后，率军收复睢阳的中书侍郎兼河南节度使张镐请求旌表张巡、许远。经过一番争论，肃宗下诏在睢阳立庙祭祀张、许二人，是为“双忠公”崇拜之始：
镐命中书舍人萧昕诔其行。时议者或曰谓：巡始守睢阳，众六万，既粮尽，不持满按队出再生之路，与夫食人，宁若全人？于是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谓巡蔽遮江、淮，沮贼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无异言。天子下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霁云开府仪同三司、再赠扬州大都督，并宠其子孙。睢阳、雍丘赐徭税三年。巡子亚夫拜金吾大将军，远子玫婺州司马。皆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睢阳至今庙享，号“双庙”云。
可以看出，张巡、许远故事一开始就被张澹、李纾、董南史等“名士”赋予忠义报国、事关天下兴亡的意义，脔妾杀奴、以百姓为食等看来有违“人道”的内容，也在更重要的忠君报国的“大义”之下得到合理化的解释。从此，历代文人士大夫和各种文学作品在讲述张、许故事时，基本上都以这一解释为蓝本。
宋代对张巡、许远的崇拜继续得到朝廷的提倡。据《新唐书》载，宋真宗东巡时路过“双庙”，对张、许之节义极为推崇：
惟宋三叶，章圣皇帝东巡，过其庙，留驾裴回，咨巡等雄挺，尽节异代，著金石刻，赞明厥忠，与夷、齐饿踣西山，孔子称仁，何以异云？
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司农寺因出卖包括“双庙”在内的天下祠庙，引起轩然大波。是年八月三日应天府通判张方平上言：
臣伏见司农寺奏请降下新制，应祠庙并依坊场、河渡之例召人承买，收取净利。管下所管祠庙五十余处，寻已依应施行讫。内有阏伯庙、宋公微子祠，已系百姓承买。……又有双庙，乃唐张巡、许远以孤城死贼，所谓捍大患者。今既许承买，小人以利为事，必于其间营为招聚，纷杂冗亵，何所不至。慢神黩礼，莫甚于此。盖闻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无文，毖于群祀，先圣哲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为国家万民六经训典备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职也。岁收细微，而损大体。至大臣愚，欲乞朝廷祥酌留此三庙更不出卖，以称国家严恭典礼，追尚前烈之意。
神宗闻奏震怒，下令纠正召人承买祠庙的做法，并处分了有关的负责官员：
御批：司农寺鬻天下祠庙，辱国黩神，此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农寺官吏令开封府劾之。又诏，擅鬻祠庙为首之人，已劾罪，其赦后不觉举改正，官可并劾之。
由此事件可见“双庙”的地位。此外，《大清会典事例》有张巡“宋封东平威烈昭济显庆灵佑王”的记载，元代人刘应雄在《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中也提到宋代“二神册尊王爵”，明人林大春所修隆庆《潮阳县志》更指“张封为忠靖福济昭圣灵佑王，许封善利威济卫圣孚应王”。不过，上述记载未具体说明册封年代，封号也有互相矛盾之处，在宋代的文献中又未发现直接的证据，姑录此以存疑。
除了睢阳的“双庙”外，宋朝皇帝也批准在其他的地方为张巡、许远建祠致祭。《宋会要辑稿》就记载了建炎元年（1127年）在江西饶州祭祀张巡、许远的事实：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端明殿学士、知饶州董耘言：“乞致祭张巡许远，以旌忠烈，以为万世臣子之劝。”从之。
据传说，潮州地区的第一个双忠庙，也是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建立的。
灵威庙的建立与双忠公信仰的“地方化”
传说中潮州地区双忠公信仰的开始，直接与睢阳“双庙”有关。目前所知最早有关这个传说的记载，见于元皇庆元年（1312年）吉安路龙州书院山长、邑人刘应雄所撰之《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又题《灵威庙记》）：
相庙初基，宋熙宁间，郡遣军校钟英部领方物贡于朝。道（经）归德，谒庙乞灵。夜梦神语：“以神像十二、铜辊一，闭后殿匮中赐汝。保汝俾奉归以祀而邑之东山。”明，发趋京，事讫允济回，具修脯胖答神贶毕，记梦中语，取所与者，星驰而返，置诸岳祠，钟旋踵而立化。邑人骇异，时见玄旌树于岳麓。邻寺僧徒夜见光怪，白有司，请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祷，其应如响，事闻于上，赐庙额曰“灵威”，二神册尊王爵，钟亦封嘉祐侯。其来尚矣。
这个故事有明显的神话色彩。不过，其中有一个有趣的内容，就是灵威庙对佛寺的取代。宋代的潮州乡村，基本上是一个以佛寺为中心的社会。据《潮阳县志》所载，宋代该县有灵山寺、石塔寺、报德堂、三峰寺、莲花峰寺、资福寺、普恩院、莲花院、大生院、罗汉院、胜恩院、灵泉院等佛寺。元代编修的《三阳志》，所载从福建至广州驿路，经过潮州路段的驿铺大多为庵驿，其做法为：
宾客舍仆、马具、庖湢、床榻、荐席、器皿、薪刍之需，无一不备。薄遽而至，如适其家。守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为虑远矣。间有污败室庐、毁糜器用、暴横难禁者，僧得以经闻于官而为之惩治。仆卒往往知惧，故庵逮今犹始创也。自是潮、惠之间，庵驿相望。
《三阳志》记载的庵驿共32处，“守以僧，给以田，环以民居”的安排，也显示出一种以寺庵为中心的格局，这种情形从元初起逐步改变，如《三阳志》载：“已上驿铺庵亭，世变后皆废，不复存矣”。前举潮阳县的各个佛寺，也从元代开始逐步拆毁，到明代隆庆林大春修县志时，共有23个佛寺的“废寺”、“废庵”、“废院”、“废阁”和“废堂”被记录下来。伴随这个过程的，是整个潮州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将另有专文论述，篇幅所限，恕不展开讨论）。
如果考虑到这些大的社会背景，前述灵威庙故事所提到的佛寺被双忠公取代的过程，也许更可能发生于元初，而不是宋代。事实上，林大春撰写《潮阳县志》之“县事纪”时，就把灵威庙的建立系于元代皇庆元年，而不是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他详细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
皇庆元年修建灵威庙成。按《灵威庙记》，自钟英还自汴京，以唐张、许二公神像到潮，潮人祀之，则潮之有庙旧矣。不书而此书者，以初宅神于寺，至是始革其故而鼎新焉，庙之制规备矣。
根据林大春的理解，宋代潮阳的双忠公神像实际上是寄祀于佛寺之中，并未具备庙宇的规制。就是按照刘应雄的《张许庙记》，传说中宋代的灵威庙后来也“中罹兵毁，庙祀渐疏”。到元初，实际上已经“祀事䆮废”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至大元年（1308年）起，当地士绅开始与地方官合作，正式修建祭双忠公的庙宇：
大德末年，邑令袁天汉就邑，寓前进士赵嗣助，复谋营创。赵为潮著姓，率众易从。捐赀市材，竖三门、两庑、前后殿，通三十二间。璇题玉英，藻绘丹垩。与同死忠者，像设俨然，仪卫甲伏，骈比于壁楯间，历历如见当时握拳喷血之勇。惟嘉佑侯实肇始者，故特祀之。经始于至大戊申冬，落成于皇庆壬子春。縻楮币二万五千余缗。
按照刘应雄《张许庙记》的解释，是次修建灵威庙，似乎是出于知县袁天汉主动的安排，而其动机与朝廷有关祀典的规定也是完全一致的：
皇元统一，首褒忠义，名纪祀典者五人，二公与联事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义，越古越今，虽万世犹一日也。
不过，如果认真考虑到与袁天汉同襄此举的“前进士赵嗣助”的生平背景，我们就发现，实际的情形要复杂许多：
赵嗣助，字衍奖，本与宋同姓，至其曾大父时，始从南渡入闽，因寓于潮家焉。嗣助少孤，事母孝，咸淳四年举进士，累迁提辖行在左藏库、通判惠州军州事。以治最假紫金鱼袋进阶朝奉大夫。景炎初，母老乞归。久之，会文天祥起兵南讨兴、懿，移驻潮阳。嗣助为具刍糗，劳天祥军。因与计画斩兴以殉，乡人义之。其后宋亡，竟不仕。元至大中，学倡义捐赀作双忠庙，及置田以供礼事。
可见，至大年间灵威庙的建立，主其事者实际是赵嗣助，他不但“倡义捐赀”建庙，而且“置田以供祀事”，考虑可谓周详。身为宋朝遗臣，又曾参与文天祥在潮阳抵抗元兵的活动，在宋朝亡国近30年之后，于垂垂老矣之际，毕五年之功，致力于以“忠义报国”著称的张巡、许远庙宇的兴建，其用意自然有更深刻的涵义。在这一点上，乡后辈林大春可谓赵嗣助老先生的隔代知音：
论曰：余尝读宋史，得泛观赵氏遗事。如吴兴公子，亦不可谓非俊才矣，顾乃失身二姓，曾不如秦之东陵。若赵朝奉者，岂伊人之俦欤？观其从天祥于宗国未亡之先，祠张、许于宗国已亡之后，此其志有足悲者。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所去，视其所取。彼徒以汲汲修庙观朝奉者，亦末矣。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大年间潮阳东山灵威庙的兴建，可能同时也表达了赵嗣助等本地士大夫对宋王朝（以及文天祥等前朝英烈）的某种特殊的情怀。在元初的政治环境下，这种表达采取了这样的非直接的方式。
到了元末至元年间，就任潮州路总管的王翰就直接把文天祥与潮阳东山灵威庙联系了起来。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他甫到任就派人到潮阳双忠祠致祭，并将文天祥一首有关张巡、许远庙宇的《沁园春》易名为“谒张许庙词”，在灵威庙前锡石立碑。文天祥此词最早收录于元凤林书院本《精选名儒草堂诗余》，该书为“亡名氏选至元、大德间诸人所作，皆南宋遗民也”。文天祥之《沁园春》原题“至元间留燕山作”，词曰：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睢阳，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
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
宋末文天祥到潮阳，是为了平定降元的潮州地方豪强刘兴与陈懿等，在此兵败被俘。当时的各种史料中并无他曾参谒东山双忠庙的记载（从前面所讨论可知，其时该庙很可能并不存在或已经被毁）。而他的另一“留燕山”时期的诗作《许远》提到的张、许庙宇则是位于雌阳的“双庙”：
赵师哭玄元，义气震天地。百战奋雄姿，脔妾士挥泪。
睢阳水东流，双庙垂万世。当时令狐潮，乃为贼游说。
所以，文天祥被元朝关押于燕山期间作《沁园春》，心中感念之“幽沉”古庙，很有可能是睢阳的双庙。明人刘剡编《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也录该词题为“题双庙沁园春，留燕山作”。无论如何，并无直接的证据表明该首《沁园春》是为潮阳东山的灵威庙而作，更无证据说明该词作于用兵潮阳期间
王翰刻于潮阳东山灵威庙前的《沁园春》，内容与元《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所录有若干出入，包括“骂贼睢阳”变为“骂贼张巡”，“留取声名万古香”中“声名”变为“名声”，在上、下阙之间多了“嗟哉”二字等，他还特意写了《刻文丞相〈谒张许庙词〉跋》，说明在灵威庙立碑镌刻该词的理由：
丞相文山公题此词，盖在景炎时也。三宫北还，二帝南走，时无可为矣。赤手起兵，随战随溃。道经潮阳，因谒张许二公之庙。而此词实愤奸雄之误国，欲效二公之死以全节也。噫！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乱，其成就卓为江淮之保障者，二公而已矣。宋有天下三百年，革命之际，始终一节，为十五庙祖宗出色者，文山公一人焉。词有曰：“人生翕歘云亡，好轰轰烈烈干一场。”是知公之时，固异乎张、许二公之时，而公之心，即张、许之心矣。予守潮日，首遣人诣潮阳致祭，仍广石本以传诸远，俾忠义之士读之，有所兴起。奸雄之辈读之，亦少知自警云尔。
这一解释义理重于考据，推断大于事实，但对后来的记载有很大的影响，如《永乐大典》“潮”字部收录该词，就定其题为“题潮阳张许二公庙”。明清两代潮州有关的府志、县志收录该词时，也都采用类似的题目。
文天祥词碑的建立，使潮阳东山的张巡、许远庙宇，与一个曾经在本地区建立功业的著名的士大夫有了直接的关系，这一具有明显的“正统化”色彩的解释，后来一直被当地的官员、士绅接受和利用。
有关潮州双忠公信仰“正统性”的另一个极有影响的解释，是刘应雄在撰写《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时，所阐述的张巡、许远崇拜与韩愈的关系：
公始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贼亡。而唐得江淮财用以济中兴，皆二公之カ。可谓以死勤事，以劳定国者矣。当时尤有议者，赖韩昌黎辞而辟之廓如也。肆今崇祀，隶韩公过化之乡，意皆精灵之合，以韩公为知已，故翩然被发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无往不在，何乃洋洋于潮之子男邦耶？
韩愈为张巡、许远辩白事，在唐大历、元和年间。其时张、许二家后代就睢阳城失守的责任和许远的气节问题争论不体，朝中也对此意见不一。后来，韩愈出面为张、许说了“公道话”。《新唐书》对此事记载颇详：
大历中，巡子去疾上书曰：“孽胡南侵，父巡与睢阳大守远各守一面。城陷，贼所入自远分。尹子琦分郡部曲各一方，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毒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巡临命叹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贼曰：“公恨我乎？’答曰：‘恨远心不可得，误国家事，若死有如，当不赦于地下。’故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国威丧衄，巡功业坠败，则远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诏下尚书省，使去疾与许岘（许远子——引者注）及百官议。皆以去疾症状最明者，城陷而远独生也。且远本守睢阳，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则远后巡死不足惑。若日后死者与贼，其先巡死者谓巡当叛，可乎？当此时去疾尚幼，事未知详。且艰难以来，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载简书，若日月不可妄轻重。议乃罢。然议者纷纷不齐。
元和时，韩愈读李翰所为传，以为阙远事非是。其言曰：“ニ人者，守死名成，先后异耳。二家子弟材下，不能通知其父志，使世疑远畏死而服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地，食所爱之肉，抗不降乎？且援不至，人相食而犹守，虽其愚亦知必死矣，然远之不畏死甚明。”又言：“城陷自所守，此与儿童之见无异。且人之将死，其脏腑必有先受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今从而尤之，亦不达于理矣。”愈于褒贬尤慎，故著之。
刘应雄把张巡、许远托梦的传说赋予新的意义，说明双忠来潮崇祀，是由于同气相求，以韩文公为知己，自愿来到韩愈化过之乡保佑地方。这是一个极富于意义的解释。从宋代开始，韩愈在潮州地区已被塑造成为一个在边远蛮荒地区教化作育百姓的先驱和中原士大夫正统文化的象征。影响所及，山河易名。韩江、韩山、韩木、韩祠，以及其他一系列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被当地士大夫当作教化已开，渐成“海滨邹鲁”的文化证据。既然双忠崇拜与韩愈有那么深远的历史渊源，那么，在韩文公教化过的边远之地，祭祀来自中原的得到王朝册封的神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刘应雄此举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赋予潮州的双忠公信仰“正统性”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地方性”的解释。连《永乐大典》的编修者，对刘应雄的这个解释也赞赏不已，特意在《潮阳县东山张许庙记》之前加了一段按语：“诸庙碑记皆略之。惟张、许二公功德在天下，迨今赫赫若前日。而刘之文复能备述，以示荒裔。且谓与韩公或有默合之处，尤为超见。故不敢略而录之。”
明代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形成
有明一代，潮州地方官员和潮阳本地士绅始终关注灵威庙的维修和重建，据隆庆《潮阳县志》和康熙《潮阳县志》的记载，主要的工程有：
洪武中，道士高惟一尝一修之。
景泰癸酉，县丞汤垣以雷、南二将同一死义，祀不得独缺，又增塑二将像于东西殿隅，以时配食。
天顺中，二公尝赫厥灵，却夏岭巨寇魏崇辉等，劫不入境，而副使陈濂、知府陈瑄复相与重新寝殿，以答神贶。
其作两忠邮亭者，佥事诸正也，是时为成化改元之十载。
至嘉靖又六七十年矣。中间一破入城之虏，再解五旬之围。乃数值阳九，栋宇为墟，潮人悼焉。及四十四年，本府推官郑良璧来署县事，因即其故址，捐俸重建之。
天启元年，知县朱本吴重修之。
上述历次修葺或重建，除已不知其详的洪武间的道士高惟一外，主其事者都是地方官员。其中最重要的两次工程是，景泰四年（1453年）汤垣增塑雷万春和南霁云二将神像于庙宇东西殿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郑良璧主持的重建。
雷万春和南霁云均为张巡部将，雷守雍邱时曾面中六箭而屹立不动，南从睢阳孤城冒险突围请援，后俱殉难，二人都以节烈神勇而得到旌表，事载《唐书》。睢阳双庙也塑有二将神像配祀。景泰间丁母忧乡居、曾官至詹事府丞的邑人李龄撰有《增塑南雷二将记》，详记汤垣率属官增塑二将神像于灵威庙事：
二君生与巡、远同捍寇，死与巡、远同操睢阳庙祀，岂得专彼而不及此款？抑英之来未久而速化，后人逸其传欤？千载而下，不免为有识者疵议，而二公亦岂能无遗恨于冥冥乎？
岁在癸酉，姑苏汤公垣奉命丞吾邑，因为道其事。君慨然有修举之志。君之任，以慈惠仁其民，越明年化流治洽，迺谋于教谕泰和尹君克赞、训导曾君杭、都昌李君德洎、耆彦姚源礼辈，佥以为宜。祷之张、许，同协其吉。遂捐己资，鸠工饬材，塑霁云之像于巡左右，则万春配焉。春秋报祀，靡有缺遗。
三载在兹，时和岁登，人用底宁。咸以为昔之缺典，迄今而完，其英灵忠烈之气，聚于一堂，凝为福祥，发为感孚，以惠利吾邑人也。
可见，增塑神像的举动，其实是出于李龄等本地士大夫的建议，主事者心目中张、许庙宇的“正统”的蓝本，仍然是睢阳的双庙。直至南、雷塑像落成，他们才以为庙宇的规典终于完善。李龄此记被制成“木刻碑记，树于庙门”，后来又被录入各种方志，影响深远。从此，南、雷二将配祀张、许在潮州地区成为惯例，清代以后乡村地区普遍建立双忠庙宇，大多有南霁云、雷万春配祀。
东山灵威庙与睢阳双庙的这种联系，以后仍然不断被本地的士绅所强调。嘉靖年间，时任河南睢阳佥事的林大春也到睢阳双庙参谒，发现“睢阳庙祀位次，自张、许二公而下，以雷、南、姚、贾凡六人”，而不特配祀南、雷二将。不过，后来他参与东山灵威庙的重建，仍然是“今新庙像设二公与雷、南，而不及其他者，仍旧也”。可见，这种联系强调的不尽是形式上的模仿，而且更注重意义上的沟通。
嘉靖四十四年灵威庙重建于兵毁之后，主其事者为署潮阳知县的潮州府推官郑良璧，林大春等本地士绅积极参与其事，仅用三月新庙落成：
一时士民争先趋赴、施钱助费者，不可胜计。于是饬材鸠工，作二王神殿，像设二公及雷南二将如故。殿额上书文丞相《沁园春》词，重书知县吴谷联句（按殿门旧有联曰：保障江淮前后风云三百战，纲维人纪古今天地一双忠。盖吴侯谷所作也，今重书之）。门旁两厅则重塑钟、赵二像于其内。殿之下为亭，即所谓邮亭者。其亭左右置碑。左即予（林大春——引者注）所撰碑，见文辞志。其一在右，则郑侯所自识者。其上有庙诗扁。外为庙门，门之内为两庑，计十间。守庙者居之东北，跨山为仰忠堂（近徙东岳神居之）。
门之外有词二，其额曰“双忠庙”。不书灵威者，从时称，称民志也。其外为桥，桥之腹为石渠，水帘泉西来注其下。桥以南为甬道，旁多古树（近多被伐，仅存一ニ）。树夹山门，门外俯临江渚，远带城郭，浮屠涌其中，石门峙其西（俗称半街亭），檐亭翼如于东山之上。桐阴在左，云洞在右，八峰之胜，一览全收。盖至是而庙之大观备矣。……
又考庙祀之始，实起钟英，以英与嗣助并列从祀。英之从祀，盖自兹始。
这次重修最后奠定了东山灵威庙的基本格局。从林大春的描述也可以看出，庙宇及其周遭东山的环境，已经被营造得相当契合士大夫的情趣。灵威庙又被正式称为“双忠庙”，亦始于此次重修。清代以后潮州各地普遍兴建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宇，大多称“双忠庙”，而“灵威庙”则一直是东山“祖庙”的专称。
明代地方官员一直将东山灵威庙列为祀典庙宇。“初岁祀以惊蛰、霜降，行礼如旗纛之例。其从祀庙庭者，赵嗣助一人而已。及知县黄一龙至（事在隆庆三年——引者注），首厘祀典，始易以春秋二仲，从上丁后举祭，献奠如帝仪”。除潮阳县的官员外，因公私事务路过潮阳的各级官员，也常常到灵威庙祭祀。康熙《潮阳县志》就录有嘉靖四十年任惠潮道并参与进剿海盗的张冕的《双忠祝文》。
明代潮阳双忠公崇拜最重要的发展，是在灵威庙两侧修建祭祀韩愈和文天祥的庙宇，“二祠岁祀并如双庙之仪”，从而在东山形成了具有明显士大夫文化色彩的祭祀中心。元代出现的有关双忠公与韩、文二人关系的解释，被明代潮州地方官员和士绅全盘接受，并得到发挥。
祭祀文天祥的大忠庙出现较早，在弘治九年（1496年）已经建立。主事者为知县姜森和分巡佥事王相，而向他们提出在灵威庙旁建设此庙的，是本地士绅萧龙。按照林大春的解释，“曰大忠，关世教也”。嘉靖四十五年大忠庙重修，曾任广西佥事的海阳人章熙作《重建大忠庙记》，其中详细论述了大忠庙与双忠庙的关系：
大忠祠者何？祀宋丞相信国文公也。祀公于潮阳东山者何？以公当宋末，间关海上，经潮阳谒东山张、许庙，感概作沁园春词以见志。忠义激发，至今凛凛有生气。故祠亦在双忠祠之左也。嗟乎，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乱，其忠烈卓为江淮保障者，张、许二公而已。宋有天下三百余年，革命之际，始终一节，为十五庙祖宗出色者，文公一人而已。祠祀乌可已耶？
正因为如此，大忠庙建立以后，就与灵威庙一起，并称为“三忠”。在此之前，为了与《沁园春》中“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一句相契合，成化十年（1474年）地方官员们已经特意为灵威庙增建了邮亭。以后灵威庙历次重建，邮亭也自然成为必不可少的附属建筑。与此同时，文天祥参谒灵威庙的故事也更为丰富具体，比元代增加了“进酒”、“献马”等细节：
旧传文山谒张、许庙时，尝酌卮酒以进，请与二公对饮。祝曰：如有灵，当以承马献。已而，杯忽而自倾其半，马立毙于庙门之外。因葬焉，今称马冢。
林大春记录的这些故事，也为后来的各种记载广泛传抄。直至民国年间，庙前数十米处仍立有“文马碣”石碑，被指为“马冢”之所在。
韩祠的建立在隆庆元年（1567年）。潮州最著名的韩祠无疑是宋代已建于州治的韩文公祠，历代均列入国家祀典，明代宣德十年（1435年）四月，也有“命潮州府祀唐韩愈”的诏令。潮阳韩祠建立的理由，却直接与双忠庙有关。首倡者为当时刚刚就任潮阳知县的黄一龙：
龙因政暇登临，祇谒双庙，顾谓僚佐叹曰：夫二公之来，以韩公所在也。今二忠有庙，公可独无？且像公者，故在沙门（指成化间在潮阳灵山寺所建之留衣亭，内有韩愈像——引者注），然废久矣。纵令犹存，曷足以示崇重？闻公尝至东山，自斯年始可乎？于是县丞楼椿、主簿包大及典史叶世隆辈咸以为宜。境内士夫闻而赞之，遂捐俸抡材，卜日兴工，作大堂一所，取予家（林大春——引者注）所藏遗像，塑公形惟肖。自是见者冠服俨然，如目击当时行部潮阳事矣。台下筑台，台覆以亭垣古树于其内，杪与堂檐相接，浓阴掩映，望之森然。门设祠扁，外有豫章，俯临碧渠。渠上为石桥，桥有石栏，南涌沧州，东悬翠壁。一方灵气，恒萃于斯云。
在黄一龙建韩祠之前二年，林大春已在《重建灵威庙碑》中，记录“双忠”来潮与韩文公关系的新的“证据”。这次记载的内容与元代刘应雄的说法并无二致，所不同者，林大春指传说直接来自睢阳，而且是他本人亲耳听到的；
林大春曰，余尝守睢阳，亲吊二公百战处。及询之故老，犹能知公来潮阳事。说者谓：昌黎韩公尝白许公于朝议之后，后坐佛事谪潮，潮人祀之。故二公之来，以韩公所在之地也。
至此，在多年有心无意的经营之后，潮阳东山双忠、大忠、韩祠三庙交相辉映，出现了一个在地域社会中有较大影响的祭祀中心。每年春、秋二祭之时，大小官员、本地土绅络绎于道，三庙祀典相同，均“献奠如帝仪”，可谓一时之盛。更为重要的是，东山诸庙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与士大夫的品味情趣格外契合，潮阳东山逐渐成为当时潮州士大夫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之一。历次编修《潮州府志》和《潮阳县志》，都收录许多关于潮阳东山及其庙宇的酬唱诗赋。官员、士绅也不时在东山雅集，如嘉靖四十四年“东山新庙告成，侯（署潮阳知县郑良璧——引者注）因乐与乡士大夫登览而赋之”，其唱咏部分仍见于《潮阳县志》。
林大春在隆庆《潮阳县志·坛庙志》中，以专门篇章论证祭祀双忠公、文天祥和韩愈的“合理性”：
祭法曰，以劳定国，则祀之。若张、许二公之在初唐，文山信国之在南宋，皆非有定国之劳者，吾邑曷为而祀之，盖忠义可以扶天纲而植人纪，至于成败利钝不计。矧三公以死勤王事，生前既不亏其臣节，御灾捍患，死后又能庇及我民，参之察法，庶乎其不愧矣。
按（韩文）公于我邑，其大者姑置勿论，即如御灾一事，亦在所祀。故祀之。
潮阳东山祭祀中心的出现，与明代中叶潮州士大夫集团形成的历史过程是相一致的。16世纪潮州经历过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其内容之一，就是出现了薛侃、翁万达、林大春、林大钦、唐伯元、林熙春等一批有地位的本地士大夫，士大夫的政治权威和文化影响力较之前代大大增强。清代道光年间潮州教授冯奉初认为“有明一代，潮州人オ之盛，足以凌跨中州，为山川增色”，因而编辑《潮州耆旧集》，所录明代潮州二十家文集，有十四家为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之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难看出，潮阳士大夫营造东山的文化氛围，具有更深刻的地缘政治的涵义。林大春在《潮阳县志》中描述东山的形胜之后，就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抱负：
林子曰，往余尝游会稽之东山，寻故晋征西将军谢安登眺处，见其卑之乎，无甚奇观也。因叹安石以叔世雄才，翊载晋室，仅贻江左偏安，不能东望岱岳，西窥蒿少，徒以区区山水之好，犹能俾此山垂名不朽如此。若吾邑东山之胜于会稽，岂有让哉？特以所在僻远，不得斯人以张之，遂使其名弗克大著于天下。彼世有席珍抱奇，不幸而晦处丘壑，或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者。非附青云之士，有恶能以自见也耶？由此观之，必有托而后传，因不独一山焉尔矣。
灵验故事与“双忠行祠”的建立
尽管元代的庙记已经有了“公私有祷，其应如响”的说法，但就目前可见的文献，直至明代中叶，潮州地区尚未出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的记载。所有提到张巡、许远的文章、诗赋，讲的都是睢阳之战的英烈，托梦钟英的灵异，以及历朝皇帝的封典，至于“双忠”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则主要借助与韩愈和文天祥有关的故事来表达。潮州士绅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韩、文这二位在传统中国的历史解释中具有深远影响的、“知名度”很高的士大夫，都在潮州建立过功业。
这种关于“双忠”信仰的解释，到嘉靖年间有了重大改变。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见到“双忠公”在本地“显灵”，为百姓捍灾御患的灵验故事开始被编制出来。最早记录这些故事的是嘉靖四十四年林大春的《重建灵威庙碑》：
天顺间，夏岭为乱，乘虚且袭潮阳，将至，望见城中车旗火炬甚盛，遂不敢进，因讨平之。
嘉靖庚申，漳寇夜入城，为翁别驾所破。当时闻贼众自言既入城，即手持尺铁不动，竟尔授首。父老相传，皆谓二公有阴兵云。
癸亥春，倭夷大举入寇，以云梯十道先登，乡兵庄七等奋击死之。贼兵大败，顾独恨，欲坐困我。又复造为临冲之车，以图后举。未至，客有被掳者，阴从贼所射书遗城中，言击车法甚具，且曰：贼围潮阳且两月不下，彼意亦欲遁耳。第窃闻之贼中，官往者来寇，尝有二神人见，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护此邦耶？此乃所以久而不去也。为今计，莫若祷于双忠之祠，请夜见焉。不且迎神于城，以明为神，或一助也。书至，父老豪杰皆疑以为为贼间谍，且尝试于我。余独谓此若有合乎兵家用神之说者，从之便。于是与众祷之，复为二公遗像，夜出城上。贼望见，果大惊。既又稍用其法，连破贼车于城西南。于是倭夷始有遁意矣。会贼中有伪降者，阳为兵向贼，实持城中阴事以与贼，且幸不去为利。贼乃以千人积薪累城下，历昼夜，高可二丈许，城中危甚，莫如所出。父兄豪杰皆云，宜用火攻。会是时日暮风起，议未定。复如祠下祷之，请得反风，顷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风，火大炽，鼓噪闻数十里。我兵从城上望见贼弃营走，所射杀焚死无数。明日，果遁去。其英爽如此。
这三个灵验故事讲的都是平定盗乱、捍卫城池的内容，这也反映明中叶以后潮州地方的实际情形。当时地方社会激烈动荡，天顺以后直至明末，潮州一直深受“山贼”、“海盗”与“倭寇”之苦，如嘉靖时工部左侍郎海阳人陈一松“代乡耆民草”之《为恳天恩赐留保障宪臣以急救生民硫》所言：“潮州地方逖悬岭外，山海盗贼匪茹，遭荼毒之惨者，垂十余年。群丑日招月盛，居民十死一生”。潮州各地城池、村寨一再被攻破，破城以后生灵涂炭，典籍、文物付诸一矩。而明朝的军队却是兵疲将弱，不堪一击，善于扰民而怯于御寇，保乡卫土的责任，基本上是由地方官员、本地士绅以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乡兵”来承担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义勇忠烈、捍城御寇著名的“双忠公”，很自然地成为官员、乡绅用于动员百姓的信仰资源。有意思的是，林大春在记录最后一个传说时，很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灵验故事“见证人”的地位。前引睢阳故老讲述“双忠”来潮缘由时，林大春已经充当了一次“见证人”的角色。这样的做法一再出现，考虑到当时动荡险恶的社会环境，其良苦用心已尽在不言之中了。
上引灵验故事中，提到嘉靖癸亥（四十二年）年间“祷于双忠之祠”，“且迎神于城”的安排，所指为潮阳县城内建“双忠行祠”事。如果从传说中的宋代熙宁年间算起，到明嘉靖时，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已经存在近500年。此时距元朝皇庆元年赵嗣助等兴建的灵威庙落成，也已有250年。灵威庙始终是潮州地区祭祀双忠公的惟一庙宇、“双忠行祠”的建立，使东山灵威庙之外、出现另一个以张巡、许远为主祀神的庙字。
“双忠行祠”是就潮阳县城内源泉社学改建的，隆庆《潮阳县志》记其缘由和及经过：
（社学）一在城隍庙西，坐通渠之上，曰源泉社学、以渠通源泉，取蒙养之义也。后因寇乱，士民请祷于东山双忠之神，动经数里而遥，又会中外戒严，往返不便，乃相率奉其遗像，入祀于此。因更名曰双忠行祠。有司朔望谒如城隍礼。
当时，倭盗围城五旬，潮阳的官绅、百姓在城内拜祀“双忠行祠”时，城外东山的灵威庙已经毁于兵火，“栋宇为墟”了。因此才有嘉靖四十四年灵威庙之重建。
然而，嘉靖年间建立的“双忠行祠”，安放双忠遗像仍属暂用性质，“及寇平，神像仍归东山祠”，“双忠行祠”废。“嘉靖年间有鬻祠地之令，姚氏买为乡贤郎中增公祭业”。嘉靖四十四年东山灵威庙重修告竣，次年即为嘉靖年号之最后一年，“嘉靖年间鬻祠地之令”云云，当事发于“神像仍归东山祠”之后不久，可见，当时地方官员并无在灵威庙之外，长期保留另一祭祀双忠庙宇的打算。
不过，明末的动乱又使“行祠”的建立再次成为必要：
崇正甲申后，群盗蜂起，邑中士民请祷于东山，途经数里，中外戒严，朝夕不便往还。复迎像如城，而无专祝之所。乙酉知县孟应春始议就原址建庙。举人姚孙炳、贡士姚喜臣率族人义捐其地，生员马翔麟舍座地一区，贡士朱廷谏舍祠东侧铺地。
乙酉年（1645年）为清朝顺治二年，不过是时潮州仍然在南明政权控制之下，奉明朝正朔。大概是由于地方动荡，政权更迭，重建“双忠行祠”的工程终于没有在南明官员的主持下完成。
所以，直至明末，潮州祭祀张巡、许远的庙字，还是只有潮阳东山灵威庙一处。蓝鼎元所谓“香火遍棉阳，穷乡僻壤皆有庙”的情形，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有清一代，潮州的双忠公信仰经历了一次更加明显的“地方化”过程。
余论：清代潮州双忠公信仰“地方化”过程的发展
明王朝对各地神祠的祭祀采取了相当谨慎的态度，也采取过多次激烈的“毁淫祀”行动，但从唐代以来确立张巡、许远信仰在官方祀典中的正统地位，似乎没有动摇。《明史》中提到英宗时“无锡祀张巡”事，按照明朝的礼制，当时列入“诸神祠”祭祀的这部分神明“皆历代名臣，事迹显著。守臣题请，礼官议复，事载实录，年月可稽”。不过，我们在潮州见到的围绕着灵威庙的祭祀和修建，主要是地方官员和当地士绅的活动。
清代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清王朝对张巡、许远推崇备至。顺治二年礼部奏准“例祀历代帝王”时，张巡、许远已经名列配祀北京历代帝王庙的41位历朝名臣之中。直至清末，朝廷多次加封张巡和许远的敕号，并在全国各地增加了许多列入王朝祀典的祭祀张巡或许远的庙宇：
（雍正）九年，饬封威显灵佑王，庙祀江南山阳县高堰。谨按，神即唐许远。
（雍正）十二年，饬封显佑安澜神，庙祀江西浮梁县。谨按，神即唐张巡。
（嘉庆）八年加显佑安澜神为显佑安澜宁漕助顺之神。庙祀江南丹徒县。
（咸丰七年）加封显佑安澜神为显佑安澜宁漕助顺效宁助顺之神，庙祀广东潮阳县。
又加封威显灵佑王为威显灵佑扬仁振武王，庙祀广东潮阳县。
（咸丰八年）又加封显佑安澜神为显佑安澜宁漕助顺效宁助顺彰威之神，庙祀江南高堰武家墩。……
又加封威显灵佑王为威显灵佑扬仁振武昭应王。
（同治七年）又加封显佑安澜神为显佑安澜宁漕助顺效宁助顺彰威灵佑护国之神。
（光绪六年）又加封显佑安澜神为显佑安澜宁漕助顺效宁助顺彰威灵佑护国翊运之神。
与朝廷不断加封张巡、许远的过程相对应，有清一代潮州各地的“双忠庙”也纷纷建立。第一批庙宇出现于顺治年间，其时正值朝廷以张、许配祀历代帝王庙不久。首先是拖延多时的潮阳县城“双忠行祠”，终于在顺治七年（1650年）正式落成，“迎神像祀焉，仍扁‘双忠行祠’，从旧名也”。紧接着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潮阳、惠来，饶平等地城乡又有几间新的“双忠庙”落成：
（潮阳）双忠祠……一在和平中社，国朝顺治十一年甲午诸生马汝奇建。
（惠来）双忠庙在县城内，祀张许二公，国朝顺治十一年甲午建。
（饶平）双忠庙在县城内，祀张、许二公。国朝顺治十一年甲午建。
康熙、雍正年间，有关海阳、揭阳、普宁等县多间“双忠庙”落成的记载也出现了。雍正时已有文献描述潮州各地人民祭拜双忠公的情形：“竣栋宇，洁荔蕉，庠耄耕氓，黄童白叟，莫不奔走匍匐于几筵也”。而更多庙宇的建立不再为府志和县志的编修者所关注，而被视为乡村生活的日常活动。作者近年在潮州各地的调查发现，清末潮州各地乡村的所谓“地头神”（社庙），已经有很大部分主祀张巡和许远。
随着“双忠公”信仰的普及，与本地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新的灵验传说又不断被创造出来：
潮阳双忠行祠：凡时当变乱，土寇围城，或远望火光，或夜闻巡城，声光万状。或放火迫城，随即反风。贼自胆寒遁走。最危者，癸巳郝尚久反（事在顺治十年——引者注），遣贼将杨广、余仁等攻城北面，城倾平地，贼众见城内官兵旌帜如林，遂不敢犯。晚即贼收远遁。城池安宁，皆二公阴持之力也。
海阳新街头双忠庙:桥横韩江,圮于水,修而固,人咸谓神之佑矣。顾海阳之为都十八,皆在韩江东、北岸,其倚堤防以障江流者,十有五。坯土不沦薮臣,则田园庐舍,依然无恙,群歌乐郊。若其溃决,湍激奔放,田禾漂没,里井荡析,追呼窘迫,户口逮逃,盗贼剽劫,狱讼繁兴。虽竭补救,难与图存。二公之神而将享此土也尚,其阴辅默相,以长保此一线之永固,而抚绥蚩蚩者民也。
在后一个传说中,“双忠公”不再以“战神”的面目出现,而被塑造为江河水利的守护神。因为雍正年间龚崧林写下这个传说时,正值太平盛世,而对于海阳百姓来说,最关切的正是水利问题。
清代以后,宗族组织在潮州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日渐加强,因此,也可以见到不少宗族组织利用双忠公信仰谋求发展,或祠堂与双忠公庙宇互相结合的情况,许多乡村庙宇祭祀组织的背后,都有宗族在起支配作用。最有意思的是潮阳赵氏的例子。
如前所述,元代赵氏已经是本地“著姓”,其先祖赵嗣助兴建东山灵威庙的故事,使赵氏族人得以一直把这种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显示其优越地位。林大春编修《潮阳县志》时,也注明若干有关灵威庙的记述依据的是《赵氏族谱》。顺治十一年任潮阳知县的睢阳人唐祯麟,上任伊始造访赵氏祖祠,著有《赵氏祖祠世祀双忠序》:
余承乏潮之棉阳,曾造于赵家祖庙。见张、许二公神像,并所遗铜辊崇祀于中堂。……元邑令崔公讳思诚,以赵公生前功在神人,为之立庙,与二公同祀春秋。今城东不数百武,双忠俨雅,左文忠信国,右赵公,固以见比肩同堂之意。仍以随来铜辊俾赵子孙世世守之。……赵公子孙世祀铜辊于庙,二公威灵赫濯焜耀其中,生杀彰瘅,应若桴鼓,卒使媟嫚其侧者,屏足胆寒,迄今赫赫在人心目。赵氏以是奉立神像,并祀于堂。盖亦善成先志而永崇报之深心也。夫岁时荐馨,赵之子孙与阖邑人士当不止入庙思孝,而且过庙作忠矣。
唐祯麟所记元代潮阳县尹崔思诚以赵嗣助配祀张、许,又把传说中来自睢阳的神物铜辊“俾赵氏子孙世世守之”的说法,不见于以前的记载,当本于赵氏家人之自述。这个序文后来被载入县志,成为赵氏宗族与灵威庙特殊关系的重要证据之一。在地域社会中,对铜辊的拥有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权力,因为清代以后民间认为铜辊具有“神力”,可以预知休咎。光绪《潮阳县志》记载了两个铜辊“灵验”的例子:
双庙铜辊能前知休咎,邑人事无大小取决。道光甲辰双刀会之乱,李方赤观察将逋首逆,遣诣庙卜之,有赵姓断云某月日当获,已而果验。咸丰甲寅土寇不靖,以辊辟定胜败,亦一一符合。
至迟到光绪年间,赵氏祖庙已经成为赵家私立的双忠公祠。直至民国年间,这根铜辊还是保留于祠内。而东山的灵威庙,则用木头做了一根仿制的“铜辊”,也用于预测休咎,同样求者甚众。
如前所述,咸丰七年朝廷为张巡和许远加封敕号,同时把潮阳的灵威庙列为王朝的祀典庙宇。光绪《潮阳县志》记此事为“咸丰四年以荡寇功,奉旨加封张公为效灵助顺王,许公为扬仁振武王”。文中所谓“咸丰四年”,指的是“荡寇”的时间,而不是加封的年代。这次加封的依据,也是捍城庇民的“灵验故事”:
咸丰甲寅土匪潜入西门,兵弁泣祷于庙,贼因不敢战而逃。及至北坛红桥之捷,元旌隐现,贼益大创。则其英灵呵护,以致裒盛典于熙朝也,不亦宜乎!
可以见到,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双忠公信仰在潮州地区已经相当普遍,其与本地日常生活的联系,也较以前要深入许多。百姓基于“灵验故事”而产生的对“双忠”的精神依赖,并未动摇朝廷和官绅对双忠公信仰“正统性”的信念。所以,雍正年间曾经在潮阳雷厉风行地推行“毁淫祠”的蓝鼎元,才会出面为“双忠行祠”筹措长远的香灯之费,其《文光双忠祠祀田记》公开宣称,这样做的原因正在于双忠公信仰的“正统性”:
余惟潮俗多淫祠,自昌黎公建邦启土而外,独双忠、大忠为正。大忠祀宋丞相文文山先生,双忠祀唐睢阳张、许二公,皆可使百世下闻风起懦,维千秋纲常于不坠者也。
（原载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73页。注释从略。）
